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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影史是电影学科高等教育开设最早的课程。目前我国电影专业理论部分“四大四小”的课程体系中，“中国电影史”作为基础课和必修课在具体教学中地位十分重要，但尚存在角度单一、视野狭窄等问题。基于此，一方面要在宏观层面进行适应时代与文化的教学观念改革，另一方面要在微观层面进行以历史观照当下的教学内容改革。以中国电影史为代表的史类课程改革，旨在让学生领悟历史发展伟力的同时，通过对现实着力的思考，构建大学阶段应具有的史学视野与人文思维。
关键词：史类课程；中国电影史；宏观观念；微观内容
在我国现行的电影专业教学体系中，理论部分课程由“四大四小”八门构成。“四大”指四门一级课程：“中国电影史”“中国电影理论”“外国电影史”“外国电影理论”。“四小”指由主课延伸出的四门二级课程：“国别（地区）电影研究”“作者研究”“类型研究”“视听语言分析”。其中“中国电影史”的基础性与关键性显而易见。
电影史类课程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中，是相关学科开设最早且不可或缺的专业基础课。电影专业教学的“史前时期”，或称电影专业教学的“考古时期”，电影课程“只是在有些大学里偶尔开设几堂课”[1]。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电影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西方高校相继开设电影课程。同时由于电影制作类课程的经济成本较高，被称作“面包和牛油”课程的电影史便成为电影专业的主干课程。如今我国开设电影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超过700所，当中既有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电影学院这类专业院校，也有20世纪90年代就开设电影课程的华东师范大学这类综合性高校。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我国高校电影专业教学体系基本成熟，但具体就中国电影史的教学而言，尚存在视野狭窄、角度单一等问题，一定程度影响了课堂教学效果，亦不利于学科的全面发展。因此，建立电影史类课程教学新视野，即将中国电影史教学与时代发展、社会症候、文化景观等结合，不仅能够促进电影学科专业、系统的发展，更有利于我国电影教育的长期稳定。
中国电影史教学研究及思考
有关电影史类课程的教学，国外电影教育工作者一直在进行研究与探讨。20世纪80年代，美国电影学教授贝·休斯顿、尼·布朗就曾在我国的一次电影讲座中系统介绍了美国高校的电影教学，并围绕以电影史为核心的课程体系作了深入解读。其中贝·休斯顿教授介绍了美国“第一本关于电影史的教科书”的出现，同時介绍了电影史的教学模式，“或多或少是按世界文学、世界戏剧和世界艺术史课程的模式来进行的。”尼·布朗教授主要就“电影教学与电影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大学人文学科“文化（结构）和思想（结构）变化”对电影教学的影响，以及“对电影教师的业务要求问题”等展开了较为全面的阐述[2]。
2001年美国《电影杂志》发表Robin Baits（罗宾·贝茨）、Warren Buckland（沃伦·巴克兰）等教授有关电影教学的论文《向学生介绍电影》，次年被翻译引入我国。文中详细介绍了电影史的教学方法。“事实上，这些方法主要可以划分为五种：美学/文本角度，技术角度，电影产业/经济角度，社会文化角度，史学角度。”[3]
相形之下，我国长期以来对电影史类课程教学的研究比较薄弱，且多为指出教学中存在的基本问题，缺少结合时代特点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与途径。参考西方高校电影史类课程的教学思路和方法，针对我国具体教学状况，重点结合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形态、新症候，对中国电影史教学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系统、详细的改革办法，无疑对以中国电影史为典型的史类课程教学大有裨益。
“中国电影史”作为我国高校电影学科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基本教学目标是让学生了解中国电影各发展时期的特点，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人物，主要理论、思潮及与电影相关的文化运动和社会影响等，从而使学生掌握中国电影发展的基本历史线索和主要思想观念，继承和发扬中国电影的有益经验，推动中国电影不断前进。目前中国电影史教学普遍存在视角单一的问题。托马苏洛教授提出电影史教学的“五种方法”后，直言不讳地指出：“当其中一种被选中作为主要方法时，这种最初的选择通常会决定后面相应的课程安排，结果对这个极为复杂的事物只提供了单一的视角和观点。而学生们因受到这种局限，也会将电影及其历史看成是一维的研究领域。”[4]具体来说，中国电影史的教学现状，几乎都是从“美学/文本角度”展开，缺乏其他角度的融合与介入，尤其是“技术角度”和“史学角度”。
