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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一听可气了：“革命的本钱是人，不是物！”数万红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碧蓝的水。遵义会议上，朱德一改平日的慈祥谦和，声色俱厉怒斥“瞎指挥”的苦果，力主毛泽东复出
1934年10月10日晚，蜿蜒的山路上，一条见首不见尾的火龙缓缓向西游动。原来是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及直属单位组成的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共8.6万人，被迫踏上了悲壮的战略大转移征程。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出发时称之为“西征”。
红军要走了，男女老少的老百姓赶来了。乡亲们把一双双草鞋、一只只斗笠、一把把雨伞、一个个鸡蛋……送到即将离别的红军战士手里。朱德身着一套褪了色的灰军装，脚踏草鞋，走在司令部队伍的最前面。出发前，组织上给少数中央领导人配备了担架、马匹和文件挑子，朱德虽然已48岁了，但为着节省出几名强壮士兵去充实作战部队，他既不要担架，也不要文件挑子，只要了两匹马，一匹供骑乘用，一匹驮行李、文件。
远处，响起了急促的枪声，火龙顿时消隐在苍茫的夜色之中。
顺利突破三道封锁线
红军主力10月18日由于南渡赣水后，按照朱德发布的突围作战命令，于21日晚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再过信丰河，向湖南、广东边境转进。部队在五岭山区的坎坷山路上缓缓西进，到11月8日全部通过敌军在汝城至城口间的第二道封锁線，进入湘南地域。
红军通过第一、二道封锁线之所以能比较顺利，除由于国民党当局还没有发觉红军行动的真实意图、防范较松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长征出发前夕，红军和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部秘密达成合作反蒋抗日的协定。
陈济棠作为广东地方实力派，1931年参与反蒋活动，把所属部队扩编为第一集团军，手下的兵力达15万之众，成为独霸广东的“南天王”。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把陈济棠这样一个公开对抗过自己的“南天王”委任为南路军总司令，也是无可奈何之举，他是想利用陈济棠的军事力量堵住南面的“缺口”，阻止红军向南发展。朱德运筹帷幄，敏锐地抓住了陈济棠同蒋介石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机智地利用这种矛盾削弱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力量。
10月初，红军代表潘汉年、何长工带着周恩来与朱德共同决策的、以朱德名义起草的介绍信，到寻乌附近的一个山村同陈济棠部代表进行谈判，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5项协议。
当红军突围西征时，陈济棠执行了互相借道的秘密协定，让开大路40里，在他的防区内没有对红军进行堵截。红军是10月21日晚过第一道封锁线的。
陈济棠答应朱德和周恩来有关条件后不久，不知底细的蒋介石把部署红军长征路上第二道“钢铁封锁线”的任务交给陈济棠。这道“钢铁封锁线”设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的山上。蒋介石意欲陈济棠把精锐部队放在第一线。红军开始长征后，陈济棠应约命令在江西的粤军立刻撤回广东境内，并在广州近郊和粤东的惠州、淡水、兴宁、汕头等各要点构筑永久性防御工事和野战工事，名义上是准备抗日，实际上是积极防备蒋介石吞并广东。
朱德和周恩来等指挥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后，数万大军携带大量物资器材沿着山路缓慢前进，直到11月8日才到达国民党军队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附近。朱德看到国民党军队修筑了许多碉堡，堡垒与堡垒之间又挖了许多交通壕，保安部队防守，正规部队配置在内线。当红军经过时，陈济棠执行同红军原定的互相借道的秘密协定，没有堵截，使红军在很短时间内顺利通过第二道封锁线。
在通过湘南郴州和宜章之间的第三道封锁线前，朱德曾几次电令林彪率红一军团抢占粤汉铁路东北约20里处的制高点九峰山，以掩护中央纵队和各军团从九峰山以北安全通过，但林彪不顾大局，企图从平原走，一下子冲过乐昌。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坚持要执行上级命令，最终说服了林彪，派出有力部队抢占九峰山制高点，保证了红军左翼的安全。
“革命的本钱是人，不是物”
第三道封锁线被红军突破后，蒋介石看清了中央红军主力西征的意图，全力加强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在一个农家小屋所设的临时指挥部，昏暗的灯光下闪现着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博古、李德等一张张思索而不无忧虑的脸。朱德讲话时，伍修权一旁小声地为李德做着翻译。
