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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中欧海上航线开通后，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在西方广受欢迎，荷兰、英国等国家组建东印度公司从事与东方贸易。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瓷器大量销往海外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明清政权交替、西方列强对海上霸权的争夺战争等中外时局变化与重大历史事件对中国瓷器的输出以及中外瓷器贸易的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东印度公司的建立
1514年，葡萄牙开始了欧洲国家与我国的第一次贸易。1553年葡萄牙商船强行占领澳门，在澳门和我国进行贸易。很多葡萄牙商船运载着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漆器和东南亚国家的香料往来于葡萄牙里斯本、印度果阿和我国的澳门、广东之间。与此同时，西班牙把菲律宾作为和中国贸易的据点。西班牙和葡萄牙几乎垄断了所有欧洲国家和中国的贸易，获得巨大利润。
1571年荷兰开始插手进远东地区，1595年派遣舰队远征东方，1598年远航印尼运回大批香料。此后，荷兰商人纷纷组织船队前往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在17世纪，荷兰的造船业占欧洲首位，商船吨数占欧洲总吨数的3/4，有“海上马车夫”之称。他们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上出其不意地袭击从远东返航的葡萄牙船队，掠夺其运载的中国货物。
为了盘剥东印度的丰富资源，欧洲一些国家先后组建了八个专门从事东方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即英、荷、法、丹麦、奥地利、西班牙、瑞典和英格兰，其中荷、英东印度公司最重要，法国东印度公司随之在某些方面也起过重要作用，其他国家的东印度公司因贸易量小不占主要地位。荷兰东印度公司盛于17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后发于18世纪，法国等其他国家的东印度公司于18世纪后才开张。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才告终止。
1595年4月至1602年间，荷兰陆续成立了14家以东印度贸易为重点的公司，1602年3月20日合并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是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荷文原文为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中文全文应译为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当时的荷兰国家议会授权该公司在东起好望角，西至南美洲南端麦哲伦海峡具有贸易垄断权，是第一个可以自组佣兵、发行货币的股份有限公司，并被获准与其他国家订立正式条约，并拥有对该地实行殖民与统治的权力。虽然英国组织的英属东印度公司成立比荷兰东印度公司早两年，但荷兰的资本为英国的十几倍，英国无法与其争雄。
1606年荷兰舰队在马六甲海峡击败西葡联合舰队，驱逐葡萄牙殖民势力，并且在暹罗、苏拉特设立了商行。1641年夺占马六甲，1656年把锡兰攫取到手里。荷兰的殖民势力从17世纪40年代起已经扩展到日本以及中国的台湾。到17世纪中叶，又开始伸向印度西海岸，占领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和科罗曼德尔海岸。至此，葡萄牙在东方的殖民地绝大部分都已被荷兰夺取，建立起一个以摩鹿加群岛和巽他群岛为中心的荷属领地，并且在印度、印度支那和日本都设立了贸易商站。
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简称BEIC，全名是伦敦商人在东印度贸易的公司。1600年12月组成，是一个股份公司。多次获得英国皇家特许的对东印度贸易的专利。1612年英国人战胜葡萄牙人，并且获得了印度莫卧尔帝国皇帝贾汗吉尔的青睐。1615年英国人获得独一无二的在印度定居和建立工厂的权利，很快在苏拉特、金奈（1639年）、盂买（1668年）和加尔各答建立大本营。到1647年，英国人已经在印度建立了23个工厂（即基地）。1670年查理二世发布了五条法律，授予东印度公司自主占领地盘、铸造钱币、指令要塞和军队、结盟和宣战、签订和平条约和在被占据地区就民事和刑事诉讼进行审判的权利。东印度公司从一个商业贸易企业变成印度的实际主宰者。17世纪80年代公司很快就建立了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到1689年为止，英国东印度公司可以说拥有了一个“国家”的特性。
明末清初瓷器的输出及其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关系
明代景德镇已成为全国瓷器的烧造中心，数量大，品种多，质量高，销路广。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与发展，景德镇民营窑场激增，制瓷工匠集中，瓷商汇集，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景德镇从事瓷业的，包括工场主和雇工的人数已达10万余人。万历时景德镇产品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大量远销海外。畅销亚洲和非洲许多国家，并且开始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大量的销售到欧洲。