“技术角度”是中国电影史教学中较为欠缺的部分。电影在我国是舶来品，电影技术的发展也滞后于西方。如西方在1927年就制作出世界上第一部有声电影《爵士歌王》，使“伟大的哑巴”终于开口说话。4年后中国才试制成功第一部“蜡盘发声”影片《歌女红牡丹》，随后中国电影人又研制出“片上发声”影片，中国电影真正进入有声时代。然而在具体教学中，大多只是简要介绍中国电影史上的这两个事件，对“蜡盘发声”和“片上发声”的原理鲜有讲解。其实技术的进步与电影的发展密切相关，当课堂教学过多沉湎于故事文本的解读和美学意义的阐述，很容易造成学生知识体系的不完善。又如“文革”十年的中国电影史，前七年故事片创作完全停滞，1973年恢复生产后产量屈指可数，但这一时期中国电影技术却获得了发展。由于当时彩色胶片全部依赖进口，价格较为昂贵，中国电影人便自己研制、生产出了彩色胶片，从而在本质上改变了中国电影的面貌。质言之，很多教师在讲授“文革”电影史时，往往仅指出这是一个文化贫瘠期，忽视了中国电影的技术进步。
“史学角度”也是中国电影史教学中容易忽略的部分。中国电影史教学“常有这样一个误区，即没有把这门课作为重要的基础理论课对待”，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是“重作品而轻‘史’，且对作品的把握大都停留在影片故事情节的讲解与欣赏上，缺乏影片背后的历史现象与文化底蕴的探析与把握。”[5]电影作为影响最为深远的当代大众媒介，其发展与历史、时代息息相关，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文化。尤其在中国，从20世纪30年代的“新兴电影运动”到“十七年”电影，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娱乐片浪潮到当下的商业“大片”，电影一直与国家、历史的风云际会休戚与共，与民族、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藉此，如在讲授“十七年”电影史时，就不能将其视作千篇一律的革命意识形态创作，理应观照相关时代背景及文化症候。既要说明影片的叙事模式和语言特点，更要告诉学生电影背后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语境，从而形成对中国电影客观、全面的认知与理解。 诸多有关电影史教学的研究指出了其普遍存在的问题，针对中国电影史教学实际，在清楚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基础上，一方面在宏观层面改革教学观念，另一方面在微观层面改革教学内容，在以历史观照当今时代和文化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发展与文化进步。
宏观层面：适应时代与文化的教学观念改革
中国电影史教学在宏观层面要结合时代症候，通过史实讲授与经验总结让学生在了解中国电影发展的基础上形成有效的历史研究思维。“电影史教师的地位非常特殊，他们不仅引导学生认识电影，也教他们如何发掘一种更综合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6]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史的课堂应该既能使学生了解、掌握中国电影的基本面貌，解读不同时期的电影现象与电影文化，关键是能够形成一种有效的历史史观。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点努力。
（1）在教学中使学生形成有关中国电影的“大历史观”。所谓“大历史观”，亦称“宏观历史观（macro-history）”，是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出的治史方法。简言之，是指将过去与现在进行比较，再将现在与未来进行比较，从而对未来的发展形成正确判断和认知，旨在实现以发展的、长远的思维看待问题、解决问题。具体就中国电影史教学而言，通过百余年间中国电影的文本嬗变、叙事演进观察其历史脉动，从过去与当下的比较提示历史和未来，注重电影与时代的交互、与社会的联系等，最终形成对电影文本和现象的合理判断。中国电影史发展谱系中，很多曾经出现过的情况在当下极具参考意义，对今后也颇有经验价值。如武侠片的发展史，作为唯一一种由中国首创并主要由中国拍摄的电影类型，其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很快由于《火烧红莲寺》引发的“武侠神怪热”的负面影响，武侠片遭到当时国民党当局禁映，拍摄传统以此为节点转至中国香港。中国武侠片走向世界正是得益于香港电影人的海外传播。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根据王度庐同名悲情武侠小说改编的电影《卧虎藏龙》是目前唯一获得奥斯卡奖项的华语电影，并在国际上形成了以其为代表的新派武侠片热。分析历史与现在，研判当下与未来，中国电影要想在全球化时代的电影市场分得一杯羹，武侠片的历史不容小觑。质言之，中国电影史教学首当其冲地就要树立“大历史观”的视角与理念。
