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以来的《春秋》学,学者们主要依托三传传文,以探求《春秋》经文中的孔子大义为旨归,意图阐尽可以指导社会秩序的人伦常道。《春秋》经、传的阐释便与社会意识形态联系密切。因此在不同时期,便会注入极具时代特色的新内容或对经、传的不同理解,各《春秋》学者必然要对《春秋》经、传作适合时代的阐释;另一层面看,这便会层累出《春秋》经、传解读的多样性,从而造成原义不显,导致以追求圣人大义为目标的学者产生“疑惑”。虽然三传均传述《春秋》,有相同、相通之处,但更有众多互异甚至矛盾的部分。汉唐时期,始终存在一类学者,即依据某一传文,各自形成相互区别的家派学说,质疑其它传文解经的合理性。尤以汉儒最为代表,表现为三传学者之间相互攻击、否定。随着三传之间相互驳难,致使学者执着于传文文意,离经义解读越来越远。汉末至唐初,部分学者开始质疑三传均有其合理与不合理的成分,应该在反思的过程中,求得《春秋》经义。那么这种源于学理上质疑传文及传意的经学思考,可称为“疑传现象”。汉末至唐初出现的“疑传现象”表明,“三传”虽然都是对经文的传述,但其文字是否讹误?时间记载是否正确?史事是否舛误?传文能否全然地表述经义等“疑惑”,构成了“疑传现象”的主要内容。何休、郑玄、杜预、范宁等经学家均著有《春秋》学著作,是为“疑传现象”中的主力,其各自对三传中的“错漏”与“不合理”之处进行质疑和反思,表现出了经学家们对三传的批判意识。通过对传文、传意的反思,逐渐摆脱固执于某一成说的弊端,以求得真正的经文大义。从汉末至唐初的学术领域看,除了经学的发展之外,文、史、玄、佛等学术领域逐渐开拓,并具备一定的影响力,与经学之间便形成了不同学术特点的碰撞,故而也造成了“疑传”。因此,“疑传”便不仅仅局限于经学家,还涉及文士、史学家、玄学家以及佛教徒。“疑传”的学术领域和学术主体变得多元化,对《春秋》传的质疑程度就更为丰富且深刻。其本质目的是要通过反对固执于某一传文、传意,合理质疑三传中部分矛盾且不合理的内容,以求能够相对地贴合经义。另一个角度讲,汉末之后,社会学风的转变,导致学者开始反思汉代《春秋》学的流弊,一方面《春秋》学的谶纬神学化,已经不再是学者追求的“圣人大义”;另一方面,经学章句固化、繁琐化的治经方式,不再适合探求真正的经义。汉末至唐初,对神学性的批判,玄、佛“言不尽意”思想以及文史学者对《春秋》经传求实除弊的反思均成为了“疑传现象”的重要成因。如此,便更加确证了汉末至唐初存在着区别于汉代及唐宋时期对传的质疑甚至否定的“疑传现象”。汉末至唐初的“疑传现象”其实是在尊经主流下,部分学者对《春秋》传进行了局部的不具颠覆性的怀疑和反思。这种“疑传现象”缘由新学术形态从深层学理上的理性质疑,又直接影响唐代《春秋》学。啖助学派作为唐代《春秋》研究的主力,其特点就在于对经传的怀疑,深受汉末唐初“疑传现象”的影响,啖助学派企图通过对三传的否定性解读,以求在经文中求得“原情”。刘知几则延续汉末至唐初生发的史学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杜预等说法,大力阐发《春秋》和《左传》“史”层面的作用,并攻击经学下的《春秋》学阐释及其它二传。被称为《春秋》外传的《国语》,历来也被视为解读《春秋》大义的依据,柳宗元深受啖助学派的影响,作《非国语》,对《国语》中神学性等不合圣人之道的内容进行了“非议”。总之,汉末至唐初学者们开始对《春秋》传是否能够真正并全然地反映出经义提出了质疑,通过注解和论证,反对汉代《春秋》学般固守某一传文或传意的解经方式,对《春秋》传文与传意进行了不具颠覆性的质疑。这种质疑的学术领域及主体逐渐扩大,从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经学现象,即“疑传现象”。汉末至唐初的这种“疑传现象”,对唐代学者重新审视《春秋》经传的性质及解读方式的转变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