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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1)03－0103－03
作者简介：孙绍振（1936），男，福建长乐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翻阅《中国周边国家汉诗概览》，不禁为之惊叹，倘若没有毛翰先生从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发微探幽，系统地精选出朝鲜、越南、日本以及琉球的汉诗大系，我怎么可能在短时间里饱览这灿若星汉的千年艺术画廊。就连一般中国人也望而生畏的古汉语、文言文，竟被异域诗人如此得心应手地驱遣，那跨语言、跨文化的鸿沟，竟是这样被轻松而优雅地越过。不能不承认，这是一大精神奇观，一大文化奇观，又是一大艺术奇观。
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从美学角度看，实质上也是一部“按照美的规律”塑造民族审美心态的历史。诗词正是审视和塑造自我的历史长河中最动人心魄的涛声。而这涛声，不是孤鸣，而是交响。这塑造，既是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独立自主的升华，又是外来文化精髓的交媾和同化。只有那能够体现民族文化传承和时代风貌，吐纳本土精神和外来文化的作品，其审美积淀，才具有不朽的生命力。一切的诗歌天才都不仅仅由于个人秉赋，而且也得益于本国、外国诗性文化的滋养。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潮流日渐汹涌，跨文化研究正在为学术界掀起别开生面的视界。但是，学术界的浮躁一直是可虑的现象。以引进西方新潮文论的结论为满足，以抢过理论的前卫大旗为荣，以领先话语制高点为务，时髦的喧嚣有时甚至淹没了学术的苦心孤诣。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有“新名词大轰炸”之嘲，后来又有“新术语超市”之讥，直到本世纪初，此等华而不实的现象仍然此起彼落，给人以滔滔者天下之感。有志者虽怀不眠之忧，亦徒有无力正乾坤之叹。毛翰先生面对此等现象，并未作狮子吼，而是以习惯性的无声的微笑，不求闻达，积多年之辛劳，乃成《中国周边国家汉诗概览》之书，作为对于这一潮流的回答。
本书以东亚四邻的汉诗发展史为线，以断代为面，以名家名作为点，力图展现中国周边国家汉诗发展的多元的、不可重复的历史。这种跨民族文化的现象，在人类文化史上，并不是一种畸形的例外，只要回顾拉丁文学在欧洲早期的跨国流行，就不难发现，此乃特殊历史时期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翰的工作显出了比较文学、跨文化的深刻意义。
从朝鲜、越南、日本、琉球的汉诗上溯，探寻中国古典诗歌与邻国汉诗的文化的共时性和共通性，找到这个逻辑起点以后，毛翰先生接着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中国诗歌及诗学的流播，二是邻国汉诗的审美流变。面对各国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源远流长的吸纳、仿效及交流的复杂历史，毛翰显示出真正的学术勇气，他并没有仓促拿出惊世骇俗的断言，而是系统地积累、梳理学术资源。做这样的工作，其繁琐，其艰辛，往往不为外人所知，但是，其学术功力和毅力却不可小觑。急功近利的人士，是不甘心把冷板凳坐到这么多年的。做这样的基础性工作，令人想起齐威王所谓“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精神。但是，一飞冲天谈何容易，每一飞腾，都要付出多少辛劳，才能把读者带到那遥远的古代文化语境中去。