（2）在教学中使学生形成全面的中国电影文化史观。电影的发展历程不只是文本嬗变和语言演进的过程，更是一部社会文化发展史，是不同历史阶段社会风物的影像纪录与呈现，体现了不同时期的文化特点和社会症候。“一部中国电影史，也是中国民族的文化形象和心灵成长史”，“通過对中国电影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的分析与解读，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审美意味，阐释中华民族的人文性格与文化精神，以求多层次、多元化地来关照中国电影的演变历程及其创作上的美学追求。”[7]以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影史为例，一方面以谢晋导演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为代表的批判、反思影片形成了中国社会文化的一道独特景观，一方面张华勋导演的《神秘的大佛》、于晓阳导演的《翡翠麻将》、周晓文导演的《疯狂的代价》等娱乐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电影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商业探索。这两种景观交互形成的格局才是当时中国电影的症候。这就是说，刚刚告别以塑造“工农兵”为主的“十七年”电影和“文革”文化荒漠，中国电影呈现出既充满历史思考又期冀尽快突破创作窠臼的心理。那么，中国电影史教学就要强化全面的文化史观，将复杂的电影现象与具体的社会文化联系，不能只是单一地介绍处于主流的电影。不仅让学生掌握哪个阶段出现了哪些电影，关键是通过文本背后的社会文化阐释，让学生全面了解中国社会。
（3）在教学中使学生形成明确的中国电影产业史观。“我国电影高等教育所讲授的电影史基本上是艺术电影史、电影艺术史”，一直以来中国电影史教学都忽视电影产业、电影经济等相关问题，然而“这种局面应该改变了，应该恢复电影商业史、电影经济史在整个电影史教学中的应有地位”。[8]中国电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作为社会主义语境的产物，似乎与资本、经济效益等相去甚远。但实际上即便是身处计划经济时代的“十七年”电影，也有一套产业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而从1992年中国电影改革元年开始，产业化特点逐渐明晰。新世纪出现的《英雄》拉开了中国“大片”的帷幕，中国电影的产业化发展走上正轨。其实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为核心的中国电影就曾出现产业发展的完型与商业片的空前繁荣。因此，中国电影史教学就要从早期中国电影开始树立产业史观。尤其在讲授“十七年”电影史时，要改变以往的教学观念，指出计划生产与统购统销也是电影产业的一种形态。实现使学生真正熟悉中国电影的产业化发展历程，把握电影作为艺术产品的商业属性和产业特点，为其今后从事相关工作提供必要的经验。
从“大历史观”的形成到文化史观、产业史观的建立，都是当前中国电影史教学宏观层面亟待改革的问题。这些观念改革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使中国电影史教学能够观照时代、紧跟发展，而不是一味沉湎于历史的故纸堆里乏善可陈。史类课程作为人文学科的专业基础课与必修课，在学生的知识体系中地位重要。中国电影史教学观念的改革再次说明适应时代与文化，方才是史类课程教学的题中之义。
微观层面：以历史观照当下的教学内容改革
电影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极具发展潜力，同时由于学科年轻，有关课程在具体教学的内容层面，尚存在不成熟、不完善的情况。就中国电影史的教学而言，从宏观观念到具体内容都进行有益的改革探索，不仅有助于形成广视角、多维度的教学思路，更有利于建立全面、系统的课程体系。尤其针对当前中国电影泛娱乐化、产业化、全球化的特点，在课堂讲授电影史的同时观照时代，做到以史为鉴而不泥古；以发展的新症候融汇历史，贯通而不偏狭，真正实现史类课程的教学目的与价值。
