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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虽然仍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中，但当时的启蒙思想家如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却提出了极为宝贵的世界主义观念，对民族主义形成了良性的制约。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更是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和世界的眼光，站在理性和民主的立场上，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进行审视和检讨，表达了追求“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作用，而且成为全球化时代对传统民族观、国家观重新进行反思和纠偏的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一
民族主义并不是传统中国的固有特征，而是近现代历史发展的重要产物。在中国古代是没有明确的国家和民族概念的，各封建王朝所持有的是一种十分独特的天下观，没有族群、疆域和主权的明确概念。鸦片战争以后，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开始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的潮流，被强迫纳入到世界格局当中。传统的天下共同体和天下观念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下也逐渐瓦解。中国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世界地理和国际格局有所了解，但他们的“开眼看世界”是带有很强的被迫性质的。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早年陈独秀的民族国家意识开始了萌芽，即由传统的家族思想向近代民族思想过渡。陈独秀1879年出生在安徽安庆一个书香世家，其幼年时期的主要理想不过是读书做官、光耀门楣。这种想法在1895年后发生了重要转变。他后来有一段自述回顾了自己思想的这种转变：“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听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我生长到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同时开始思考“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的重要问题。①
基于这样的心理背景和价值追求，陈独秀1901年东渡日本寻求富国强民的理论和方法，回国后发起爱国演说会、参与组织安徽爱国社，又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其目的是使用浅显的语言宣传反帝爱国的思想启迪民智。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开宗明义地提出“我开办这报，是有两个主义，索性老老实实地说出来，好叫大家放心。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况且现在东三省的事，一天紧似一天，若有什么好歹的消息，就可以登在这报上，告诉大家，大家也好有个防备。我们做报的人，就算是大家打听信息的人，这话不好吗？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②同时创刊号上又刊登了陈独秀《瓜分中国》一文，其保家卫国、救亡图存的明确意图跃然纸上。可见，当时陈独秀已经形成了比较明确的民族主义意识，所作所为都是以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为根本宗旨的。
此时陈独秀对于这种民族国家观念比较系统的表达，是他1904年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的《说国家》一文。文章指出：“当今世界各国，人人都知道保卫国家的，其国必强；人人都不知道保卫国家的，其国必亡。”那怎样才算得是一个国家呢？“第一，国家要有一定的土地……第二，国家要有一定的人民……第三，国家要有一定的主权……缺少一样，都不能算是一个国。”同时他还特别解释，所谓“一国的人民，一定要是同种类、同历史、同风俗、同语言的民族”。民族国家的主权，归全国国民所共有，“一国之中，只有主权居于至高极尊的地位，再没别的什么能加乎其上了。”③这篇文章对民族国家三要素的论述，很明显是受到法国近代国家主权理论的影响，反映了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基本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早年陈独秀所产生的这种民族主义意识，反对狭隘的盲目排外的思想，在其主持制定的《安徽爱国社拟章》的五点戒约中就有“戒盲昧仇洋”④的相关规定。此时的陈独秀经过日本留学，已经开始接受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基本精神和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新思想，并对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深恶痛绝，对传统的专制统治也进行了一定的批判，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建立在民主自由平等基础上的政治民族主义，是顺应世界潮流、追求变革和进步的。当然，此时陈独秀的民主主义思想尚处于发轫阶段，建立于其上的民族主义思想还不成熟，世界主义思想也不明显。
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满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陈独秀也曾一度兴奋，并在安徽省都督府任秘书长一职，但他在任上没有也不可能施展他的政治抱负。不久，民国政府陷入党争，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国政日益腐败混乱，他的种种期望顿时消散。1912年4月，陈独秀主动辞去秘书长一职。后又因反袁斗争失败，逃亡到上海。陈独秀只能在苦闷与彷徨中，不断求索、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1914年7月陈独秀第五次东渡日本，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陈独秀对民主、民权、民族、国家等问题都产生了更深一层的醒悟。