在《朝鲜汉诗概览》一章中，毛翰指出：“朝鲜的汉诗，最早可以追溯到箕子在朝鲜立国后，回到故国之所作。《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箕子从朝鲜归来，朝见周天子，经过商朝故都，见宫室被毁，夷为农田，遍生庄稼，不禁伤怀，于是作《麦秀》之歌。”“《箜篌引》《黄鸟歌》等为四言诗，沿用着中国《诗经》的体式。（黄鸟意象亦屡见于《诗经》。）其后则与中国一样，流行五言诗、七言诗。”其《日本汉诗概览》一章指出：“日本汉诗诞生于天智天皇时代，是中国古诗流播海外衍生出来的一大支脉。”“根据其兴起、承续、鼎盛、衰落的历程，也不妨把日本汉诗史分为四个时期，分别以‘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名之。”其《越南汉诗概览》一章指出：“越南汉诗的出现却相当晚。或许，曾经出现的诗篇，没能保存下来，随着岁月一起散佚了。”“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一首越南人作的诗，是廖有方《题旅榇》：‘嗟君没世委空囊，几度劳心翰墨场。半面为君申一恸，不知何处是家乡！’载于《全唐诗》。”其《琉球汉诗概览》一章指出：“想琉球蕞尔小国，其面积和人口不过相当于中国的一个普通县份，竟有这么多诗人骚客，一次册封，与清朝使臣唱酬，竟会涌现这么多风雅醇正的诗篇，真让人刮目相看！”可贵的不仅仅是片断的资料，而是其系统性。只有系统化了，才能发现传承的内在的逻辑，或远，或近，或兴、或衰，邻国的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都存在薪尽火传的内在联系。朝鲜汉诗一篇的结语中引用李氏朝鲜国王宣祖李昖的一段话很有趣：“设使以外国言之，中国父母也，我国与日本同是外国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于子，则我国孝子也，日本贼子也。”如果不从大汉族主义的角度去理解，这样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进入时光的隧道，真切感受当年的文化气场。
本书以史为脉络，以论为纽结，用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真切地再现了朝鲜越南日本琉球汉诗的兴起、承续、鼎盛、衰落的历史轨迹和动态结构，抚古今于须臾，寓千载于一瞬，各国汉诗的纷繁变幻的历史景观尽收眼底。尤其可贵的是，毛翰先生能以历史家的眼光站在当代的高度审视古典文献，同时又十分珍惜各国汉诗中的独特风貌，显示了历史主义与当代思维相结合的睿智。以越南汉诗的研究为例，毛翰先生按编年史的方式展现了越南汉诗的宏伟画卷后指出：“从宗藩关系的角度看去，越南汉诗不过两大倾向：即对于宗主国的离心或向心。表现离心倾向的作品，是争战、分裂和对抗的产物，是其民族独立意识的结果，以李常杰《南国山河》和邓容《感怀》为代表，作品尽管很少，却颇有分量和杀伤力。表现出向心倾向的作品，是中华文化的强大魅力与亲和力的产物，是文化认同感以及历代南迁者的民族认同感的结晶，大概可以胡季犛《答北人问安南风俗》、范汝翼《题新学馆》、冯克宽《答朝鲜使臣李晬光》、邓陈琨《征妇吟曲》以及潘佩珠《哀越南》为代表，以篇目计，占了越南汉诗的绝大部分，其情思韵致与中国诗歌水乳交融，往往见不出什么差异。”跟随毛翰先生，以诗读史，以史出论，在诗、史、论三者结合中，游走于龙蛇之门，穿梭于历史硝烟，不难发现诸如此类的历史洞见比比皆是。
个体在社会环境中所显示出来的独特的审美创造力，是推动审美心态发展的直接契机，往往孕育出最有生命力、最有价值的审美实践的结晶。毛翰先生通过典范作家与典范作品，突显邻国各个时代的汉诗的最高艺术成就。所选近千首诗，都是特定的社会背景、特定的心理感情和特别的艺术境界的凝结升华。再加上毛翰先生在深刻地阐明其优美的韵律、绚丽多彩的语言，读者不难享受到身临其境审美感知。