“我看，只有甩掉坛坛罐罐，快速赶赴渡河点，强渡湘江。”朱德说。周恩来接着说：“我同朱老总的意见完全一致，我们不能再坐失良机呀。”架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博古，说话十分武断：“不行，不能更改中央的决定！那些兵工、印刷、造币、医疗设备物资是我们付出极大代价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万不可因为暂时的困难，扔掉革命的本钱！”朱德一听可气了：“革命的本钱是人，不是物！”博古还想反驳，被朱德用平和的语气打住：“同志，为了这些劳什子，我们会断送多少将士的生命，你想过没有？”
这时，无线电话务员报告：“朱总司令，先头部队已将堵截的敌人击溃。”朱德下令：“部队继续前进！”
11月27日晚，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后续部队却不能及时跟进过江。整个红军队伍前后相距约200里，特别是庞大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共1.4万多人，有1000多副担子，被各战斗部队夹护在约100多里长的狭窄甬道里，缓缓地向湘江前进，每天只能走四五十里。
在大崖洞临时指挥部，朱德临危不乱，同周恩来等一起，指挥各战斗部队顽强抗击敌军，掩护中央、军委纵队渡江。周恩来说：“正如朱老总所分析，情势万分危急，我们已没有犹豫和选择的余地，必须甩掉坛坛罐罐，争取分分秒秒，保证中央红军和红军主力尽快渡过湘江！”胳臂上受伤，缠着绷带的王稼祥以十分诚恳、坚决的语气对朱德说：“过去的一切争论都该结束了，因为血的教训和无可辩驳的事实已经说明了一切。在这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朱老总，你就果断地布置和指挥吧，我支持你，如果错了，算我王稼祥一份！”朱德用眼神征询博古、李德的意见。李德无可奈何地摊了摊手，博古心情沉重地说：“我同意稼祥同志的意见。” 朱德转身走向无线电话务员：“现在，我命令——”立刻，脚山铺红一军团指挥所内，政委聂荣臻接到朱德发来的电令：一军团必须坚决抵抗沿桂黄公路向西南前进之敌；军委及湘江以东各部队将星夜兼程过河。红一军团长林彪对话务员下令：命令各师团坚守阵地，寸土必争，就是用我们的尸体也要为红星纵队铺设一条前进的道路！
由于前期行动迟缓的庞大辎重队伍改变了整个行动计划，队伍冒着敌机的扫射前进。经过4天4夜血战，红军终于渡过湘江，但整个部队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湘江两岸，滔滔江水泛起殷红的血光，累累的英烈尸骨横列两岸。朱德脱下军帽，沉重发誓：“苍天在上，湘江为证，我朱德将永志民众英魂，不负万千先烈，毕其一生为人民利益奋斗不止，忘记了这一点，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继续西进，智取遵义
过了湘江，红军决定“脱离敌人，继续西进”。12月10日，红军再入湖南境内，攻占通道县城。15日攻占黎平后，中共中央政治局18日在黎平开会，讨论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问题。会议最后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第二天，朱德和周恩来向全军发出《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之通电》，对中央红军最近时期的行动作了部署，要求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积极活动，牵制湘军和川军，策应中央红军西进。
中央红军向黔北重镇遵义直进，于12月底到達乌江南岸瓮安县猴场一带。野战军司令部开始部署强渡乌江的战斗。这时，博古和李德仍对黎平会议的决定持不同意见，再次主张不过乌江，回头东进同红二、六军团会合。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对博古、李德提出批评，决定强渡乌江，并通过《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遵义，北倚娄山，南濒乌江，西南环青山，东北枕湘水，地形险要雄伟，为黔北第一重镇、贵州第二大城。红军进驻遵义，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1月12日下午，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有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宣布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
1月15日，具有划时代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柏公馆”楼上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洛甫（张闻天）、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金）；红军总部及各军团领导人有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一军团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三军团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洋顾问李德列席会议，翻译依旧是伍修权。总共不过20人。