17世纪欧洲虽有瓷器的烧造，但还是软瓷，高温烧成的真正瓷器还没有成功。欧洲那时所用的好瓷器都还仰给于中国。景德镇外销瓷最早由葡萄牙人运往亚、非、欧各地，主要为欧洲。此类瓷器主要是景德镇工匠依据听到的外来信息生产的一种类似于内地瓷但又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它的基本特点是用若干个连续开光图案来进行装饰，品种主要为青花（图一、图二），也有少量的五彩。因此种开光形似盛开的芙蓉花，日本学者称之为“芙蓉手”，欧洲人称之为“克拉克瓷”。
“多数荷兰人，也可以说多数其他欧洲人第一次听说瓷器是在1596年”。“在西欧见识到中国瓷器以后，中国瓷器就受到热烈欢迎。因为这是一种不是本地陶器所能比拟的器皿，中国瓷器所特备的优点，它那种不渗透性、洁白、具有实用的美以及比较低廉的价格，都使它很快成为当地人民深深喜爱的物品”（T.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1602-1682），E.J.Brill，Leiden，the Netherlands，1954，）。1610年7月荷兰商船Roode Leeuw met Pijlen号抵达广州，购回瓷器约9227件；1612年Gelder land号运荷瓷器达38641件；1614年运荷瓷器上升到69057件。迨至1636年，根据巴达维亚1月4日给荷兰公司的信件知道，有6艘船回荷共运载瓷器259380件。1637年，运荷瓷器21万件；1639年，运荷瓷器366000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早期，还没有建立它在印度尼西亚的侵略中心巴达维亚，在1624年侵占我国台湾之前，主要是在万丹（Ban，tam）、北大年（Patani）和我国沿海各地采购瓷器。1624年起，瓷器的采购起运中心便移到巴达维亚和台湾的赤嵌（Zeelandia）。162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设立分部。1638年台湾的库存瓷器竟达89万件。1652年荷兰占领台湾，取代葡萄牙人在西太平洋的霸主地位。荷兰人随即成为景德镇瓷器的最大买主。荷兰东印度公司从1602年起，至1657年郑成功禁止船只去台湾与荷兰人交易为止，前后半个世纪，运荷瓷器总数在300万件以上。这个数字仅是根据装船单、发货单得出的，当然没有包括全部运欧瓷器数量，因此还是一个保守的数字。 1605年至166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除了把中国瓷器运往荷兰销售，载运了大约500万件中国瓷器至安南、暹罗、缅甸、锡兰、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等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各岛屿的运销不在内）。1636年lO月5日范登伯格（vanderBurgh）从台湾写给巴达维亚的信里有这样一段话：“按照运来桶装的样品为苏拉特、波斯和考罗满达配备的2万考其（40万件）……以及根据您的指示为波斯定制一万考其的瓷器，都已经与前任签订了合同，交货。”1643年3月16日从苏拉特开往阿拉伯摩查（Mocha）的“尤特该司特”（Uytgust）船就装有108693件细瓷，值5962弗罗林。1644年7月22日公司的驻波斯代表写信给巴达维亚需要各种瓷器20万件。同年11月30日“弗利特”（Vrede）从台湾开往苏拉特，载去159713件。1645年“在另外一件给苏拉特公司的主任的说明里（日期为10月20日），我们知道今年已有24条船到达摩查，其中包括装有其他物资的3条英船在内，计有各式各样的粗、细瓷器15000考其”（据T.Volker著作）。
至于印度尼西亚各岛屿的贸易，那时完全是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垄断的。在1636年的记载里，每月都有瓷器从巴达维亚运往爪哇的万丹、齐里彭、亚拉伯、弟加尔、贝加龙干和柔丹，巴厘岛，安汶岛，苏门答腊的詹卑、英德拉哥里、西里巴、旧港、苏门答腊西海岸和亚齐，婆罗洲的苏加丹那、马塔甫拉和文那马神。全年运往上述地区的总数达379670件，没有注明的货物还不在内。
荷兰商人还把中国瓷器销往日本，打开了对日本销售的市场。1609年，荷兰人从平户进入日本，在平户设立商馆（图三），于1613年（日本庆长十八年）开始从事中国瓷器的对日贸易。据荷兰方面的文书记录：在1638年（日本宽永十五年）之前数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几乎每年都将以万计或十万计的瓷器输入日本，如1635年输入135905件，1637年输入39075件（前山博：《17世纪日本·中国陶磁の贸易》，《17世纪の景德镇伊万里》，佐贺县立九州陶磁文化馆，1982年）。日本有关方面于1989—1992年间对平户荷兰商馆遗址进行三次大规模考古调查与发掘，出土了大量中国明代晚期克拉克瓷标本（图四、图五、图六），印证了荷兰方面的文书记录。
据T.Volker保守估计，1602～1682年间，仅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家就从中国进口约1200万件瓷器。有资料显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18世纪间运到英国的中国瓷器，也达300万件（David Howard，《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s Trading to China in Porcelain》，Orientll Art，Vol.xlv，No.1。Spring 99，p.45。）。
外销瓷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带来巨额利润的同时，丰厚的外贸收入也促进了景德镇瓷业的发展。晚明时期在景德镇出现了众多烧造克拉克瓷的窑场。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景德镇老城区的考古调查，南门头窑址、新华瓷厂窑址、人民瓷厂窑址、十八桥窑址、桂花弄窑址都有发现过克拉克瓷，后又在景德镇老城区的观音阁窑址。莲花岭窑址、东风瓷厂窑址、电瓷厂窑址、刘家下窑址发现了克拉克瓷。其中观音阁窑址发现一片有纪年款的克拉克瓷片，为“万历年”的青花瓷盘盘底残片。窑址伴随出土的其他青花瓷也多带有年款，如“大明万历年制”“天启年造”“辛酉年制”“辛酉年造”（此辛酉即明天启元年）等。从出土地点看，景德镇克拉克瓷的生产分布于景德镇老城区的很多晚明窑址，因此可以肯定景德镇晚明时期生产克拉克瓷的作坊是普遍存在的。观音阁克拉克瓷生产的时间为明万历至天启时期，即1573—1627年之间。这段时间正是景德镇克拉克瓷生产的高峰期（曹建文：《近年来景德镇窑址发现的克拉克瓷器》，《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辑）。
