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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天大老爷包公的遗骨在故乡合肥，曾经难寻安放之地，世人不尽的怀念竟难有真实的寄托。作为包公故里的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哪里放心得下。于是在“三农”作品之后，在很多读者都希望他们再一次“振聋发聩”之时，陈氏夫妇深入文化、考古及历史领域调查写作，完成了新近作品《包公遗骨记》。这本书不同于《中国农民调查》，它不可能具备《中国农民调查》的那种冲击力，但是，它所揭示的问题，同样值得深思。在上海，在东北，它都上了新书销售排行榜，而且一度极为红火。记者为此专访了两位热门作家。
何以从“三农”转向了包公遗骨
陈桂棣夫妇告诉记者：“有创作这样一部作品的念头已经由来已久。因为我们从许多媒体上注意到，我国各地的文物以及名胜都破坏得相当严重，而破坏者又都是理直气壮，往往打着城市建设的旗号。”
合肥四中院内的包公井，是一个富有包公精神内涵，历经了千年风风雨雨，好不容易才保存下来，并且是不可再造的稀世珍宝，却因为一两个领导的错误决定，被教师宿舍楼埋掉了。位于淮河中路的，一直保存完好的段祺瑞的段氏家族老宅，有几十间房子，也只是为解决司法部门的干部宿舍，被全部拆除。杨振宁在合肥的故居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李鸿章的故居早先也是决定所谓的“异地重建”，陈桂棣当时还是合肥市的政协委员，他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十分气愤，就和文化界的十多名委员联名写了一个提案，并面对面地与主张拆除者进行了激烈的交锋，最后李氏故居总算保留了下来。
1999年，正是包公千年诞辰，合肥又是包公的家乡，身为包公故里的作家，陈氏夫妇不可能对包公其人其事无动于衷。当他们偶然接触到了“文革”期间包公墓被挖，一世名臣的遗骨凄然流浪的故事，感到了巨大的悲哀与震撼。于是两位作家下决心深入采访调查，又阅读了大量的史书、史志和宗谱，2000年的时候，已经写出了几万字。陈氏夫妇介绍说，只是当时中国的三农问题十分严峻，解决三农问题也是迫在眉睫，他们于是就转向了三农的调查与写作。三年后，《中国农民调查》一书正式出版了，本来准备一鼓作气地把“三农”问题的第二本书完成，但是因为感到难度太大，力不从心，这才回头来写《包公遗骨记》。
写作过程的苦乐酸甜
“因为有了写《中国农民调查》的经历，所以写作《包公遗骨记》时遇到的一些事，对我们来说都不能称作困难了。”作家说。
这本书是2004年的冬天，他们在北京的一个郊区完成的。前后改了六稿，其最大的难度是，怎么能把发生在北宋年间的那些事写得准确，虽是文学作品，甚至要经得起历史学家的推敲，并且能从历史的故事中挖掘出一些警示今人的东西来。尤其是如何能把枯燥的又往往是望而生畏的挖墓故事写得能让读者可以感兴趣地读下去，两位作家确实费了不少心血。
谈到这本书的出版发行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作家介绍说，开始计划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已经和广西师大出版社有了个口头约定，这本书交由其出。“因为广西师大出版社在出版学术的专著方面是非常优秀的，而且我们也试图将这本书写得更有学术性。”
可是，因为这本书的写作是在北京完成的，作家因而和《当代》的编辑们常有联系，当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稿时，他们提出想看看，作家就很爽快地把稿子用电子邮件传给了他们。谁知，他们一看，就看中了，除了在《当代》上刊用外，还决定在他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这显然使得二位作家感到左右为难。毕竟，这本书是为广西师大出版社写的，可是，《当代》杂志社和作家已经有了十几年的交情，他们的一些重要的作品几乎全都发在《当代》，而且全是头条，特别是《中国农民调查》，没有《当代》的鼎力相助，那部作品也许就没有问世的一天。“既然是他们要我们的稿子，我们无话可说，就是出于感激，也不能不给。至于广西那边，我们在此特别表示由衷的歉意。”
聊到《包公遗骨记》出版后的反响，作家说，“《包公遗骨记》不同于《中国农民调查》，它不可能具备《中国农民调查》的那种冲击力，但是，它所揭示的问题，我们认为也还是深刻的，同样值得深思的。所以，它不是畅销书，应该会成为一本常销书。特别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没有在《包公遗骨记》的发行上做过任何宣传，但这本书目前的销路还是不错，在上海，在东北，它都居然上了排行榜，而且一度极为红火。”
振聋发聩的作品改变了作家的生活
自《中国农民调查》出版以后，作家的日常生活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我们的家几乎成了信访接待站，电话不断，信件雪片一般，有的人还不远千里登门造访，有时候，早晨五六点钟，门铃就被按响。非常对不起的是，那些满怀期望给我们写来的大量的信，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一一回复；打来的电话，开始我们一个不落地去接，但是，后来发现，许多问题我们根本无法解决，电话也就不敢再轻易地接了。有些来访的人也确实太苦，太冤，碰到不公正的待遇又太多，他们就把我们的出现当成了‘救星’，有的甚至从东北、浙江和福建等地方跑过来。有时因为我们外出了，他们就在合肥的旅社住下，一等就是几天。对于这样的读者，我们没有理由不耐心听他们诉说，没有理由不帮助他们，往往来了一个这样的人，就要搭进我们几天的时间。还有许多读者，居然用特快专递给我们寄来材料，拜托我们转给这个领导或那个领导，这让我们哭笑不得。”