会议由博古主持。会场静下来后，他从一只黑牛皮挎包里取出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报告提纲，放在桌上，用手扶了扶眼镜，带着一口浓重的江苏口音向大家讲开了。在《关于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中，博古虽然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各种客观原因，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强大。朱德边听边暗自发笑，心想：这哪里是报告，完全是左倾路线的辩护词。
等博古讲完，周恩来接着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说明了中央的战略战术，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离开中央根据地的原因，重点指出主观方面的错误，对李德和博古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对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了责任：“我对这些错误负有责任，欢迎大家批评。”
两个报告听完后，会议转入大会发言。洛甫首先站起来说：“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总结根本没有说到实处！……这一年来，党内根本没有民主。博古同志把李德同志捧成‘太上皇’，言听计从，别人的意见一点听不进去！李德同志更是自以为是，高高在上。其实他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完全按照洋框框，凭想当然指挥作战……”
这时，毛泽东把手中的烟头掐灭，站起来说：“洛甫的发言，就是我要说的。我再补充几句。”他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着重剖析了“左”倾军事路线实行消极防御战略方针的错误及其表现，如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还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由此而产生的战略战术问题。朱德边听边点头。
会场顿时肃静起来。周恩来插言道：“作为‘三人团’的成员，我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要负责任。我同意毛泽东同志所说，确实是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我们要敢于承认事实，共产党人死都不怕，还怕承认错误么？！几万红军战士因为我们的错误，牺牲了，血染湘江、血染湘江啊……”周恩来声音哽咽起来，说：“我们必须对革命事业负责，我们必须对得起死去的战友。我提议，让毛泽东同志重新进入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同时，我请求——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上都帮助我，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严肃批评，多加指导，我愿意作党分配给我的任何工作。”大家屏息静听，朱德的手掌按在邻座的周恩来的手背上……
王稼祥激动地从躺椅上站起来：“我说两句！”朱德知道他腹部有伤，关切地说：“稼祥同志身体不好，坐着说吧。”王稼祥向朱德笑笑致意，坐下来，伸出三个手指：“我就说三句话。第一，完全赞同洛甫、老毛的发言。第二，红军应该由毛泽东同志这样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第三，取消李德、博古同志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说完，大家都鼓起掌来。
不知不觉，墙上的挂钟已将指针指向凌晨0：30，正想找台阶下的博古说：“今天会议就进行到这里吧，明天继续。”
“让毛泽东同志进入中央领导中来”
第二天，凯丰第一个发言，他冷笑道：“昨天的有关发言我反对。老毛懂个啥？他懂马列主义吗？！他上过伏龙芝军事学院吗？！他不过会翻翻《孙子兵法》，看看《水浒》、《三国》，就靠这点东西，能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简直笑话！……”接着，凯丰旁征博引马、恩、列、斯的著作，为博古、李德辩护起来。毛泽东大口吞吐烟雾，表情平静得很。 一向慈祥谦和的朱德再也听不下去了，大拳砸在桌子上，猛地站起来，目光冷烈如电：“我说几句。是，我们大多数将领没有喝过洋墨水。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谁对谁错，历史是最终的证人！李德同志总揽战局以来，红军节节失利、全局溃败。湘江一战，数万战友血染江涛……”朱德失声流泪，会场一片沉静。