明末清初前后延续40年的战乱，景德镇的制瓷业因此一度衰落。康熙十三年，在吴三桂战乱的影响下，景德镇的窑业基础几乎完全遭到破坏。加之由于康熙二十二年以前，福建、广东以及江、浙沿海抗清政权的存在，顺治及康熙初年都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所以正常的瓷器外销几乎一度中断。由于利益的驱使，民间的瓷器贸易仍然以走私的方式继续进行，与巴达维亚、马六甲、柔佛的交易并未间断（图七）。康熙十二年，在澳门成交的几只走私船就载有大量景德镇瓷器（详见T.Volker著作）。但这种交易是很不规律的，没有时间上和数量上的保障。这时，欧洲人又急需购买大量的景德镇瓷器，迫使荷兰东印度公司把目光转向和景德镇瓷器风格接近的日本伊万里瓷器，作为景德镇瓷器的替代品，大量订制，销往欧洲。165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记录中首次收购日本瓷器，只有少量的145件，而到1659年荷兰商馆大量订烧日本瓷器，共计56700件。从1652年起，日本从中国进口大量的制瓷原料用于批量生产。从1673到1683年前后达到生产荷兰订货的最盛时期。伊万里瓷器因大量输出而获得了迅速发展，形成外销伊万里的时代（刘朝晖：《17世纪景德镇瓷器对日本初期伊万里瓷器的影响》，《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四辑）。伊万里瓷器在欧洲风靡一时，但售价偏高。约从康熙中后期开始，景德镇瓷器再度繁荣，价廉物美，投放市场后给日本伊万里以致命的打击。
清代的瓷器输出与荷、英东印度公司的更替
1683年康熙统一台湾后，开放海禁。康熙二十四年（1685）成立粤海关，康熙二十八年向西方商人开放广州口岸。自此之后，我国的大规模瓷器输出，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进行。清政府和明政府一样也是根据船舶的长度，收取关税。我国外销瓷器生产进入第二个高峰期。
1 瓷器进入来样加工时代
由于欧洲社会对装饰有精美绘画的中国瓷器的热衷（见夏鼎：《瑞典所藏的中国瓷器》，《文物》1981年第5期；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加之特别器形和纹饰也可以定制（图八、图九、图十、图十一、图十二），因此中国瓷器在欧洲供不应求。在英国伦敦有一种“瓷人”就是专门为私人定制特殊纹样的瓷器商人，这种商人在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大约有52人。 1729年开始，中国外销瓷出口进入了按订单加工出口的时代。根据外商提供的瓷器画样、种类和数量进行生产。这表明瓷器贸易的新进展和公众对瓷器品味的变化。英国牛津著名的中国瓷器商人Peers（1703—1781）所设计或指定的一些特定式样的午餐具，于1731年由英国商船广东商人号从广州起航驶往印度，再转运到伦敦。如今，英国博物馆中还珍藏着Peers先生在1731年12月19日于广州签署的订购中国瓷器发货单（见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
1736年后，荷兰买家将瓷器订单交给工厂，下一年交货，变成常规做法。此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发往中国成百上千的瓷器画样，特别是1750年以后。在海牙博物馆保存的东印度公司的记录里找到了唯一的画样原件，是1758年的，一共7页，保存了33件瓷器的图样（cJ.A Jorg，Porselein als handelswaar，Univ，Leiden，1978，）。为了让外商选货方便，广州方面也特制了一批样盘，盘的边框四等份，每1/4的地方各施以不同的彩饰、花纹，以供外商选定（图十三）。
关于特别外销瓷的生产，有其特殊的处理程序，“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窑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西商”（清刘子芬：《竹园陶说》，民国十四年）。这就是广彩（图十四）。广彩出现于康熙晚期，盛行于雍正、乾隆时期。在广州绘彩，便于欧洲商人的直接监督和指导，避免和减少了差错（在景德镇经常写错法、英、葡萄牙等国的外文字母和名词，从而遭到欧洲商人的责难）。美国旅行者William Hmkey于1769年参观广州珠江南岸的广彩加工工场，描述说：“在一间长厅里，约二百人正忙着描绘瓷器上的图案，并润饰各种装饰，有老年工人，也有六七岁的童工。”（Johu Golasmieh Phillips，China Trade Porcelains，1974，）这种工场当时竟有100多家。
2 茶叶的热销带动中国瓷器输出
1662年，葡萄牙国王约翰四世的女儿凯瑟琳公主与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结婚，把饮茶的习惯带人英国皇室。到18世纪中期，英国上下无论贫富贵贱几乎每人每天都可以喝上一两杯茶。18世纪20-90年代，茶叶占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入中国商品的70%-80%，有时超过85%。1765-17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购买的茶叶在绝大多数年份都占中国出口货物总值的50%以上，19世纪以后，这个比例超过90%。
康熙四十九年～年中到访的东印度公司商船达10艘之多。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和丝绸的质量都很轻，体积庞大，装船后吃水太浅，极易倾覆，而且船行进的方向也不易控制；再者，茶叶和丝绸都怕遭水浸，不能放舱底，因此压舱是船运时必须考虑的，精美的中国瓷器可谓一举两得。一条船约装160箱、20万件瓷器。输往欧洲的茶叶和生丝越多，进入欧洲的中国瓷器也就越多。
