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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氏文物修复之家”收藏有一批民国时期青铜器玻璃板底片及老照片，那是老一代青铜器修复专家、我的父亲——贾玉波先生及其师爷王德山老先生20世纪20—40年代修复过的商周时期部分青铜器的部分玻璃板底片和照片。目前留下的较为完好的底片大约有500余张，照片有370余张，记载了上千件经父亲师徒之手所修复过的青铜器，其中不乏珍贵的青铜重器。遗憾的是，更多的底片和照片因保管不善而破损、丢失，照片中的青铜器也大多流失海外，被收藏在世界各大博物馆和部分私人收藏家手中（图一）。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玻璃板底片和照片一直伴随着我，每当翻看到它们，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父辈们所从事的青铜器修复工作，许多与之有关的往事也都浮现在眼前。
一、老北京青铜器修复业的渊源与老照片的来历
提起这些底片和老照片的由来，还得先从民国时期老北京的青铜器修复业说起。
文物修复技术，一向被视为我国传统工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物修复工作人员常常被称为妙手回春的“文物医生”。这些有着精湛技艺，个个身怀绝技的文物郎中们，通过清理、保养和修复，能够逐一让那一堆堆锈迹斑斑、残缺不全的文物重现出往日的神韵。
民国时期，青铜器的修复与复制非常兴盛。当时，最有名的是以江苏苏州、山东潍坊、陕西西安、北京等为代表的四个民间青铜修复流派。古董商人们称其复制的青铜器为“苏州造”“潍县造”“西安造”和“北京造”。
老北京青铜器修复行业的创始人，是位清官造办处的太监，此人姓于，外号“歪嘴于”。那时的清官造办处内有很多种手艺人，其中有八个巧匠手艺最高，人称清末“八大怪”。“八大怪”中修复古铜器的一怪就是“歪嘴于”。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退位后，“歪嘴于”也出了宫，在前门内前府胡同庙内（今人民大会堂附近）开了个叫“万龙合”的作坊，专门修复古铜器。于师傅先后收了七个徒弟，其中一位叫张泰恩（1880-1958年），是徒弟中最小的一个。
1893年，13岁的张泰恩从河北冀县良心庄老家来到北京，拜“歪嘴于”为师。张泰恩在家中排行老七，在师傅门下也排行第七，所以人称其“张七”。1911年，于师傅去世，张泰恩为其发丧，并继承了师傅的衣钵，将“万龙合”改名为“万隆和古铜局”，局址仍在前府胡同庙内，主要业务是为琉璃厂古玩商修复青铜器。
后来，张泰恩将“万隆和”迁到东晓市，生意兴隆，大批古玩商前来修理青铜器。由于业务繁忙，张泰恩也开始招收徒弟。30年内，“万隆和”共收了11位徒弟，开创了北京“古铜张”青铜器修复业。
张泰恩的徒弟之一是其亲侄子张文普（号济卿），人称“小古铜张”。张济卿出生于1902年，13岁学徒，学成后也带了七名徒弟。除侯振刚、贡聚会、冀永奎在解放后改行外，其他几位徒弟仍坚持青铜器修复老本行，其中，李会生、赵振茂工作在故宫博物院，高英、张兰会工作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张泰恩的另一位高徒是13岁开始学艺的王德山（1911-1989年），祖籍河北衡水小巨鹿）。由于王德山的手艺在北京的古玩界中首屈一指，他不仅能将破损的铜器修理完好，而且还能根据不同国家客人的不同喜好，将其做成洋庄货（与外国人做的生意，俗称洋庄生意，与外国人交易的商品俗称为“洋庄货”），如法国庄（多绿漆骨）、英国庄（多绿漆骨）、美国庄（多黑漆骨）等，所以，通古斋的铜器大多都交给这位北京“古铜张”的第二代传人——王德山和他的徒弟们修复。