良久，朱德用双手使劲搓了一下脸，目光平视众人：“我不反对学习国外的理论与经验，但是，一定要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靠背教条指挥战争，没有不失败的！毛泽东同志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和运用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具备指挥革命战争的杰出才能！所以，我也提议，让毛泽东同志进入中央领导中来！大家就此，请发表各自的意见。我的话，讲完了。”彭德怀等热烈鼓掌，大呼赞同。
凯丰这下可急了，高声喊道：“博古、李德同志，是共产国际指定的中央领导人！你们竟然反对共产国际——这是反党行为！”朱德冷笑：“我本来讲，要对事不对人。这次会议也是为解决路线、方针问题。现在看来，你们还要坚持错误的领导——好，我就重新声明立场：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
说着，朱德将手指着李德声色俱厉：“你们瞎指挥，弄得丢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我们还能再跟着你们的错误领导走下去吗？”……接下来的发言更加热烈，没有长篇大论，全是充满火药味的短兵相接。
1月的遵义，冷风冷雨，天气恶劣。深夜，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尽管很累，还是生了一盆炭火，静静等待朱德回来。不知到了什么时候，熟悉的脚步声朝卧室走来，朱德进门就说：“你怎么还没休息呀？”康克清见朱德一脸喜色，便问了句：“看你好高兴的，会开完了？”“是的，开完了，很成功！”
朱德伸出雙手烘烤一下，两眼盯住燃烧的火焰，含笑的眼睛出神。他在想些什么呢？或许，26年后，朱德在回顾遵义会议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时写下的诗句：“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这发自心头的诗句很可能是这个夜晚开始构思的吧？
朱德拿起火钳，拨了拨盆中的木炭，火光更亮了。他放下火钳，轻轻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说：“毛泽东同志最终复出了，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又可以参与指挥军队了。”“太好了！”康克清的声音提高了，随之又压低问：“那李德和博古呢？”朱德说：“会议取消了‘三人团’，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事实早就证明，他们两个指挥不了——要不是他们用死打硬拼的打法，第五次反‘围剿’还不会损失那么大呢！”
在遵义会议上，红军最高权力的转换极富戏剧性地完成了。很快，蒋介石获悉中共在遵义召开了会议，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这才恍然大悟，难怪自己在第五次“围剿”中打得那么顺手，原来是他的老对手毛泽东曾经有一段时间离开了红军的指挥岗位……
责任编辑 李菡丹
1934年10月10日晚，蜿蜒的山路上，一条见首不见尾的火龙缓缓向西游动。原来是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及直属单位组成的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共8.6万人，被迫踏上了悲壮的战略大转移征程。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出发时称之为“西征”。
红军要走了，男女老少的老百姓赶来了。乡亲们把一双双草鞋、一只只斗笠、一把把雨伞、一个个鸡蛋……送到即将离别的红军战士手里。朱德身着一套褪了色的灰军装，脚踏草鞋，走在司令部队伍的最前面。出发前，组织上给少数中央领导人配备了担架、马匹和文件挑子，朱德虽然已48岁了，但为着节省出几名强壮士兵去充实作战部队，他既不要担架，也不要文件挑子，只要了两匹马，一匹供骑乘用，一匹驮行李、文件。
远处，响起了急促的枪声，火龙顿时消隐在苍茫的夜色之中。
顺利突破三道封锁线
红军主力10月18日由于南渡赣水后，按照朱德发布的突围作战命令，于21日晚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再过信丰河，向湖南、广东边境转进。部队在五岭山区的坎坷山路上缓缓西进，到11月8日全部通过敌军在汝城至城口间的第二道封锁線，进入湘南地域。
红军通过第一、二道封锁线之所以能比较顺利，除由于国民党当局还没有发觉红军行动的真实意图、防范较松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长征出发前夕，红军和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部秘密达成合作反蒋抗日的协定。
陈济棠作为广东地方实力派，1931年参与反蒋活动，把所属部队扩编为第一集团军，手下的兵力达15万之众，成为独霸广东的“南天王”。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把陈济棠这样一个公开对抗过自己的“南天王”委任为南路军总司令，也是无可奈何之举，他是想利用陈济棠的军事力量堵住南面的“缺口”，阻止红军向南发展。朱德运筹帷幄，敏锐地抓住了陈济棠同蒋介石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机智地利用这种矛盾削弱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力量。