18世纪初，即康熙后期，大量中国瓷器充斥英国乃至欧洲市场，价格低得不可思议。1712年，216头的一套中国餐具瓷器在伦敦只卖5英镑10便士，很难想象欧洲商人是如何和中国瓷器制造商讨价还价的（详见冯小国瓷器制造商讨价还价的（详见冯小琦：《欧洲收藏的中国瓷器》，《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四辑）。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作为耐耗品的瓷器此时在欧洲市场已相对饱和，而作为饮品的茶叶的热销又带动了瓷器的销售（图十五、图十六）。
3 荷、英东印度公司的更替及瓷器的输出
17世纪后半期荷兰先后与英、法之间进行一系列劳民伤财的战争。英国通过战争夺取了海上霸主地位。18世纪英国控制了全部印度，成为东印度海域航运集团霸主。
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最早获得在广州开设贸易机构的权力，接着法国在1728年，荷兰在1729年，丹麦在1731年，瑞典在1732年也相继设立了贸易站，这都为中国瓷器外销提供了有利条件。18世纪中叶，英国占有了在欧洲经营中国瓷器的首要地位。
1716年英国赛杂纳号装有价值5.4万两银的瓷器返回国；1717年英国埃塞克斯号装有30.5万件瓷器回国；1720年英国埃塞克斯号又装载了瓷器112箱及500包；1723年英国蒙塔格号装有485箱瓷器回国；1735年英国格拉富圈号和哈雷林号，分别从广州和厦门返航，共运载24万件中国瓷器。估计在18世纪初，英国人把2500万件到3000万件瓷器运到了欧洲。在18世纪30年代后，在广州的黄埔港和珠江内停泊的外国商船开始以英国占据首位。1753年驶入广州的外国商船约有27艘，其中10艘是英国的，1755年英国在宁波开辟了贸易港，进一步掌握了中国瓷器的贸易大权。到1790年，驶入广州的商船为56艘，其中英国有46艘，占82%。同时，在广州的对外贸易业务中，各国的商人们也都统一使用了英语。根据清代海关资料，1816年广州和英国的出口贸易额为9768961银元，占该年出口贸易总额的62.8%。同时，其他国家也在购买中国瓷器，包括荷兰、法国和瑞典等（详见冯小琦：《欧洲收藏的中国瓷器》一文）。
1986年冯先铭、耿宝昌先生出访欧洲时，在荷兰的海牙博物馆（图十七）、内瓦尔特博物馆（图十八）、格罗宁根博物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中国宫（图十九）、布鲁塞尔皇家博物馆，法国集美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大维德基金会、维多利亚和阿博物馆、古本江博物馆（图二十）等，以及一些古董店，过目了大批他们收藏的当时在中国订购的瓷器。
20世纪90年代，越南对沉没在其海域的头顿沉船（Vung Tauwreck）、金瓯沉船进行的考古发掘表明，这两艘中国古船应该是在将瓷器运往雅加达的途中沉没的。从船上打捞出水的货物绝大多数是康熙、雍正年问生产的中国瓷器。这些瓷器的样式、色彩及多种装饰布局不同于中国传统风格，很多种瓷器式样是仿照欧洲人熟悉的金银器或者是玻璃制品制作的，带有巴洛克艺术风格的信息，应该是根据西方客户的订货要求生产的（图二十一、图二十二）。其中一套盘子的边沿绘水波纹，中心画（荷兰）Deshima岛渔村风景，为东西文化结合的产物（[越南]阮庭战：《越南海域沉船出水的中国古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四辑）。 根据海牙博物馆保存的东印度公司的记录，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83—1729年，1734—1757年间购买的中国货都是在雅加达从中国商人手里购买的，再由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转运回欧洲（CJ.A jorg，Porselein als handelswaar，Univ，Leiden，1978）。沉船和记录正好相印证。
中国瓷器外销的衰落与荷、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解散
1660年到1720年60年间，贵金属占东印度公司对亚洲出口总值的87%，中国成为最大的白银吸收国。当时英国政府要求东印度公司在其全部出口总值中至少要包含1/10的英国出口产品，但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很难满足这一并不过分的要求，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得不削减出口总额。这种中欧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最终导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输入大量鸦片。鸦片源源不绝地输入中国，使中英贸易形成了庞大的逆差。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高达1400吨，清政府不得不派出钦差大臣林则徐监督禁烟，禁烟与日后的硝烟引发了1840年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制瓷手工业日趋衰落。
19世纪上半叶，随着日本外销瓷器的市场竞争和欧洲各国制瓷业的发展，特别是德国和荷兰人已掌握中国的瓷器生产技术。欧洲本土生产的瓷器较之中国进口瓷器在满足欧洲和北美市场方面有适销对路和供货快捷、价格便宜两大优势，中国瓷器外销渐渐走向枯竭。
荷兰东印度公司由于国内对于亚洲货品的需求量大减，1771年到1777年公司红利和股息因业务衰退，从75%下降到12%，1799年12月宣布解散。英国东印度公司因拥有直接控制全印度的巨大商贸权力，渐渐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惊恐，政府提出种种干预，逐步把公司对印度的财政、军政和政治控制权揽入政府手中，公司的商业利益大为削弱。181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终于失去了它在印度的贸易权，尽管公司的船还在进行海上贸易以与其他国家的船主进行贸易竞争，但利润大为减少。1857年到1858年印度发生反英民族起义，终结了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管理印度的体制，至1858年，东印度公司从英国官方的文件中永远消失。
