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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代民间传说和文本曲词中，“关羽斩貂蝉”的故事流传甚广，就故事流传在不同年代所表现出的略呈差异的内容及结局看，这部作品典型地反映了民族精神的发展演变过程与性格原型意味。本文拟从古老的临清田庄吹腔《斩貂蝉》和山东省柳子剧团《关羽斩貂蝉》的对比中，进行具体剖析。
田庄吹腔是柳子戏的一支，运河文化的产物，自明清时期传至山东临清境内，始终作为一种乡民艺术原生态地保留着：而山东柳子戏作为清代“南昆北戈东柳西梆”中的四大地方戏剧种之一，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地结合当时观众的审美兴趣而发展创新，成为一种既有古老历史又绽放现代艺术气息的崭新演出形式。所以把同宗同族的二者中的同一剧目进行比较。可以达到纵向梳理与横向贯穿的统一，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柳子戏这一古老艺术形式的演变过程，也有利于加强对其中反映出的民族精神及性格原型的认识。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文明史，民族精神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成为安顿人类生命的精神家园，这种精神从无到有，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全过程。中华民族精神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非常深邃的内涵，比如正直、仁义、忠厚、孝道、无私、宽厚、博爱等等。这些品质都是支撑我们民族不断发展、不断强大的原动力。理想光照现实，人们把对这种精神的完美寄托往往渗透进文艺作品的创作过程，关羽很显然就是这样一个凝聚了人们精神寄托的理想人物。
《三国演义》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美髯公关羽，书中描写他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唇若涂脂，手提青龙偃月刀，胯下千里追风赤兔马，气宇轩昂，威风凛凛，而且他文武双全，读过很多书，明春秋，知大义，武功盖世，赤胆忠心，义重如山，是人们心目中理想的男子汉形象。也正因为如此，在为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戏曲舞台上，关羽的形象始终和忠勇侠义连在一起。这是民族精神的具体写照，以至于后来人们居然把关羽这一形象逐渐神化，历代加封。终封至“盖天古佛”。
纵观戏曲史上出现的关羽这一舞台形象，对他的性格塑造也是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变化的，从而也展现了寄托在舞台人物身上的民族精神的演变过程。如果我们把田庄吹腔《斩貂蝉》的关羽形象和目前山东省柳子剧团正在上演的《关羽斩貂蝉》中的关羽形象进行对比，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一、斩杀貂蝉的原因不同
二者发生的故事背景是相同的，都是曹操为离间桃园三兄弟的关系，把貂蝉先许关羽又赠张飞。但二者所示斩杀貂蝉的原因却又不同。在田庄吹腔中，关羽憎恶貂蝉贬低自己的丈夫吕布，认为她不守妇道，因此深恶痛绝，执意斩杀。貂蝉一度脱身，二次又点灯斩貂蝉。在这里，关羽对吕布表现出英雄惜英雄的态度，认为“有一个英雄豪杰吕奉先，会用兵权，董卓死，吕布亡，奸淫泼妇女貂蝉”，可见他把貂蝉看作红颜祸水，定斩不饶。在山东省柳子剧团上演的《关羽斩貂蝉》中，其斩貂的目的则是“舍小义取大义”，关羽为了光复汉室大业，为了顾及兄弟手足之情，明知貂蝉“能文善舞，貌似天仙，满腹经纶，不亚儿男”，仍然下决心斩杀貂蝉，表现出侠义之士难下决断、柔情难掩的一面。
