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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小说《妻妾成群》为例,从人物语言及文本语言两个层面剖析了性别歧视现象及其深层文化根源,揭示了儒家家庭文化在男女两性定位上对人们意识的深层影响。
关键词:性别歧视 文本语言 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弗朗斯·博兹认为“文化决定语言,语言反映并影响文化”。文学文本代表着民族语言的精华,能较深入地反映人的有意识和无意识层面的文化,所以研究文学语言是了解一个民族深层心理结构的重要渠道之一。文学文本中有两种语言:一种是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它体现了人物的思想,感情,文化价值取向,是作者对人物的文化内涵的探讨。另一种是文学文本语言,它是作者观念的影子,是对自身文化的编码。作者的文化价值取向决定了他使用的语言和态度倾向,这种无意识的自我建构流露是作者自己都不很了解的内心深处的体现,因为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渗透了作者生命过程的有机的精神活动,从而作者本身的深层文化意识就在流动的文本语言里渐渐浮出水面。
苏童小说《妻妾成群》在人物语言和文本语言中都有大量的性别歧视现象。评论者曾从历史角度、文学语言角度、女性意识角度等分析这篇小说,本文则试图从语言与文化联系的视觉来阐释小说语言中的文化内涵。
二小说人物话语中的性别歧视及其文化解读
男性与女性的语言都能反映出性别歧视现象。苏童在小说《妻妾成群》的语言设计上很下功夫,在人物对话上,多用短句,模糊句,双关句以及隐喻,借此凸现大家庭中人们之间的关系:冷漠、怀疑、复杂、嫉妒以及男性的霸道和女性的游离等种种心态。
小说中主要有两个男性:父亲陈佐千,儿子陈飞浦。陈佐千的男性语言显示他对女性的统治和歧视。例如:“女人永远也爬不到男人的头上来”;“小心揍你”;“我最恨别人给我看脸色”;“别说了”。通过这些话语,他树立了自己的男性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这个家庭的权威和中心,陈佐千还用语言完成对女性的界定,例如:“闲着没事干”;“老母鸡”;“又撒谎”;“女人都想跟有钱人”;“你也太阴损了”等等。在这些话语中充满了对妇女的歧视和偏见。
至于女性,妻妾们则接受了男性话语统治下对她们的界定,从而屈于男性的权威之下。人塑造文化,反过来文化也塑造人,在男权文化的影响下,女性和男人一样,对她们自己充满了歧视和厌恶,在她们的话语中存在大量的自我歧视语言,例如,颂莲说:“我什么都不懂,听你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对男权的认同,屈服,流露了女性自身的无力和对男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和从属地位。我们还可以从妻妾们吵架的话中清楚地看到性别歧视的影子,例如:“你这个臭婊子”;“贱货”;“女人就是这么个东西”。就连卓云的女儿们,幼小的女孩也意识到女人低贱的地位,“她也是小老婆”的轻视话语更带有传承的意味和悲剧色彩。
这些话语是女人们用男人的尺度对自己的衡量和定义,她们的语言同她们的人一样,屈从于男性强大的话语,默认了自己的从属地位。显示了在男权统治下,她们被物化和奴化的悲剧。另一方面,人类是有独立意识的独立体,女性也不例外,人类平等自由的本性也无时无刻地作用在女性身上,否则她们也不会不甘于她们的屈辱的地位而采取各种方式即使是消极的方式来反抗。例如:“我自己的东西我自己保管”;“老娘不愿意”;“那我不成了一条狗了么”;“杀人,杀人”。这些话语正是对性别歧视的否定,对女性尊严和独立的维护,也是对男权文化的不合理的残酷性的控诉和揭露。
小说中的特定语言也暗示出性别歧视由于其对男女两性关系造成的矛盾必然走向衰亡的趋势。在男女两性和女性之间的冲突中,男性建构的男权大厦呈现出衰败的趋势。而这正是女性自残式的反抗直接造成的。陈飞浦说:“我怕女人,女人真让人可怕”;“特别是家里的女人”。作为女性的颂莲,也在对男性的绝望和对自身的厌恶下退缩了,她疯了。她以疯狂拒绝了现在,没有了现在也就没了未来,她说她不跳井,从而拒绝了井所代表的过去,所以在空间上她存在于异于常人的异度思维空间,在时间上她却消失了,只保留了她的形象,一个历史的符号,成为一个古怪的,唯美的象征,供人们体味。这正是苏童“古怪的激情”流露出来的古怪的真实:女性找不到自身存在的位置,她们反叛了过去和现在,又看不到未来。