泛娱乐化是当前中国电影的最大特点，受长期教学理念的拘囿，有关电影娱乐性的内容是中国电影史教学不愿提及的问题。早在十多年前，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就针对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商业等公众话语愈来愈多地以娱乐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的社会现实，提出“娱乐至死”的观点，并成为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发展与延伸。娱乐是现今具有世界性的文化特征，对电影而言，作为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娱乐性的特点分外突出。尤其是近年某些中国电影为追求所谓的“娱乐”效果，互相模仿、内容贫乏、庸俗媚俗等现象频现，并引发了国人对影片究竟是“娱乐”还是“愚乐”的热议。其实在中国电影史中，由娱乐片引发的社会讨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出现，当时中国电影正从一种纯粹的政治行为向与政治相关的经济行为转变；然而受中国电影史教学注重电影社会价值的单维思路，这场娱乐片社会大讨论一直是教学盲区。对中国电影史上的这场娱乐片事件在教学中进行一定剖析与解读，不仅能让学生全面把握中国电影的发展，关键是给当下再次深处转型期的中国电影以参照。 产业化作为现在中国电影的最大特点及未来发展趋势，一直以来在教学中都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有学者已然开始担忧中国电影史忽略产业内容的问题：“电影历史的细节方面如具体人物、公司、电影类型、电影经营与运作等存在大量史学知识漏洞、空白，知识肤浅、迂腐”；“若对这些掌握中国电影历史命脉的电影投资人、企业家、事业家所知无多或无知，怎能称自己真正了解或理解早期中国电影史？”[9]其实中国电影史上不乏将电影产业做得非常成功的实业家与投资人，如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整合“大中华百合”“上海影戏”等多家电影公司建立“联华影业公司”，形成我国第一个具有垄断特征的现代电影企业的罗明佑，还有投资“大中华百合”“文华”“龙马”等十余家电影公司的吴性栽等。对这些人物及相关产业内容的讲授，既能丰富中国电影史的课堂内容，又能为当下中国电影的产业化发展帶来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或是引以为戒的教训。
全球化对中国电影影响的具体体现，就是电影的生产、发行必须面向全世界。尤其在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电影作为少有的能够参与世界性生产的艺术产品，全球化特点愈发凸显。然而目前中国电影史教学大都忽略了电影合作的历史内容。“中国电影国际化合作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规模、形式与中国整个经济体制和电影体制的发展演变密切相关”，早期中国电影的发展“曾经得益于国际化人员、资本和技术的介入”，“而这种国际（或区域）化合作在20世纪最后二十多年随着中国的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逐渐成为中国电影生产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10]其实即便是在相对封闭的“十七年”电影史中，也有国际合拍的影片，如与法国合作的新中国第一部合拍片《风筝》，与苏联合拍的国庆十周年献礼片《风从东方来》等。这些内容不仅是中国电影史课堂的空白，几乎所有“中国电影史”教材也缺乏相关记载与描述。
教学内容的改革对中国电影史教学十分重要。历史必须与时代互动、对话，同时借助社会的发展反思、重审历史，才能使历史成为可供当下参照、借鉴的经验，才能真正实现史类课程的教学目标及价值。
从20世纪30年代我国最早的大学电影教育——1938年金陵大学成立“教育电影部”至今，电影高等教学赓续发展历经近80载，其中中国电影史作为史类课程的学科基础地位从未改变。然而电影史教学不应该“停留在事实叙述水平上，也要充满主体性的现代气息，强调社会、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等多种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要参照时代理论、语境、思想进行分析和诠释。”[11]质言之，注重以史实观照当今时代的教学观念，秉持从史而出兼顾时代与文化的教学内容，是中国电影史为典型的史类课程必须处理好的问题。藉此，使学生通过课程学习真正领悟历史发展的伟力，并通过对现实着力的思考，构建大学阶段所应具有的史学视野与人文思维。
参考文献：
[1][2] [美]贝·休斯顿，尼·布朗.美国大学中的电影教学[J].孙建秋，肖模，译.世界电影，1987（3）：242-252.
[3][4][6] [美]弗兰克·P. 托马苏洛：“我们讲授的是哪种电影史？——作为一种教学机会的电影概论课程”，罗宾·贝茨等.向学生介绍电影（上）[J].吕奇莹译.世界电影，2002（6）：165-173.
[5][7] 杨智.以理性启蒙开启心智——综合性大学中外电影史教学方法初探[J].戏剧文学，2010（10）：59-61.
[8] 孙慰川.论入世与我国电影高等教育改革[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2（3）：7-11.
[9] 陈墨.电影史学发展谈：细节·建构[J].当代电影，2009（4）：66-69.