特别有趣的是本书的十二篇附录：崔致远《檄黄巢书》、李承休《帝王韵纪》、申炅《再造藩邦志》（节录）、姜公辅《对直言极谏策》、陈国峻《谕诸裨将檄文》、莫挺之《玉井莲赋》、张汉超《白藤江赋》、阮廌《平吴大诰》、邓陈琨《征妇吟曲》、佚名《怀风藻·序》、大桥若水《本朝三字经》和向德宏《上李鸿章请愿书》，均堪称汉文化的奇葩。尽管作者身份不同，诗赋文章等形式不同，风格各异，但无一例外表现出周边四邻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曾经有过的一体化的联系。例如：崔致远十二岁由新罗来长安读书，十八岁考中进士，出任宣州溧水（今属南京）县尉，后遭逢黄巢之乱，应召入淮南节度使高骈幕下，写下《檄黄巢书》。陈国峻，越南陈朝宗室，抗元名将，其《谕诸裨将檄文》，一口气举出中国历史上一系列忠臣义举，鼓舞其麾下将士保家卫国的斗志。向德宏，琉球王国紫巾官，琉球末代国王尚泰的妹婿。1876年12月受其国王秘遣，前往中国请求救援。1879年日本强灭琉球国，向德宏两次上书李鸿章，1885年三上其书。十一篇附录，均表现出宏富的文化魅力，既有其本国特色，又表现出中华传统审美文化的人生境界追求、理想人格建构等特点，与中国传统诗文风格相近，形式相类。事实上，当我们侧耳倾听邻国诗人在历史深处的低吟高唱时，眼前浮现的还是剪不开、斩不断的跨民族跨地域的相互联系的东亚文化之网。
当我们欣赏毛翰先生为我们所展现的各国绚丽的汉诗时，不能不关注各国汉诗的历史命运，不能不关切曾经血脉相连的各国文化传统在当今时代的走向，这也就是毛翰《中国周边国家汉诗概览》一书所注目的。毛翰先生在书中指出：朝鲜自“1945年以后，半岛南北不约而同地停用汉字，汉诗遂成明日黄花。在箕子故国，在昔日的‘小中华’，存在了两三千年，繁荣了一千多年的汉诗，对于只识谚文不习汉字的现代朝韩人，已经无异于‘外国文学’了。”对越南而言，自“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到来，又创造出一种记录越南方言的罗马拼音文字，并逐渐流行开来，构成对汉字的另一种挑战。由于法国殖民主义当局的刻意排斥，和1919年科举制度的最后废除，汉字汉诗在越南逐渐式微。至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胡志明宣布全面推行罗马拼音文字教育，汉字遭废止，汉诗亦退出历史舞台，只残存于华人社区。对于现代越南，这意味着去中国化，意味着强化其国家的独立自主，也意味着自断其两千余年来的历史文化血脉。”毛翰先生还指出：“一千多年的日本汉诗，从奈良时代前后的兴起，五山时代的成长，江户时代的繁荣，到明治维新后的再度繁荣后的渐行寥落。”这是历史的困惑，这是现实的悲哀。在本篇结语中，毛翰先生的一段引文颇为耐人寻味：“日本学者加藤彻2006年2月出版的《汉文的修养——什么创造了日本文化》一书指出：在日本，有的人认为，汉文只不过是外国语，汉字只不过是中国人创造的外来的文字，所以应当加以排斥。那么，大米也只不过是从中国大陆传来的农作物，所以我们提倡不吃大米怎么样？大米之外，从酱汤、茶到大萝卜，这些标准的‘日本食品’都是从大陆中国传来的。那么，在日本搞一个不喝酱汤、不饮茶、不吃大萝卜的运动怎么样？而朝鲜半岛和越南排斥掉了汉字汉文，又得到了什么呢？”