三文本语言的性别歧视及其文化解读
一个男作家从女性视角来从事文学小说的创作,其作品文本语言中还是无意识地流露出其文化传承中性别歧视的烙印。虽然他尽力去理解和体会女性的感受,体现他对女性的关注。但作为一个在男性文化中心地带成长起来的人,他的内心必然带有男权文化传统的遗留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心理惯性。而这男性优势心理必然体现在对语言的选择当中。他无意识中对女性的偏见流露在文本的话语里,作为男性,他所使用的依然是男性话语。例如:“颂莲的身体单薄纤细,散发着纸人亦一样的气息”;“她没有一般妇女的怯弱和恐惧”;“一个愚蠢而唠叨的女佣”;“她露出可怜而愚蠢的表情”。
另外,“姓名的选词直接反映了社会文化对于性别的价值判断标准,构成了对女性的歧视”作者对文中女人的命名则体现了这一点,例如,“颂莲、梅珊、雁儿、毓如、卓云”,这些和花草,云彩,小动物还有生育相关联的姓名,暗示了妇女是作为男性的赏玩之物和生育工具而存在的。对男性的命名则带有积极的含义,像陈佐千和陈飞浦等。因此我们可以从作者所选择的语言和修辞看到在男人心理结构中的女性的意识和无意识状态。
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很难彻底摆脱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即使它的一些思想已经过时。传统文化对人的影响有多种媒介,一是通过集体无意识这种基因记忆流传下来,二是通过上一代的言传和身教,三是借助于文化的书面材料,例如文学文本。苏童这个小说虽然是虚构,但却有真实的文化根源作基础。我们可以从这篇小说中,看到《家》、《春》、《秋》,甚至是《金瓶梅》的影子。而作者虚构的故事更带有作家本人的主观性,尽管他尽量采用中性叙事的姿态,具有强烈的文化性别关怀意识,但他所塑造的依然是他作为男性观念上的女性形象和生存意识。
四中国小说性别歧视语言现象背后的儒家文化根源
言为心声,内心深处思想的流露往往源于民族文化。中国儒家文化的出发点,既核心,就是仁爱与和谐的中庸之道,表现对家庭的态度上,则是注重家庭的和谐稳定,为此建立了一夫多妻制的家庭模式和相关的各项规定:他们设立了夫为妻纲这样一个家庭中男女的层级关系以保证家的有序和成员的和谐。而最后发展的结果恰恰违背了初衷,物极必反,男权走上了极端,儒家家庭文化由和谐走向冲突,这种极端本身打破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中庸之道”,文化在自身的矛盾中进行了自我颠覆。这暴露了儒家文化内部的缺陷,一夫多妻制家庭模式的不合理性影响了它的可行性,男权文化由于其本身的不合理性必然走向衰败,任何事物的消亡都是其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苏童这个小小的文本正暗示了这种冲突的结果,男权的消解不是偶然的,而是一开始就被决定的。我们可以顺着中国儒家文化的发展找到性别歧视的根源以及男权败落的必然性。
五结语
本文以小说《妻妾成群》为例,从人物语言及文本语言两个层面剖析了性别歧视现象,并探究了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文化根源,即儒家文化中的一夫多妻制的观念,从而揭示了儒家文化在男女两性定位上的缺陷及其对人集体无意识的深层影响。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很难彻底摆脱,但抛弃这种观念正是国家传统文化自我完善和整合的前提。从对苏童的小说语言的分析中,我们不仅了解了中国性别歧视的文化根源,还可以看到文化对人的深层影响的顽固性以及它难以摆脱却必然变化的趋势。
参考文献:
[1] Franz Boas.Linguistics and Ethnology.From Introduction to the Handbook of American Languages,reprinted in Language in Culture and Society.D·Hymes (ed.),1966.
