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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屈原与《九章》
屈原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始人和作者之一。他学识渊博，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早年为楚怀王左徒，参议国事，主张修明内政，彰明法度，选贤任能，富国强兵。对外联齐抗秦，努力实现统一中国的政治愿望。但在当时的楚国统治集团中，有一批守旧的贵族，他们贪婪、自私，嫉妒贤良，蒙蔽君主，反对法制，对外投降，以致后来楚国竟败于秦国。危难中屈原曾两度奉命出使齐国，以期挽回楚国日益衰败的命运。可是，楚怀王听信谗言，疏远屈原，并将屈原放逐于汉水之上。顷襄王即位，以其弟公子子兰为令尹，政治上与秦更加亲近，屈原受到无端的诽谤，再度被流放到江南一带。楚国濒于灭亡，屈原深感政治理想破灭，回楚不能，远游求贤又不成，无可奈何之际，自沉于汨罗江中，以明忠贞爱国之志。每年的农历5月5日，在我国许多地方都有吃粽子和赛龙舟以纪念屈原的习俗。至今，在汨罗江下游的王笥山上，还筑有“屈子祠”、“骚坛”、“独醒亭”等。汨罗山上有屈原墓，汨罗江两岸还流传着古老的悼歌：
大水茫茫，眼泪汪汪。淹死怀王，莫淹忠良。
屈原忠良，朝拜顶香。怀王饿死，仁义天长。
屈原一生忧国忧民，他用生命写下了不少流传千古的诗篇。代表作有《离骚》、《九章》、《天问》、《九歌》等。其中，突出表现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当属《离骚》和《九章》。《离骚》采用浪漫主义手法，通过想象和比喻，在整体上全面阐述了屈原的个人身世，在楚国的不幸命运和其追求理想的经历。对于《九章》，宋代学者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认为，《九章》中的九篇诗歌“非出于一时之言也”。而且它以纪实手法，多方位、多角度，更直接、更明确地表现了诗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境况下对祖国故土的依恋，对君主美政的期待，对黑暗现实的揭露、批判和对百姓遭遇不幸的同情。它也是屈原在流放过程中，亲眼目睹了君王昏聩，奸臣妄为，国家日渐衰落，百姓生灵涂炭，亲身经历了被小人谗言诬陷，被疏远、被流放，理想破灭，反朝不行，远走又不舍，无可奈何，无人理解的内心苦闷而写成的。特别不同于《离骚》的是，在《九章》中，表达了屈原在理想愿望不能实现时，强烈的为国殉难的决心和毅力。
从《九章》各篇的创作时间和内容来看，《橘颂》是早期作品之一，主要表达诗人对美好人格品质的追求。在《橘颂》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追求才学品格完美、热爱祖国、崇尚正义的诗人形象。诗人用拟人化的手法细致描绘了橘树灿烂夺目的外表；用岁寒不凋、“深固难徙”的橘树品质，来展示自己优异的才华，自己的人格个性特点和“受命不迁，横而不流”的执著坚守来表现自己眷恋故土，热爱祖国的情怀。当时的社会现实是纵横风气日盛，一班谋臣策士为着功名利禄，凭胸中策术，游说各国。他们“楚材晋用”，“朝秦暮楚”，卖身投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屈原对此风气深表不满，因此他以抗傲霜雪、独立不移的橘树作为自己的榜样，以贞洁子守的伯夷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师法”。《抽思》是诗人被疏远后一度到汉水以北漫游时所写，内容与《惜诵》相同，主要表现了诗人见疏于怀王，政治上遭受打击后的悲郁愤懑之情，寄托了能再获怀王重用的希望。《回悲风》作于顷襄王即位初期，诗中表现了诗人要追踪遁迹绵山的子推、采薇首阳的伯夷以至沉江投河的伍子胥、申徒狄的一种消极情绪，但是，最后诗人仍然表示“心情结而不解兮，思蹇产儿不绎”。《思美人》大约作于再次被放逐的初春，表现了诗人因“蹇蹇之烦冤”、“志沈菀而莫达”，在思想感情上所引起的由苦闷而动摇、而终趋坚定的复杂斗争过程，反映了诗人思君而不能自达，但又不愿变心从俗的心情。《哀郢》《涉江》《怀沙》是屈原的晚期作品。《哀郢》为顷襄王二十一年郢都被秦攻破后所作，它是屈原爱国主义思想表现得最为强烈的诗篇之一。诗人长期被放逐的忧苦、对祖国危亡的悲痛、对受难人民的关怀，在诗中得到了异常深刻的反映。《涉江》是郢都陷落后，诗人从陵阳转往湘西途中的作品。