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周围人聊天，时常能感到大家的种种无奈。一个朋友写工作材料，先不说内容，光是想排比式的标题就让他焦头烂额了，我说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他说没办法，领导要求这样做。
　　这种无奈，工作中经常会碰到。还有一些无奈则弥漫整个社会，令人担忧。比如有的落马官员觉得自己走上贪污之路很“无奈”，因为不贪就进不了“圈子”，会受到排挤，影响升迁；有的餐饮店使用地沟油也认为是“没办法”的事，因为现在做生意成本高，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有的学生家长看到别人给教师送礼，尽管不情愿还是送了，因为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受到区别对待……
　　把类似现象简单归结，就是潜规则盛行、良知缺乏、底线失守。孙立平所说的“社会溃败”与伯尔曼所说的“整体性危机”，则是对这类现象的高度概括。在这样的社會中，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成了最实用的选择，善恶、是非的界限变得模糊，人生价值变得虚无。
　　面对这种情形，大家似乎都很无奈，所以如果干了一些不那么光明正大的事，第一个理由就是“没办法，社会就是这个样子”，似与自己的道德、良知毫无干系。如果你对社会的不合理提出意见，有些人还会在一旁冷笑：你这样做有用吗？太阳明天还不是从东边出来？内心里认为你太过天真。
　　学者徐贲曾从文化视角观察，将此种现象归为“犬儒文化”。他说：“现代犬儒主义虽然有某种不满现实的意识，但却放弃了道德坚持或良心行动。它秉持世界不可能变得更好的彻底悲观主义，因此乐于奉行得过且过、随遇而安、何必认真、难得糊涂，甚至浑水摸鱼的生活状态。”如此之人，当然不会为了社会进步这样的宏愿而努力，因为离自己似乎太远，还是斤斤计较自身的利益得失比较实在。因此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埋怨社会、政府、他人，就是从不想自己能为社会进步做些什么。之所以会这样，不全是他们自私自利，而是他们觉得这样做没用。
　　梁启超在近代看到民众麻木，各人自扫门前雪，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等问题时，就提出只要每个中国人都“一朝悔悟”，培养起公德意识、国家意识，成为“新民”，就会有新的制度产生——“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国家？”
　　然而，梁启超的实践被证明是失败的，他的这种行为被作家张宏杰批评为儒家所谓“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的老套路。胡适则认识到制度更新的重要性，“我们不能使人人向善，但制度的改革却能使人不敢轻易为恶”。
　　也就是说，个人与社会是种互相影响的关系。社会环境确实会影响着每个人的选择，比如面对当下一些不好的社会风气让很多人在选择上左右为难，尤其当一种社会制度不合理时，容易让人迷失自我。然而，我们不能忽略个人选择对社会的影响，不能将社会的一切问题推给制度，翘首企盼制度变好后，自己再有所行动。况且，也不是面对任何社会问题，自己只能选择随波逐流。
　　就说餐饮店老板，是可以不用地沟油的；各位家长，也是可以选择不送礼的。这并非什么没办法的事，一个是在钻制度监管不力的漏洞，一个是深谙人情社会后的恶意想象，你选择“不”并不会有什么灾难性后果。拿排队之事来说，既要自己遵守规则，又要对插队的人敢于说不，这样秩序才能维持下去。看到别人不遵守规则，自己也跟着破坏规则，还振振有词地说，谁让警察不时时监管？制度去哪儿了？
　　胡适一生倡导制度建设，对空喊个人道德之举嗤之以鼻，但他依然注重点滴之功，提倡渐进式改良。他说：“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而面对社会诸多问题，我们不是真的没办法，就算仅为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也是大有可为的。
　　【蒋跃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