东印度公司大量购销中国瓷器，既增加了中国政府的关税收入，又推动瓷器生产的发展。同时，瓷器定销使欧洲艺术对中国瓷器的生产产生了重大影响，丰富了瓷器造型、饰纹，特别是广彩的出现，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东印度公司的建立
1514年，葡萄牙开始了欧洲国家与我国的第一次贸易。1553年葡萄牙商船强行占领澳门，在澳门和我国进行贸易。很多葡萄牙商船运载着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漆器和东南亚国家的香料往来于葡萄牙里斯本、印度果阿和我国的澳门、广东之间。与此同时，西班牙把菲律宾作为和中国贸易的据点。西班牙和葡萄牙几乎垄断了所有欧洲国家和中国的贸易，获得巨大利润。
1571年荷兰开始插手进远东地区，1595年派遣舰队远征东方，1598年远航印尼运回大批香料。此后，荷兰商人纷纷组织船队前往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在17世纪，荷兰的造船业占欧洲首位，商船吨数占欧洲总吨数的3/4，有“海上马车夫”之称。他们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上出其不意地袭击从远东返航的葡萄牙船队，掠夺其运载的中国货物。
为了盘剥东印度的丰富资源，欧洲一些国家先后组建了八个专门从事东方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即英、荷、法、丹麦、奥地利、西班牙、瑞典和英格兰，其中荷、英东印度公司最重要，法国东印度公司随之在某些方面也起过重要作用，其他国家的东印度公司因贸易量小不占主要地位。荷兰东印度公司盛于17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后发于18世纪，法国等其他国家的东印度公司于18世纪后才开张。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才告终止。
1595年4月至1602年间，荷兰陆续成立了14家以东印度贸易为重点的公司，1602年3月20日合并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是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荷文原文为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中文全文应译为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当时的荷兰国家议会授权该公司在东起好望角，西至南美洲南端麦哲伦海峡具有贸易垄断权，是第一个可以自组佣兵、发行货币的股份有限公司，并被获准与其他国家订立正式条约，并拥有对该地实行殖民与统治的权力。虽然英国组织的英属东印度公司成立比荷兰东印度公司早两年，但荷兰的资本为英国的十几倍，英国无法与其争雄。
1606年荷兰舰队在马六甲海峡击败西葡联合舰队，驱逐葡萄牙殖民势力，并且在暹罗、苏拉特设立了商行。1641年夺占马六甲，1656年把锡兰攫取到手里。荷兰的殖民势力从17世纪40年代起已经扩展到日本以及中国的台湾。到17世纪中叶，又开始伸向印度西海岸，占领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和科罗曼德尔海岸。至此，葡萄牙在东方的殖民地绝大部分都已被荷兰夺取，建立起一个以摩鹿加群岛和巽他群岛为中心的荷属领地，并且在印度、印度支那和日本都设立了贸易商站。
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简称BEIC，全名是伦敦商人在东印度贸易的公司。1600年12月组成，是一个股份公司。多次获得英国皇家特许的对东印度贸易的专利。1612年英国人战胜葡萄牙人，并且获得了印度莫卧尔帝国皇帝贾汗吉尔的青睐。1615年英国人获得独一无二的在印度定居和建立工厂的权利，很快在苏拉特、金奈（1639年）、盂买（1668年）和加尔各答建立大本营。到1647年，英国人已经在印度建立了23个工厂（即基地）。1670年查理二世发布了五条法律，授予东印度公司自主占领地盘、铸造钱币、指令要塞和军队、结盟和宣战、签订和平条约和在被占据地区就民事和刑事诉讼进行审判的权利。东印度公司从一个商业贸易企业变成印度的实际主宰者。17世纪80年代公司很快就建立了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到1689年为止，英国东印度公司可以说拥有了一个“国家”的特性。
明末清初瓷器的输出及其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关系
明代景德镇已成为全国瓷器的烧造中心，数量大，品种多，质量高，销路广。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与发展，景德镇民营窑场激增，制瓷工匠集中，瓷商汇集，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景德镇从事瓷业的，包括工场主和雇工的人数已达10万余人。万历时景德镇产品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大量远销海外。畅销亚洲和非洲许多国家，并且开始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大量的销售到欧洲。
17世纪欧洲虽有瓷器的烧造，但还是软瓷，高温烧成的真正瓷器还没有成功。欧洲那时所用的好瓷器都还仰给于中国。景德镇外销瓷最早由葡萄牙人运往亚、非、欧各地，主要为欧洲。此类瓷器主要是景德镇工匠依据听到的外来信息生产的一种类似于内地瓷但又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它的基本特点是用若干个连续开光图案来进行装饰，品种主要为青花（图一、图二），也有少量的五彩。因此种开光形似盛开的芙蓉花，日本学者称之为“芙蓉手”，欧洲人称之为“克拉克瓷”。
