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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群书编辑部：
偶然读到发表于贵刊2006年第12期的马元龙的文章《翻译需要敬畏之心(下)》，批评我所翻译的《拉康选集》。读了之后颇有几点感想，乞借贵刊一角略述，亦可就教于关心拉康译文的读者。
译事无止境，只有切琢中才能进步。我翻译的《拉康选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后，一直未见专家对译文的评判，这次看到有人来点评，甚是欣喜，但是细读之下，却感到非常失望。翻译，是个从原文到目标文的过程；评论翻译，当然是在对比原文和译成的文字后做的判断，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将拉康所写的法文原文造译成中文，马博士却凭借英译本来评判我的中译文，似乎对拉康的原文过于轻视了吧。当然，马博士特地指出，拉康的英译本是得到拉康的继承人认可的本子，但他却不知拙译亦是。拉康著作版权所有者及其出版社埘翻译质量很是挑剔，他们请了权威人士对我的译文认真鉴定之后才授予版权同意三联出版这部译作。英译本无疑是个好译本，我也不在这里评论英译和中译孰优孰劣，只是想说，就拉康著作的责任人的信任而言，中译本和英译本具有同等地位，对它们的任何评论都应该以拉康的原文为依据。
实际上马博士自己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他文章的开始处郑重声明，他的批评“不仅参照了法语原文，而且参考了布鲁斯·芬克的权威英译本”，似乎拉康的法文原文还是他的主要参照。但是他的“参照”结果有点奇怪。例如，马博士指摘我不该把拉康文中作者的第一人称译成复数的“我们”。他引用了拉康的一段原文，然后言之凿凿地说：“拉康这里使用的是第一人称单数而非复数，这对意义的理解虽然关系不大，但却歪曲了拉康行文的风格，拉康是一个非常骄傲的思想家，他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很少用虚幻的第一人称复数，而是用第一人称单数，这是不可不察的”。我“察”了一下，不禁莞尔：马博士抄在那里的拉康原文里明明白白用的是第一人称复数“nous”而不是单数的“je”。何以能够参照拉康原文的马博士“察”不出呢?原来英译本用的是“I”而不是“We”，但是拉康写的是法文，法文的习惯是作者用第一人称复数式来自指，这是常识，不是什么“虚幻”的表示。中文里作者自指的习惯正与法文相似，所以我也用中文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来译拉康原文中的第一人称复数“nous”。而英文则不同，在英语文章里作者以单数的“I”来自称是相当普遍的，所以英译者采用了“I”，这也是可以的。这些本是翻译实践中的ABC，孰料不识“nous”“je”之分的马博士却看出了我“歪曲了拉康行文的风格”的罪责。其实，马博士文中许多无谓的批评都与他不能读法语原文有关。
事实上，如果马博士根据英译本对我的中译本的批评能予我以启发，我也会乐意接受以改进我的译文。可惜，读了他的全文，并无这样的机会。马博士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术语的翻译上，区区不才，在翻译术语时从未敢率尔下笔，一词之定，斟酌再三。这里不妨对马博士提到的译名做些解释。
正是考虑到在拉康理论里“phallus”和“penis”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所以我以“男根”来泽“phallus”，以“阴茎”来译“penis”。马博士文中“能指”、“所指”云云，是每本拉康理论入门书都必谈的，恐怕无助于证明我的译名“完全违背了拉康的本意”。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慨念有区别更有联系，如果以马博士建议的“菲勒斯”来译“phallus”，一般读者将看不出这个拉丁词的意思正是法语词“penis”。拉丁语之于法语，正像古汉语之于现代汉语，所以我以略微古雅的“男根”来译“phallus”而以现代汉语的“阴茎”来译“penis”，窃以为还是妥善的。再说，译音本不合中文习惯，汉语翻译中的译音词最后大都被译意词取代，这是人所共知的，选择译音词是中文翻译的下下策。还有，近年来西方精神分析学界对弗洛伊德著作的英译本颇多微词，原因就是早期的译者太多地使用译音词，结果弗洛伊德原文中意义明白的德文词在英译本中都变成了深奥莫测的译音词，这显然影响了对弗氏理论的正确理解。我们翻译拉康可不能重蹈覆辙
“transfert”足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一个常见术语，过去多译为“移情”，我不随人流，弃之不用，是因为所“移”者不止是“情”，因此选了一个和法语原文的“trans-fert”一样普通而含义广泛的中文词“转移”，以期更能涵盖原义涉及的范围。
拉康的理论中区分了大写的“Autre”和小写的“autre”，这个区别我以“人写的他者”和“小写的他者”来表示，虽然显得笨重了点，没有拉康原文那样轻灵，但是意思还是清楚的，乱和汉语中已有的“大写的我”和“小写的我”这样的说法相合。马博士提出要以“他者”和“他人”这两个同义词来显示区别，其中奥妙恐怕只有马博士自己能体会得了。
在我翻译拉康文中“anticiper”这个词时，马博士提议的“先行”是我最先排除的选择之一，道理很简单，在拉康的理论中本没有“行”，何来“先行”?