1914年11月，陈独秀在章士钊的《甲寅杂志》上发表了颇受争议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其世界主义的眼光开始凸现，民族主义思想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体现了理性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新觉悟。他站在理性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角度，对狭隘的爱国观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文章首先指出中国人和欧美人对待国家的两种不同的态度，“中国人之视国家也，与社稷齐观，斯其释爱国也，与忠君同义。”而“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权利，载在宪章，犬马民众，以奉一人，虽有健者，莫敢出此。”同时强调人民之所以要建立国家，就是要“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所谓“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陈独秀还特别谴责和批判了“德、奥、日”式的爱国主义，认为其爱国主义乃是威权式穷兵黩武的帝国主义，是“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者”，因而是“人权自由主义之仇敌也”。他激动地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⑤在面对“恶国家”与“无国家”的两难选择时，狭隘民族主义的选择通常会是“恶国家也胜于无国家”。但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却得出“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的结论。对于这样的见解，无论当时还是后世，一直存在许多批评。《爱国心与自觉心》发表后，章士钊说：“读者大病，愚获诘问叱责之书，累十余通，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⑥
实际上，陈独秀并不一般地反对爱国主义（他自己其实就是坚定的爱国者），他所表达的实际上是对狭隘民族国家观念的一种反省。他所反对的只是非理性的盲目爱国，而他寻求的是一种理智的宪政下的爱国主义，是以人权的保护为基础、以个人的解放和自由作为终极目的的爱国主义。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利，人民对于国家亦有权利；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国家对于人民亦有义务。对于一个不保障人权的坏政府，实在不应该爱，相反还必须打倒它。在这里，陈独秀强调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来自于人民主权，他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观给予了猛烈批判，其世界主义倾向已经是相当明显的了。
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的发表，标志着他建立在理性和民主基础上的公民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世界主义意识的觉醒，在随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中，这种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并走向成熟。
三
1915年6月，陈独秀结束最后一次留学生活回国，并于同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正式更名《新青年》），拉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开始了文化革新和思想启蒙之路。
五四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家们的思想也是十分复杂和吊诡的。作为坚定的爱国者，他们大都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可以说，五四运动真正的精神动力，仍然是“救亡图存”这个自近代早期以来的强大主题，也就是说，是民族主义。实际上“民族主义在20世纪的中国，不是属于某一个特定的政治运动，或者特定的思想学派，而是到处弥漫的思想气氛”⑦。而与此同时，尽管身处外患日亟的严重民族危机中，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又深受世界主义的影响，大都是世界主义的信奉者，追求自由民主和世界大同的启蒙理想。因此，表现出明显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两歧性。⑧五四时期，陈独秀身上就充分体现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这种独特的思想张力。他开始站在世界主义的高度，以理性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标准审视一切，彻底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
1915年《新青年》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就刊登了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这篇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通篇洋溢着民主、进步的世界化精神。陈独秀宣示杂志的六大宗旨的第四项就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表现出强烈的世界主义精神。他首先指出，当时已经进入世界普遍联系的时代，“海陆交通，朝夕千里。古之所谓绝国，今视之若在户庭。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面对滚滚向前的世界潮流，“笃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因此在陈独秀看来，“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⑨这些振聋发聩的言论，即使今天看来仍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的世界主义思想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潮流意识。也就是说，要融入这个世界，就必须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之后，陈独秀又陆续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等文，强化了这种观点。其实陈独秀之所以能够以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完全、彻底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原因，就在于他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中，东西方两种文明的区别是时间性的而非空间性的。东西方文化本来在各自的地域独自发展，在空间上几乎没有可比性。随着国门被打破，进入统一的世界格局后，中国的落后就是显而易见的了，要追上世界发展的脚步，首先就必须顺应世界的发展潮流。
陈独秀还是一个崇尚世界大同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世界主义思想的最终落脚点就是建立人类大同的理想社会。1917年8月，在与陶孟和讨论世界语的书信中，陈独秀更是站在世界主义的高度表达了追求“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他对后者提出的“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的观点“极以为然”，而对其“世界主义是一事，世界语又是一事，二者未必为同问题”的看法则“微有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世界语之成立，非即为世界主义之实现。且世界主义未完全实现以前，世界语亦未能完全成立。然世界人类交通，无一公同语言为之互通情愫，未始非世界主义实现之一障碍。二者虽非一事，而其互为因果之点，视为同问题亦非绝无理由。此仆对于世界语之感想，而以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也。”⑩