二、关羽这一形象表现的性格不同
在田庄吹腔中的关羽形象是单一的，他居功自傲。瞧不起三弟张飞，“曹蛮把貂蝉赏在我三弟帐下，谁人不知我三弟是酒色之徒，想拆我桃园之义。叫某参透其意，合逢八月中秋，不免把貂蝉宣进帐来，一剑来杀，永无后犯”，对貂蝉恨之入骨，面对貂蝉的求饶毫不同情。而省柳子剧团搬演的关羽形象却丰富生动的多，中秋之夜，他不与曹操为伍，辞宴归帐夜读《春秋》，寻箫声见到美女貂蝉，二人诗词相对，共吐心声，彼此欣赏：
(关羽)星光闪闪放光芒
(貂蝉)一轮明月照四方
(关羽)月里嫦娥怎不见
(貂蝉)广寒宫中独自眠
(关羽)芳魂寂寞谁堪怜
(貂蝉)寂寞嫦娥盼君携
(关羽)蟾宫折桂且妄攀(貂蝉)落花待等东风恋
貂蝉期待以身相许，关羽也不由“情动心颤”，而张飞索要貂蝉却致使二人难成眷属。关羽得到大哥“美人勿留”的指示，做出艰难的抉择，“貂蝉偃月刀下死，愧煞世上多情男”。这样的处理，使得该剧更加具有了震撼人心的悲剧意味，也使得关羽侠胆柔情的义士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三、貂蝉这一形象表现的性格不同
貂蝉在田庄吹腔中只是一个配角，戏份很少，而且性格表现出两面性，显得不够诚实和善良。她先是为丈夫之死难过，“可叹儿夫吕奉先，白门楼染黄泉，到如今月圆了，月圆了，人不得团圆。人不得团圆!”但当关羽问起时，又极尽贬低之能事，“那吕布逞的什么强，怎能够占四方，只杀得这边厢，那边厢，好一似拉马卒，怎称起能将，怎称起能将?”在省柳子剧团的舞台上，貂蝉这一形象得到了更为充分的挖掘和表现，戏份和关羽几乎并重，而且文舞兼擅，知晓大义，他倾慕关羽。受到误解时，竭力为自己辩护，“董卓之死在弄权，休怪司徒计连环。国贼受诛民欢庆，貂蝉错在哪一款?”有理有据，声情并茂，赢得了关羽的尊重，同时也赢得了观众，从而塑造了一个崭新的貂蝉形象，与侠骨柔情的关羽形象相得益彰。
四、故事结局不同
在田庄吹腔中，故事最终的结局是关羽在痛恨中斩杀貂蝉，貂蝉求饶。“灯花儿扑摇摇，灯花儿剪去了，乌鸦不住枝头叫，关二爷剑下求饶”；而省柳子剧团的演出中，关羽虽痛下决心，最终不忍下手，一把推开貂蝉，令其逃命，而貂蝉此时去意已诀。转身回来自刎于关羽的青龙偃月刀。至此，一个是男儿侠骨不乏柔情，一个是女儿柔弱不失义胆，二人性格被刻画到极致。
这正契合了荣格关于性格原型的心理学说，荣格认为，原型是集体潜意识的表现，是“历史在种族记忆中的投影”，这是一种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现象。而这种原型最重要的就是女性侧面(Anima，阿妮玛)和男性侧面(Amimus，阿妮姆斯)。阿妮玛是指男性心理中的女性成分或意向，它由男性在漫长岁月中与女性交往所获得的经验而产生；阿妮姆斯指女性心理中的男性成分或意向，它由女性长期认识男性所获得的经验而产生，这种原型在时间上反复出现，在空间上也是普遍地存在的。作为一种“先入之见”，阿尼玛喜欢女人身上“一切虚荣自矜、孤独无靠、缺乏自信和没有目的的东西”。它通常都是在女人身上得到外化，表现出所谓的“女人性格”。但是，另一方面，它同样顽固地生存在男性心理底层，并常常瞬间再现于男性身上，使男性表现出本不应该有的“女人气”。我们看到，即便是在人们共同崇拜的男性形象——关羽身上，也同样存在着女性柔情的一面，就像在绝代佳人——貂蝉身上，也存在着男儿特有的义胆侠骨一样。因此可以说，关羽形象和貂蝉形象都是人类性格原型的典型表现，当关羽性格中柔情的一面与貂蝉性格中侠义的一面相遇，便产生了共鸣，二人情义相投，互相视为知己。
可见，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表现形式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而这种变化也正体现出了民族精神中的性格原型意 味，它走过了从单一走向多元的演变过程。具体到中国的文艺作品，这种性格原型更呈现为两种基本的性格特征，男子刚强勇猛，是女人的支柱；女子温柔善良，是男人的依附。