我想不必再逐条地解释了，只是要补充一句，马博士在一点上是对的，他说我的译文“遣词造句也常常令人莫名其妙”，“还有一个极为普遍的问题，那就是长句不断，难以卒读”。很抱歉，这是我刻意为之。找任何一个读过拉康原作的读者问一下，他都会告诉你，拉康用词晦涩深奥，句法奇崛古怪，毫不夸张地说是法语作者中最难读的一位。如果我把他的文字译成明白晓畅的中文，这算是对拉康大师的“敬畏”呢还是对他的亵渎?
马博士的批评文章倒很有令人难懂之处。他开首全盘否定我的翻译，断言“这足一本非常令人失望的译著”，下面举例，则仅是些他认为“不很准确”、“很不准确”的译法。评骘一何苛，所据一何弱，不禁使人叹息。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褚孝泉
偶然读到发表于贵刊2006年第12期的马元龙的文章《翻译需要敬畏之心(下)》，批评我所翻译的《拉康选集》。读了之后颇有几点感想，乞借贵刊一角略述，亦可就教于关心拉康译文的读者。
译事无止境，只有切琢中才能进步。我翻译的《拉康选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后，一直未见专家对译文的评判，这次看到有人来点评，甚是欣喜，但是细读之下，却感到非常失望。翻译，是个从原文到目标文的过程；评论翻译，当然是在对比原文和译成的文字后做的判断，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将拉康所写的法文原文造译成中文，马博士却凭借英译本来评判我的中译文，似乎对拉康的原文过于轻视了吧。当然，马博士特地指出，拉康的英译本是得到拉康的继承人认可的本子，但他却不知拙译亦是。拉康著作版权所有者及其出版社埘翻译质量很是挑剔，他们请了权威人士对我的译文认真鉴定之后才授予版权同意三联出版这部译作。英译本无疑是个好译本，我也不在这里评论英译和中译孰优孰劣，只是想说，就拉康著作的责任人的信任而言，中译本和英译本具有同等地位，对它们的任何评论都应该以拉康的原文为依据。
实际上马博士自己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他文章的开始处郑重声明，他的批评“不仅参照了法语原文，而且参考了布鲁斯·芬克的权威英译本”，似乎拉康的法文原文还是他的主要参照。但是他的“参照”结果有点奇怪。例如，马博士指摘我不该把拉康文中作者的第一人称译成复数的“我们”。他引用了拉康的一段原文，然后言之凿凿地说：“拉康这里使用的是第一人称单数而非复数，这对意义的理解虽然关系不大，但却歪曲了拉康行文的风格，拉康是一个非常骄傲的思想家，他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很少用虚幻的第一人称复数，而是用第一人称单数，这是不可不察的”。我“察”了一下，不禁莞尔：马博士抄在那里的拉康原文里明明白白用的是第一人称复数“nous”而不是单数的“je”。何以能够参照拉康原文的马博士“察”不出呢?原来英译本用的是“I”而不是“We”，但是拉康写的是法文，法文的习惯是作者用第一人称复数式来自指，这是常识，不是什么“虚幻”的表示。中文里作者自指的习惯正与法文相似，所以我也用中文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来译拉康原文中的第一人称复数“nous”。而英文则不同，在英语文章里作者以单数的“I”来自称是相当普遍的，所以英译者采用了“I”，这也是可以的。这些本是翻译实践中的ABC，孰料不识“nous”“je”之分的马博士却看出了我“歪曲了拉康行文的风格”的罪责。其实，马博士文中许多无谓的批评都与他不能读法语原文有关。