诗中记述了旅途中的困苦劳顿和环境的荒僻凄凉，显示了诗人至老不衰的坚贞不屈的品格。《怀沙》为屈原自沉前不久所作。“沙”一说为怀沙石沉江，又说为纪念长沙。其中着重叙写了诗人正道直行，不随世浮沉的节操以及准备以死来殉理想、殉信仰、殉祖国的决心。《惜往日》也作于诗人自沉前不久，是屈原的最后一首述志诗，也是他的绝命诗。诗人总结了从被疏远到被放逐的经历，概述了一生的政治遭遇，为因谗人破坏和国君昏庸致使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而深感痛惜，同时也更加相信自己的正确与无辜。所以可以说，《九章》是作者一生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屈原两次流放过程中的思想历程的反映和总结，它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屈原，了解历史，理解屈原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从《九章》中看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
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一生追求的美政思想上。而美政的核心不外乎两点：一是明君贤臣的清明政治，二是忧国忧民的民本思想。为了追求这个理想，他“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离骚》），反复地论证历代的兴亡，旨在说明我国古代历史中，像尧、舜、汤、后稷、文王以及齐桓、晋文和楚之三后这样的圣君，他们明于政治，善于改革，懂得任用贤能，使国家繁荣昌盛的道理；作为臣下，像伊尹、傅说、吕望、周公、宁戚、箕子、介子、比干、伯夷、叔齐、伍胥及楚之子文等都是些坚守正道，勇于进谏，为国为民，值得称道的贤臣。作为一国之君，亲贤臣、远小人，则政治清明，国运昌盛；相反，亲小人、远贤臣，则山河沦丧，民生涂炭。如，桀、纣、羿、寒浞、浇等历史上的昏君，他们听信谗言，迫害忠良，祸国殃民。从这个圣君贤臣的政治理想中我们看到，屈原实际上对君主提出了最高的要求：“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耿介”，就是光明正大，正直不阿。所谓“贤臣”就是主张用人唯贤，反对用人唯亲，为臣的本分就是忠贞、忠诚、忠信。在战国七雄当中，秦楚实力最强，两国都有统一天下的实力，连战国大纵横家苏秦都说：当时的形势“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楚国要完成统一大业，不是没有可能。可是楚王却听信靳尚大夫、南后郑袖、公子子兰的谗言，一任一帮小人与秦勾结，残害忠良，颠倒黑白，不分是非，使屈原被疏远，而后遭流放，楚国国势也一再衰落，终而至于无可挽回的地步。面对如此情形，屈原愁肠百结，身心俱焚。无端地蒙受不白之冤，他不可能无怨无恨；身处黑暗现实，眼见小人当道，他不可能不揭露、不抗争；内心矛盾彷徨时，他不可能妥协、屈服，随波逐流。在抗争中，屈原伟大的爱国情怀，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耿直不阿的操守，光明磊落的胸怀和正直倔强的性格得以充分展示。而最让他感伤和心痛的还是楚国人民的遭遇。他在《离骚》和《九章》中就反复地谈到“民”的问题，“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离骚》）；“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抽丝》）这实际上就是古代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思想的发展。所谓圣君贤相，所谓美政，就是要看能否解决民生疾苦，能否致民于康乐之境。
可以说，美政思想是屈原终生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他努力修养个人品质，竭力表达对祖国的忠诚之心；为了这个目标，他揭露批判现实，与奸佞之徒进行了不屈的斗争；为了这个目标，他奔走相告，上天入地，九死而未悔。其气概、其勇力、其执著、其舍身忘我的精神，感动天地，流芳千古。