“多数荷兰人，也可以说多数其他欧洲人第一次听说瓷器是在1596年”。“在西欧见识到中国瓷器以后，中国瓷器就受到热烈欢迎。因为这是一种不是本地陶器所能比拟的器皿，中国瓷器所特备的优点，它那种不渗透性、洁白、具有实用的美以及比较低廉的价格，都使它很快成为当地人民深深喜爱的物品”（T.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1602-1682），E.J.Brill，Leiden，the Netherlands，1954，）。1610年7月荷兰商船Roode Leeuw met Pijlen号抵达广州，购回瓷器约9227件；1612年Gelder land号运荷瓷器达38641件；1614年运荷瓷器上升到69057件。迨至1636年，根据巴达维亚1月4日给荷兰公司的信件知道，有6艘船回荷共运载瓷器259380件。1637年，运荷瓷器21万件；1639年，运荷瓷器366000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早期，还没有建立它在印度尼西亚的侵略中心巴达维亚，在1624年侵占我国台湾之前，主要是在万丹（Ban，tam）、北大年（Patani）和我国沿海各地采购瓷器。1624年起，瓷器的采购起运中心便移到巴达维亚和台湾的赤嵌（Zeelandia）。162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设立分部。1638年台湾的库存瓷器竟达89万件。1652年荷兰占领台湾，取代葡萄牙人在西太平洋的霸主地位。荷兰人随即成为景德镇瓷器的最大买主。荷兰东印度公司从1602年起，至1657年郑成功禁止船只去台湾与荷兰人交易为止，前后半个世纪，运荷瓷器总数在300万件以上。这个数字仅是根据装船单、发货单得出的，当然没有包括全部运欧瓷器数量，因此还是一个保守的数字。 1605年至166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除了把中国瓷器运往荷兰销售，载运了大约500万件中国瓷器至安南、暹罗、缅甸、锡兰、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等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各岛屿的运销不在内）。1636年lO月5日范登伯格（vanderBurgh）从台湾写给巴达维亚的信里有这样一段话：“按照运来桶装的样品为苏拉特、波斯和考罗满达配备的2万考其（40万件）……以及根据您的指示为波斯定制一万考其的瓷器，都已经与前任签订了合同，交货。”1643年3月16日从苏拉特开往阿拉伯摩查（Mocha）的“尤特该司特”（Uytgust）船就装有108693件细瓷，值5962弗罗林。1644年7月22日公司的驻波斯代表写信给巴达维亚需要各种瓷器20万件。同年11月30日“弗利特”（Vrede）从台湾开往苏拉特，载去159713件。1645年“在另外一件给苏拉特公司的主任的说明里（日期为10月20日），我们知道今年已有24条船到达摩查，其中包括装有其他物资的3条英船在内，计有各式各样的粗、细瓷器15000考其”（据T.Volker著作）。
至于印度尼西亚各岛屿的贸易，那时完全是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垄断的。在1636年的记载里，每月都有瓷器从巴达维亚运往爪哇的万丹、齐里彭、亚拉伯、弟加尔、贝加龙干和柔丹，巴厘岛，安汶岛，苏门答腊的詹卑、英德拉哥里、西里巴、旧港、苏门答腊西海岸和亚齐，婆罗洲的苏加丹那、马塔甫拉和文那马神。全年运往上述地区的总数达379670件，没有注明的货物还不在内。
荷兰商人还把中国瓷器销往日本，打开了对日本销售的市场。1609年，荷兰人从平户进入日本，在平户设立商馆（图三），于1613年（日本庆长十八年）开始从事中国瓷器的对日贸易。据荷兰方面的文书记录：在1638年（日本宽永十五年）之前数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几乎每年都将以万计或十万计的瓷器输入日本，如1635年输入135905件，1637年输入39075件（前山博：《17世纪日本·中国陶磁の贸易》，《17世纪の景德镇伊万里》，佐贺县立九州陶磁文化馆，1982年）。日本有关方面于1989—1992年间对平户荷兰商馆遗址进行三次大规模考古调查与发掘，出土了大量中国明代晚期克拉克瓷标本（图四、图五、图六），印证了荷兰方面的文书记录。
据T.Volker保守估计，1602～1682年间，仅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家就从中国进口约1200万件瓷器。有资料显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18世纪间运到英国的中国瓷器，也达300万件（David Howard，《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s Trading to China in Porcelain》，Orientll Art，Vol.xlv，No.1。Spring 99，p.45。）。
外销瓷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带来巨额利润的同时，丰厚的外贸收入也促进了景德镇瓷业的发展。晚明时期在景德镇出现了众多烧造克拉克瓷的窑场。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景德镇老城区的考古调查，南门头窑址、新华瓷厂窑址、人民瓷厂窑址、十八桥窑址、桂花弄窑址都有发现过克拉克瓷，后又在景德镇老城区的观音阁窑址。莲花岭窑址、东风瓷厂窑址、电瓷厂窑址、刘家下窑址发现了克拉克瓷。其中观音阁窑址发现一片有纪年款的克拉克瓷片，为“万历年”的青花瓷盘盘底残片。窑址伴随出土的其他青花瓷也多带有年款，如“大明万历年制”“天启年造”“辛酉年制”“辛酉年造”（此辛酉即明天启元年）等。从出土地点看，景德镇克拉克瓷的生产分布于景德镇老城区的很多晚明窑址，因此可以肯定景德镇晚明时期生产克拉克瓷的作坊是普遍存在的。观音阁克拉克瓷生产的时间为明万历至天启时期，即1573—1627年之间。这段时间正是景德镇克拉克瓷生产的高峰期（曹建文：《近年来景德镇窑址发现的克拉克瓷器》，《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辑）。