事实上，如果马博士根据英译本对我的中译本的批评能予我以启发，我也会乐意接受以改进我的译文。可惜，读了他的全文，并无这样的机会。马博士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术语的翻译上，区区不才，在翻译术语时从未敢率尔下笔，一词之定，斟酌再三。这里不妨对马博士提到的译名做些解释。
正是考虑到在拉康理论里“phallus”和“penis”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所以我以“男根”来泽“phallus”，以“阴茎”来译“penis”。马博士文中“能指”、“所指”云云，是每本拉康理论入门书都必谈的，恐怕无助于证明我的译名“完全违背了拉康的本意”。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慨念有区别更有联系，如果以马博士建议的“菲勒斯”来译“phallus”，一般读者将看不出这个拉丁词的意思正是法语词“penis”。拉丁语之于法语，正像古汉语之于现代汉语，所以我以略微古雅的“男根”来译“phallus”而以现代汉语的“阴茎”来译“penis”，窃以为还是妥善的。再说，译音本不合中文习惯，汉语翻译中的译音词最后大都被译意词取代，这是人所共知的，选择译音词是中文翻译的下下策。还有，近年来西方精神分析学界对弗洛伊德著作的英译本颇多微词，原因就是早期的译者太多地使用译音词，结果弗洛伊德原文中意义明白的德文词在英译本中都变成了深奥莫测的译音词，这显然影响了对弗氏理论的正确理解。我们翻译拉康可不能重蹈覆辙
“transfert”足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一个常见术语，过去多译为“移情”，我不随人流，弃之不用，是因为所“移”者不止是“情”，因此选了一个和法语原文的“trans-fert”一样普通而含义广泛的中文词“转移”，以期更能涵盖原义涉及的范围。
拉康的理论中区分了大写的“Autre”和小写的“autre”，这个区别我以“人写的他者”和“小写的他者”来表示，虽然显得笨重了点，没有拉康原文那样轻灵，但是意思还是清楚的，乱和汉语中已有的“大写的我”和“小写的我”这样的说法相合。马博士提出要以“他者”和“他人”这两个同义词来显示区别，其中奥妙恐怕只有马博士自己能体会得了。
在我翻译拉康文中“anticiper”这个词时，马博士提议的“先行”是我最先排除的选择之一，道理很简单，在拉康的理论中本没有“行”，何来“先行”?
我想不必再逐条地解释了，只是要补充一句，马博士在一点上是对的，他说我的译文“遣词造句也常常令人莫名其妙”，“还有一个极为普遍的问题，那就是长句不断，难以卒读”。很抱歉，这是我刻意为之。找任何一个读过拉康原作的读者问一下，他都会告诉你，拉康用词晦涩深奥，句法奇崛古怪，毫不夸张地说是法语作者中最难读的一位。如果我把他的文字译成明白晓畅的中文，这算是对拉康大师的“敬畏”呢还是对他的亵渎?
马博士的批评文章倒很有令人难懂之处。他开首全盘否定我的翻译，断言“这足一本非常令人失望的译著”，下面举例，则仅是些他认为“不很准确”、“很不准确”的译法。评骘一何苛，所据一何弱，不禁使人叹息。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褚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