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海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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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说我的创作在甘肃起步的,又在河北省生活过六七年,后来定居天津——在天津作协领薪水十几年,为什么作品大都发表在上海?他们尤其觉得奇怪的是,上海的文学以新洋奇著称,以“海派”著称,独领风骚,而我的写作传统、土气、无空灵之感,为什么能在上海发表?我说不知道,我自己也糊涂。最终想出来“缘分”两个字:可能我与上海有什么神秘的缘分吧。
  我写第一篇小说是1979年,还是我在甘肃生产建设兵团的时候。当时《上海文学》是全国最响亮的文学期刊,我想处女作能在《上海文学》发表就再好不过了,便寄给了《上海文学》。这篇稿被退回来了。改寄《甘肃文艺》发表了。1981年我移居河北省大清河盐场,写了一篇稿给《河北文学》不中,修改后寄天津还是不中。俗话说人移活树移死,难道我调到河北省就发不了作品了?我把这两份退稿分别改寄《萌芽》和《飞天》。没想到两家刊物都回信说要发表。我吓了一跳:这不成一稿两发了吗?便急忙写信给《飞天》要求退稿,回答已进印刷厂;再叫《萌芽》退稿,也说为时已晚。没办法,我只好向两家刊物写信检讨自己一稿两投的卑鄙行为。后来发在《萌芽》的这篇还评了奖,去领奖时主编曹阳老师告诉我,不是为时已晚,是他舍不得退。
  那是1984年,我在《萌芽》发的一篇小说被《萌芽》推荐去参加全国评奖,未果。《萌芽》派编辑孙文昌专程来我家安慰我,说是他们的工作做得不好,不是我的作品不强,叫我不要灰心。孙文昌告诉我,是主编曹阳老师叫他带着钱来的,要领我去北京玩玩,散散心。他还说,他要带我去北京拜访和结识一些评论家。我当时很感动!但我没去北京。我留他在大清河盐场玩了三天,我们聊天,去海边玩,然后把他送到唐山去坐火车返回上海了。
  后来《萌芽》与《小说选刊》在上海搞了我和王德忱的作品讨论会,《小说选刊》的副主编肖德生和当时非常年轻的编辑李敬泽从北京赶去参加了。年轻的评论家方克强、魏威参加了;还有几位评论家我忘了他们的名字,因为以后再也没见过。
  不记得是在哪一次《萌芽》搞活动,曹阳老师对我说,你应该给大型文学刊物投稿了,不要光盯着青年文学刊物。
  1987年的《上海文学》发表了我的两个短篇。
  《上海文学》发了短篇《妈妈告诉我》不久,责编姚育明出差到北京,从北京专程来塘沽看我和宋伯昌。宋伯昌的短篇《黄瓜园》那年也是她编发的,是很漂亮的一个短篇。姚育明告诉我,我的稿子是从大堆的自然来稿中选出来的,她说真是没想到自然来稿中还有这样好的稿子。姚育明的到来如同前两年孙文昌到大清河盐场看我一样地令我感动。我想请她吃一顿饭,可那时我刚调到塘沽盐场,没有正式宿舍,住在临建棚子里没法招待她,我便叫朋友的车把她拉到了塘沽最好的饭店吃了一顿饭。那时我一个月挣五十元薪水,那一顿饭花了六十五元,但仅仅是四五个很不像样的莱,因为在那样的饭店里吃饭,椅子是要收服务费的,光是椅子收了二十元钱。吃的饭我很没面子,我歉意地问姚育明吃饱了吗?
  1988年《上海文学》颁发第三届优秀作品奖,我去了上海。又见到了姚育明,还有周介人、蔡翔、金宇澄,还见到了李庆西、王安忆、陈村、李锐、吴亮这些灿烂的明星。我对这些评论家作家是很钦佩的。那次领奖的作家评论家住在上海政协的招待所里,每天都看见一个弯着腰走路的人来招待所,我就问身旁的人,这个人是谁?旁人惊奇地说,你不认识陈村吗?于是我就认下陈村了。史铁生的行动是最困难的,外出要坐轮椅,于是走到哪儿,身旁都跟着两三个人,推他,其中就有姚育明。姚育明想治好史铁生的疾病,忙了几天把上海市一位有名的气功师请来,围着床上的史铁生发功。气功师走后我问史铁生有效果吗?史铁生回答没感觉。姚育明白白地忙活了一场。
  这些年来,我有次听人说到上海人时使用小气、工于心计这样的字眼,但是我跟上海的编辑和作家们交往遇到的都是古道热肠之人,待人真诚大度。记得最初我去上海是1984年,住在文艺会堂旁的招待所里,旁边就是《萌芽》编辑部,还有个小小的服务部。我和傅星呀孙文昌呀洪波呀在那儿的石凳上坐着聊天,他们抢着买咖啡,一杯五元。我那时很穷,记得是穿着盐场发的劳动布工作服。孙文昌从家里拿钱领着我去街上买衣服,进了上海西装店,他叫我定做一身西装。记不清是魏威呢还是李其纲呢,非要拿钱叫我给妻子买一套800元的红色西装,我以妻子不敢穿的理由谢绝了,最后给妻子买了一件一百四十元的羊绒衫,妻子很高兴。1991年《萌芽》丛书出版,我去上海参加首发式,孙文昌请我和牛伯成去他家吃饭,中午一点钟开吃,边聊天边吃,吃到晚上九点。孙文昌的夫人一直系着围裙侍候着我们。她把田螺的尾巴一个个钳去便于我们吸出肉来。那天李其纲喝酒喝多了,瘦瘦的脸颊红红的。我不记得他是怎么回家的了。
  2002年5月,我和贺雄飞去上海参加耶鲁大学在上海交大举办的城市可持续发展培训班的学习,去姚育明家,姚育明陪我们说话,专门把妹妹叫来和她的先生一起为我们做菜。她的先生胖胖的,憨态可掬。也是这一次在上海,有幸与朱学勤、夏中义、朱大可、王宏图、吴洪森、张闳、叶军、葛红兵等人相识。有一天众人一起吃饭,朱大可有事提前告退,走了几分钟却又跑回来了,说是忘了拿我送他的书。大家都笑他喝多了,他戏笑几句走了,但不一会儿又回来了,还是忘了拿书。他真是喝多了!
  能够结识好杂志、好编辑是缘分,交这么多朋友也是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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