这里，让我们以《哀郢》为例，来体会屈原的爱国情怀。《哀郢》是诗人晚年流放于楚国江南时所作。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楚王朝东迁都于陈城（今河南淮阳县）。屈原由郢都的失陷而追想自己当年离开郢被流放的情形。面对人流、汉水，兼道而涌，涛声哭声，上干云霄，哀鸿遍野，惨不忍睹的景象，诗人仰天而问“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走出郢都城门，诗人心如刀绞，“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之焉极”。上船之后仍不忍离去，举起了船桨任船飘荡着：“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蹠。”他多么想再看一眼故国郢都！想到再没有机会见到国君，想到郢都这个楚人生活了几百年的都城将毁于一旦，他忍不住老泪横流。“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难怪唐代诗人李贺看到这样的场景，都忍不住地感慨到：“焉洋洋而为客，一语倍觉黯然！”思君、爱国、忧民的哀痛使它比一般的“断肠人在天涯”更多一层悲戚与伤感！可是，当时的诗人被排挤、被流放，多次的竭力挽救已挡不住楚国衰败的大势，“外承欢之汋约兮，谌荏弱而难持。忠湛湛而愿进兮，妒被离而障之。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诗人愤然而揭示出造成国家危难之根源——朝廷那些奸佞之徒，他们无德无能，善于逢迎奉承，毫无忧国忧民之心，为了一己之利益诬陷正直之士。特别是作为一国之君的楚王，曲直不辨，好坏不分，弃治国安民的根本于不顾，“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慨”，便是屈原对顷襄王的评价。可见，在《哀郢》中，他已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这种深刻程度，这种忘我的勇气是别的篇目中少见的。诗的最后，我们看到，诗人虽日夜思念郢都，却因被放逐而不能回朝效力祖国，只能痛苦和悲伤。“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语重意深，感人之极。对楚国的热爱，对楚国人民遭遇不幸命运的无限关怀和对楚国腐朽统治集团的尖锐揭露，使整个辞作以深沉的抒情意味表现了丰富的政治内涵。
（本文作者单位：兰州二十七中）
屈原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始人和作者之一。他学识渊博，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早年为楚怀王左徒，参议国事，主张修明内政，彰明法度，选贤任能，富国强兵。对外联齐抗秦，努力实现统一中国的政治愿望。但在当时的楚国统治集团中，有一批守旧的贵族，他们贪婪、自私，嫉妒贤良，蒙蔽君主，反对法制，对外投降，以致后来楚国竟败于秦国。危难中屈原曾两度奉命出使齐国，以期挽回楚国日益衰败的命运。可是，楚怀王听信谗言，疏远屈原，并将屈原放逐于汉水之上。顷襄王即位，以其弟公子子兰为令尹，政治上与秦更加亲近，屈原受到无端的诽谤，再度被流放到江南一带。楚国濒于灭亡，屈原深感政治理想破灭，回楚不能，远游求贤又不成，无可奈何之际，自沉于汨罗江中，以明忠贞爱国之志。每年的农历5月5日，在我国许多地方都有吃粽子和赛龙舟以纪念屈原的习俗。至今，在汨罗江下游的王笥山上，还筑有“屈子祠”、“骚坛”、“独醒亭”等。汨罗山上有屈原墓，汨罗江两岸还流传着古老的悼歌：
大水茫茫，眼泪汪汪。淹死怀王，莫淹忠良。
屈原忠良，朝拜顶香。怀王饿死，仁义天长。
屈原一生忧国忧民，他用生命写下了不少流传千古的诗篇。代表作有《离骚》、《九章》、《天问》、《九歌》等。其中，突出表现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当属《离骚》和《九章》。《离骚》采用浪漫主义手法，通过想象和比喻，在整体上全面阐述了屈原的个人身世，在楚国的不幸命运和其追求理想的经历。对于《九章》，宋代学者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认为，《九章》中的九篇诗歌“非出于一时之言也”。而且它以纪实手法，多方位、多角度，更直接、更明确地表现了诗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境况下对祖国故土的依恋，对君主美政的期待，对黑暗现实的揭露、批判和对百姓遭遇不幸的同情。它也是屈原在流放过程中，亲眼目睹了君王昏聩，奸臣妄为，国家日渐衰落，百姓生灵涂炭，亲身经历了被小人谗言诬陷，被疏远、被流放，理想破灭，反朝不行，远走又不舍，无可奈何，无人理解的内心苦闷而写成的。特别不同于《离骚》的是，在《九章》中，表达了屈原在理想愿望不能实现时，强烈的为国殉难的决心和毅力。