1918年8月，陈独秀又发表《偶像破坏论》一文，将“国家”也视为一种偶像列入“破坏”一类。他说：“国家也是一种偶像。一个国家，乃是一种或数种人民集合起来，占据一块土地，假定的名称；若除去人民，单剩下一块土地，便不见国家在那里，便不知国家是什么。可见国家也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他本身并无什么真实能力。”{11}在持有理性主义和民主主义爱国观的陈独秀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国家之间打着“爱国”旗号的战争，杀人如麻，就是这种“偶像”在作怪。在文章中陈独秀还特别从世界主义的大同理想出发，希望用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来破除这种国家偶像，让“大同和平的光明”照耀中国和世界。
四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参与其中，对学生的爱国救国行动表示了积极支持，甚至在亲自散发传单时当场被捕。但面对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的热潮，陈独秀仍然秉承了其在新文化运动中一贯的世界主义精神。因为在陈独秀看来，五四运动固然是民族主义的爱国救国运动，但与以往的各种“标榜爱国主义的运动”所不同的是五四运动特有的两种精神，即“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1938年陈独秀又发表《“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一文，提出，五四运动应被视作自1911年辛亥革命起一直持续到“整个的民主革命运动时期”，也就是说，民主尚在争取之日，五四运动就仍在进行之中。
在五四事件之后不久发表的《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中，陈独秀将人类的心灵做了感情和理性的二分，强调只有将感情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才能够始终热烈坚固不可动摇。接下来，他就站在理性的基础上来审视爱国主义，对爱国主义的积极因素和消极意义都做了深刻分析。他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近来有一部分思想高远的人，或是相信个人主义，或是相信世界主义，不但窥破国家是人为的不是自然的没有价值，并且眼见耳闻许多对内对外的黑暗罪恶，都是在国家的名义之下做出来的。”因此他大声疾呼：“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12}
1919年6月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入狱，出狱后写了一首长诗《答半农的D—诗》，以一种难得的温和的诗意语言抒发了自己的世界主义情怀，进一步表现了超越民族主义的大同理想。他说：“弟兄们！姊妹们！/我们对于世上同类的姊妹弟兄们，都不可此界彼疆，怨张怪李。/我们说的话不大相同，穿的衣服很不一致，有些弟兄底容貌，更是稀奇，各信各的神，各有各的脾气，但这自然会哭会笑的同情心，会把我们连成一气。/连成一气，何等平安，亲密！/为什么彼界此疆，怨张怪李。”{13}
五四运动后期，陈独秀开始转向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主义思想又构成他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重要媒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也有着世界主义的价值理念，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彻底的世界主义者。早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恩就提出，由于世界市场的建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并且“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了。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他们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个无阶级对立、无国家界限、无民族隔阂的世界一家的美好社会，那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并且“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最后他们还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呼声。因此，在五四后期，陈独秀即使疏离了个人主义转向阶级斗争，却并没有放弃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伟大理想。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建设性又有破坏性。它既可以和理性主义、民主主义相结合，发挥凝聚整合功能，争取和保卫本民族的合理权益，推动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又可以和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相结合，对内成为维护专制统治、抵制进步和改革的借口，对外成为扩张侵略的理由，因此需时刻对它保持必要的警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解放了一代知识青年的思想，广泛传播了民主与科学的精神，社会上之前相当流行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观念普遍受到质疑，这构成了五四时期国人心态的重要方面。虽然他们的思想内核仍然还是民族主义的，但其世界主义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形成了对民族主义的有效制约。1919年的五四运动固然直接是由巴黎和会对中国的欺辱产生的民族危机所引发的，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并没有呈现出“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狂热情绪，不能不说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开创的这种民主、自由、开放的世界视野有着重要关联。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重温五四时期陈独秀丰富的世界主义思想，在前人的思想中吸取智慧，不仅有助于理解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两难之间所做的选择，也对今日平衡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的矛盾有所借鉴。我们不仅应该具有民族的、国家的，更应该具有世界的眼光，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开放的心态和理性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注释：
①②③④⑤{9}{10}{11}《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23、56-57、19、113-118、133、340、392页。
⑥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页。