[2] 易瑛:《从〈妻妾成群〉看苏童小说的叙述风格》,《怀化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
[3] 林毓生:《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刘志琴:《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
[4] 顾嘉祖、刘辉:《语言与性别》,顾嘉祖、陆升:《语言与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
[5] 苏童:《大红灯笼高高挂》,花城出版社,1992年。
作者简介:刘德慧,男,1953—,吉林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性别歧视 文本语言 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弗朗斯·博兹认为“文化决定语言,语言反映并影响文化”。文学文本代表着民族语言的精华,能较深入地反映人的有意识和无意识层面的文化,所以研究文学语言是了解一个民族深层心理结构的重要渠道之一。文学文本中有两种语言:一种是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它体现了人物的思想,感情,文化价值取向,是作者对人物的文化内涵的探讨。另一种是文学文本语言,它是作者观念的影子,是对自身文化的编码。作者的文化价值取向决定了他使用的语言和态度倾向,这种无意识的自我建构流露是作者自己都不很了解的内心深处的体现,因为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渗透了作者生命过程的有机的精神活动,从而作者本身的深层文化意识就在流动的文本语言里渐渐浮出水面。
苏童小说《妻妾成群》在人物语言和文本语言中都有大量的性别歧视现象。评论者曾从历史角度、文学语言角度、女性意识角度等分析这篇小说,本文则试图从语言与文化联系的视觉来阐释小说语言中的文化内涵。
二小说人物话语中的性别歧视及其文化解读
男性与女性的语言都能反映出性别歧视现象。苏童在小说《妻妾成群》的语言设计上很下功夫,在人物对话上,多用短句,模糊句,双关句以及隐喻,借此凸现大家庭中人们之间的关系:冷漠、怀疑、复杂、嫉妒以及男性的霸道和女性的游离等种种心态。
小说中主要有两个男性:父亲陈佐千,儿子陈飞浦。陈佐千的男性语言显示他对女性的统治和歧视。例如:“女人永远也爬不到男人的头上来”;“小心揍你”;“我最恨别人给我看脸色”;“别说了”。通过这些话语,他树立了自己的男性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这个家庭的权威和中心,陈佐千还用语言完成对女性的界定,例如:“闲着没事干”;“老母鸡”;“又撒谎”;“女人都想跟有钱人”;“你也太阴损了”等等。在这些话语中充满了对妇女的歧视和偏见。
至于女性,妻妾们则接受了男性话语统治下对她们的界定,从而屈于男性的权威之下。人塑造文化,反过来文化也塑造人,在男权文化的影响下,女性和男人一样,对她们自己充满了歧视和厌恶,在她们的话语中存在大量的自我歧视语言,例如,颂莲说:“我什么都不懂,听你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对男权的认同,屈服,流露了女性自身的无力和对男性的人身依附关系和从属地位。我们还可以从妻妾们吵架的话中清楚地看到性别歧视的影子,例如:“你这个臭婊子”;“贱货”;“女人就是这么个东西”。就连卓云的女儿们,幼小的女孩也意识到女人低贱的地位,“她也是小老婆”的轻视话语更带有传承的意味和悲剧色彩。
这些话语是女人们用男人的尺度对自己的衡量和定义,她们的语言同她们的人一样,屈从于男性强大的话语,默认了自己的从属地位。显示了在男权统治下,她们被物化和奴化的悲剧。另一方面,人类是有独立意识的独立体,女性也不例外,人类平等自由的本性也无时无刻地作用在女性身上,否则她们也不会不甘于她们的屈辱的地位而采取各种方式即使是消极的方式来反抗。例如:“我自己的东西我自己保管”;“老娘不愿意”;“那我不成了一条狗了么”;“杀人,杀人”。这些话语正是对性别歧视的否定,对女性尊严和独立的维护,也是对男权文化的不合理的残酷性的控诉和揭露。
小说中的特定语言也暗示出性别歧视由于其对男女两性关系造成的矛盾必然走向衰亡的趋势。在男女两性和女性之间的冲突中,男性建构的男权大厦呈现出衰败的趋势。而这正是女性自残式的反抗直接造成的。陈飞浦说:“我怕女人,女人真让人可怕”;“特别是家里的女人”。作为女性的颂莲,也在对男性的绝望和对自身的厌恶下退缩了,她疯了。她以疯狂拒绝了现在,没有了现在也就没了未来,她说她不跳井,从而拒绝了井所代表的过去,所以在空间上她存在于异于常人的异度思维空间,在时间上她却消失了,只保留了她的形象,一个历史的符号,成为一个古怪的,唯美的象征,供人们体味。这正是苏童“古怪的激情”流露出来的古怪的真实:女性找不到自身存在的位置,她们反叛了过去和现在,又看不到未来。
