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法治国家,愈渐复杂的经济法律关系加剧了税收稽征的难度,而法定扣缴义务人在应税事项中提供了一条较为稳定的税收收入的来源通道。扣缴义务人的实践价值在税收体系中日益凸显,相伴而生的却是扣缴义务人违法行为的执法司法案件与日俱增。就执法案件,税务机关无法事无巨细掌握涉税信息,在对违法的扣缴义务人课予法律责任方面又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致处罚决定畸轻畸重、毫无章法。而司法机关的审理始终未发挥出其应有功效,因税务专业知识匮乏,基于国库主义偏向于不当减少税务机关证明责任,造成扣缴义务人正当权利挤压现象比比皆是。税收法定主义下,各税法主体须在现有扣缴体系既有的框架中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承担应为而不为、不应为而为之的法律责任。扣缴制度虽趋于体系化,却难以支撑形态多样的扣缴行为的内外协调机制,在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上均呈现出诸多问题。行政责任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可借以《税收征管法》第69条厘清税法规则的内在逻辑结构,探析立法者立法目的找寻破局之钥匙。刑事责任的适用困境的探究不仅须考察偷税违法与犯罪之间的法律对接,亦要检视缴义务人与纳税人之间刑事责任规定的不对等。而民事责任尚未定型,则在于扣缴义务人不仅承担民法不当得利返还责任模糊,且对于税法不当得利返还责任是否承担存在争议。扣缴制度的考察仅解决实务争议的外部表征问题,须更深层次地探讨复杂的扣缴法律关系。游离于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扣缴义务人,由于学界对其身份的定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进而在其与纳税人、税务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呈现出混乱状态。考虑到税收法律关系已由权力关系转变为公法上的债权关系,在假定代扣代收行为是否具备“征收”之法律效应的基础上,试图对扣缴义务人的法律地位分析并选择“纳税人主义”切入,从而为扣缴法律关系的变动提出妥善协调之道。鉴于制度与理论层面分析,在扣缴义务人违反扣缴义务之法律责任机制的完善上,可归纳为如下五个方面:其一,明确扣缴义务人承担法律责任之构成要件,既要补足扣缴行为的客观要件,亦要明确以故意或重大过失为主观要件;其二,基于纳税主体说而均衡三方主体之间的权责,不仅要加强纳税人的法律地位,亦要对税务机关手续费支付机制进行完善;其三,对现行有效的《税收征管法》中具体条款进行立法修改和完善,明确补缴责任主体、课予滞纳金和罚款比重;其四,强化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实体界分与程序衔接,提高刑事责任操作性;其五,明确还付责任的性质以及返还范围,从而实现其于民事法律规范的规则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