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由中国文化部和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共同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和江苏省文化厅共同承办的“跨文化双边对话：第三届中美文化论坛”于9月6日在北京举行。论坛的主题是“文化的语境：文化与人类、文化与历史”，来自中美两国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家从地域、历史与人类发展的角度，对比中美文化，为如何看待两国文化与两国关系带来了更多新的视角。
“中美文化论坛”根据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同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签署的《关于鼓励人文学科学术性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事宜的谅解备忘录》而举办，其宗旨是为中美两国在文化领域建立一个公共性、学术性、互动性的定期对话机制，通过此机制探讨文化艺术的发展方式和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加深中美两国在文化艺术和人文科学领域的相互了解，促进双方在文化艺术和人文科学领域的友好合作，推进两国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
第一届中美文化论坛以“数字化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现”为主题，围绕数字技术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传承传统文化艺术、推动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对话。两年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了第二届中美文化论坛。前两届更多的是聚焦文化领域的具体问题，第三届中美文化论坛则转向“文化的语境”这一宏观层面，探讨中美两国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民族渊源、历史发展等原因所形成的文化特质，从而寻求相互认知、理解与认同的基础。
围棋&象棋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其新作《论中国》中曾经分别以象棋和围棋为例，来说明中美两国文化背景的差异。他认为，西洋象棋体现的是力量的碰撞，其目标是正面攻击对方的王，最终靠决定性的战役将死对手而大获全胜；而中国围棋的理想战略是强调精巧、迂回以及耐心地长期包围，从而积累相对优势，只有当棋盘上“布满双方势力相互交错相互牵制的区块”时才能分出胜负。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谓海洋文明和陆地文明的区别。
而这一问题，早在公元十六世纪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曾经遇到。利玛窦根据在中国生活三十多年的考察调研，通过《中国札记》这本书，他表示中国人真的没有想到要扩张国界，真的没有企图侵略远方的野心，进而得出“中国文化四千年的历史证明了它不扩张、不侵略的农耕文化本性”的结论，推翻了他原来欧洲海洋文化的逻辑。换句话说，中国文明属于一种非侵略性的内耗文明，而美国文明则不同。当十七世纪欧洲人登陆美洲大陆时，采取的正是海洋文明不断扩张的霸气法则，而后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一直延续着这种思路，理直气壮地将他们所谓的文明施予荒蛮之地。
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主席詹姆斯·利奇在致辞中提到：“美国人认为他们生来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力”。换句话说，中国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美国人则是“己所欲，施与人”。也正是基于此，《文明的冲突》一书的作者亨廷顿面对文化差异时，简单将其归结为冲突的根源，而不是如中国人般致力于求同存异的思维。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通过分析亨廷顿的三个错误假设，认为亨廷顿无视“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内部斗争激烈，却从来没有与周边的其他文明发生长时间的冲突”的现实，抹杀了文明间可以和谐共生的特性。而通过行走于世界各大文明区的亲身经历，余先生体会到文明的敌人不是别的文明，而是野蛮。所以文化和文化之间不应该冲突，而应该互相包容，互相理解，甚至互相欣赏，总之文化差异不应该导致人类冲突。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南京大学“中国与美国研究中心”美方合作主任詹森·帕滕特作为一个跨文化学者，也明确反对文明冲突的观点，他认为世界各地的人群表面看上去彼此差异，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因为大家有同样人体构造，同样的生理感觉，由此产生共同的人性以及共同的利益。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摩罗先生也尖锐地指出，亨廷顿面对其他民族文化时，没有能够坚持客观公允的态度，尤其是说中国的暴力倾向超过伊斯兰世界，这是典型的西方利益主宰下的话语权表现。但如何面对这一困境呢？关键在于我们自身如何对待我们的文化。源自上个世纪初期中国教育的改革导致我们照搬了西方的学科体系，我们一方面认可西方文化的先进，另一方面，也必须有意地维护中国本土文化的主体性，维护民族文化的尊严才是确保民族利益的最佳形式。
在面对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问题上面，美国学者也有类似的思考。美国纽伯瑞图书馆“美洲印第安人和原住民研究”达西麦克尼克尔中心主任斯科特·曼宁·史蒂文斯认为对于美国境内的美洲原住社群而言，记载着本土历史、文化传统及本土居民母语的资料都是极其重要的资源，但是广大民众对此重要性却认识不足。由此，中美双方都应该重视享有人类历史活化石之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为了回忆昨天的历史，而是为了广大民众的今天生活以及未来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艺术的沟通融合