至于下一步的工作，作家告诉记者有几个题材准备写，可能会先写淮河的污染问题，尽管这个题材陈桂棣八年前已经写过，而且为此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但是，淮河的污染一直没有真正解决，有些地方甚至变得更加严重，已经出现了癌症村，他们打算写一部《淮河再警告》，接下来，还有可能会去写大别山革命老区一百年中间发生的故事。
何以从“三农”转向了包公遗骨
陈桂棣夫妇告诉记者：“有创作这样一部作品的念头已经由来已久。因为我们从许多媒体上注意到，我国各地的文物以及名胜都破坏得相当严重，而破坏者又都是理直气壮，往往打着城市建设的旗号。”
合肥四中院内的包公井，是一个富有包公精神内涵，历经了千年风风雨雨，好不容易才保存下来，并且是不可再造的稀世珍宝，却因为一两个领导的错误决定，被教师宿舍楼埋掉了。位于淮河中路的，一直保存完好的段祺瑞的段氏家族老宅，有几十间房子，也只是为解决司法部门的干部宿舍，被全部拆除。杨振宁在合肥的故居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李鸿章的故居早先也是决定所谓的“异地重建”，陈桂棣当时还是合肥市的政协委员，他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十分气愤，就和文化界的十多名委员联名写了一个提案，并面对面地与主张拆除者进行了激烈的交锋，最后李氏故居总算保留了下来。
1999年，正是包公千年诞辰，合肥又是包公的家乡，身为包公故里的作家，陈氏夫妇不可能对包公其人其事无动于衷。当他们偶然接触到了“文革”期间包公墓被挖，一世名臣的遗骨凄然流浪的故事，感到了巨大的悲哀与震撼。于是两位作家下决心深入采访调查，又阅读了大量的史书、史志和宗谱，2000年的时候，已经写出了几万字。陈氏夫妇介绍说，只是当时中国的三农问题十分严峻，解决三农问题也是迫在眉睫，他们于是就转向了三农的调查与写作。三年后，《中国农民调查》一书正式出版了，本来准备一鼓作气地把“三农”问题的第二本书完成，但是因为感到难度太大，力不从心，这才回头来写《包公遗骨记》。
写作过程的苦乐酸甜
“因为有了写《中国农民调查》的经历，所以写作《包公遗骨记》时遇到的一些事，对我们来说都不能称作困难了。”作家说。
这本书是2004年的冬天，他们在北京的一个郊区完成的。前后改了六稿，其最大的难度是，怎么能把发生在北宋年间的那些事写得准确，虽是文学作品，甚至要经得起历史学家的推敲，并且能从历史的故事中挖掘出一些警示今人的东西来。尤其是如何能把枯燥的又往往是望而生畏的挖墓故事写得能让读者可以感兴趣地读下去，两位作家确实费了不少心血。
谈到这本书的出版发行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作家介绍说，开始计划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已经和广西师大出版社有了个口头约定，这本书交由其出。“因为广西师大出版社在出版学术的专著方面是非常优秀的，而且我们也试图将这本书写得更有学术性。”
可是，因为这本书的写作是在北京完成的，作家因而和《当代》的编辑们常有联系，当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稿时，他们提出想看看，作家就很爽快地把稿子用电子邮件传给了他们。谁知，他们一看，就看中了，除了在《当代》上刊用外，还决定在他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这显然使得二位作家感到左右为难。毕竟，这本书是为广西师大出版社写的，可是，《当代》杂志社和作家已经有了十几年的交情，他们的一些重要的作品几乎全都发在《当代》，而且全是头条，特别是《中国农民调查》，没有《当代》的鼎力相助，那部作品也许就没有问世的一天。“既然是他们要我们的稿子，我们无话可说，就是出于感激，也不能不给。至于广西那边，我们在此特别表示由衷的歉意。”
聊到《包公遗骨记》出版后的反响，作家说，“《包公遗骨记》不同于《中国农民调查》，它不可能具备《中国农民调查》的那种冲击力，但是，它所揭示的问题，我们认为也还是深刻的，同样值得深思的。所以，它不是畅销书，应该会成为一本常销书。特别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没有在《包公遗骨记》的发行上做过任何宣传，但这本书目前的销路还是不错，在上海，在东北，它都居然上了排行榜，而且一度极为红火。”
振聋发聩的作品改变了作家的生活
自《中国农民调查》出版以后，作家的日常生活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我们的家几乎成了信访接待站，电话不断，信件雪片一般，有的人还不远千里登门造访，有时候，早晨五六点钟，门铃就被按响。非常对不起的是，那些满怀期望给我们写来的大量的信，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一一回复；打来的电话，开始我们一个不落地去接，但是，后来发现，许多问题我们根本无法解决，电话也就不敢再轻易地接了。有些来访的人也确实太苦，太冤，碰到不公正的待遇又太多，他们就把我们的出现当成了‘救星’，有的甚至从东北、浙江和福建等地方跑过来。有时因为我们外出了，他们就在合肥的旅社住下，一等就是几天。对于这样的读者，我们没有理由不耐心听他们诉说，没有理由不帮助他们，往往来了一个这样的人，就要搭进我们几天的时间。还有许多读者，居然用特快专递给我们寄来材料，拜托我们转给这个领导或那个领导，这让我们哭笑不得。”
至于下一步的工作，作家告诉记者有几个题材准备写，可能会先写淮河的污染问题，尽管这个题材陈桂棣八年前已经写过，而且为此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但是，淮河的污染一直没有真正解决，有些地方甚至变得更加严重，已经出现了癌症村，他们打算写一部《淮河再警告》，接下来，还有可能会去写大别山革命老区一百年中间发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