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旬刊：农村学校难以找到优秀师资，而优秀人才被城市吸引，这使得农村学校一直处在师资困境之中，造成 “优师外流”原因是什么？
　　程方平：造成这样一种不均衡的原因当然有多方面，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中国当下的教育政策形成一种错误的导向，教师在本职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不会取得很大的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平台和基础才能有所发展。
　　上世纪70年代，师资不均衡的问题还不是很严重，几乎每一个学校都有好的教师。一些老教师虽然名气不是很大，但是水平不错、经验丰富。可是现在谈教师专业化、教师专业发展却有太多形式化的东西在里面，比如说，教师评职称要有论文，评价教学成果也要看论文。从幼儿园到大学教师，第一个职责就是教学生。如果说教师都把注意力放到写论文上，那么他的教学水平肯定很难提高。以前教师就是单纯的把书教好，在此之余才写一些文章，大多是有感而发的，现在则是纯粹为了发表论文而写论文。这些都是教育政策形成的错误导向造成的。
　　《教育》旬刊：城市学校和农村学校的差距从教师质量上是如何体现的？
　　程方平：从特级教师的数量上可以明显看出城市学校和农村学校的差距。北京包括地方省会城市的重点学校特级教师从数个到十数个不等，多的有将近20个。而到了农村学校，包括县一级的学校几乎没有特级教师。我到过很多北京的重点学校，发现评特级教师只有重点学校才有机会获评，普通学校有很多很不错的教师则没有这样的机会。
　　《教育》旬刊：大量农村教师向城市流动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程方平：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快出人才办了重点学校，但是重点学校并不是中国教育的方向，方向应该是每一个学校都均衡发展，特别是在公立学校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一些师范毕业的年轻教师，在农村学校教得都很不错，但很多都被发达地区学校挖走了。城乡差别、东西差别这些在客观上都是存在的，国家应该在制度的设计上要平衡这种差距：例如城市学校按一般标准，而农村、边远地区另外增加一点补助，以此缩小城乡学校间的差距，等等。这样的投入，按照国家目前发展水平是完全可以负担的。
　　北京有的学校今年已经开始用触摸屏的黑板了，而农村学校还在用传统黑板，这种加大差距的行为谁来负责？公立学校超标发展没有人来管。政府应该在这方面做表率，要公平公正，反省自己的办学标准。标准达不到国家要负责，超过了标准来负责？目前，国家还缺少这方面的监管，有标准没人管，督导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这些都是深层次的问题，必须要依靠制度来解决。
　　国家政策是不是公平，是不是惠及到每一个学校，最直观的反映就是好教师、好条件是不是过分集中在少数学校。这种体制影响教育均衡，影响大面积学校提高发展。政府对重点学校投入多少，对普通学校投入多少，都是有案可查的，差距可以说是天壤之别。长此以往，很多有潜力的教师要么就是去了好学校得到发展，要么就是埋没了自身的发展。大多数的教师希望有一个好的制度保障来保证自身的发展。政策导向的差距使得好的教师过于向大城市的好学校流动，上世纪50年代有一个好的政策就是去贫困地区教师的工资比城市地区是要高的，现在正好相反。如果说能有一种类似政策出台，一些年轻教师就会到农村去，因为收入是有保证的。
　　《教育》旬刊：怎样的教师流动才是合理的？
　　程方平：合理的流动应该是区域流动。“北上广”对教师很有吸引力，政策上就要给省内、县内教师流动提供方便。比如教师在一个学校待满5年就要流动，流动到贫困地区的就提供补助。这样政策实施起来好处是很多的，一部分教师通过流动可能就会获得新的机会促进自身发展，另一部教师可能在当地结婚生子扎根在农村了。
　　《教育》旬刊：普通学校教师在自身发展方面有什么好的模式？
　　程方平：“校本发展”是一个很好方式。中国教师有两个好的传统：一是“老带新”制度，二是教研室制度。“老带新”制度对于新老教师都是有好处的，老教师可以传授教育经验，新教师可以带来新的教学理念。教研室制度则可以把教师职业和专业结合起来。教师在常态化的工作中就可以制订自己的发展计划，成为学习型的教师，学校也要提供正确的评价导向。这才是适合大多数学校和教师的发展模式，以重点学校做标准的政策导向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