⑦⑧（美）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12}陈独秀：《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4页。
{13}陈独秀：《答半农的D—诗》，《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1920年1月。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273页。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 责任编辑：袁志平
一
民族主义并不是传统中国的固有特征，而是近现代历史发展的重要产物。在中国古代是没有明确的国家和民族概念的，各封建王朝所持有的是一种十分独特的天下观，没有族群、疆域和主权的明确概念。鸦片战争以后，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开始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的潮流，被强迫纳入到世界格局当中。传统的天下共同体和天下观念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下也逐渐瓦解。中国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世界地理和国际格局有所了解，但他们的“开眼看世界”是带有很强的被迫性质的。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早年陈独秀的民族国家意识开始了萌芽，即由传统的家族思想向近代民族思想过渡。陈独秀1879年出生在安徽安庆一个书香世家，其幼年时期的主要理想不过是读书做官、光耀门楣。这种想法在1895年后发生了重要转变。他后来有一段自述回顾了自己思想的这种转变：“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听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我生长到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同时开始思考“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的重要问题。①
基于这样的心理背景和价值追求，陈独秀1901年东渡日本寻求富国强民的理论和方法，回国后发起爱国演说会、参与组织安徽爱国社，又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其目的是使用浅显的语言宣传反帝爱国的思想启迪民智。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开宗明义地提出“我开办这报，是有两个主义，索性老老实实地说出来，好叫大家放心。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况且现在东三省的事，一天紧似一天，若有什么好歹的消息，就可以登在这报上，告诉大家，大家也好有个防备。我们做报的人，就算是大家打听信息的人，这话不好吗？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②同时创刊号上又刊登了陈独秀《瓜分中国》一文，其保家卫国、救亡图存的明确意图跃然纸上。可见，当时陈独秀已经形成了比较明确的民族主义意识，所作所为都是以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为根本宗旨的。
此时陈独秀对于这种民族国家观念比较系统的表达，是他1904年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的《说国家》一文。文章指出：“当今世界各国，人人都知道保卫国家的，其国必强；人人都不知道保卫国家的，其国必亡。”那怎样才算得是一个国家呢？“第一，国家要有一定的土地……第二，国家要有一定的人民……第三，国家要有一定的主权……缺少一样，都不能算是一个国。”同时他还特别解释，所谓“一国的人民，一定要是同种类、同历史、同风俗、同语言的民族”。民族国家的主权，归全国国民所共有，“一国之中，只有主权居于至高极尊的地位，再没别的什么能加乎其上了。”③这篇文章对民族国家三要素的论述，很明显是受到法国近代国家主权理论的影响，反映了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基本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早年陈独秀所产生的这种民族主义意识，反对狭隘的盲目排外的思想，在其主持制定的《安徽爱国社拟章》的五点戒约中就有“戒盲昧仇洋”④的相关规定。此时的陈独秀经过日本留学，已经开始接受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基本精神和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新思想，并对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深恶痛绝，对传统的专制统治也进行了一定的批判，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建立在民主自由平等基础上的政治民族主义，是顺应世界潮流、追求变革和进步的。当然，此时陈独秀的民主主义思想尚处于发轫阶段，建立于其上的民族主义思想还不成熟，世界主义思想也不明显。
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满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陈独秀也曾一度兴奋，并在安徽省都督府任秘书长一职，但他在任上没有也不可能施展他的政治抱负。不久，民国政府陷入党争，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国政日益腐败混乱，他的种种期望顿时消散。1912年4月，陈独秀主动辞去秘书长一职。后又因反袁斗争失败，逃亡到上海。陈独秀只能在苦闷与彷徨中，不断求索、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1914年7月陈独秀第五次东渡日本，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陈独秀对民主、民权、民族、国家等问题都产生了更深一层的醒悟。
1914年11月，陈独秀在章士钊的《甲寅杂志》上发表了颇受争议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其世界主义的眼光开始凸现，民族主义思想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体现了理性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新觉悟。他站在理性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角度，对狭隘的爱国观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文章首先指出中国人和欧美人对待国家的两种不同的态度，“中国人之视国家也，与社稷齐观，斯其释爱国也，与忠君同义。”而“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权利，载在宪章，犬马民众，以奉一人，虽有健者，莫敢出此。”同时强调人民之所以要建立国家，就是要“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所谓“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陈独秀还特别谴责和批判了“德、奥、日”式的爱国主义，认为其爱国主义乃是威权式穷兵黩武的帝国主义，是“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者”，因而是“人权自由主义之仇敌也”。他激动地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⑤在面对“恶国家”与“无国家”的两难选择时，狭隘民族主义的选择通常会是“恶国家也胜于无国家”。但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却得出“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的结论。对于这样的见解，无论当时还是后世，一直存在许多批评。《爱国心与自觉心》发表后，章士钊说：“读者大病，愚获诘问叱责之书，累十余通，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⑥