[10] 陈犀禾，黄望莉.文化和经济的两重奏——对中国电影国际化合作历史的思考[C]//厉震林、万传法主编.资本、文化：中国电影的“破”与“立”——新世纪中外合拍片研究.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1-2.
[11] 丁亚平.电影史学的兴起和发展[J].当代电影，2009（4）：69-71.
关键词：史类课程；中国电影史；宏观观念；微观内容
在我国现行的电影专业教学体系中，理论部分课程由“四大四小”八门构成。“四大”指四门一级课程：“中国电影史”“中国电影理论”“外国电影史”“外国电影理论”。“四小”指由主课延伸出的四门二级课程：“国别（地区）电影研究”“作者研究”“类型研究”“视听语言分析”。其中“中国电影史”的基础性与关键性显而易见。
电影史类课程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中，是相关学科开设最早且不可或缺的专业基础课。电影专业教学的“史前时期”，或称电影专业教学的“考古时期”，电影课程“只是在有些大学里偶尔开设几堂课”[1]。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电影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西方高校相继开设电影课程。同时由于电影制作类课程的经济成本较高，被称作“面包和牛油”课程的电影史便成为电影专业的主干课程。如今我国开设电影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超过700所，当中既有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电影学院这类专业院校，也有20世纪90年代就开设电影课程的华东师范大学这类综合性高校。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我国高校电影专业教学体系基本成熟，但具体就中国电影史的教学而言，尚存在视野狭窄、角度单一等问题，一定程度影响了课堂教学效果，亦不利于学科的全面发展。因此，建立电影史类课程教学新视野，即将中国电影史教学与时代发展、社会症候、文化景观等结合，不仅能够促进电影学科专业、系统的发展，更有利于我国电影教育的长期稳定。
中国电影史教学研究及思考
有关电影史类课程的教学，国外电影教育工作者一直在进行研究与探讨。20世纪80年代，美国电影学教授贝·休斯顿、尼·布朗就曾在我国的一次电影讲座中系统介绍了美国高校的电影教学，并围绕以电影史为核心的课程体系作了深入解读。其中贝·休斯顿教授介绍了美国“第一本关于电影史的教科书”的出现，同時介绍了电影史的教学模式，“或多或少是按世界文学、世界戏剧和世界艺术史课程的模式来进行的。”尼·布朗教授主要就“电影教学与电影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大学人文学科“文化（结构）和思想（结构）变化”对电影教学的影响，以及“对电影教师的业务要求问题”等展开了较为全面的阐述[2]。
2001年美国《电影杂志》发表Robin Baits（罗宾·贝茨）、Warren Buckland（沃伦·巴克兰）等教授有关电影教学的论文《向学生介绍电影》，次年被翻译引入我国。文中详细介绍了电影史的教学方法。“事实上，这些方法主要可以划分为五种：美学/文本角度，技术角度，电影产业/经济角度，社会文化角度，史学角度。”[3]
相形之下，我国长期以来对电影史类课程教学的研究比较薄弱，且多为指出教学中存在的基本问题，缺少结合时代特点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与途径。参考西方高校电影史类课程的教学思路和方法，针对我国具体教学状况，重点结合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形态、新症候，对中国电影史教学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系统、详细的改革办法，无疑对以中国电影史为典型的史类课程教学大有裨益。
“中国电影史”作为我国高校电影学科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基本教学目标是让学生了解中国电影各发展时期的特点，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人物，主要理论、思潮及与电影相关的文化运动和社会影响等，从而使学生掌握中国电影发展的基本历史线索和主要思想观念，继承和发扬中国电影的有益经验，推动中国电影不断前进。目前中国电影史教学普遍存在视角单一的问题。托马苏洛教授提出电影史教学的“五种方法”后，直言不讳地指出：“当其中一种被选中作为主要方法时，这种最初的选择通常会决定后面相应的课程安排，结果对这个极为复杂的事物只提供了单一的视角和观点。而学生们因受到这种局限，也会将电影及其历史看成是一维的研究领域。”[4]具体来说，中国电影史的教学现状，几乎都是从“美学/文本角度”展开，缺乏其他角度的融合与介入，尤其是“技术角度”和“史学角度”。