10月初，红军代表潘汉年、何长工带着周恩来与朱德共同决策的、以朱德名义起草的介绍信，到寻乌附近的一个山村同陈济棠部代表进行谈判，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5项协议。
当红军突围西征时，陈济棠执行了互相借道的秘密协定，让开大路40里，在他的防区内没有对红军进行堵截。红军是10月21日晚过第一道封锁线的。
陈济棠答应朱德和周恩来有关条件后不久，不知底细的蒋介石把部署红军长征路上第二道“钢铁封锁线”的任务交给陈济棠。这道“钢铁封锁线”设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的山上。蒋介石意欲陈济棠把精锐部队放在第一线。红军开始长征后，陈济棠应约命令在江西的粤军立刻撤回广东境内，并在广州近郊和粤东的惠州、淡水、兴宁、汕头等各要点构筑永久性防御工事和野战工事，名义上是准备抗日，实际上是积极防备蒋介石吞并广东。
朱德和周恩来等指挥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后，数万大军携带大量物资器材沿着山路缓慢前进，直到11月8日才到达国民党军队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附近。朱德看到国民党军队修筑了许多碉堡，堡垒与堡垒之间又挖了许多交通壕，保安部队防守，正规部队配置在内线。当红军经过时，陈济棠执行同红军原定的互相借道的秘密协定，没有堵截，使红军在很短时间内顺利通过第二道封锁线。
在通过湘南郴州和宜章之间的第三道封锁线前，朱德曾几次电令林彪率红一军团抢占粤汉铁路东北约20里处的制高点九峰山，以掩护中央纵队和各军团从九峰山以北安全通过，但林彪不顾大局，企图从平原走，一下子冲过乐昌。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坚持要执行上级命令，最终说服了林彪，派出有力部队抢占九峰山制高点，保证了红军左翼的安全。
“革命的本钱是人，不是物”
第三道封锁线被红军突破后，蒋介石看清了中央红军主力西征的意图，全力加强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在一个农家小屋所设的临时指挥部，昏暗的灯光下闪现着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博古、李德等一张张思索而不无忧虑的脸。朱德讲话时，伍修权一旁小声地为李德做着翻译。
“我看，只有甩掉坛坛罐罐，快速赶赴渡河点，强渡湘江。”朱德说。周恩来接着说：“我同朱老总的意见完全一致，我们不能再坐失良机呀。”架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博古，说话十分武断：“不行，不能更改中央的决定！那些兵工、印刷、造币、医疗设备物资是我们付出极大代价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万不可因为暂时的困难，扔掉革命的本钱！”朱德一听可气了：“革命的本钱是人，不是物！”博古还想反驳，被朱德用平和的语气打住：“同志，为了这些劳什子，我们会断送多少将士的生命，你想过没有？”
这时，无线电话务员报告：“朱总司令，先头部队已将堵截的敌人击溃。”朱德下令：“部队继续前进！”
11月27日晚，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后续部队却不能及时跟进过江。整个红军队伍前后相距约200里，特别是庞大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共1.4万多人，有1000多副担子，被各战斗部队夹护在约100多里长的狭窄甬道里，缓缓地向湘江前进，每天只能走四五十里。
在大崖洞临时指挥部，朱德临危不乱，同周恩来等一起，指挥各战斗部队顽强抗击敌军，掩护中央、军委纵队渡江。周恩来说：“正如朱老总所分析，情势万分危急，我们已没有犹豫和选择的余地，必须甩掉坛坛罐罐，争取分分秒秒，保证中央红军和红军主力尽快渡过湘江！”胳臂上受伤，缠着绷带的王稼祥以十分诚恳、坚决的语气对朱德说：“过去的一切争论都该结束了，因为血的教训和无可辩驳的事实已经说明了一切。在这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朱老总，你就果断地布置和指挥吧，我支持你，如果错了，算我王稼祥一份！”朱德用眼神征询博古、李德的意见。李德无可奈何地摊了摊手，博古心情沉重地说：“我同意稼祥同志的意见。” 朱德转身走向无线电话务员：“现在，我命令——”立刻，脚山铺红一军团指挥所内，政委聂荣臻接到朱德发来的电令：一军团必须坚决抵抗沿桂黄公路向西南前进之敌；军委及湘江以东各部队将星夜兼程过河。红一军团长林彪对话务员下令：命令各师团坚守阵地，寸土必争，就是用我们的尸体也要为红星纵队铺设一条前进的道路！
由于前期行动迟缓的庞大辎重队伍改变了整个行动计划，队伍冒着敌机的扫射前进。经过4天4夜血战，红军终于渡过湘江，但整个部队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湘江两岸，滔滔江水泛起殷红的血光，累累的英烈尸骨横列两岸。朱德脱下军帽，沉重发誓：“苍天在上，湘江为证，我朱德将永志民众英魂，不负万千先烈，毕其一生为人民利益奋斗不止，忘记了这一点，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继续西进，智取遵义