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提出，早在中国历史上学术思想最活跃的魏晋时期出现的“将无同”这三个字，所表达的就是世界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体国家”，不必然发展为冲突，而是需要通过交流与对话达成文化的互补与融合。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也认为在各个国家尤其是非西方国家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必然面对现代性问题的二元对立思维：未来与过去，现代与传统，西方与非西方，民主与专制，善与恶，等等。但中国古代的哲学，尤其是《易经》所包含的阴阳思想，就是一种超越此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足以提供解决这类问题的无限可能性。
但在政治因素的左右下，文化是海洋，是环境，而国家则像船只，航行在文化的滔滔巨浪中。中美两国的文化虽有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尊重彼此的创造和社会成就以及更重要的人类环境。相对于政府间的外交行为，历史、文学、哲学和相关学科等人文领域的研究和交流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中心及陶瓷艺术中心主任朱乐耕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介绍作为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唯一延续最久，又没有中断过的艺术形态的陶瓷艺术，通过国际交流带来的新视野，以及在国际合作背景下的飞跃发展。他认为艺术是超越国界的，不需要语言文字就可以通过心灵来沟通和感受的，由此希望可以通过艺术搭起一座座友谊的桥梁，让不同的文明得到相互理解和尊重。
而在人文艺术领域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相对稳固的地域性也会随之发生化学反应。任何一种地域文化，只要有益于人类，就是有价值的，有生命力的，就能成为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从而为人类造福。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贾磊磊从电影这个大众艺术形式背后的文化价值取向着眼，通过分析《武侠》、《辛德勒的名单》、《集结号》、《五颗子弹》等中美优秀电影作品，指出在人类价值的天平上，中国电影最突出的价值表达是体现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信守方面，而在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表达方面最关键的又在于对传统文化核心价值取向的认同方面，它集中体现在对于“仁爱”精神的阐释中。
美国历史文物保护顾问委员会副主席克莱门特·普莱斯也认为电影是很重要的一种媒介形式，透过它可体现不同种群的经验与追求，而这些经验与追求都不能被简单化，而是应该得到理解和推广，从而对人类的文化融合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守仁更是进一步强调文学是人学，是进行文化交流、连接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中美文化论坛”根据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同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签署的《关于鼓励人文学科学术性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事宜的谅解备忘录》而举办，其宗旨是为中美两国在文化领域建立一个公共性、学术性、互动性的定期对话机制，通过此机制探讨文化艺术的发展方式和文化遗产保护等问题，加深中美两国在文化艺术和人文科学领域的相互了解，促进双方在文化艺术和人文科学领域的友好合作，推进两国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
第一届中美文化论坛以“数字化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现”为主题，围绕数字技术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传承传统文化艺术、推动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对话。两年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了第二届中美文化论坛。前两届更多的是聚焦文化领域的具体问题，第三届中美文化论坛则转向“文化的语境”这一宏观层面，探讨中美两国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民族渊源、历史发展等原因所形成的文化特质，从而寻求相互认知、理解与认同的基础。
围棋&象棋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其新作《论中国》中曾经分别以象棋和围棋为例，来说明中美两国文化背景的差异。他认为，西洋象棋体现的是力量的碰撞，其目标是正面攻击对方的王，最终靠决定性的战役将死对手而大获全胜；而中国围棋的理想战略是强调精巧、迂回以及耐心地长期包围，从而积累相对优势，只有当棋盘上“布满双方势力相互交错相互牵制的区块”时才能分出胜负。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谓海洋文明和陆地文明的区别。
而这一问题，早在公元十六世纪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曾经遇到。利玛窦根据在中国生活三十多年的考察调研，通过《中国札记》这本书，他表示中国人真的没有想到要扩张国界，真的没有企图侵略远方的野心，进而得出“中国文化四千年的历史证明了它不扩张、不侵略的农耕文化本性”的结论，推翻了他原来欧洲海洋文化的逻辑。换句话说，中国文明属于一种非侵略性的内耗文明，而美国文明则不同。当十七世纪欧洲人登陆美洲大陆时，采取的正是海洋文明不断扩张的霸气法则，而后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一直延续着这种思路，理直气壮地将他们所谓的文明施予荒蛮之地。