二十世纪是中国社会大转变的世纪，是中国文化大转变的世纪，也是世界文化大交汇的世纪。历史的遗产值得珍视。朝鲜、越南、日本、琉球汉诗曾有过艰难而辉煌的历程，把其中优秀的，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的东西，用现代眼光加以审视，把它们融入现代美学体系的结构之中，是今人的责任。但是，要这样做的前提，就是收集资料，系统地、全面地占有资源。这是一项扛鼎的工作，不是一般大而化之的搬用西方文论那么热闹，那么容易引人喝彩。毛翰作了这样的选择，为异国汉诗的跨文化研究甘当拓荒者。对于正当壮年，学术研究正面临着可观前景的毛翰来说，甘于寂寞的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又功德无量。
作为诗人兼诗歌评论家的毛翰先生在撰写《中国周边国家汉诗概览》一书时，融进了他本人极深的情感，在进入特定的邻国汉诗审美情境之后，他以充满独具情韵的眼光来观赏与晤对，他不只是用眼，更是用心来观察，来写作，从他的文字中，可以品味他的诗人情怀，品味他的历史的感伤和愤懑。毛翰先生在《日本汉诗概览》一章的结语中深沉回顾：“当中国《诗经》已位居六经之首，风雅遍布神州，以至于‘不学诗，无以言’之时，孤悬海外的日本还处在蛮荒蒙昧之中；当中国诗歌进入盛唐登峰造极之时，日本诗歌才呀呀学语，临帖描红。但日本又是一个极善于学习和借鉴的民族，一个幸运的民族。‘礼乐传来启我民，当年最重入唐人。’从徐福、鉴真，到朱舜水，一代一代的华人东渡，不断地给这个民族注入新的文化血液。屈原、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华夏中国诗人辈出，是日本取之不尽的偶像和法帖。”面对如今的文化断裂，中华传统文化面临挑战的现实，他在《朝鲜汉诗概览》一章的结语中直抒胸臆：“我们该有的，只是复兴中华的责任，再造盛世的使命。毕竟，只有在中华文化辉煌的时代，才有人‘每慕中华’，‘愿生中国’，‘梦至京师’；只有在中华民族强盛的时代，才见‘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才有人僭称中华。”赤子之心，拳拳之情跃然纸上。
细读到此，谁能不为毛翰先生的情怀感动，为他在理性思考中的激情所振奋！历史也许已经过去，但情理交融的思索却永远不会休息，思想者永远只能在思想的痛苦中享受欢欣。眼下福州正是酷暑，受毛翰先生热情所感染，作此序。
作者简介：孙绍振（1936），男，福建长乐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翻阅《中国周边国家汉诗概览》，不禁为之惊叹，倘若没有毛翰先生从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发微探幽，系统地精选出朝鲜、越南、日本以及琉球的汉诗大系，我怎么可能在短时间里饱览这灿若星汉的千年艺术画廊。就连一般中国人也望而生畏的古汉语、文言文，竟被异域诗人如此得心应手地驱遣，那跨语言、跨文化的鸿沟，竟是这样被轻松而优雅地越过。不能不承认，这是一大精神奇观，一大文化奇观，又是一大艺术奇观。
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从美学角度看，实质上也是一部“按照美的规律”塑造民族审美心态的历史。诗词正是审视和塑造自我的历史长河中最动人心魄的涛声。而这涛声，不是孤鸣，而是交响。这塑造，既是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独立自主的升华，又是外来文化精髓的交媾和同化。只有那能够体现民族文化传承和时代风貌，吐纳本土精神和外来文化的作品，其审美积淀，才具有不朽的生命力。一切的诗歌天才都不仅仅由于个人秉赋，而且也得益于本国、外国诗性文化的滋养。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潮流日渐汹涌，跨文化研究正在为学术界掀起别开生面的视界。但是，学术界的浮躁一直是可虑的现象。以引进西方新潮文论的结论为满足，以抢过理论的前卫大旗为荣，以领先话语制高点为务，时髦的喧嚣有时甚至淹没了学术的苦心孤诣。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有“新名词大轰炸”之嘲，后来又有“新术语超市”之讥，直到本世纪初，此等华而不实的现象仍然此起彼落，给人以滔滔者天下之感。有志者虽怀不眠之忧，亦徒有无力正乾坤之叹。毛翰先生面对此等现象，并未作狮子吼，而是以习惯性的无声的微笑，不求闻达，积多年之辛劳，乃成《中国周边国家汉诗概览》之书，作为对于这一潮流的回答。