过了湘江，红军决定“脱离敌人，继续西进”。12月10日，红军再入湖南境内，攻占通道县城。15日攻占黎平后，中共中央政治局18日在黎平开会，讨论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问题。会议最后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第二天，朱德和周恩来向全军发出《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之通电》，对中央红军最近时期的行动作了部署，要求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积极活动，牵制湘军和川军，策应中央红军西进。
中央红军向黔北重镇遵义直进，于12月底到達乌江南岸瓮安县猴场一带。野战军司令部开始部署强渡乌江的战斗。这时，博古和李德仍对黎平会议的决定持不同意见，再次主张不过乌江，回头东进同红二、六军团会合。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对博古、李德提出批评，决定强渡乌江，并通过《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遵义，北倚娄山，南濒乌江，西南环青山，东北枕湘水，地形险要雄伟，为黔北第一重镇、贵州第二大城。红军进驻遵义，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1月12日下午，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有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宣布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
1月15日，具有划时代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柏公馆”楼上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洛甫（张闻天）、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金）；红军总部及各军团领导人有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一军团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三军团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洋顾问李德列席会议，翻译依旧是伍修权。总共不过20人。
会议由博古主持。会场静下来后，他从一只黑牛皮挎包里取出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报告提纲，放在桌上，用手扶了扶眼镜，带着一口浓重的江苏口音向大家讲开了。在《关于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中，博古虽然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各种客观原因，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强大。朱德边听边暗自发笑，心想：这哪里是报告，完全是左倾路线的辩护词。
等博古讲完，周恩来接着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说明了中央的战略战术，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离开中央根据地的原因，重点指出主观方面的错误，对李德和博古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对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了责任：“我对这些错误负有责任，欢迎大家批评。”
两个报告听完后，会议转入大会发言。洛甫首先站起来说：“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总结根本没有说到实处！……这一年来，党内根本没有民主。博古同志把李德同志捧成‘太上皇’，言听计从，别人的意见一点听不进去！李德同志更是自以为是，高高在上。其实他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完全按照洋框框，凭想当然指挥作战……”
这时，毛泽东把手中的烟头掐灭，站起来说：“洛甫的发言，就是我要说的。我再补充几句。”他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着重剖析了“左”倾军事路线实行消极防御战略方针的错误及其表现，如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还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由此而产生的战略战术问题。朱德边听边点头。
