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后期杂合的出现给整个翻译界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杂合”这一概念最先运用于自然科学领域，后来才慢慢扩展到语言学、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等社会领域1。传统翻译研究一直假定，不同的语言系统存在着理论上的等值，认为翻译是在具有平等地位的两种文化之间通过自由交流信息的方式进行的。但自上世纪下半叶，后殖民主义成为翻译研究的一种趋势后，翻译学者们开始将翻译研究中心从单纯的语言层面转向政治与文化侵略层面2。中外翻译界对于翻译策略的争议也从语言学框架下的直译与意译问题延伸到了文化层面，从只单纯研究语言文字的转换到研究文化势力对翻译策略的影响。　　 王东风认为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续。通过对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的研究与探析，本文得出归化能使目的语的读者更容易接受译文，使不同文化的信息交流更加流畅。但是归化会使源语文化隐身，无法达到不同文化翻译交流的目的。而异化能为目的语文化带来新的思想及意识，为目的语读者带来一种异域情调。但是异化在一定程度上会使译文晦涩难懂，这样无法通过翻译达到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目的。归化与异化在翻译过程中不可切割，因为绝对的归化与绝对的异化是不存在的。翻译不可避免会导致译本中杂合现象的出现。杂合现象在译本中的体现主要表现为译本既包含源语语言与文化的特点，也包含目的语语言与文化的特点。　　 本文以杨宪益与霍克斯的《红楼梦》英译本为比较研究对象，首先分析了《红楼梦》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分析表明杨译本倾向于采取“异化”策略，而霍译本倾向于使用“归化”策略。这是因为二者翻译目的不同:杨宪益希望通过翻译让目的语读者了解译本中体现的中国文化，而霍克斯的目的则是通过翻译向目的语读者介绍这部中国古典小说。然后，本文从语言与文化这两个层面来探讨《红楼梦》两个译本中的杂合现象。通过分析表明，笔者发现杨译本与霍译本都是一种杂合文本，且都能为目的语读者所理解与接受。　　 最后，本文总结得出，为了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与沟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同时使用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促进译本杂合现象的产生。只有这样，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与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