“技术角度”是中国电影史教学中较为欠缺的部分。电影在我国是舶来品，电影技术的发展也滞后于西方。如西方在1927年就制作出世界上第一部有声电影《爵士歌王》，使“伟大的哑巴”终于开口说话。4年后中国才试制成功第一部“蜡盘发声”影片《歌女红牡丹》，随后中国电影人又研制出“片上发声”影片，中国电影真正进入有声时代。然而在具体教学中，大多只是简要介绍中国电影史上的这两个事件，对“蜡盘发声”和“片上发声”的原理鲜有讲解。其实技术的进步与电影的发展密切相关，当课堂教学过多沉湎于故事文本的解读和美学意义的阐述，很容易造成学生知识体系的不完善。又如“文革”十年的中国电影史，前七年故事片创作完全停滞，1973年恢复生产后产量屈指可数，但这一时期中国电影技术却获得了发展。由于当时彩色胶片全部依赖进口，价格较为昂贵，中国电影人便自己研制、生产出了彩色胶片，从而在本质上改变了中国电影的面貌。质言之，很多教师在讲授“文革”电影史时，往往仅指出这是一个文化贫瘠期，忽视了中国电影的技术进步。
“史学角度”也是中国电影史教学中容易忽略的部分。中国电影史教学“常有这样一个误区，即没有把这门课作为重要的基础理论课对待”，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是“重作品而轻‘史’，且对作品的把握大都停留在影片故事情节的讲解与欣赏上，缺乏影片背后的历史现象与文化底蕴的探析与把握。”[5]电影作为影响最为深远的当代大众媒介，其发展与历史、时代息息相关，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文化。尤其在中国，从20世纪30年代的“新兴电影运动”到“十七年”电影，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娱乐片浪潮到当下的商业“大片”，电影一直与国家、历史的风云际会休戚与共，与民族、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藉此，如在讲授“十七年”电影史时，就不能将其视作千篇一律的革命意识形态创作，理应观照相关时代背景及文化症候。既要说明影片的叙事模式和语言特点，更要告诉学生电影背后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语境，从而形成对中国电影客观、全面的认知与理解。 诸多有关电影史教学的研究指出了其普遍存在的问题，针对中国电影史教学实际，在清楚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基础上，一方面在宏观层面改革教学观念，另一方面在微观层面改革教学内容，在以历史观照当今时代和文化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发展与文化进步。
宏观层面：适应时代与文化的教学观念改革
中国电影史教学在宏观层面要结合时代症候，通过史实讲授与经验总结让学生在了解中国电影发展的基础上形成有效的历史研究思维。“电影史教师的地位非常特殊，他们不仅引导学生认识电影，也教他们如何发掘一种更综合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6]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史的课堂应该既能使学生了解、掌握中国电影的基本面貌，解读不同时期的电影现象与电影文化，关键是能够形成一种有效的历史史观。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点努力。
（1）在教学中使学生形成有关中国电影的“大历史观”。所谓“大历史观”，亦称“宏观历史观（macro-history）”，是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出的治史方法。简言之，是指将过去与现在进行比较，再将现在与未来进行比较，从而对未来的发展形成正确判断和认知，旨在实现以发展的、长远的思维看待问题、解决问题。具体就中国电影史教学而言，通过百余年间中国电影的文本嬗变、叙事演进观察其历史脉动，从过去与当下的比较提示历史和未来，注重电影与时代的交互、与社会的联系等，最终形成对电影文本和现象的合理判断。中国电影史发展谱系中，很多曾经出现过的情况在当下极具参考意义，对今后也颇有经验价值。如武侠片的发展史，作为唯一一种由中国首创并主要由中国拍摄的电影类型，其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很快由于《火烧红莲寺》引发的“武侠神怪热”的负面影响，武侠片遭到当时国民党当局禁映，拍摄传统以此为节点转至中国香港。中国武侠片走向世界正是得益于香港电影人的海外传播。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根据王度庐同名悲情武侠小说改编的电影《卧虎藏龙》是目前唯一获得奥斯卡奖项的华语电影，并在国际上形成了以其为代表的新派武侠片热。分析历史与现在，研判当下与未来，中国电影要想在全球化时代的电影市场分得一杯羹，武侠片的历史不容小觑。质言之，中国电影史教学首当其冲地就要树立“大历史观”的视角与理念。