会场顿时肃静起来。周恩来插言道：“作为‘三人团’的成员，我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要负责任。我同意毛泽东同志所说，确实是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我们要敢于承认事实，共产党人死都不怕，还怕承认错误么？！几万红军战士因为我们的错误，牺牲了，血染湘江、血染湘江啊……”周恩来声音哽咽起来，说：“我们必须对革命事业负责，我们必须对得起死去的战友。我提议，让毛泽东同志重新进入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同时，我请求——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上都帮助我，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严肃批评，多加指导，我愿意作党分配给我的任何工作。”大家屏息静听，朱德的手掌按在邻座的周恩来的手背上……
王稼祥激动地从躺椅上站起来：“我说两句！”朱德知道他腹部有伤，关切地说：“稼祥同志身体不好，坐着说吧。”王稼祥向朱德笑笑致意，坐下来，伸出三个手指：“我就说三句话。第一，完全赞同洛甫、老毛的发言。第二，红军应该由毛泽东同志这样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第三，取消李德、博古同志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说完，大家都鼓起掌来。
不知不觉，墙上的挂钟已将指针指向凌晨0：30，正想找台阶下的博古说：“今天会议就进行到这里吧，明天继续。”
“让毛泽东同志进入中央领导中来”
第二天，凯丰第一个发言，他冷笑道：“昨天的有关发言我反对。老毛懂个啥？他懂马列主义吗？！他上过伏龙芝军事学院吗？！他不过会翻翻《孙子兵法》，看看《水浒》、《三国》，就靠这点东西，能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简直笑话！……”接着，凯丰旁征博引马、恩、列、斯的著作，为博古、李德辩护起来。毛泽东大口吞吐烟雾，表情平静得很。 一向慈祥谦和的朱德再也听不下去了，大拳砸在桌子上，猛地站起来，目光冷烈如电：“我说几句。是，我们大多数将领没有喝过洋墨水。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谁对谁错，历史是最终的证人！李德同志总揽战局以来，红军节节失利、全局溃败。湘江一战，数万战友血染江涛……”朱德失声流泪，会场一片沉静。
良久，朱德用双手使劲搓了一下脸，目光平视众人：“我不反对学习国外的理论与经验，但是，一定要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靠背教条指挥战争，没有不失败的！毛泽东同志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和运用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具备指挥革命战争的杰出才能！所以，我也提议，让毛泽东同志进入中央领导中来！大家就此，请发表各自的意见。我的话，讲完了。”彭德怀等热烈鼓掌，大呼赞同。
凯丰这下可急了，高声喊道：“博古、李德同志，是共产国际指定的中央领导人！你们竟然反对共产国际——这是反党行为！”朱德冷笑：“我本来讲，要对事不对人。这次会议也是为解决路线、方针问题。现在看来，你们还要坚持错误的领导——好，我就重新声明立场：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
说着，朱德将手指着李德声色俱厉：“你们瞎指挥，弄得丢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我们还能再跟着你们的错误领导走下去吗？”……接下来的发言更加热烈，没有长篇大论，全是充满火药味的短兵相接。
1月的遵义，冷风冷雨，天气恶劣。深夜，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尽管很累，还是生了一盆炭火，静静等待朱德回来。不知到了什么时候，熟悉的脚步声朝卧室走来，朱德进门就说：“你怎么还没休息呀？”康克清见朱德一脸喜色，便问了句：“看你好高兴的，会开完了？”“是的，开完了，很成功！”
朱德伸出雙手烘烤一下，两眼盯住燃烧的火焰，含笑的眼睛出神。他在想些什么呢？或许，26年后，朱德在回顾遵义会议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时写下的诗句：“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这发自心头的诗句很可能是这个夜晚开始构思的吧？
朱德拿起火钳，拨了拨盆中的木炭，火光更亮了。他放下火钳，轻轻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说：“毛泽东同志最终复出了，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又可以参与指挥军队了。”“太好了！”康克清的声音提高了，随之又压低问：“那李德和博古呢？”朱德说：“会议取消了‘三人团’，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事实早就证明，他们两个指挥不了——要不是他们用死打硬拼的打法，第五次反‘围剿’还不会损失那么大呢！”
在遵义会议上，红军最高权力的转换极富戏剧性地完成了。很快，蒋介石获悉中共在遵义召开了会议，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这才恍然大悟，难怪自己在第五次“围剿”中打得那么顺手，原来是他的老对手毛泽东曾经有一段时间离开了红军的指挥岗位……
责任编辑 李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