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主席詹姆斯·利奇在致辞中提到：“美国人认为他们生来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力”。换句话说，中国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美国人则是“己所欲，施与人”。也正是基于此，《文明的冲突》一书的作者亨廷顿面对文化差异时，简单将其归结为冲突的根源，而不是如中国人般致力于求同存异的思维。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通过分析亨廷顿的三个错误假设，认为亨廷顿无视“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内部斗争激烈，却从来没有与周边的其他文明发生长时间的冲突”的现实，抹杀了文明间可以和谐共生的特性。而通过行走于世界各大文明区的亲身经历，余先生体会到文明的敌人不是别的文明，而是野蛮。所以文化和文化之间不应该冲突，而应该互相包容，互相理解，甚至互相欣赏，总之文化差异不应该导致人类冲突。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南京大学“中国与美国研究中心”美方合作主任詹森·帕滕特作为一个跨文化学者，也明确反对文明冲突的观点，他认为世界各地的人群表面看上去彼此差异，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因为大家有同样人体构造，同样的生理感觉，由此产生共同的人性以及共同的利益。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摩罗先生也尖锐地指出，亨廷顿面对其他民族文化时，没有能够坚持客观公允的态度，尤其是说中国的暴力倾向超过伊斯兰世界，这是典型的西方利益主宰下的话语权表现。但如何面对这一困境呢？关键在于我们自身如何对待我们的文化。源自上个世纪初期中国教育的改革导致我们照搬了西方的学科体系，我们一方面认可西方文化的先进，另一方面，也必须有意地维护中国本土文化的主体性，维护民族文化的尊严才是确保民族利益的最佳形式。
在面对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问题上面，美国学者也有类似的思考。美国纽伯瑞图书馆“美洲印第安人和原住民研究”达西麦克尼克尔中心主任斯科特·曼宁·史蒂文斯认为对于美国境内的美洲原住社群而言，记载着本土历史、文化传统及本土居民母语的资料都是极其重要的资源，但是广大民众对此重要性却认识不足。由此，中美双方都应该重视享有人类历史活化石之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为了回忆昨天的历史，而是为了广大民众的今天生活以及未来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艺术的沟通融合
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提出，早在中国历史上学术思想最活跃的魏晋时期出现的“将无同”这三个字，所表达的就是世界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体国家”，不必然发展为冲突，而是需要通过交流与对话达成文化的互补与融合。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也认为在各个国家尤其是非西方国家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必然面对现代性问题的二元对立思维：未来与过去，现代与传统，西方与非西方，民主与专制，善与恶，等等。但中国古代的哲学，尤其是《易经》所包含的阴阳思想，就是一种超越此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足以提供解决这类问题的无限可能性。
但在政治因素的左右下，文化是海洋，是环境，而国家则像船只，航行在文化的滔滔巨浪中。中美两国的文化虽有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尊重彼此的创造和社会成就以及更重要的人类环境。相对于政府间的外交行为，历史、文学、哲学和相关学科等人文领域的研究和交流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中心及陶瓷艺术中心主任朱乐耕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介绍作为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唯一延续最久，又没有中断过的艺术形态的陶瓷艺术，通过国际交流带来的新视野，以及在国际合作背景下的飞跃发展。他认为艺术是超越国界的，不需要语言文字就可以通过心灵来沟通和感受的，由此希望可以通过艺术搭起一座座友谊的桥梁，让不同的文明得到相互理解和尊重。
而在人文艺术领域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相对稳固的地域性也会随之发生化学反应。任何一种地域文化，只要有益于人类，就是有价值的，有生命力的，就能成为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从而为人类造福。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贾磊磊从电影这个大众艺术形式背后的文化价值取向着眼，通过分析《武侠》、《辛德勒的名单》、《集结号》、《五颗子弹》等中美优秀电影作品，指出在人类价值的天平上，中国电影最突出的价值表达是体现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信守方面，而在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表达方面最关键的又在于对传统文化核心价值取向的认同方面，它集中体现在对于“仁爱”精神的阐释中。
美国历史文物保护顾问委员会副主席克莱门特·普莱斯也认为电影是很重要的一种媒介形式，透过它可体现不同种群的经验与追求，而这些经验与追求都不能被简单化，而是应该得到理解和推广，从而对人类的文化融合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守仁更是进一步强调文学是人学，是进行文化交流、连接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