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秘书长高玉华同志来电话说王均先生走了，我的心一下子沉痛起来。回想先生教诲，至今历历在目。
　　认识王先生的名字是读大学时学习他和罗常培合著的《普通语音学纲要》。第一次见到王先生是1981年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成立大会”上，他作了《汉字改革与少数民族文字》的大会发言。但是真正相识是1986年我被国家语委借调到北京协助他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时，记得我到北京的第二天，他就来看我，非常亲切，非常热情。后来，在整个编书的过程中，王先生对我非常信任和尊重，我深深感到，在王先生手下工作，心情特别愉快。也就是在京一年半的工作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您在这里辛勤工作了一年多，为编写《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也正是在这件工作上，使我们建立下永恒的友谊。”
　　我离京返校以后，王先生对我很关心，一直来信教诲。从1988年到2003年，先后给我写了24封信。1992年7月16日的信写道：“感谢您对《语文建设》的一贯支持。有人以什么‘弘扬祖国文化遗产’‘沟通海峡两岸关系’作为政治活动的资本，搞了许多活动。在当前，搬出海峡两岸和祖国统一的问题来推销某些私货，是很有欺骗性，很有盅惑力的。而您的一篇《海峡两岸用字比较》就把他们多少篇洋洋洒洒的空论驳得哑口无言！现在，从7月1日起，《人民日报》海外版全部改用规范字，无论他们发动多少人向中央或《人民日报》提多少意见，恐怕是扳不回去了。在大家的努力下，您的这篇文章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您是用事实说话，有具体数据，年月日，具体人名、职务、言论、文件、过程……这是多么有说服力的文章啊！”他还在信中告诉我：“8月20日前后台湾有一批人要来北京，北师大邀请一些学者和他们座谈。您收到邀请没有？您对台湾的情况了解甚多，你校的台湾资料多，您又是有心人，对海峡两岸问题，您有很大的发言权。”就是在王先生的教诲和鼓励下，十几年来，我一直关注台湾的语文动态，研究台湾的语文政策和语言文字使用情况，为国家有关部门提供资料。
　　1996年王先生生病手术，使我万分挂心，但他对手术很有信心，也很乐观。在他手术以后，1997年3月26日给我的信说：“这次大手术，切除结肠（左）32cm,手术5小时，亏得章太兄拜访外科第一流的大夫张振寰教授，手术是第一流的。住院半个月即回家疗养。12月2日动的手术，今年1月起服化疗药至今，并无不适反应，复查三次，都说恢复得不错。我坚持按时服药，每天锻炼，同时注意饮食，少吃多餐，少荤多素，并保持乐观的心态，估计可以闯过这一关。”过了不久，4月19日又来信说：“章太早就告诉我，他认识张大夫是因为他女儿在厦大读书，章太托您关照，您对他女儿很好，所以章太能求得上张大夫。当然，这也得感谢您。有这层关系就是跟没关系不一样。那天（去年12月2日）已到了下班时间，张大夫和肠外科的大夫们特为我加班，手术做了近5小时！以后每次复查我都挂他的号，他都十分细致耐心。看来我能闯过这一关。”“我是达观的，没有任何精神负担，这是我恢复健康的有利条件之一。”我为他战胜病魔的乐观精神而感动，也为他一天天康复起来而高兴！
　　王先生虽然有病在身，但他对我一直十分关注，对我的工作总是鼓励有加。2000年10月，语文现代化学会年会在厦门召开，王先生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过后给我来信说：“他们几批人回来，都给介绍会议情况，异口同声说这次会开得好，大家情绪颇高，皆我兄组织筹备之功也！当然，厦门市语委很支持，也是会议开得好的原因之一。听说省教委还派一位同志代表省教委来参加会，市里很热情，大家心情愉快。会后游览，最难忘的是您领他们几位去拜谒了卢戆章墓，张立青还大照其相。要不是您领路，是找不到这位先驱的墓的。而您为访得此墓，颇费了一番努力。因此这墓列为市文物古迹保护点之一，亦阁下之功也。这种感情，是我们语文现代化专业者很自然的流露。”王先生心里想的是语文现代化，他对我的关心和肯定也是想到语文现代化。
　　王先生的离世，使我们学会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头人，也使我失去了一位对我关怀备至的良师，怎能不使我悲痛万分呢！
　　
　　（许长安，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