从《九章》各篇的创作时间和内容来看，《橘颂》是早期作品之一，主要表达诗人对美好人格品质的追求。在《橘颂》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追求才学品格完美、热爱祖国、崇尚正义的诗人形象。诗人用拟人化的手法细致描绘了橘树灿烂夺目的外表；用岁寒不凋、“深固难徙”的橘树品质，来展示自己优异的才华，自己的人格个性特点和“受命不迁，横而不流”的执著坚守来表现自己眷恋故土，热爱祖国的情怀。当时的社会现实是纵横风气日盛，一班谋臣策士为着功名利禄，凭胸中策术，游说各国。他们“楚材晋用”，“朝秦暮楚”，卖身投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屈原对此风气深表不满，因此他以抗傲霜雪、独立不移的橘树作为自己的榜样，以贞洁子守的伯夷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师法”。《抽思》是诗人被疏远后一度到汉水以北漫游时所写，内容与《惜诵》相同，主要表现了诗人见疏于怀王，政治上遭受打击后的悲郁愤懑之情，寄托了能再获怀王重用的希望。《回悲风》作于顷襄王即位初期，诗中表现了诗人要追踪遁迹绵山的子推、采薇首阳的伯夷以至沉江投河的伍子胥、申徒狄的一种消极情绪，但是，最后诗人仍然表示“心情结而不解兮，思蹇产儿不绎”。《思美人》大约作于再次被放逐的初春，表现了诗人因“蹇蹇之烦冤”、“志沈菀而莫达”，在思想感情上所引起的由苦闷而动摇、而终趋坚定的复杂斗争过程，反映了诗人思君而不能自达，但又不愿变心从俗的心情。《哀郢》《涉江》《怀沙》是屈原的晚期作品。《哀郢》为顷襄王二十一年郢都被秦攻破后所作，它是屈原爱国主义思想表现得最为强烈的诗篇之一。诗人长期被放逐的忧苦、对祖国危亡的悲痛、对受难人民的关怀，在诗中得到了异常深刻的反映。《涉江》是郢都陷落后，诗人从陵阳转往湘西途中的作品。诗中记述了旅途中的困苦劳顿和环境的荒僻凄凉，显示了诗人至老不衰的坚贞不屈的品格。《怀沙》为屈原自沉前不久所作。“沙”一说为怀沙石沉江，又说为纪念长沙。其中着重叙写了诗人正道直行，不随世浮沉的节操以及准备以死来殉理想、殉信仰、殉祖国的决心。《惜往日》也作于诗人自沉前不久，是屈原的最后一首述志诗，也是他的绝命诗。诗人总结了从被疏远到被放逐的经历，概述了一生的政治遭遇，为因谗人破坏和国君昏庸致使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而深感痛惜，同时也更加相信自己的正确与无辜。所以可以说，《九章》是作者一生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屈原两次流放过程中的思想历程的反映和总结，它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屈原，了解历史，理解屈原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从《九章》中看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
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一生追求的美政思想上。而美政的核心不外乎两点：一是明君贤臣的清明政治，二是忧国忧民的民本思想。为了追求这个理想，他“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离骚》），反复地论证历代的兴亡，旨在说明我国古代历史中，像尧、舜、汤、后稷、文王以及齐桓、晋文和楚之三后这样的圣君，他们明于政治，善于改革，懂得任用贤能，使国家繁荣昌盛的道理；作为臣下，像伊尹、傅说、吕望、周公、宁戚、箕子、介子、比干、伯夷、叔齐、伍胥及楚之子文等都是些坚守正道，勇于进谏，为国为民，值得称道的贤臣。作为一国之君，亲贤臣、远小人，则政治清明，国运昌盛；相反，亲小人、远贤臣，则山河沦丧，民生涂炭。如，桀、纣、羿、寒浞、浇等历史上的昏君，他们听信谗言，迫害忠良，祸国殃民。从这个圣君贤臣的政治理想中我们看到，屈原实际上对君主提出了最高的要求：“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耿介”，就是光明正大，正直不阿。所谓“贤臣”就是主张用人唯贤，反对用人唯亲，为臣的本分就是忠贞、忠诚、忠信。