本书以东亚四邻的汉诗发展史为线，以断代为面，以名家名作为点，力图展现中国周边国家汉诗发展的多元的、不可重复的历史。这种跨民族文化的现象，在人类文化史上，并不是一种畸形的例外，只要回顾拉丁文学在欧洲早期的跨国流行，就不难发现，此乃特殊历史时期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翰的工作显出了比较文学、跨文化的深刻意义。
从朝鲜、越南、日本、琉球的汉诗上溯，探寻中国古典诗歌与邻国汉诗的文化的共时性和共通性，找到这个逻辑起点以后，毛翰先生接着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中国诗歌及诗学的流播，二是邻国汉诗的审美流变。面对各国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源远流长的吸纳、仿效及交流的复杂历史，毛翰显示出真正的学术勇气，他并没有仓促拿出惊世骇俗的断言，而是系统地积累、梳理学术资源。做这样的工作，其繁琐，其艰辛，往往不为外人所知，但是，其学术功力和毅力却不可小觑。急功近利的人士，是不甘心把冷板凳坐到这么多年的。做这样的基础性工作，令人想起齐威王所谓“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精神。但是，一飞冲天谈何容易，每一飞腾，都要付出多少辛劳，才能把读者带到那遥远的古代文化语境中去。
在《朝鲜汉诗概览》一章中，毛翰指出：“朝鲜的汉诗，最早可以追溯到箕子在朝鲜立国后，回到故国之所作。《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箕子从朝鲜归来，朝见周天子，经过商朝故都，见宫室被毁，夷为农田，遍生庄稼，不禁伤怀，于是作《麦秀》之歌。”“《箜篌引》《黄鸟歌》等为四言诗，沿用着中国《诗经》的体式。（黄鸟意象亦屡见于《诗经》。）其后则与中国一样，流行五言诗、七言诗。”其《日本汉诗概览》一章指出：“日本汉诗诞生于天智天皇时代，是中国古诗流播海外衍生出来的一大支脉。”“根据其兴起、承续、鼎盛、衰落的历程，也不妨把日本汉诗史分为四个时期，分别以‘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名之。”其《越南汉诗概览》一章指出：“越南汉诗的出现却相当晚。或许，曾经出现的诗篇，没能保存下来，随着岁月一起散佚了。”“今天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一首越南人作的诗，是廖有方《题旅榇》：‘嗟君没世委空囊，几度劳心翰墨场。半面为君申一恸，不知何处是家乡！’载于《全唐诗》。”其《琉球汉诗概览》一章指出：“想琉球蕞尔小国，其面积和人口不过相当于中国的一个普通县份，竟有这么多诗人骚客，一次册封，与清朝使臣唱酬，竟会涌现这么多风雅醇正的诗篇，真让人刮目相看！”可贵的不仅仅是片断的资料，而是其系统性。只有系统化了，才能发现传承的内在的逻辑，或远，或近，或兴、或衰，邻国的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都存在薪尽火传的内在联系。朝鲜汉诗一篇的结语中引用李氏朝鲜国王宣祖李昖的一段话很有趣：“设使以外国言之，中国父母也，我国与日本同是外国也，如子也。以言其父母之于子，则我国孝子也，日本贼子也。”如果不从大汉族主义的角度去理解，这样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进入时光的隧道，真切感受当年的文化气场。