实际上，陈独秀并不一般地反对爱国主义（他自己其实就是坚定的爱国者），他所表达的实际上是对狭隘民族国家观念的一种反省。他所反对的只是非理性的盲目爱国，而他寻求的是一种理智的宪政下的爱国主义，是以人权的保护为基础、以个人的解放和自由作为终极目的的爱国主义。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利，人民对于国家亦有权利；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国家对于人民亦有义务。对于一个不保障人权的坏政府，实在不应该爱，相反还必须打倒它。在这里，陈独秀强调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来自于人民主权，他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观给予了猛烈批判，其世界主义倾向已经是相当明显的了。
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的发表，标志着他建立在理性和民主基础上的公民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世界主义意识的觉醒，在随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中，这种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并走向成熟。
三
1915年6月，陈独秀结束最后一次留学生活回国，并于同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正式更名《新青年》），拉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开始了文化革新和思想启蒙之路。
五四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家们的思想也是十分复杂和吊诡的。作为坚定的爱国者，他们大都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可以说，五四运动真正的精神动力，仍然是“救亡图存”这个自近代早期以来的强大主题，也就是说，是民族主义。实际上“民族主义在20世纪的中国，不是属于某一个特定的政治运动，或者特定的思想学派，而是到处弥漫的思想气氛”⑦。而与此同时，尽管身处外患日亟的严重民族危机中，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又深受世界主义的影响，大都是世界主义的信奉者，追求自由民主和世界大同的启蒙理想。因此，表现出明显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两歧性。⑧五四时期，陈独秀身上就充分体现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这种独特的思想张力。他开始站在世界主义的高度，以理性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标准审视一切，彻底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
1915年《新青年》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就刊登了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这篇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通篇洋溢着民主、进步的世界化精神。陈独秀宣示杂志的六大宗旨的第四项就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表现出强烈的世界主义精神。他首先指出，当时已经进入世界普遍联系的时代，“海陆交通，朝夕千里。古之所谓绝国，今视之若在户庭。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面对滚滚向前的世界潮流，“笃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因此在陈独秀看来，“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⑨这些振聋发聩的言论，即使今天看来仍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的世界主义思想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种潮流意识。也就是说，要融入这个世界，就必须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之后，陈独秀又陆续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等文，强化了这种观点。其实陈独秀之所以能够以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完全、彻底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原因，就在于他的历史观和世界观中，东西方两种文明的区别是时间性的而非空间性的。东西方文化本来在各自的地域独自发展，在空间上几乎没有可比性。随着国门被打破，进入统一的世界格局后，中国的落后就是显而易见的了，要追上世界发展的脚步，首先就必须顺应世界的发展潮流。
陈独秀还是一个崇尚世界大同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世界主义思想的最终落脚点就是建立人类大同的理想社会。1917年8月，在与陶孟和讨论世界语的书信中，陈独秀更是站在世界主义的高度表达了追求“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他对后者提出的“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的观点“极以为然”，而对其“世界主义是一事，世界语又是一事，二者未必为同问题”的看法则“微有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世界语之成立，非即为世界主义之实现。且世界主义未完全实现以前，世界语亦未能完全成立。然世界人类交通，无一公同语言为之互通情愫，未始非世界主义实现之一障碍。二者虽非一事，而其互为因果之点，视为同问题亦非绝无理由。此仆对于世界语之感想，而以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也。”⑩
1918年8月，陈独秀又发表《偶像破坏论》一文，将“国家”也视为一种偶像列入“破坏”一类。他说：“国家也是一种偶像。一个国家，乃是一种或数种人民集合起来，占据一块土地，假定的名称；若除去人民，单剩下一块土地，便不见国家在那里，便不知国家是什么。可见国家也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他本身并无什么真实能力。”{11}在持有理性主义和民主主义爱国观的陈独秀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国家之间打着“爱国”旗号的战争，杀人如麻，就是这种“偶像”在作怪。在文章中陈独秀还特别从世界主义的大同理想出发，希望用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来破除这种国家偶像，让“大同和平的光明”照耀中国和世界。