（2）在教学中使学生形成全面的中国电影文化史观。电影的发展历程不只是文本嬗变和语言演进的过程，更是一部社会文化发展史，是不同历史阶段社会风物的影像纪录与呈现，体现了不同时期的文化特点和社会症候。“一部中国电影史，也是中国民族的文化形象和心灵成长史”，“通過对中国电影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的分析与解读，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审美意味，阐释中华民族的人文性格与文化精神，以求多层次、多元化地来关照中国电影的演变历程及其创作上的美学追求。”[7]以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影史为例，一方面以谢晋导演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为代表的批判、反思影片形成了中国社会文化的一道独特景观，一方面张华勋导演的《神秘的大佛》、于晓阳导演的《翡翠麻将》、周晓文导演的《疯狂的代价》等娱乐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电影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商业探索。这两种景观交互形成的格局才是当时中国电影的症候。这就是说，刚刚告别以塑造“工农兵”为主的“十七年”电影和“文革”文化荒漠，中国电影呈现出既充满历史思考又期冀尽快突破创作窠臼的心理。那么，中国电影史教学就要强化全面的文化史观，将复杂的电影现象与具体的社会文化联系，不能只是单一地介绍处于主流的电影。不仅让学生掌握哪个阶段出现了哪些电影，关键是通过文本背后的社会文化阐释，让学生全面了解中国社会。
（3）在教学中使学生形成明确的中国电影产业史观。“我国电影高等教育所讲授的电影史基本上是艺术电影史、电影艺术史”，一直以来中国电影史教学都忽视电影产业、电影经济等相关问题，然而“这种局面应该改变了，应该恢复电影商业史、电影经济史在整个电影史教学中的应有地位”。[8]中国电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作为社会主义语境的产物，似乎与资本、经济效益等相去甚远。但实际上即便是身处计划经济时代的“十七年”电影，也有一套产业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而从1992年中国电影改革元年开始，产业化特点逐渐明晰。新世纪出现的《英雄》拉开了中国“大片”的帷幕，中国电影的产业化发展走上正轨。其实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为核心的中国电影就曾出现产业发展的完型与商业片的空前繁荣。因此，中国电影史教学就要从早期中国电影开始树立产业史观。尤其在讲授“十七年”电影史时，要改变以往的教学观念，指出计划生产与统购统销也是电影产业的一种形态。实现使学生真正熟悉中国电影的产业化发展历程，把握电影作为艺术产品的商业属性和产业特点，为其今后从事相关工作提供必要的经验。
从“大历史观”的形成到文化史观、产业史观的建立，都是当前中国电影史教学宏观层面亟待改革的问题。这些观念改革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使中国电影史教学能够观照时代、紧跟发展，而不是一味沉湎于历史的故纸堆里乏善可陈。史类课程作为人文学科的专业基础课与必修课，在学生的知识体系中地位重要。中国电影史教学观念的改革再次说明适应时代与文化，方才是史类课程教学的题中之义。
微观层面：以历史观照当下的教学内容改革
电影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极具发展潜力，同时由于学科年轻，有关课程在具体教学的内容层面，尚存在不成熟、不完善的情况。就中国电影史的教学而言，从宏观观念到具体内容都进行有益的改革探索，不仅有助于形成广视角、多维度的教学思路，更有利于建立全面、系统的课程体系。尤其针对当前中国电影泛娱乐化、产业化、全球化的特点，在课堂讲授电影史的同时观照时代，做到以史为鉴而不泥古；以发展的新症候融汇历史，贯通而不偏狭，真正实现史类课程的教学目的与价值。
泛娱乐化是当前中国电影的最大特点，受长期教学理念的拘囿，有关电影娱乐性的内容是中国电影史教学不愿提及的问题。早在十多年前，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就针对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商业等公众话语愈来愈多地以娱乐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的社会现实，提出“娱乐至死”的观点，并成为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发展与延伸。娱乐是现今具有世界性的文化特征，对电影而言，作为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娱乐性的特点分外突出。尤其是近年某些中国电影为追求所谓的“娱乐”效果，互相模仿、内容贫乏、庸俗媚俗等现象频现，并引发了国人对影片究竟是“娱乐”还是“愚乐”的热议。