本书以史为脉络，以论为纽结，用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真切地再现了朝鲜越南日本琉球汉诗的兴起、承续、鼎盛、衰落的历史轨迹和动态结构，抚古今于须臾，寓千载于一瞬，各国汉诗的纷繁变幻的历史景观尽收眼底。尤其可贵的是，毛翰先生能以历史家的眼光站在当代的高度审视古典文献，同时又十分珍惜各国汉诗中的独特风貌，显示了历史主义与当代思维相结合的睿智。以越南汉诗的研究为例，毛翰先生按编年史的方式展现了越南汉诗的宏伟画卷后指出：“从宗藩关系的角度看去，越南汉诗不过两大倾向：即对于宗主国的离心或向心。表现离心倾向的作品，是争战、分裂和对抗的产物，是其民族独立意识的结果，以李常杰《南国山河》和邓容《感怀》为代表，作品尽管很少，却颇有分量和杀伤力。表现出向心倾向的作品，是中华文化的强大魅力与亲和力的产物，是文化认同感以及历代南迁者的民族认同感的结晶，大概可以胡季犛《答北人问安南风俗》、范汝翼《题新学馆》、冯克宽《答朝鲜使臣李晬光》、邓陈琨《征妇吟曲》以及潘佩珠《哀越南》为代表，以篇目计，占了越南汉诗的绝大部分，其情思韵致与中国诗歌水乳交融，往往见不出什么差异。”跟随毛翰先生，以诗读史，以史出论，在诗、史、论三者结合中，游走于龙蛇之门，穿梭于历史硝烟，不难发现诸如此类的历史洞见比比皆是。
个体在社会环境中所显示出来的独特的审美创造力，是推动审美心态发展的直接契机，往往孕育出最有生命力、最有价值的审美实践的结晶。毛翰先生通过典范作家与典范作品，突显邻国各个时代的汉诗的最高艺术成就。所选近千首诗，都是特定的社会背景、特定的心理感情和特别的艺术境界的凝结升华。再加上毛翰先生在深刻地阐明其优美的韵律、绚丽多彩的语言，读者不难享受到身临其境审美感知。
特别有趣的是本书的十二篇附录：崔致远《檄黄巢书》、李承休《帝王韵纪》、申炅《再造藩邦志》（节录）、姜公辅《对直言极谏策》、陈国峻《谕诸裨将檄文》、莫挺之《玉井莲赋》、张汉超《白藤江赋》、阮廌《平吴大诰》、邓陈琨《征妇吟曲》、佚名《怀风藻·序》、大桥若水《本朝三字经》和向德宏《上李鸿章请愿书》，均堪称汉文化的奇葩。尽管作者身份不同，诗赋文章等形式不同，风格各异，但无一例外表现出周边四邻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曾经有过的一体化的联系。例如：崔致远十二岁由新罗来长安读书，十八岁考中进士，出任宣州溧水（今属南京）县尉，后遭逢黄巢之乱，应召入淮南节度使高骈幕下，写下《檄黄巢书》。陈国峻，越南陈朝宗室，抗元名将，其《谕诸裨将檄文》，一口气举出中国历史上一系列忠臣义举，鼓舞其麾下将士保家卫国的斗志。向德宏，琉球王国紫巾官，琉球末代国王尚泰的妹婿。1876年12月受其国王秘遣，前往中国请求救援。1879年日本强灭琉球国，向德宏两次上书李鸿章，1885年三上其书。十一篇附录，均表现出宏富的文化魅力，既有其本国特色，又表现出中华传统审美文化的人生境界追求、理想人格建构等特点，与中国传统诗文风格相近，形式相类。事实上，当我们侧耳倾听邻国诗人在历史深处的低吟高唱时，眼前浮现的还是剪不开、斩不断的跨民族跨地域的相互联系的东亚文化之网。
当我们欣赏毛翰先生为我们所展现的各国绚丽的汉诗时，不能不关注各国汉诗的历史命运，不能不关切曾经血脉相连的各国文化传统在当今时代的走向，这也就是毛翰《中国周边国家汉诗概览》一书所注目的。毛翰先生在书中指出：朝鲜自“1945年以后，半岛南北不约而同地停用汉字，汉诗遂成明日黄花。在箕子故国，在昔日的‘小中华’，存在了两三千年，繁荣了一千多年的汉诗，对于只识谚文不习汉字的现代朝韩人，已经无异于‘外国文学’了。”对越南而言，自“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到来，又创造出一种记录越南方言的罗马拼音文字，并逐渐流行开来，构成对汉字的另一种挑战。