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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抗抗《隐形伴侣》中表现出强烈的文革叙事倾向，作者在表现这一倾向时用虚幻梦境和日常现实的交替描写传达自己对文革的认识。本文以文革叙事为切入点，分析文本中文革叙事的独特之处，作品中形象如何在日常叙事和虚幻梦境的描写中表现作者对文革的认识和思考。
【关键词】文革叙事 虚幻梦境 日常生活 文革认识
“文革叙事”是当代文学最重要的现象之一，面对文革，小说家执着地从虚构摩挲历史伤痕，反思政治伦理的意义。阎连科的《坚硬如水》、余华的《兄弟》、王安忆的《启蒙时代》、苏童的《河岸》、贾平凹的《古炉》等作品都在书写文革中有贡献，在这条写作脉络下，张抗抗的《隐形伴侣》引起了我的注意。
细读全书，张抗抗是在文革情境中描述知青们如何在那样的奔泻岁月里依然穿衣吃饭，结婚生孩子，想把日子过下去，把文革的你死我活、血雨腥风纳入人物的混沌生活，使之家常化。张抗抗以肖潇和陈旭的小日子来探问在不正常的时代里，我们如何看待日常生活？沈从文曾言：“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伟人巨匠，一样在它的怀抱中和光同尘。”因而，再轰轰烈烈的时代和人物在面对生存规律时，也摆脱不了日常。
对于肖潇来说，“苦难”这种说法根本不存在，因为它就是生活的本来意义，在北大荒当知青，劳动的繁重和无意义物质的匮乏，精神的无所寄托，难产的危机，离婚，无法回家，毫无盼头的日子……这就是生存的绝境，所以肖潇一直在努力摆脱，来到北大荒，举目无亲，南北气候的差异，促使她在爱情中获得存在的坚实性，表达回到真实生活的愿望，渴望家的温暖，所以用最简单的方式和陈旭组成一个家，张抗抗把肖潇努力生存的心理经验化作小鸭，逃跑的小鸭，害怕的小鸭……日常生活和虚幻梦境总被置放在一个变换的关联域中表达，在这种变换中体现出较强的叙事主观色彩，当肖潇被陈旭妈妈责骂时，就以日常生活和虚幻梦境的变换来表现肖潇的委屈和害怕。“她垂下头，地上的毛豆壳在跳舞，一群绿色的精灵……于是他飞过篱笆逃走了，灌木林里的小鸟们惊恐地向空中飞去，这是因为我非常丑陋的缘故！”张抗抗在这运用魔幻超现实主义表现的是人物在无奈、走投无路中对“文革”的种种幻觉表现，通过幻觉还原“文革”历史的疯狂、滑稽，剥离掉集体话语和忠诚表白的外衣，表现出普通人处于生命和人防护本能而产生的卑微、恐惧乃至疯狂，这本身也构成了对“文革”政治恐惧的反人性、反人道的映照。这样的创作避免了简单的政治批判和情感倾诉模式，而是在叙事上以时空颠倒、错乱交织的现实和梦境客观展示文革受害者的心灵创伤。作品中虚幻梦境的描写是在基本遵循现实的基础上，象征表现主人公的情感体验，现实人生与虚幻梦境是一个互相印证的象征世界，在这个世界，陈旭部分失去了作为一个真实人物形象的存在因素，成为作家提供自身人生经验和情感的艺术符号。在梦幻和现实的交替中，作者以形象的穿透力和隐喻力量达到对现代生活的感知和生活本质的认识，是对中国历史的回忆，对现实生活中暗流的呈现，作者运用这种交替形成别样形式表现对陈旭、肖潇等的同情和怜爱，不丑化，不夸张，真实而丰富。让读者感受这些以虚幻挑战文革的年轻人，他们身受婚姻、爱情、事业的多重创伤，只好多次用绝望中的虚幻梦境来想象性予以疗治，虚幻梦境的叙述是对现实现世的有意识修正，梦幻是逃离之所，帮助陈旭和肖潇缓释了现实焦虑，让他们在“文革”能以虚幻的方式应付挫折，同时也是对现实的批判，而文中那些如扁木陀那般泣血的生命，是以现实挑战“文革”的类型，他们在泣血之后也许要迈向各自的原初和归属，留存在“文革”的历史中。