四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参与其中，对学生的爱国救国行动表示了积极支持，甚至在亲自散发传单时当场被捕。但面对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的热潮，陈独秀仍然秉承了其在新文化运动中一贯的世界主义精神。因为在陈独秀看来，五四运动固然是民族主义的爱国救国运动，但与以往的各种“标榜爱国主义的运动”所不同的是五四运动特有的两种精神，即“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1938年陈独秀又发表《“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一文，提出，五四运动应被视作自1911年辛亥革命起一直持续到“整个的民主革命运动时期”，也就是说，民主尚在争取之日，五四运动就仍在进行之中。
在五四事件之后不久发表的《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中，陈独秀将人类的心灵做了感情和理性的二分，强调只有将感情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才能够始终热烈坚固不可动摇。接下来，他就站在理性的基础上来审视爱国主义，对爱国主义的积极因素和消极意义都做了深刻分析。他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近来有一部分思想高远的人，或是相信个人主义，或是相信世界主义，不但窥破国家是人为的不是自然的没有价值，并且眼见耳闻许多对内对外的黑暗罪恶，都是在国家的名义之下做出来的。”因此他大声疾呼：“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12}
1919年6月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入狱，出狱后写了一首长诗《答半农的D—诗》，以一种难得的温和的诗意语言抒发了自己的世界主义情怀，进一步表现了超越民族主义的大同理想。他说：“弟兄们！姊妹们！/我们对于世上同类的姊妹弟兄们，都不可此界彼疆，怨张怪李。/我们说的话不大相同，穿的衣服很不一致，有些弟兄底容貌，更是稀奇，各信各的神，各有各的脾气，但这自然会哭会笑的同情心，会把我们连成一气。/连成一气，何等平安，亲密！/为什么彼界此疆，怨张怪李。”{13}
五四运动后期，陈独秀开始转向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主义思想又构成他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重要媒介。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也有着世界主义的价值理念，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彻底的世界主义者。早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恩就提出，由于世界市场的建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并且“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了。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他们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个无阶级对立、无国家界限、无民族隔阂的世界一家的美好社会，那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并且“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最后他们还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呼声。因此，在五四后期，陈独秀即使疏离了个人主义转向阶级斗争，却并没有放弃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伟大理想。
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建设性又有破坏性。它既可以和理性主义、民主主义相结合，发挥凝聚整合功能，争取和保卫本民族的合理权益，推动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又可以和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相结合，对内成为维护专制统治、抵制进步和改革的借口，对外成为扩张侵略的理由，因此需时刻对它保持必要的警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解放了一代知识青年的思想，广泛传播了民主与科学的精神，社会上之前相当流行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观念普遍受到质疑，这构成了五四时期国人心态的重要方面。虽然他们的思想内核仍然还是民族主义的，但其世界主义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形成了对民族主义的有效制约。1919年的五四运动固然直接是由巴黎和会对中国的欺辱产生的民族危机所引发的，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并没有呈现出“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狂热情绪，不能不说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开创的这种民主、自由、开放的世界视野有着重要关联。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重温五四时期陈独秀丰富的世界主义思想，在前人的思想中吸取智慧，不仅有助于理解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两难之间所做的选择，也对今日平衡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的矛盾有所借鉴。我们不仅应该具有民族的、国家的，更应该具有世界的眼光，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开放的心态和理性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注释：
①②③④⑤{9}{10}{11}《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23、56-57、19、113-118、133、340、392页。
⑥任建树：《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页。
⑦⑧（美）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12}陈独秀：《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4页。
{13}陈独秀：《答半农的D—诗》，《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1920年1月。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273页。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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