关羽作为忠义的化身，至今被供奉在各地的祠堂庙宇，但是，他的性格中所表现出的对于女性的蔑视和漠视，不说在古老的吹腔戏中，就是在目前的柳子戏舞台上，也还是显而易见。当貂蝉成为桃园三兄弟(主要是关羽和张飞)矛盾的焦点，而貂蝉又明白无误地表示“倾慕二爷心意猿”，“三爷虽是一条好汉，但绝非貂蝉意中之人，若送我回帐勿宁于死”之后，关羽想到的并不是如何保护自己的爱情，却是寄希望于刘备的决定，而刘备的一句“美人勿留”就让他做出了选择，这种选择无一例外地是以牺牲一个美丽柔情的女子为代价。
对于貂蝉来说，这种牺牲早在义父司徒王允设连环之计、将她同时送与董卓和吕布之时就已经开始了。而在当时的男权社会中，貂蝉对此几无怨言，连环计中她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即使后来终不能免杀身之祸，即将丧身于久已倾慕的关羽刀下，仍是无怨无悔，只把满心的遗憾与惆怅在临死之际作一抒发，“恋情绝花无缘命乖蹇，枉有美貌姿，空，负旷世胆，虽有舍身连环计，一生未逢真情难”，令人无限唏嘘。
而从貂蝉这一角色的设置来看，历史上本无貂蝉，是文人虚构的一个艺术形象，本来也是为了衬托这个男人的世界而产生的。作品中设置这一角色是为了更好地衬托关羽义薄云天的英雄形象，请看作品的最后一句合唱，“休言英雄难过美人关，试看关羽斩貂蝉”。
这就是作品的主题，在剧目演变发展过程中，关羽、貂蝉的性格塑造发生了变化，貂蝉也走出曾经“红颜祸水”的误区得到了观众的理解和尊重，她和关羽一样成为这出戏的主角。可是那又如何呢，貂蝉最终仍旧是关羽的陪衬，是依照男性世界的理想标准塑造的女性形象，为了男人的事业，可以抛弃个人幸福，也可以义无反顾，以死殉情。关羽是忠义的典范，貂蝉也成为那个时代女性学习的标杆。
陈独秀曾经以“三爱”笔名发表《论戏曲》，他说戏曲“要做得忠孝义烈，唱得激昂慷慨，于世道人心极有益”，并且指出“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惟戏曲改良，则可感动全社会，虽聋得见，虽盲可闻，诚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也”，这些论点，都是立足于戏曲在陶冶群众性情、弘扬民族精神方面的作用。其实不止戏曲作品，其他文艺作品，莫不如此。
田庄吹腔是柳子戏的一支，运河文化的产物，自明清时期传至山东临清境内，始终作为一种乡民艺术原生态地保留着：而山东柳子戏作为清代“南昆北戈东柳西梆”中的四大地方戏剧种之一，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地结合当时观众的审美兴趣而发展创新，成为一种既有古老历史又绽放现代艺术气息的崭新演出形式。所以把同宗同族的二者中的同一剧目进行比较。可以达到纵向梳理与横向贯穿的统一，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柳子戏这一古老艺术形式的演变过程，也有利于加强对其中反映出的民族精神及性格原型的认识。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文明史，民族精神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成为安顿人类生命的精神家园，这种精神从无到有，从无意识到有意识，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全过程。中华民族精神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非常深邃的内涵，比如正直、仁义、忠厚、孝道、无私、宽厚、博爱等等。这些品质都是支撑我们民族不断发展、不断强大的原动力。理想光照现实，人们把对这种精神的完美寄托往往渗透进文艺作品的创作过程，关羽很显然就是这样一个凝聚了人们精神寄托的理想人物。