据家父讲，王德山1927年出师自立。王德山有个习惯，就是对凡是经过他们师徒之手修复过的每件青铜器都要拍照留存。当时的照相技术是从日本引进的，设备和胶片价格都非常昂贵，所以，很多照片都是数件青铜器放在一起合拍。可惜的是，他们只拍摄了修复后的文物，而没有留下文物修复前的原始照。
这些照片的数量应该有上千张，由于时间较长，玻璃板不好保存，有破的，也有着水的，目前家中所存比较完好的就只剩这些了。著名现代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曾花60元从父亲那里挑选了800余张照片，部分收录于1962年8月出版的《美帝国主义掠夺我国殷周铜器集录》。
1954年公私合营初期，王德山与几位徒弟的古铜作坊改为北京特艺公司文物加工部（仍在琉璃厂街），后划归北京市文物商店。1959年10月，北京市文化局又将其并至北京市美术公司。
王德山所带的徒弟中，刘增堃工作在河北省博物馆，杨政填工作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王喜瑞、贾玉波工作在北京美术公司，王荣达工作在上海博物馆，王长青工作在河南省博物馆，毛冠臣、杨德清改行。
二、贾氏文物修复之家
与老照片的情缘
父亲贾玉波1923年12月17日出生于河北束鹿县，2001年逝世。1937年6月17日，13岁的父亲由其嫡亲姑夫——“通古斋”的掌柜乔友声（图二）从河北老家带到北京琉璃厂，并被安排跟随自己开作坊的王德山师父学习铜器修复手艺。姑夫认为，王德山手艺好，名声大，跟着他学，一定不会饿肚子。就这样，父亲成了民间青铜四派中北京派“古铜张”的第三代嫡传。由于父亲勤奋好学，逐渐掌握了高超的修复技艺，很快就成为王德山最为信任的高徒。那时，凡是经过“通古斋”出售的青铜器都要先交到师爷王德山和其徒弟——我的父亲手中去锈、整理、修复，这样，也就有了老照片中上千件修复完好的青铜器。世事变迁，很多过去的材料都已流失了，唯有这些记录着父亲和他的师父，以及师兄弟们心血的青铜器老照片，被有心的父亲精心地收藏并保留了下来，成为那个时代青铜器修复的历史见证，也为后人研究青铜器修复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父亲（图三）不仅精于修复铜器、金银器、陶瓷器、石器，而且对翻模、铸造、錾刻、鎏金、鎏银等技艺也都样样精通。上世纪40年代初，学成自立，一直为琉璃厂的古玩铺修复青铜器。1947年参加革命，并以修复古铜器为掩护，为北平南城地下党收集和传递情报，新中国初期进入北京市军管会工作，后被派到北京市粮食局任粮食加工科科长。 1959年，刚刚落成的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为满足陈列展出要求，急需大批文物修复工作者对众多的文物进行修理、复制。在有关方面的邀请和师傅的召唤下，父亲辞去了粮食局的干部职务，加入到美术公司，又重操旧业地干起了文物修复工作。从50年代末到“文革”后期，一直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通史陈列”修复、复制文物，80年代初退休。
父亲晚年患脑血栓，很多往事都记不清了。当我拿着这些老照片向他老人家询问它们背后的故事时，父亲只能隐隐隐约约地回忆起一点点。他说，照片中的人面岙（图四、图五、图六）是1940年前后为通古斋修复的。这件人面盉是通古斋从河南彰德府人手中买到，当时铜盉周身布满铜锈和胶泥，花纹模糊不清，由于器形特殊，过去从没有见过，为了卖个好价钱，姑爷爷乔友声便将铜盉交给父亲和其师父王德山整理。当时，由王德山师爷指导，我父亲动手。经过师徒二人的仔细洗刷，人面盉精美的花纹全部露了出来。由于深埋地中，日久天长，有些地方的皮色已经不太好看，父亲便根据师父的交待，重新做了些漂亮的地子，再将一些地方作上锈。经过几番整理，原来的生坑人面蚕就变成了后来的传世熟坑精品。修整完毕后，王师爷嘱咐父亲翻制模具，并拍下多面照片，以供日后复制用。据说这件人面盉经修复后，由北京“同益恒”古玩店的萧延卿、陈鉴塘经手，以13.5万元大洋的价格卖给上海的古玩商人叶叔重（与卢芹斋合作的民国文物商人吴启周的外甥）。后来，叶又将其运往美国的“卢吴公司”。