其实在中国电影史中，由娱乐片引发的社会讨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出现，当时中国电影正从一种纯粹的政治行为向与政治相关的经济行为转变；然而受中国电影史教学注重电影社会价值的单维思路，这场娱乐片社会大讨论一直是教学盲区。对中国电影史上的这场娱乐片事件在教学中进行一定剖析与解读，不仅能让学生全面把握中国电影的发展，关键是给当下再次深处转型期的中国电影以参照。 产业化作为现在中国电影的最大特点及未来发展趋势，一直以来在教学中都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有学者已然开始担忧中国电影史忽略产业内容的问题：“电影历史的细节方面如具体人物、公司、电影类型、电影经营与运作等存在大量史学知识漏洞、空白，知识肤浅、迂腐”；“若对这些掌握中国电影历史命脉的电影投资人、企业家、事业家所知无多或无知，怎能称自己真正了解或理解早期中国电影史？”[9]其实中国电影史上不乏将电影产业做得非常成功的实业家与投资人，如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整合“大中华百合”“上海影戏”等多家电影公司建立“联华影业公司”，形成我国第一个具有垄断特征的现代电影企业的罗明佑，还有投资“大中华百合”“文华”“龙马”等十余家电影公司的吴性栽等。对这些人物及相关产业内容的讲授，既能丰富中国电影史的课堂内容，又能为当下中国电影的产业化发展帶来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或是引以为戒的教训。
全球化对中国电影影响的具体体现，就是电影的生产、发行必须面向全世界。尤其在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电影作为少有的能够参与世界性生产的艺术产品，全球化特点愈发凸显。然而目前中国电影史教学大都忽略了电影合作的历史内容。“中国电影国际化合作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规模、形式与中国整个经济体制和电影体制的发展演变密切相关”，早期中国电影的发展“曾经得益于国际化人员、资本和技术的介入”，“而这种国际（或区域）化合作在20世纪最后二十多年随着中国的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逐渐成为中国电影生产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10]其实即便是在相对封闭的“十七年”电影史中，也有国际合拍的影片，如与法国合作的新中国第一部合拍片《风筝》，与苏联合拍的国庆十周年献礼片《风从东方来》等。这些内容不仅是中国电影史课堂的空白，几乎所有“中国电影史”教材也缺乏相关记载与描述。
教学内容的改革对中国电影史教学十分重要。历史必须与时代互动、对话，同时借助社会的发展反思、重审历史，才能使历史成为可供当下参照、借鉴的经验，才能真正实现史类课程的教学目标及价值。
从20世纪30年代我国最早的大学电影教育——1938年金陵大学成立“教育电影部”至今，电影高等教学赓续发展历经近80载，其中中国电影史作为史类课程的学科基础地位从未改变。然而电影史教学不应该“停留在事实叙述水平上，也要充满主体性的现代气息，强调社会、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等多种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要参照时代理论、语境、思想进行分析和诠释。”[11]质言之，注重以史实观照当今时代的教学观念，秉持从史而出兼顾时代与文化的教学内容，是中国电影史为典型的史类课程必须处理好的问题。藉此，使学生通过课程学习真正领悟历史发展的伟力，并通过对现实着力的思考，构建大学阶段所应具有的史学视野与人文思维。
参考文献：
[1][2] [美]贝·休斯顿，尼·布朗.美国大学中的电影教学[J].孙建秋，肖模，译.世界电影，1987（3）：242-252.
[3][4][6] [美]弗兰克·P. 托马苏洛：“我们讲授的是哪种电影史？——作为一种教学机会的电影概论课程”，罗宾·贝茨等.向学生介绍电影（上）[J].吕奇莹译.世界电影，2002（6）：165-173.
[5][7] 杨智.以理性启蒙开启心智——综合性大学中外电影史教学方法初探[J].戏剧文学，2010（10）：59-61.
[8] 孙慰川.论入世与我国电影高等教育改革[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2（3）：7-11.
[9] 陈墨.电影史学发展谈：细节·建构[J].当代电影，2009（4）：66-69.
[10] 陈犀禾，黄望莉.文化和经济的两重奏——对中国电影国际化合作历史的思考[C]//厉震林、万传法主编.资本、文化：中国电影的“破”与“立”——新世纪中外合拍片研究.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1-2.
[11] 丁亚平.电影史学的兴起和发展[J].当代电影，2009（4）：6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