由于法国殖民主义当局的刻意排斥，和1919年科举制度的最后废除，汉字汉诗在越南逐渐式微。至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胡志明宣布全面推行罗马拼音文字教育，汉字遭废止，汉诗亦退出历史舞台，只残存于华人社区。对于现代越南，这意味着去中国化，意味着强化其国家的独立自主，也意味着自断其两千余年来的历史文化血脉。”毛翰先生还指出：“一千多年的日本汉诗，从奈良时代前后的兴起，五山时代的成长，江户时代的繁荣，到明治维新后的再度繁荣后的渐行寥落。”这是历史的困惑，这是现实的悲哀。在本篇结语中，毛翰先生的一段引文颇为耐人寻味：“日本学者加藤彻2006年2月出版的《汉文的修养——什么创造了日本文化》一书指出：在日本，有的人认为，汉文只不过是外国语，汉字只不过是中国人创造的外来的文字，所以应当加以排斥。那么，大米也只不过是从中国大陆传来的农作物，所以我们提倡不吃大米怎么样？大米之外，从酱汤、茶到大萝卜，这些标准的‘日本食品’都是从大陆中国传来的。那么，在日本搞一个不喝酱汤、不饮茶、不吃大萝卜的运动怎么样？而朝鲜半岛和越南排斥掉了汉字汉文，又得到了什么呢？”
二十世纪是中国社会大转变的世纪，是中国文化大转变的世纪，也是世界文化大交汇的世纪。历史的遗产值得珍视。朝鲜、越南、日本、琉球汉诗曾有过艰难而辉煌的历程，把其中优秀的，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的东西，用现代眼光加以审视，把它们融入现代美学体系的结构之中，是今人的责任。但是，要这样做的前提，就是收集资料，系统地、全面地占有资源。这是一项扛鼎的工作，不是一般大而化之的搬用西方文论那么热闹，那么容易引人喝彩。毛翰作了这样的选择，为异国汉诗的跨文化研究甘当拓荒者。对于正当壮年，学术研究正面临着可观前景的毛翰来说，甘于寂寞的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又功德无量。
作为诗人兼诗歌评论家的毛翰先生在撰写《中国周边国家汉诗概览》一书时，融进了他本人极深的情感，在进入特定的邻国汉诗审美情境之后，他以充满独具情韵的眼光来观赏与晤对，他不只是用眼，更是用心来观察，来写作，从他的文字中，可以品味他的诗人情怀，品味他的历史的感伤和愤懑。毛翰先生在《日本汉诗概览》一章的结语中深沉回顾：“当中国《诗经》已位居六经之首，风雅遍布神州，以至于‘不学诗，无以言’之时，孤悬海外的日本还处在蛮荒蒙昧之中；当中国诗歌进入盛唐登峰造极之时，日本诗歌才呀呀学语，临帖描红。但日本又是一个极善于学习和借鉴的民族，一个幸运的民族。‘礼乐传来启我民，当年最重入唐人。’从徐福、鉴真，到朱舜水，一代一代的华人东渡，不断地给这个民族注入新的文化血液。屈原、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华夏中国诗人辈出，是日本取之不尽的偶像和法帖。”面对如今的文化断裂，中华传统文化面临挑战的现实，他在《朝鲜汉诗概览》一章的结语中直抒胸臆：“我们该有的，只是复兴中华的责任，再造盛世的使命。毕竟，只有在中华文化辉煌的时代，才有人‘每慕中华’，‘愿生中国’，‘梦至京师’；只有在中华民族强盛的时代，才见‘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才有人僭称中华。”赤子之心，拳拳之情跃然纸上。
细读到此，谁能不为毛翰先生的情怀感动，为他在理性思考中的激情所振奋！历史也许已经过去，但情理交融的思索却永远不会休息，思想者永远只能在思想的痛苦中享受欢欣。眼下福州正是酷暑，受毛翰先生热情所感染，作此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