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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冯明（1987— ），女，河南驻马店人，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2011级历史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文文献整理与研究。
摘 要：《清代学术概论》是梁启超先生阐述清代学术思潮源头及其流变的经典著作，也是其代表作之一。该书把中国近300 年视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力图从中梳理出中国文化迈向近代的历史进程，更被后世研究者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五四’运动所促成的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意识进一步觉醒的思想表现和学术成果”。
关键词：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科学精神；文艺复兴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1-017-02
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也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卓越学者，是我国清末民初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除了在大量的政论中渗透着丰富的学识外，还撰有卷帙浩繁的学术论著。他的《清代学术概论》初稿成于1920年，是一部专门研究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近三百年间中国学术、思想的开拓性著作，亦是一部客观胜于主观的学术史佳作，也是最能体现梁启超晚期治学特点的标志性著作。虽然其中不可避免地有不少狭隘的偏见和肤浅的论断，却也确实包含了一些熠熠闪光的真知灼见，至今仍有价值意义。在这部著作中，梁启超提出了三个有创造性的理论学说，即：“时代思潮”论，“反动”说，“以复古为解放”说。这些理论创构既加深了梁氏著作的理论内涵，又增进了人们对清代学术的理解，还对后人的思想史研究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孟祥才评曰：“《清代学术概论》篇幅较少，言简意赅，是此期学术的鸟瞰图，重点侧重于‘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篇幅较多，内容充实，是此期学术的展览馆，重点侧重于‘史’。前者高屋建瓴，气势非凡，论锋慑人；后者侃侃而谈，循循善诱，学识服人。二书虽然风格不同，但确各有千秋，都显示了梁启超渊博的学识和高超的手笔”，“都是梁启超学术论著中的佳品。”[1]
一、《清代学术概论》的学术价值
纵观全书，梁启超著此书的开创性贡献在于：首次将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近三百年的历史作为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称之为“清学”，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这样认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作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 ”[2]；他视近三百年中国学术之主流为反理学思潮，具有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类似的启蒙意义；他纵向地考察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潮的历史进程，并试图探究其形成、转向和衰落的根源，他将清代学术锁定于考证学，“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3]，全书主要述及清代考证学兴起、全盛及衰落过程，并将这一学术发展过程放在时代思潮的框架中，划分为生、住、异、灭四期，即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和衰落期；他横向地对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的代表人物逐一进行了历史分析和评价，其涉猎的学者之多、学科之广在同类著作中是罕见的；梁启超根据资产阶级维新志士们的切身体会，评判明清之际思想家的启蒙作用，古为今用，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当代学术思潮也作为研究反思的对象，总结过去、瞻望未来，力图在其史论著作中体现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统一。
二、清代考据学的“科学精神”
梁启超在该书中，对清代考据学学术精神中的“科学精神”十分肯定。正因为对科学精神的肯定，引发出其将此“科学精神”与彼西欧之“科学精神”等同视之。
“五四”后，蒋方震于1920年写成《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邀梁启超作序。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的《自序》中述及著书经过：“吾著此篇之动机有二。其一，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其二，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觉泛泛为一序，无益于其善矣。计不如起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与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长短而淬砺也，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既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蒋书宣告独立矣。”[4]
从序言中可以看出，梁启超著此书是想将清代学术与欧洲文艺复兴作对比比较，其实便是将清代学术回归汉学的思潮视之为一个学术上的复兴、思想上的复兴。梁启超将清代考证学与时代思潮等同视之。全书开篇曰：“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5]
梁启超认为清代考证学是一个时代思潮的最重要原因是因为清学对宋学的反动。其曰：“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 ”[6]，“晚明理学之弊，恰如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之景教，其极也，能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闭塞不用，独立创造之精神，销蚀达于零度，夫人类之有‘学问欲’，其天性也，‘学问饥饿’至于此极，则反动其安得不起。”[7]