《三国演义》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美髯公关羽，书中描写他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唇若涂脂，手提青龙偃月刀，胯下千里追风赤兔马，气宇轩昂，威风凛凛，而且他文武双全，读过很多书，明春秋，知大义，武功盖世，赤胆忠心，义重如山，是人们心目中理想的男子汉形象。也正因为如此，在为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戏曲舞台上，关羽的形象始终和忠勇侠义连在一起。这是民族精神的具体写照，以至于后来人们居然把关羽这一形象逐渐神化，历代加封。终封至“盖天古佛”。
纵观戏曲史上出现的关羽这一舞台形象，对他的性格塑造也是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变化的，从而也展现了寄托在舞台人物身上的民族精神的演变过程。如果我们把田庄吹腔《斩貂蝉》的关羽形象和目前山东省柳子剧团正在上演的《关羽斩貂蝉》中的关羽形象进行对比，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一、斩杀貂蝉的原因不同
二者发生的故事背景是相同的，都是曹操为离间桃园三兄弟的关系，把貂蝉先许关羽又赠张飞。但二者所示斩杀貂蝉的原因却又不同。在田庄吹腔中，关羽憎恶貂蝉贬低自己的丈夫吕布，认为她不守妇道，因此深恶痛绝，执意斩杀。貂蝉一度脱身，二次又点灯斩貂蝉。在这里，关羽对吕布表现出英雄惜英雄的态度，认为“有一个英雄豪杰吕奉先，会用兵权，董卓死，吕布亡，奸淫泼妇女貂蝉”，可见他把貂蝉看作红颜祸水，定斩不饶。在山东省柳子剧团上演的《关羽斩貂蝉》中，其斩貂的目的则是“舍小义取大义”，关羽为了光复汉室大业，为了顾及兄弟手足之情，明知貂蝉“能文善舞，貌似天仙，满腹经纶，不亚儿男”，仍然下决心斩杀貂蝉，表现出侠义之士难下决断、柔情难掩的一面。
二、关羽这一形象表现的性格不同
在田庄吹腔中的关羽形象是单一的，他居功自傲。瞧不起三弟张飞，“曹蛮把貂蝉赏在我三弟帐下，谁人不知我三弟是酒色之徒，想拆我桃园之义。叫某参透其意，合逢八月中秋，不免把貂蝉宣进帐来，一剑来杀，永无后犯”，对貂蝉恨之入骨，面对貂蝉的求饶毫不同情。而省柳子剧团搬演的关羽形象却丰富生动的多，中秋之夜，他不与曹操为伍，辞宴归帐夜读《春秋》，寻箫声见到美女貂蝉，二人诗词相对，共吐心声，彼此欣赏：
(关羽)星光闪闪放光芒
(貂蝉)一轮明月照四方
(关羽)月里嫦娥怎不见
(貂蝉)广寒宫中独自眠
(关羽)芳魂寂寞谁堪怜
(貂蝉)寂寞嫦娥盼君携
(关羽)蟾宫折桂且妄攀(貂蝉)落花待等东风恋
貂蝉期待以身相许，关羽也不由“情动心颤”，而张飞索要貂蝉却致使二人难成眷属。关羽得到大哥“美人勿留”的指示，做出艰难的抉择，“貂蝉偃月刀下死，愧煞世上多情男”。这样的处理，使得该剧更加具有了震撼人心的悲剧意味，也使得关羽侠胆柔情的义士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三、貂蝉这一形象表现的性格不同
貂蝉在田庄吹腔中只是一个配角，戏份很少，而且性格表现出两面性，显得不够诚实和善良。她先是为丈夫之死难过，“可叹儿夫吕奉先，白门楼染黄泉，到如今月圆了，月圆了，人不得团圆。人不得团圆!”但当关羽问起时，又极尽贬低之能事，“那吕布逞的什么强，怎能够占四方，只杀得这边厢，那边厢，好一似拉马卒，怎称起能将，怎称起能将?”在省柳子剧团的舞台上，貂蝉这一形象得到了更为充分的挖掘和表现，戏份和关羽几乎并重，而且文舞兼擅，知晓大义，他倾慕关羽。受到误解时，竭力为自己辩护，“董卓之死在弄权，休怪司徒计连环。国贼受诛民欢庆，貂蝉错在哪一款?”有理有据，声情并茂，赢得了关羽的尊重，同时也赢得了观众，从而塑造了一个崭新的貂蝉形象，与侠骨柔情的关羽形象相得益彰。
四、故事结局不同
在田庄吹腔中，故事最终的结局是关羽在痛恨中斩杀貂蝉，貂蝉求饶。“灯花儿扑摇摇，灯花儿剪去了，乌鸦不住枝头叫，关二爷剑下求饶”；而省柳子剧团的演出中，关羽虽痛下决心，最终不忍下手，一把推开貂蝉，令其逃命，而貂蝉此时去意已诀。转身回来自刎于关羽的青龙偃月刀。至此，一个是男儿侠骨不乏柔情，一个是女儿柔弱不失义胆，二人性格被刻画到极致。