在日常现实和虚幻梦境的徘徊中，张抗抗用喜剧的形式塑造了郭春莓的形象，以此凸显“文革”这一历史悲剧，有人可能认为相对于“文革”历史的严肃性反思，用悲剧形式更合适用喜剧形式会有点突兀，其实不然，“文革”本就是大众政治狂欢的标本，以喜剧形式表现出“文革”的荒诞和悖论恰恰能使“文革”记忆的展示达到极致，长达十年的全民参与的运动本身就是一场荒诞可笑的运动，期间有些反常的思维和高度统一的行动本身就是一场荒诞喜剧，因而这样反而有更为震撼的艺术效果，这种创作也是受西方现代派小说作家的影响。以荒诞的喜剧形式表现“文革”的荒诞，是再合适不过的形式了。郭爱军，这位对文革思想高度拥护的热血青年，忘我地养猪，爱情、家庭对她来说是次要的，她不想做妻子的角色、女人的角色，只想做一个“积极向上”的知青，甚至为之失去双腿也不惋惜，当她把红背心当作国旗来表决心时，读者看到的是可笑的狂热和可怜的执迷不悟，装上假肢的她改名爱军，热情依旧，做事一派教条，张抗抗以郭爱军的可笑颠覆了“文革”神圣的虚无，对“文革”历史的极度反讽。当年的“文革”如泰山压顶使每个人都喘不过气来，小说中肖潇等人的命运和心灵创伤归根结底是“文革”造成的，这一先行主题在张抗抗的文本中被淡化处理，不是小说的前置，作者以日常与虚幻梦境的交替来凸显“文革”的特殊背景下人是如何生存和生活的问题，体现更富有人文关怀的生存哲思。陈旭是成长在“文革”历史夹缝中缺少关爱富有理想的年轻人，他曾梦想着给肖潇一个温情、真实的家，也想在李书记这样的伯乐眼中看到他的才华，但在当时一切都被抽象化为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他的所有美好都是泡影，随之而来是催生了他的反叛意识，做工偷懒，喝酒、撒谎，和肖潇天各一方。在那样的政治热情疯狂的年代里，陈旭摸索出一套新的生存哲学，真话无人信，谎言确是真。他冷眼旁观他的这套哲学里那些相信他的糊涂人，忍受着孤独、无人问津的落寞，从而揭示文革的伤痛。此时的陈旭在文革中已经活得非常明白，他努力想让心爱的人不受这种环境的影响，给她营造一个虚假的温情世界，却适得其反导致肖潇对他的误解，对文革环境的错误认识。瓦弗里曾说：“如果每个人不能了解自己生活以外的其他许多生活，他就不能了解自己的生活。”正因如此，肖潇迷失了。
立足于文学研究的视角，作家在小说中把农村和文革的生活当做是一个负面的价值符号，那些逃避农村和文革生活的知识青年在作者笔下无疑表现出对当时农村生活的厌恶和反感。在这种情绪的表现中，陈旭和肖潇变成了随环境成长的圆形人物，他们在现实和梦境的反现代叙事方式下真实再现过去年代的特征。尤其是陈旭，绝对符合福斯特的圆形人物原则，他是一个有激情、有梦想的年轻人，对生活、爱情、事业有美好的憧憬，甚至在下放时还保持适应农村生活的努力，娶妻生子，为农村工作献计献策，读者以为陈旭会积极地生活着，能培养儿子，呵护妻子到老，实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美妙图景。但这些预设终究未果，梦境破灭，陈旭意识到问题接踵而来，自己的能力得不到认可，肖潇对他产生怀疑、不满，她无法接受一个变得懒惰、爱撒谎、抽烟、喝酒的陈旭，她无法理解陈旭的改变，因而也无法维持他们最初的约定，只好离婚。陈旭在变化中立体化、圆形化。有别于林黛玉、武松这些扁形人物，从他的立体化、圆形化的设置中，读者真正感受到当年那场震撼中国乃至世界的上山下乡运动，感受知识青年从肉体和精神经历的人间冷暖、希望和絕望，笑与泪，甚至是生与死的擦肩而过，而作家也借助于这一人物在现实的虚构和梦境的编织，传达属于自己的时代体验。
【参考文献】
[1][美]弗罗姆. 对自由的恐惧.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2]童庆炳. 文学理论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3]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5]王铁仙. 新时期文学二十年.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6]邱文治. 现代文学流派鸟瞰. 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