梁启超将考证学视为清代学术的正统派，称之为清学，但清学主要体现于戴震一派，“是故惠派可名之曰汉学，戴派则为清学而非汉学”，“正统派之盟主必主推戴震”[8]。他以戴震为代表，归纳并称赞了戴震的科学精神和学术道德。他说：“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赖以成立耳。”他称赞戴震的治学态度为科学家的态度：“科学之目的，在求定理，然定理必经过假设之阶段而后成。初得一义，未敢信为真也，其真之程度，或仅一二分而已。然姑假定以为近真焉，而凭藉之以为研究之点，几经实验之结果，浸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达于十分，于是认为定理而主张之。其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为假说以俟后人，或遂自废弃之也。凡科学家之态度，固当如是也。震之此论，实从甘苦阅历得来。……‘传信不传疑’，又学者社会最主要之道德矣。”[9]梁启超戴震的哲学思想做了概括，他认为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10]，是哲学领域的“新建设”，并评价说“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11]
梁启超援引《戴东原墓志铭》中的一段记载：“戴震10岁就傅，受《大学章句》，曾问其塾师：‘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尔。’又问：‘朱子何时人？’曰：‘南宋。’又问：‘孔子、曾子何时人？’曰：‘东周。’又问：‘周去宋几何时？’曰：‘几二千年。’又曰：‘然朱子何知其然？’师无以应。”[12]梁启超非常欣赏这段记载，在科学精神方面的意义，认为它“惟非可以说明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13]
梁启超认为这种方法可谓科学的研究方法。乾嘉学派的考证学被梁启超视为正统派，其实事求是的学风梁启超给予极高的评价。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分条细述，梁启超归纳了以下十点：“正统派之学风，其特色可指者略如下：“1.凡立一义，必依证据；2.选择证据，以古为尚；3.孤证不为定说；4.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5.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6.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7.所见不合，则相辩诘；8.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9.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10.文体贵朴实简洁。”[14]正是因为清代朴学的这种治学态度，梁启超认为其对于我国古代书籍的辑佚、辨伪、整理、校勘、编辑等方面取得了对于后世学者治学极为有用的成果，并高度地赞颂了他们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科学精神。
三、清代学术中科学精神与欧洲文艺复兴之比较
综上所述，梁启超认为清代学术是一个复古的思潮，是中国可以与文艺复兴相提并论的学术、思想进步，科学精神是其进步的本质。
文艺复兴是欧洲在经历了被称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以后，以重新发现并复兴古典文明为表现形式的一场反封建反神学的文化运动，其最普遍、最基本的理念是人文主义，整个运动可以看作人文主义对宗教的反动。
如果可以用宗教、人文主义这些概念来分析中国思想的话，就不难发现，中国的宗教和人文主义传统都源远流长，而夏商周三代的宗教和人文主义正是后来儒家、道家等产生的思想背景。提起中国传统宗教，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道教和佛教。然而，除此之外，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种大的宗教一直作为正宗信仰而为社会上下普遍接受并绵延数千而不绝”，“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以社稷、日月、山川等自然崇拜为羽翼，以其他多种鬼神崇拜为；补充，形成相对稳固的郊社制度、宗庙制度（下转第10页）
摘 要：《清代学术概论》是梁启超先生阐述清代学术思潮源头及其流变的经典著作，也是其代表作之一。该书把中国近300 年视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力图从中梳理出中国文化迈向近代的历史进程，更被后世研究者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五四’运动所促成的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意识进一步觉醒的思想表现和学术成果”。
关键词：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科学精神；文艺复兴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1-017-02
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也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卓越学者，是我国清末民初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除了在大量的政论中渗透着丰富的学识外，还撰有卷帙浩繁的学术论著。他的《清代学术概论》初稿成于1920年，是一部专门研究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近三百年间中国学术、思想的开拓性著作，亦是一部客观胜于主观的学术史佳作，也是最能体现梁启超晚期治学特点的标志性著作。虽然其中不可避免地有不少狭隘的偏见和肤浅的论断，却也确实包含了一些熠熠闪光的真知灼见，至今仍有价值意义。在这部著作中，梁启超提出了三个有创造性的理论学说，即：“时代思潮”论，“反动”说，“以复古为解放”说。这些理论创构既加深了梁氏著作的理论内涵，又增进了人们对清代学术的理解，还对后人的思想史研究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孟祥才评曰：“《清代学术概论》篇幅较少，言简意赅，是此期学术的鸟瞰图，重点侧重于‘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篇幅较多，内容充实，是此期学术的展览馆，重点侧重于‘史’。前者高屋建瓴，气势非凡，论锋慑人；后者侃侃而谈，循循善诱，学识服人。二书虽然风格不同，但确各有千秋，都显示了梁启超渊博的学识和高超的手笔”，“都是梁启超学术论著中的佳品。”[1]
一、《清代学术概论》的学术价值
纵观全书，梁启超著此书的开创性贡献在于：首次将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近三百年的历史作为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称之为“清学”，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这样认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作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 ”[2]；他视近三百年中国学术之主流为反理学思潮，具有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类似的启蒙意义；他纵向地考察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潮的历史进程，并试图探究其形成、转向和衰落的根源，他将清代学术锁定于考证学，“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3]，全书主要述及清代考证学兴起、全盛及衰落过程，并将这一学术发展过程放在时代思潮的框架中，划分为生、住、异、灭四期，即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和衰落期；他横向地对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的代表人物逐一进行了历史分析和评价，其涉猎的学者之多、学科之广在同类著作中是罕见的；梁启超根据资产阶级维新志士们的切身体会，评判明清之际思想家的启蒙作用，古为今用，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当代学术思潮也作为研究反思的对象，总结过去、瞻望未来，力图在其史论著作中体现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统一。