三文本语言的性别歧视及其文化解读
一个男作家从女性视角来从事文学小说的创作,其作品文本语言中还是无意识地流露出其文化传承中性别歧视的烙印。虽然他尽力去理解和体会女性的感受,体现他对女性的关注。但作为一个在男性文化中心地带成长起来的人,他的内心必然带有男权文化传统的遗留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心理惯性。而这男性优势心理必然体现在对语言的选择当中。他无意识中对女性的偏见流露在文本的话语里,作为男性,他所使用的依然是男性话语。例如:“颂莲的身体单薄纤细,散发着纸人亦一样的气息”;“她没有一般妇女的怯弱和恐惧”;“一个愚蠢而唠叨的女佣”;“她露出可怜而愚蠢的表情”。
另外,“姓名的选词直接反映了社会文化对于性别的价值判断标准,构成了对女性的歧视”作者对文中女人的命名则体现了这一点,例如,“颂莲、梅珊、雁儿、毓如、卓云”,这些和花草,云彩,小动物还有生育相关联的姓名,暗示了妇女是作为男性的赏玩之物和生育工具而存在的。对男性的命名则带有积极的含义,像陈佐千和陈飞浦等。因此我们可以从作者所选择的语言和修辞看到在男人心理结构中的女性的意识和无意识状态。
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很难彻底摆脱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即使它的一些思想已经过时。传统文化对人的影响有多种媒介,一是通过集体无意识这种基因记忆流传下来,二是通过上一代的言传和身教,三是借助于文化的书面材料,例如文学文本。苏童这个小说虽然是虚构,但却有真实的文化根源作基础。我们可以从这篇小说中,看到《家》、《春》、《秋》,甚至是《金瓶梅》的影子。而作者虚构的故事更带有作家本人的主观性,尽管他尽量采用中性叙事的姿态,具有强烈的文化性别关怀意识,但他所塑造的依然是他作为男性观念上的女性形象和生存意识。
四中国小说性别歧视语言现象背后的儒家文化根源
言为心声,内心深处思想的流露往往源于民族文化。中国儒家文化的出发点,既核心,就是仁爱与和谐的中庸之道,表现对家庭的态度上,则是注重家庭的和谐稳定,为此建立了一夫多妻制的家庭模式和相关的各项规定:他们设立了夫为妻纲这样一个家庭中男女的层级关系以保证家的有序和成员的和谐。而最后发展的结果恰恰违背了初衷,物极必反,男权走上了极端,儒家家庭文化由和谐走向冲突,这种极端本身打破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中庸之道”,文化在自身的矛盾中进行了自我颠覆。这暴露了儒家文化内部的缺陷,一夫多妻制家庭模式的不合理性影响了它的可行性,男权文化由于其本身的不合理性必然走向衰败,任何事物的消亡都是其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苏童这个小小的文本正暗示了这种冲突的结果,男权的消解不是偶然的,而是一开始就被决定的。我们可以顺着中国儒家文化的发展找到性别歧视的根源以及男权败落的必然性。
五结语
本文以小说《妻妾成群》为例,从人物语言及文本语言两个层面剖析了性别歧视现象,并探究了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文化根源,即儒家文化中的一夫多妻制的观念,从而揭示了儒家文化在男女两性定位上的缺陷及其对人集体无意识的深层影响。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很难彻底摆脱,但抛弃这种观念正是国家传统文化自我完善和整合的前提。从对苏童的小说语言的分析中,我们不仅了解了中国性别歧视的文化根源,还可以看到文化对人的深层影响的顽固性以及它难以摆脱却必然变化的趋势。
参考文献:
[1] Franz Boas.Linguistics and Ethnology.From Introduction to the Handbook of American Languages,reprinted in Language in Culture and Society.D·Hymes (ed.),1966.
[2] 易瑛:《从〈妻妾成群〉看苏童小说的叙述风格》,《怀化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
[3] 林毓生:《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刘志琴:《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
[4] 顾嘉祖、刘辉:《语言与性别》,顾嘉祖、陆升:《语言与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
[5] 苏童:《大红灯笼高高挂》,花城出版社,1992年。
作者简介:刘德慧,男,1953—,吉林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