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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庞德《华夏集》译作对英美诗歌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而多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对《华夏集》的翻译及艺术造诣争议也是不可否认的。传统的翻译研究已经无法解释这种现象的产生。因此，笔者以《华夏集》为例，探讨了当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从比较文学角度进行《华夏集》翻译研究的合理性。
关键词：翻译研究 ；文化转向 ；比较文学 ；《华夏集》
《华夏集》，一部被誉为“英文诗之经典”“英美现代派诗歌的主要作品之一”的译作，摒弃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浮夸之风，掀起了“意象主义”革命。然而，正是这样一部力作，在享有众多赞誉的同时也招致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诟病。不少学者认为《华夏集》的翻译存在许多误译漏译甚至是创译的地方，与其称之为“译作”，不如称之为作者本人的“创作”。尽管存在诸多争议，《华夏集》仍然在英美诗坛占有重要地位。艾兹拉.庞德，一个不懂中国汉字的外国翻译家，仅凭借着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以及东方学者弗诺罗萨的笔记，就译出了这部译作。它的成功不得不使我们重新探讨翻译的原则以及翻译研究的方向。
传统的翻译研究认为，翻译活动就是在以一种语言为主导的基础上的两种语言间的转换。因此，译者所遵循的最根本准则就是在忠于原作的前提下将原文流畅地使用目标语表达出来。而翻译研究也自然而然地侧重原文与译文一致性的对比上。对于《华夏集》的翻译研究，有不少专家学者只关注文本间文字层面的对应，认为庞德的译文不忠于原文，存在许多误译漏译，甚至是创译的地方，为此否认庞德译作所取得的成绩。然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教学研究会副会长谢天振在谈到中国文学作品译介到国外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红楼梦》一直是深受国内翻译界推崇的中译英经典译作，但是，由谢天振指导的一位博士生在对一百七十多年来十几种《红楼梦》英译本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到美国大学图书馆进行实地考察、收集数据后发现，与英国汉学家霍克思和闵福德翻译的 《红楼梦》相比，杨译本在读者借阅数、研究者引用数，以及发行量、再版数等方面，都远逊于霍译本（王研，2002）。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翻译单纯地以是否忠于原作，使用精准的语言为原则是不能实现将一国文学成功地译介到另一个国家的。同样，翻译研究单纯地探讨语言间的转换是片面的，无法推进翻译进步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个不懂中国汉字的翻译家所译的《华夏集》在误译漏译创译的情况下仍能将中国文化推广传播到国外并产生巨大影响，而中国翻译家字字推敲所译的中国古诗却无人问津。
那么，究竟翻译研究要有怎样的转向，才能全面科学地品评译作，真正地推动翻译的发展呢？在西方，翻译研究已经经历了两次转向：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即翻译从一般层面的语言学理论研究深入到文化研究；而比较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越来越多的比较文学学者开始干预翻译研究活动。要知道，比较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共同的媒介就是语言，比较文学与翻译两者都是在以语言为基础上的跨文化研究。因此，翻译的发展要实现从语言翻译上升到文学翻译的高度。而翻译研究也应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去探讨翻译活动。
庞德在The Little Review发表的《法国诗人》一文中曾提到，“意象可译，音律几乎不可译。一部外国作品一旦被被译为本国文字后，某些特质将会变得不再明显，重要。（Yip：70-71 ）”“而准确地将意象翻译出来，则需要翻译家了解原作者的文化传统，民族意识，同一性，联合性。”（Yip：78）由此可见，艾兹拉.庞德在翻译的时候注重原诗中情感的表达，意象的描写，对诗的音律，形式并不刻意追求。他正是抓住了原诗中所带有的文化内涵，在翻译中集中体现中国诗所特有的意象及文化内涵，才是译诗大获成功的。
从庞德译作的成功，我们可以看到，翻译并不是简单地两种语言间的转换，而是要了解原文本所带有的文化内涵，注重翻译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亦是如此。当下许多研究者对庞德《华夏集》译诗的评论仅从本国固有的文化模子出发，从单一维度去分析译诗，品评译诗，从而得出结论，这种评论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因为翻译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跨越，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跨越，从一种固有文化模子到另一种固有文化模子的跨越，从单一文化模子来欣赏译诗必定会出现疏漏。因此，关于《华夏集》的翻译研究应从比较诗学的角度出发，先找出原诗与译诗的共通性与异质性，进而在共通性与异质性的各个维度去分析译诗，从而得出结论，才是科学的全面的。
参考文献：
[1] Ezra Pound. Cathay [M].London：Chiswick Press， 1915.
[2] Wai-lim Yip. Ezra Pound's Cathay [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3]王研.谢天振：如何向世界告知中华文化[N].辽宁日报，2002-05-09.
[4]王宁.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J].中国翻译.2009（5）.