【关键词】文革叙事 虚幻梦境 日常生活 文革认识
“文革叙事”是当代文学最重要的现象之一，面对文革，小说家执着地从虚构摩挲历史伤痕，反思政治伦理的意义。阎连科的《坚硬如水》、余华的《兄弟》、王安忆的《启蒙时代》、苏童的《河岸》、贾平凹的《古炉》等作品都在书写文革中有贡献，在这条写作脉络下，张抗抗的《隐形伴侣》引起了我的注意。
细读全书，张抗抗是在文革情境中描述知青们如何在那样的奔泻岁月里依然穿衣吃饭，结婚生孩子，想把日子过下去，把文革的你死我活、血雨腥风纳入人物的混沌生活，使之家常化。张抗抗以肖潇和陈旭的小日子来探问在不正常的时代里，我们如何看待日常生活？沈从文曾言：“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伟人巨匠，一样在它的怀抱中和光同尘。”因而，再轰轰烈烈的时代和人物在面对生存规律时，也摆脱不了日常。
对于肖潇来说，“苦难”这种说法根本不存在，因为它就是生活的本来意义，在北大荒当知青，劳动的繁重和无意义物质的匮乏，精神的无所寄托，难产的危机，离婚，无法回家，毫无盼头的日子……这就是生存的绝境，所以肖潇一直在努力摆脱，来到北大荒，举目无亲，南北气候的差异，促使她在爱情中获得存在的坚实性，表达回到真实生活的愿望，渴望家的温暖，所以用最简单的方式和陈旭组成一个家，张抗抗把肖潇努力生存的心理经验化作小鸭，逃跑的小鸭，害怕的小鸭……日常生活和虚幻梦境总被置放在一个变换的关联域中表达，在这种变换中体现出较强的叙事主观色彩，当肖潇被陈旭妈妈责骂时，就以日常生活和虚幻梦境的变换来表现肖潇的委屈和害怕。“她垂下头，地上的毛豆壳在跳舞，一群绿色的精灵……于是他飞过篱笆逃走了，灌木林里的小鸟们惊恐地向空中飞去，这是因为我非常丑陋的缘故！”张抗抗在这运用魔幻超现实主义表现的是人物在无奈、走投无路中对“文革”的种种幻觉表现，通过幻觉还原“文革”历史的疯狂、滑稽，剥离掉集体话语和忠诚表白的外衣，表现出普通人处于生命和人防护本能而产生的卑微、恐惧乃至疯狂，这本身也构成了对“文革”政治恐惧的反人性、反人道的映照。这样的创作避免了简单的政治批判和情感倾诉模式，而是在叙事上以时空颠倒、错乱交织的现实和梦境客观展示文革受害者的心灵创伤。作品中虚幻梦境的描写是在基本遵循现实的基础上，象征表现主人公的情感体验，现实人生与虚幻梦境是一个互相印证的象征世界，在这个世界，陈旭部分失去了作为一个真实人物形象的存在因素，成为作家提供自身人生经验和情感的艺术符号。在梦幻和现实的交替中，作者以形象的穿透力和隐喻力量达到对现代生活的感知和生活本质的认识，是对中国历史的回忆，对现实生活中暗流的呈现，作者运用这种交替形成别样形式表现对陈旭、肖潇等的同情和怜爱，不丑化，不夸张，真实而丰富。让读者感受这些以虚幻挑战文革的年轻人，他们身受婚姻、爱情、事业的多重创伤，只好多次用绝望中的虚幻梦境来想象性予以疗治，虚幻梦境的叙述是对现实现世的有意识修正，梦幻是逃离之所，帮助陈旭和肖潇缓释了现实焦虑，让他们在“文革”能以虚幻的方式应付挫折，同时也是对现实的批判，而文中那些如扁木陀那般泣血的生命，是以现实挑战“文革”的类型，他们在泣血之后也许要迈向各自的原初和归属，留存在“文革”的历史中。
