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3条规定了条约解释的相关规则和方法,这些解释方法在随后的国际冲突解决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与此同时,条约使用一定年限后,新问题层出不穷,条约在处理这些新问题、新事物方面已显得力不从心了,用传统的解释规则对条约进行解释也变得困难。在这种形势下,一种新的条约解释方法应运而生。R·伯恩哈德(R.Bernhard)在其《条约动态解释——以<欧洲人权公约>为例》一文中指出的：“如果条约的目的是为了在缔约国之间建立长久、持续而稳定的联系,或者是为了保障公民(本国人抑或是外国人)的基本人权,就必须正视条约解释过程中面临的新问题,新发展。规范性的国际组织呼吁在涉及人权问题的多边条约适用中采用条约动态解释方法。”第一部分论述了条约动态解释方法的地位和价值。当前虽然嗣后协定和和嗣后惯例大多被裁决机构作为特别裁决的解释资料,但它们却并未将动态解释方法视为一种独立的解释方法,而是将其视为目的解释方法的一种。通过动态解释来解读条约,可以确保条约所规定权利和义务的实践性和有效性,有利于保持条约的灵活性,以适应迅速变化的大环境。第二部分论述了条约动态解释方法的理论基础。从条约有效性原则、“时代法”和“时际法”原则、关系契约理论和条约规则的模糊性原则出发,引用诸多国际案例,深入的比较了菲茨莫里斯、赛尔维、辛克莱、安捷伦、伯恩哈德等著名学者在相关问题上的不同论点,指出条约动态解释方法作为一种独立解释方法存在并适用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论述了条约动态解释的独立性。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动态解释方法与文本解释、意图解释和目的解释方法的异同,指出动态解释应当作为一种新的独立的解释方法存在。第四部分论述了条约动态解释方法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通过分析现代法律解释主体范围的扩展以及当前社会中存在的共识证明动态条约解释存在有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第五部分论述了我国在相关国际案例中对条约动态解释的适用,以期能够提高对这一方法的认识度和研究度,更好地完善我国相关领域的法律,更好地应对国际争端,维护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