明末清初前后延续40年的战乱，景德镇的制瓷业因此一度衰落。康熙十三年，在吴三桂战乱的影响下，景德镇的窑业基础几乎完全遭到破坏。加之由于康熙二十二年以前，福建、广东以及江、浙沿海抗清政权的存在，顺治及康熙初年都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所以正常的瓷器外销几乎一度中断。由于利益的驱使，民间的瓷器贸易仍然以走私的方式继续进行，与巴达维亚、马六甲、柔佛的交易并未间断（图七）。康熙十二年，在澳门成交的几只走私船就载有大量景德镇瓷器（详见T.Volker著作）。但这种交易是很不规律的，没有时间上和数量上的保障。这时，欧洲人又急需购买大量的景德镇瓷器，迫使荷兰东印度公司把目光转向和景德镇瓷器风格接近的日本伊万里瓷器，作为景德镇瓷器的替代品，大量订制，销往欧洲。165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记录中首次收购日本瓷器，只有少量的145件，而到1659年荷兰商馆大量订烧日本瓷器，共计56700件。从1652年起，日本从中国进口大量的制瓷原料用于批量生产。从1673到1683年前后达到生产荷兰订货的最盛时期。伊万里瓷器因大量输出而获得了迅速发展，形成外销伊万里的时代（刘朝晖：《17世纪景德镇瓷器对日本初期伊万里瓷器的影响》，《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四辑）。伊万里瓷器在欧洲风靡一时，但售价偏高。约从康熙中后期开始，景德镇瓷器再度繁荣，价廉物美，投放市场后给日本伊万里以致命的打击。
清代的瓷器输出与荷、英东印度公司的更替
1683年康熙统一台湾后，开放海禁。康熙二十四年（1685）成立粤海关，康熙二十八年向西方商人开放广州口岸。自此之后，我国的大规模瓷器输出，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进行。清政府和明政府一样也是根据船舶的长度，收取关税。我国外销瓷器生产进入第二个高峰期。
1 瓷器进入来样加工时代
由于欧洲社会对装饰有精美绘画的中国瓷器的热衷（见夏鼎：《瑞典所藏的中国瓷器》，《文物》1981年第5期；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加之特别器形和纹饰也可以定制（图八、图九、图十、图十一、图十二），因此中国瓷器在欧洲供不应求。在英国伦敦有一种“瓷人”就是专门为私人定制特殊纹样的瓷器商人，这种商人在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大约有52人。 1729年开始，中国外销瓷出口进入了按订单加工出口的时代。根据外商提供的瓷器画样、种类和数量进行生产。这表明瓷器贸易的新进展和公众对瓷器品味的变化。英国牛津著名的中国瓷器商人Peers（1703—1781）所设计或指定的一些特定式样的午餐具，于1731年由英国商船广东商人号从广州起航驶往印度，再转运到伦敦。如今，英国博物馆中还珍藏着Peers先生在1731年12月19日于广州签署的订购中国瓷器发货单（见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
1736年后，荷兰买家将瓷器订单交给工厂，下一年交货，变成常规做法。此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发往中国成百上千的瓷器画样，特别是1750年以后。在海牙博物馆保存的东印度公司的记录里找到了唯一的画样原件，是1758年的，一共7页，保存了33件瓷器的图样（cJ.A Jorg，Porselein als handelswaar，Univ，Leiden，1978，）。为了让外商选货方便，广州方面也特制了一批样盘，盘的边框四等份，每1/4的地方各施以不同的彩饰、花纹，以供外商选定（图十三）。
关于特别外销瓷的生产，有其特殊的处理程序，“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窑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售西商”（清刘子芬：《竹园陶说》，民国十四年）。这就是广彩（图十四）。广彩出现于康熙晚期，盛行于雍正、乾隆时期。在广州绘彩，便于欧洲商人的直接监督和指导，避免和减少了差错（在景德镇经常写错法、英、葡萄牙等国的外文字母和名词，从而遭到欧洲商人的责难）。美国旅行者William Hmkey于1769年参观广州珠江南岸的广彩加工工场，描述说：“在一间长厅里，约二百人正忙着描绘瓷器上的图案，并润饰各种装饰，有老年工人，也有六七岁的童工。”（Johu Golasmieh Phillips，China Trade Porcelains，1974，）这种工场当时竟有100多家。
2 茶叶的热销带动中国瓷器输出
1662年，葡萄牙国王约翰四世的女儿凯瑟琳公主与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结婚，把饮茶的习惯带人英国皇室。到18世纪中期，英国上下无论贫富贵贱几乎每人每天都可以喝上一两杯茶。18世纪20-90年代，茶叶占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入中国商品的70%-80%，有时超过85%。1765-17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购买的茶叶在绝大多数年份都占中国出口货物总值的50%以上，19世纪以后，这个比例超过90%。
康熙四十九年～年中到访的东印度公司商船达10艘之多。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和丝绸的质量都很轻，体积庞大，装船后吃水太浅，极易倾覆，而且船行进的方向也不易控制；再者，茶叶和丝绸都怕遭水浸，不能放舱底，因此压舱是船运时必须考虑的，精美的中国瓷器可谓一举两得。一条船约装160箱、20万件瓷器。输往欧洲的茶叶和生丝越多，进入欧洲的中国瓷器也就越多。
18世纪初，即康熙后期，大量中国瓷器充斥英国乃至欧洲市场，价格低得不可思议。1712年，216头的一套中国餐具瓷器在伦敦只卖5英镑10便士，很难想象欧洲商人是如何和中国瓷器制造商讨价还价的（详见冯小国瓷器制造商讨价还价的（详见冯小琦：《欧洲收藏的中国瓷器》，《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四辑）。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作为耐耗品的瓷器此时在欧洲市场已相对饱和，而作为饮品的茶叶的热销又带动了瓷器的销售（图十五、图十六）。