这正契合了荣格关于性格原型的心理学说，荣格认为，原型是集体潜意识的表现，是“历史在种族记忆中的投影”，这是一种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现象。而这种原型最重要的就是女性侧面(Anima，阿妮玛)和男性侧面(Amimus，阿妮姆斯)。阿妮玛是指男性心理中的女性成分或意向，它由男性在漫长岁月中与女性交往所获得的经验而产生；阿妮姆斯指女性心理中的男性成分或意向，它由女性长期认识男性所获得的经验而产生，这种原型在时间上反复出现，在空间上也是普遍地存在的。作为一种“先入之见”，阿尼玛喜欢女人身上“一切虚荣自矜、孤独无靠、缺乏自信和没有目的的东西”。它通常都是在女人身上得到外化，表现出所谓的“女人性格”。但是，另一方面，它同样顽固地生存在男性心理底层，并常常瞬间再现于男性身上，使男性表现出本不应该有的“女人气”。我们看到，即便是在人们共同崇拜的男性形象——关羽身上，也同样存在着女性柔情的一面，就像在绝代佳人——貂蝉身上，也存在着男儿特有的义胆侠骨一样。因此可以说，关羽形象和貂蝉形象都是人类性格原型的典型表现，当关羽性格中柔情的一面与貂蝉性格中侠义的一面相遇，便产生了共鸣，二人情义相投，互相视为知己。
可见，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表现形式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而这种变化也正体现出了民族精神中的性格原型意 味，它走过了从单一走向多元的演变过程。具体到中国的文艺作品，这种性格原型更呈现为两种基本的性格特征，男子刚强勇猛，是女人的支柱；女子温柔善良，是男人的依附。
关羽作为忠义的化身，至今被供奉在各地的祠堂庙宇，但是，他的性格中所表现出的对于女性的蔑视和漠视，不说在古老的吹腔戏中，就是在目前的柳子戏舞台上，也还是显而易见。当貂蝉成为桃园三兄弟(主要是关羽和张飞)矛盾的焦点，而貂蝉又明白无误地表示“倾慕二爷心意猿”，“三爷虽是一条好汉，但绝非貂蝉意中之人，若送我回帐勿宁于死”之后，关羽想到的并不是如何保护自己的爱情，却是寄希望于刘备的决定，而刘备的一句“美人勿留”就让他做出了选择，这种选择无一例外地是以牺牲一个美丽柔情的女子为代价。
对于貂蝉来说，这种牺牲早在义父司徒王允设连环之计、将她同时送与董卓和吕布之时就已经开始了。而在当时的男权社会中，貂蝉对此几无怨言，连环计中她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即使后来终不能免杀身之祸，即将丧身于久已倾慕的关羽刀下，仍是无怨无悔，只把满心的遗憾与惆怅在临死之际作一抒发，“恋情绝花无缘命乖蹇，枉有美貌姿，空，负旷世胆，虽有舍身连环计，一生未逢真情难”，令人无限唏嘘。
而从貂蝉这一角色的设置来看，历史上本无貂蝉，是文人虚构的一个艺术形象，本来也是为了衬托这个男人的世界而产生的。作品中设置这一角色是为了更好地衬托关羽义薄云天的英雄形象，请看作品的最后一句合唱，“休言英雄难过美人关，试看关羽斩貂蝉”。
这就是作品的主题，在剧目演变发展过程中，关羽、貂蝉的性格塑造发生了变化，貂蝉也走出曾经“红颜祸水”的误区得到了观众的理解和尊重，她和关羽一样成为这出戏的主角。可是那又如何呢，貂蝉最终仍旧是关羽的陪衬，是依照男性世界的理想标准塑造的女性形象，为了男人的事业，可以抛弃个人幸福，也可以义无反顾，以死殉情。关羽是忠义的典范，貂蝉也成为那个时代女性学习的标杆。
陈独秀曾经以“三爱”笔名发表《论戏曲》，他说戏曲“要做得忠孝义烈，唱得激昂慷慨，于世道人心极有益”，并且指出“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惟戏曲改良，则可感动全社会，虽聋得见，虽盲可闻，诚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也”，这些论点，都是立足于戏曲在陶冶群众性情、弘扬民族精神方面的作用。其实不止戏曲作品，其他文艺作品，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