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无可比拟的学术与临床价值,奠定了其在祖国医学史上的里程碑地位。它为后世树立了标杆,启迪了无数医者,福泽一方。中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它兼具自然科学属性与人文科学属性。这与古人倡导的医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事”的要求互相辉映,并折射于医学价值与文化特点兼备的医著,尤其是经典医籍。在互文性理论看来,这些经典的中医学开山之作和它们的前后译作形成了一种互文本关系。前者为前文本,后者为生成文本,译者对前文本的正确把握、解读关乎读者,尤其是目的语读者对生成文本的理解及未来的临床实践。本文研究基于《伤寒论》研读,结合互文性理论,以《伤寒论》的罗希文译本和魏遁杰译本为研究对象,借助蕴含互文符号的互文指义词这一载体,解读、剖析两个译本的译者主体性,并揭示其特色,分析其得失。研究根据《伤寒论》的文本特点,将文中的互文指义词划分为四类：方剂类、症状类、病证类和其他类。研究发现,在四类互文指义词的翻译上,罗希文采用的翻译方法虽然较为集中,但统中有别,不乏灵活性；而魏遁杰则更多采用直译,变通性小,且有些直译略显生硬,虽然在提高受众的理解度上很有助益但却造成寓意折损。此外,两部译本不尽相同的使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两位译者的主体性。概而括之,虽然受制于译本的使命,罗希文在翻译策略和方法上仍然显得较为灵活,而魏遁杰则相对刻板,自主性和能动性极强,但灵活性与创造性稍稍欠缺。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伤寒论》条文训诂歧义颇多,不仅给译者徒增诸多难题,也向其主体性作出了相应的挑战。因此,译者需要正确适度地发挥主体性,选择不偏不倚的翻译策略与方法,避免医籍译介以“译”定“义”的现象,提高译文的可读性与欣赏性。翻译是一项复杂的实践活动,而这种实践活动的成效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息息相关。作为当下推进国际文化与交流过程中一种重要的途径,翻译也是一种“无形的外交”,而译者作为“无声外交官”,不仅要细致严谨,也要灵敏变通,方能灵活“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