二、清代考据学的“科学精神”
梁启超在该书中，对清代考据学学术精神中的“科学精神”十分肯定。正因为对科学精神的肯定，引发出其将此“科学精神”与彼西欧之“科学精神”等同视之。
“五四”后，蒋方震于1920年写成《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邀梁启超作序。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的《自序》中述及著书经过：“吾著此篇之动机有二。其一，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其二，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觉泛泛为一序，无益于其善矣。计不如起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与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长短而淬砺也，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既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蒋书宣告独立矣。”[4]
从序言中可以看出，梁启超著此书是想将清代学术与欧洲文艺复兴作对比比较，其实便是将清代学术回归汉学的思潮视之为一个学术上的复兴、思想上的复兴。梁启超将清代考证学与时代思潮等同视之。全书开篇曰：“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5]
梁启超认为清代考证学是一个时代思潮的最重要原因是因为清学对宋学的反动。其曰：“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 ”[6]，“晚明理学之弊，恰如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之景教，其极也，能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闭塞不用，独立创造之精神，销蚀达于零度，夫人类之有‘学问欲’，其天性也，‘学问饥饿’至于此极，则反动其安得不起。”[7]
梁启超将考证学视为清代学术的正统派，称之为清学，但清学主要体现于戴震一派，“是故惠派可名之曰汉学，戴派则为清学而非汉学”，“正统派之盟主必主推戴震”[8]。他以戴震为代表，归纳并称赞了戴震的科学精神和学术道德。他说：“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赖以成立耳。”他称赞戴震的治学态度为科学家的态度：“科学之目的，在求定理，然定理必经过假设之阶段而后成。初得一义，未敢信为真也，其真之程度，或仅一二分而已。然姑假定以为近真焉，而凭藉之以为研究之点，几经实验之结果，浸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达于十分，于是认为定理而主张之。其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为假说以俟后人，或遂自废弃之也。凡科学家之态度，固当如是也。震之此论，实从甘苦阅历得来。……‘传信不传疑’，又学者社会最主要之道德矣。”[9]梁启超戴震的哲学思想做了概括，他认为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10]，是哲学领域的“新建设”，并评价说“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11]
梁启超援引《戴东原墓志铭》中的一段记载：“戴震10岁就傅，受《大学章句》，曾问其塾师：‘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尔。’又问：‘朱子何时人？’曰：‘南宋。’又问：‘孔子、曾子何时人？’曰：‘东周。’又问：‘周去宋几何时？’曰：‘几二千年。’又曰：‘然朱子何知其然？’师无以应。”[12]梁启超非常欣赏这段记载，在科学精神方面的意义，认为它“惟非可以说明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13]
梁启超认为这种方法可谓科学的研究方法。乾嘉学派的考证学被梁启超视为正统派，其实事求是的学风梁启超给予极高的评价。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分条细述，梁启超归纳了以下十点：“正统派之学风，其特色可指者略如下：“1.凡立一义，必依证据；2.选择证据，以古为尚；3.孤证不为定说；4.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5.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6.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7.所见不合，则相辩诘；8.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9.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10.文体贵朴实简洁。”[14]正是因为清代朴学的这种治学态度，梁启超认为其对于我国古代书籍的辑佚、辨伪、整理、校勘、编辑等方面取得了对于后世学者治学极为有用的成果，并高度地赞颂了他们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科学精神。
三、清代学术中科学精神与欧洲文艺复兴之比较
综上所述，梁启超认为清代学术是一个复古的思潮，是中国可以与文艺复兴相提并论的学术、思想进步，科学精神是其进步的本质。
文艺复兴是欧洲在经历了被称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以后，以重新发现并复兴古典文明为表现形式的一场反封建反神学的文化运动，其最普遍、最基本的理念是人文主义，整个运动可以看作人文主义对宗教的反动。
如果可以用宗教、人文主义这些概念来分析中国思想的话，就不难发现，中国的宗教和人文主义传统都源远流长，而夏商周三代的宗教和人文主义正是后来儒家、道家等产生的思想背景。提起中国传统宗教，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道教和佛教。然而，除此之外，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种大的宗教一直作为正宗信仰而为社会上下普遍接受并绵延数千而不绝”，“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以社稷、日月、山川等自然崇拜为羽翼，以其他多种鬼神崇拜为；补充，形成相对稳固的郊社制度、宗庙制度（下转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