在日常现实和虚幻梦境的徘徊中，张抗抗用喜剧的形式塑造了郭春莓的形象，以此凸显“文革”这一历史悲剧，有人可能认为相对于“文革”历史的严肃性反思，用悲剧形式更合适用喜剧形式会有点突兀，其实不然，“文革”本就是大众政治狂欢的标本，以喜剧形式表现出“文革”的荒诞和悖论恰恰能使“文革”记忆的展示达到极致，长达十年的全民参与的运动本身就是一场荒诞可笑的运动，期间有些反常的思维和高度统一的行动本身就是一场荒诞喜剧，因而这样反而有更为震撼的艺术效果，这种创作也是受西方现代派小说作家的影响。以荒诞的喜剧形式表现“文革”的荒诞，是再合适不过的形式了。郭爱军，这位对文革思想高度拥护的热血青年，忘我地养猪，爱情、家庭对她来说是次要的，她不想做妻子的角色、女人的角色，只想做一个“积极向上”的知青，甚至为之失去双腿也不惋惜，当她把红背心当作国旗来表决心时，读者看到的是可笑的狂热和可怜的执迷不悟，装上假肢的她改名爱军，热情依旧，做事一派教条，张抗抗以郭爱军的可笑颠覆了“文革”神圣的虚无，对“文革”历史的极度反讽。当年的“文革”如泰山压顶使每个人都喘不过气来，小说中肖潇等人的命运和心灵创伤归根结底是“文革”造成的，这一先行主题在张抗抗的文本中被淡化处理，不是小说的前置，作者以日常与虚幻梦境的交替来凸显“文革”的特殊背景下人是如何生存和生活的问题，体现更富有人文关怀的生存哲思。陈旭是成长在“文革”历史夹缝中缺少关爱富有理想的年轻人，他曾梦想着给肖潇一个温情、真实的家，也想在李书记这样的伯乐眼中看到他的才华，但在当时一切都被抽象化为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他的所有美好都是泡影，随之而来是催生了他的反叛意识，做工偷懒，喝酒、撒谎，和肖潇天各一方。在那样的政治热情疯狂的年代里，陈旭摸索出一套新的生存哲学，真话无人信，谎言确是真。他冷眼旁观他的这套哲学里那些相信他的糊涂人，忍受着孤独、无人问津的落寞，从而揭示文革的伤痛。此时的陈旭在文革中已经活得非常明白，他努力想让心爱的人不受这种环境的影响，给她营造一个虚假的温情世界，却适得其反导致肖潇对他的误解，对文革环境的错误认识。瓦弗里曾说：“如果每个人不能了解自己生活以外的其他许多生活，他就不能了解自己的生活。”正因如此，肖潇迷失了。
立足于文学研究的视角，作家在小说中把农村和文革的生活当做是一个负面的价值符号，那些逃避农村和文革生活的知识青年在作者笔下无疑表现出对当时农村生活的厌恶和反感。在这种情绪的表现中，陈旭和肖潇变成了随环境成长的圆形人物，他们在现实和梦境的反现代叙事方式下真实再现过去年代的特征。尤其是陈旭，绝对符合福斯特的圆形人物原则，他是一个有激情、有梦想的年轻人，对生活、爱情、事业有美好的憧憬，甚至在下放时还保持适应农村生活的努力，娶妻生子，为农村工作献计献策，读者以为陈旭会积极地生活着，能培养儿子，呵护妻子到老，实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美妙图景。但这些预设终究未果，梦境破灭，陈旭意识到问题接踵而来，自己的能力得不到认可，肖潇对他产生怀疑、不满，她无法接受一个变得懒惰、爱撒谎、抽烟、喝酒的陈旭，她无法理解陈旭的改变，因而也无法维持他们最初的约定，只好离婚。陈旭在变化中立体化、圆形化。有别于林黛玉、武松这些扁形人物，从他的立体化、圆形化的设置中，读者真正感受到当年那场震撼中国乃至世界的上山下乡运动，感受知识青年从肉体和精神经历的人间冷暖、希望和絕望，笑与泪，甚至是生与死的擦肩而过，而作家也借助于这一人物在现实的虚构和梦境的编织，传达属于自己的时代体验。
【参考文献】
[1][美]弗罗姆. 对自由的恐惧.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2]童庆炳. 文学理论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3]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5]王铁仙. 新时期文学二十年.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6]邱文治. 现代文学流派鸟瞰. 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