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扶贫时代从狭义上看是指国家完成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与相对贫困作长期斗争的扶贫时期，一般以2020年为时间起点。教育扶贫政策作为教育扶贫的核心手段，在后扶贫时代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转变下，也同样到了调适的窗口。
　　本文认为，我国经济的长足发展是我国扶贫环境转变的根本原因，但是经济“新常态”的到来又对扶贫提出来新任务和新目标。随着党和国家逐步重视教育在扶贫当中的重要作用，教育扶贫政策进一步向扶贫政策体系核心迈进，政治地位得到提升。人口流动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贫困的发生空间由原本的农村伴随着人口流动逐渐向城乡分散。从更深层次来看，农村学生在目前的教育体系下落入竞争的相对不利，成为相对贫困的根源之一。这几点成为民族地区在后扶贫时代教育扶贫政策亟需调适的四个基本动因。本文通过文献法对以往的政策进行梳理，用实证研究法对广西民族地区访谈调查。访谈发现，目前民族地区学校依然存在制约教育扶贫政策效果进一步显现的不利因素，比如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农村原生家庭问题带来的留守儿童问题和其衍生出来的心理问题，以及基层资助工作和支教工作问题。由此，在掌握以往政策调适的一般规律和现实基础上，认为后扶贫时代的广西教育教育扶贫政策的价值导向上需要回归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根本教育价值，在政策目标上要向更深层次的教育公平迈进，在政策体系上要更加注重政策均衡，在政策主体上要强调多元主体共同治理。
　　由此，政府在进行教育扶贫政策调适的时候，首先应当建立以人为本，兼具科学性和多元性的政策调适原则；其次，加强政府实地调研，高效准确的收集民族地区群众对教育政策的各项反馈信息和数据，与民族地区基层教育部门建立动态沟通机制；再次，建立教育扶贫政策的保障机制，在政策供给、财政供给、信息共享等领域建立制度保障，切实保证各项教育扶贫政策的有效开展和落实；最后，建立实施监督和反馈机制，拓宽和疏通各层政府和群众密切沟通的渠道，切实保障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政策得到有效监督，为下一阶段的教育扶贫政策的调适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