[5]谢天振.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和两大转向[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5）.
[6]叶维廉. 比较诗学[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83.
（作者单位：河北农业大学研究生学院）
关键词：翻译研究 ；文化转向 ；比较文学 ；《华夏集》
《华夏集》，一部被誉为“英文诗之经典”“英美现代派诗歌的主要作品之一”的译作，摒弃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浮夸之风，掀起了“意象主义”革命。然而，正是这样一部力作，在享有众多赞誉的同时也招致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诟病。不少学者认为《华夏集》的翻译存在许多误译漏译甚至是创译的地方，与其称之为“译作”，不如称之为作者本人的“创作”。尽管存在诸多争议，《华夏集》仍然在英美诗坛占有重要地位。艾兹拉.庞德，一个不懂中国汉字的外国翻译家，仅凭借着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以及东方学者弗诺罗萨的笔记，就译出了这部译作。它的成功不得不使我们重新探讨翻译的原则以及翻译研究的方向。
传统的翻译研究认为，翻译活动就是在以一种语言为主导的基础上的两种语言间的转换。因此，译者所遵循的最根本准则就是在忠于原作的前提下将原文流畅地使用目标语表达出来。而翻译研究也自然而然地侧重原文与译文一致性的对比上。对于《华夏集》的翻译研究，有不少专家学者只关注文本间文字层面的对应，认为庞德的译文不忠于原文，存在许多误译漏译，甚至是创译的地方，为此否认庞德译作所取得的成绩。然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教学研究会副会长谢天振在谈到中国文学作品译介到国外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红楼梦》一直是深受国内翻译界推崇的中译英经典译作，但是，由谢天振指导的一位博士生在对一百七十多年来十几种《红楼梦》英译本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到美国大学图书馆进行实地考察、收集数据后发现，与英国汉学家霍克思和闵福德翻译的 《红楼梦》相比，杨译本在读者借阅数、研究者引用数，以及发行量、再版数等方面，都远逊于霍译本（王研，2002）。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翻译单纯地以是否忠于原作，使用精准的语言为原则是不能实现将一国文学成功地译介到另一个国家的。同样，翻译研究单纯地探讨语言间的转换是片面的，无法推进翻译进步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个不懂中国汉字的翻译家所译的《华夏集》在误译漏译创译的情况下仍能将中国文化推广传播到国外并产生巨大影响，而中国翻译家字字推敲所译的中国古诗却无人问津。
那么，究竟翻译研究要有怎样的转向，才能全面科学地品评译作，真正地推动翻译的发展呢？在西方，翻译研究已经经历了两次转向：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即翻译从一般层面的语言学理论研究深入到文化研究；而比较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越来越多的比较文学学者开始干预翻译研究活动。要知道，比较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共同的媒介就是语言，比较文学与翻译两者都是在以语言为基础上的跨文化研究。因此，翻译的发展要实现从语言翻译上升到文学翻译的高度。而翻译研究也应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去探讨翻译活动。
庞德在The Little Review发表的《法国诗人》一文中曾提到，“意象可译，音律几乎不可译。一部外国作品一旦被被译为本国文字后，某些特质将会变得不再明显，重要。（Yip：70-71 ）”“而准确地将意象翻译出来，则需要翻译家了解原作者的文化传统，民族意识，同一性，联合性。”（Yip：78）由此可见，艾兹拉.庞德在翻译的时候注重原诗中情感的表达，意象的描写，对诗的音律，形式并不刻意追求。他正是抓住了原诗中所带有的文化内涵，在翻译中集中体现中国诗所特有的意象及文化内涵，才是译诗大获成功的。
从庞德译作的成功，我们可以看到，翻译并不是简单地两种语言间的转换，而是要了解原文本所带有的文化内涵，注重翻译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亦是如此。当下许多研究者对庞德《华夏集》译诗的评论仅从本国固有的文化模子出发，从单一维度去分析译诗，品评译诗，从而得出结论，这种评论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因为翻译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跨越，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跨越，从一种固有文化模子到另一种固有文化模子的跨越，从单一文化模子来欣赏译诗必定会出现疏漏。因此，关于《华夏集》的翻译研究应从比较诗学的角度出发，先找出原诗与译诗的共通性与异质性，进而在共通性与异质性的各个维度去分析译诗，从而得出结论，才是科学的全面的。
参考文献：
[1] Ezra Pound. Cathay [M].London：Chiswick Press， 1915.
[2] Wai-lim Yip. Ezra Pound's Cathay [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3]王研.谢天振：如何向世界告知中华文化[N].辽宁日报，2002-05-09.
[4]王宁.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J].中国翻译.2009（5）.
[5]谢天振.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和两大转向[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5）.
[6]叶维廉. 比较诗学[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83.
（作者单位：河北农业大学研究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