在战国七雄当中，秦楚实力最强，两国都有统一天下的实力，连战国大纵横家苏秦都说：当时的形势“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楚国要完成统一大业，不是没有可能。可是楚王却听信靳尚大夫、南后郑袖、公子子兰的谗言，一任一帮小人与秦勾结，残害忠良，颠倒黑白，不分是非，使屈原被疏远，而后遭流放，楚国国势也一再衰落，终而至于无可挽回的地步。面对如此情形，屈原愁肠百结，身心俱焚。无端地蒙受不白之冤，他不可能无怨无恨；身处黑暗现实，眼见小人当道，他不可能不揭露、不抗争；内心矛盾彷徨时，他不可能妥协、屈服，随波逐流。在抗争中，屈原伟大的爱国情怀，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耿直不阿的操守，光明磊落的胸怀和正直倔强的性格得以充分展示。而最让他感伤和心痛的还是楚国人民的遭遇。他在《离骚》和《九章》中就反复地谈到“民”的问题，“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离骚》）；“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抽丝》）这实际上就是古代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思想的发展。所谓圣君贤相，所谓美政，就是要看能否解决民生疾苦，能否致民于康乐之境。
可以说，美政思想是屈原终生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他努力修养个人品质，竭力表达对祖国的忠诚之心；为了这个目标，他揭露批判现实，与奸佞之徒进行了不屈的斗争；为了这个目标，他奔走相告，上天入地，九死而未悔。其气概、其勇力、其执著、其舍身忘我的精神，感动天地，流芳千古。
这里，让我们以《哀郢》为例，来体会屈原的爱国情怀。《哀郢》是诗人晚年流放于楚国江南时所作。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楚王朝东迁都于陈城（今河南淮阳县）。屈原由郢都的失陷而追想自己当年离开郢被流放的情形。面对人流、汉水，兼道而涌，涛声哭声，上干云霄，哀鸿遍野，惨不忍睹的景象，诗人仰天而问“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走出郢都城门，诗人心如刀绞，“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之焉极”。上船之后仍不忍离去，举起了船桨任船飘荡着：“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蹠。”他多么想再看一眼故国郢都！想到再没有机会见到国君，想到郢都这个楚人生活了几百年的都城将毁于一旦，他忍不住老泪横流。“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难怪唐代诗人李贺看到这样的场景，都忍不住地感慨到：“焉洋洋而为客，一语倍觉黯然！”思君、爱国、忧民的哀痛使它比一般的“断肠人在天涯”更多一层悲戚与伤感！可是，当时的诗人被排挤、被流放，多次的竭力挽救已挡不住楚国衰败的大势，“外承欢之汋约兮，谌荏弱而难持。忠湛湛而愿进兮，妒被离而障之。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诗人愤然而揭示出造成国家危难之根源——朝廷那些奸佞之徒，他们无德无能，善于逢迎奉承，毫无忧国忧民之心，为了一己之利益诬陷正直之士。特别是作为一国之君的楚王，曲直不辨，好坏不分，弃治国安民的根本于不顾，“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慨”，便是屈原对顷襄王的评价。可见，在《哀郢》中，他已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这种深刻程度，这种忘我的勇气是别的篇目中少见的。诗的最后，我们看到，诗人虽日夜思念郢都，却因被放逐而不能回朝效力祖国，只能痛苦和悲伤。“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语重意深，感人之极。对楚国的热爱，对楚国人民遭遇不幸命运的无限关怀和对楚国腐朽统治集团的尖锐揭露，使整个辞作以深沉的抒情意味表现了丰富的政治内涵。
（本文作者单位：兰州二十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