3 荷、英东印度公司的更替及瓷器的输出
17世纪后半期荷兰先后与英、法之间进行一系列劳民伤财的战争。英国通过战争夺取了海上霸主地位。18世纪英国控制了全部印度，成为东印度海域航运集团霸主。
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最早获得在广州开设贸易机构的权力，接着法国在1728年，荷兰在1729年，丹麦在1731年，瑞典在1732年也相继设立了贸易站，这都为中国瓷器外销提供了有利条件。18世纪中叶，英国占有了在欧洲经营中国瓷器的首要地位。
1716年英国赛杂纳号装有价值5.4万两银的瓷器返回国；1717年英国埃塞克斯号装有30.5万件瓷器回国；1720年英国埃塞克斯号又装载了瓷器112箱及500包；1723年英国蒙塔格号装有485箱瓷器回国；1735年英国格拉富圈号和哈雷林号，分别从广州和厦门返航，共运载24万件中国瓷器。估计在18世纪初，英国人把2500万件到3000万件瓷器运到了欧洲。在18世纪30年代后，在广州的黄埔港和珠江内停泊的外国商船开始以英国占据首位。1753年驶入广州的外国商船约有27艘，其中10艘是英国的，1755年英国在宁波开辟了贸易港，进一步掌握了中国瓷器的贸易大权。到1790年，驶入广州的商船为56艘，其中英国有46艘，占82%。同时，在广州的对外贸易业务中，各国的商人们也都统一使用了英语。根据清代海关资料，1816年广州和英国的出口贸易额为9768961银元，占该年出口贸易总额的62.8%。同时，其他国家也在购买中国瓷器，包括荷兰、法国和瑞典等（详见冯小琦：《欧洲收藏的中国瓷器》一文）。
1986年冯先铭、耿宝昌先生出访欧洲时，在荷兰的海牙博物馆（图十七）、内瓦尔特博物馆（图十八）、格罗宁根博物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中国宫（图十九）、布鲁塞尔皇家博物馆，法国集美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大维德基金会、维多利亚和阿博物馆、古本江博物馆（图二十）等，以及一些古董店，过目了大批他们收藏的当时在中国订购的瓷器。
20世纪90年代，越南对沉没在其海域的头顿沉船（Vung Tauwreck）、金瓯沉船进行的考古发掘表明，这两艘中国古船应该是在将瓷器运往雅加达的途中沉没的。从船上打捞出水的货物绝大多数是康熙、雍正年问生产的中国瓷器。这些瓷器的样式、色彩及多种装饰布局不同于中国传统风格，很多种瓷器式样是仿照欧洲人熟悉的金银器或者是玻璃制品制作的，带有巴洛克艺术风格的信息，应该是根据西方客户的订货要求生产的（图二十一、图二十二）。其中一套盘子的边沿绘水波纹，中心画（荷兰）Deshima岛渔村风景，为东西文化结合的产物（[越南]阮庭战：《越南海域沉船出水的中国古陶瓷》，《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四辑）。 根据海牙博物馆保存的东印度公司的记录，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683—1729年，1734—1757年间购买的中国货都是在雅加达从中国商人手里购买的，再由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转运回欧洲（CJ.A jorg，Porselein als handelswaar，Univ，Leiden，1978）。沉船和记录正好相印证。
中国瓷器外销的衰落与荷、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解散
1660年到1720年60年间，贵金属占东印度公司对亚洲出口总值的87%，中国成为最大的白银吸收国。当时英国政府要求东印度公司在其全部出口总值中至少要包含1/10的英国出口产品，但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很难满足这一并不过分的要求，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得不削减出口总额。这种中欧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最终导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输入大量鸦片。鸦片源源不绝地输入中国，使中英贸易形成了庞大的逆差。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高达1400吨，清政府不得不派出钦差大臣林则徐监督禁烟，禁烟与日后的硝烟引发了1840年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制瓷手工业日趋衰落。
19世纪上半叶，随着日本外销瓷器的市场竞争和欧洲各国制瓷业的发展，特别是德国和荷兰人已掌握中国的瓷器生产技术。欧洲本土生产的瓷器较之中国进口瓷器在满足欧洲和北美市场方面有适销对路和供货快捷、价格便宜两大优势，中国瓷器外销渐渐走向枯竭。
荷兰东印度公司由于国内对于亚洲货品的需求量大减，1771年到1777年公司红利和股息因业务衰退，从75%下降到12%，1799年12月宣布解散。英国东印度公司因拥有直接控制全印度的巨大商贸权力，渐渐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惊恐，政府提出种种干预，逐步把公司对印度的财政、军政和政治控制权揽入政府手中，公司的商业利益大为削弱。181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终于失去了它在印度的贸易权，尽管公司的船还在进行海上贸易以与其他国家的船主进行贸易竞争，但利润大为减少。1857年到1858年印度发生反英民族起义，终结了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管理印度的体制，至1858年，东印度公司从英国官方的文件中永远消失。
东印度公司大量购销中国瓷器，既增加了中国政府的关税收入，又推动瓷器生产的发展。同时，瓷器定销使欧洲艺术对中国瓷器的生产产生了重大影响，丰富了瓷器造型、饰纹，特别是广彩的出现，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