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人和自然主义之间渊源颇深。他既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译介自然主义文学作品的先锋,与自然主义相关的译著达数百万字;同时也身体力行,以其煌煌巨著《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表达了他对自然主义的服膺。然而由于自然主义文学理念移植中国土壤的曲折经历,迄今未止,李劫人和自然主义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的探讨。正是因于上述缺憾,笔者拟从译介、创作及五十年代特殊政治气候下对《大波》的改写等几个方面,重新探讨自然主义之于李劼人的意义。　　 第一章以自然主义在中国“淮桔为枳”的缘由分析为背景,以李劼人的理论文章和翻译心得为分析对象,缕述李劼人与自然主义间的遇合,探讨其兴奋点之所在及其可能的原因。　　 第二章从四个方面分别阐述自然主义给予李劼人文学创作的影响:一方面自然主义的真实观和尽可能客观的叙事姿态使李劫人的作品处处显现着生活原生态的丰富性,带给读者分外深刻的震撼力;另一方面李劼人追随左拉,从生物性、生理性及由此相连的所谓“人性弱点”的角度考察人性,有意识地将人的自然属性带入到人物形象的塑造之上;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是特殊的一群,尤能见出他对人的情欲本质、生物属性的认识和把握。　　 最后一章则分析了李劼人创作后期作品改写原因及具体操作情况,主要分三个方面比较了新旧版之间的差异,认为李劫人对自然主义的放弃,给新版带来了不容回避的伤害。　　 结论部分指出,透过李劼人的个案我们所能看到的正是自然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全景回放。旧版作品本身说明了法国自然主义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积极意义,而李劼人小说长期受到的冷遇又从另一侧面揭示出中国文坛对待自然主义态度的变化。至于李劼人迎合时代需要对作品进行的改写,则为1949年后政治气氛之严酷,自然主义处境之尴尬,作家之俯仰随人,又添生动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