40年代初，父亲和师父曾做过人面岙的复制品。为了好卖，他们将复制的人面盉盖内及底内各刻上了六字铭文。虽然铭文是拼纂的，但作伪逼真，花纹、铭文錾刻水平高超，一般人难辨真伪。
父亲一生老实敦厚，致力于青铜器修复和技艺传承，他和他的后人们在青铜器修复、仿制和鉴定等方面见闻之博、经验之丰，少有伦比；“贾氏文物修复之家”（图七）为我国的文物修复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贾氏文物修复之家传承大致如下：
第一代：贾玉波（1923-2001年），新中国第一代文物修复专家。
第二代：贾文超（1948-），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青铜器修复专家（图八）。
贾文熙（1950-），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文物修复专家（图九）。
贾文珊（1953-），精通青铜器修复、复制。
贾丽丽（1958-），汲古阁文物商店。
贾文忠（1961-），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馆员，文物修复，鉴定专家，全形拓传承人。
贾文进（1963-），北京市美术公司文物复制厂。
第三代：贾汀（1977-），贾文熙之女，首都博物馆从事纺织品修复与保护工作。
郭玢（1985-），贾丽丽之子，首都博物馆从事古书画修复与保护工作。
贾树（1987-），贾文忠之子，国家博物馆从事青铜器修复与保护工作（图十）。
三、青铜器老照片引起
海内外共同关注
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著名青铜器专家李学勤先生专程到我的住所——铜斋，仔细观察了这批尘封已久的玻璃板底片和老照片（图十一），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建议适时出版，彰显世人。
1999年7月11日，《中国文物报》发表了我写的《“海外遗珍”引出的故事》。此文发表后，受到了很多同行的关注，掀起了一场“海外遗珍”热。为此，《中国文物报》特地开辟“海外遗珍”专栏，由本人以“铜斋主人”署名，撰写了十篇短文。本欲以此抛砖引玉，但因烦杂事情太多而未能坚持下去。现在想来，真有些对不起该栏目。
此事过后一年多的某天，我突然接到（（中国文物报》编辑朱威先生的电话，说故宫博物院金石组研究员林晓安先生来电话打听《“海外遗珍”引出的故事》的作者，并告知美国弗利尔（Freer）和赛克勒（sackler，亦译沙可乐）美术馆东方部主任苏芳淑女士翌日到京。来华前，苏女士电传国家文物局外事办，提出：一想会见本文作者贾文忠，二欲购买《贾氏文物修复之家》一书。因外事办主任外出，此事交由故宫金石研究专家林晓安先生办理。接到电话，我回复说“本人就不必见了，书可赠送给她”。因苏女士第二天要到故宫金石组参观，于是，我嘱在故宫科技部金石修复组工作的长兄贾文超将书转为赠送。
次日，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副司长宋新潮陪同苏女士到故宫金石组参观，大哥将《贾氏文物修复之家》一书送上，并转达了我的意思。但是，苏女士坚持要面见我本人和我文中提到的玻璃板青铜器照片。大哥只好将我电话告之于她。当晚，苏女士给我电话，说她在美国非常关注《中国文物报》，在报上见到了我写的文章，同时得知《贾氏文物修复之家》一书出版，非常想得到一本《贾氏文物修复之家》，并亲眼看看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中国青铜器原始照片。这次到中国来的目的之一就是想了此心愿，并提出到我家拜访。由于我蜗居单位福利房，不便接待外国客人，便提出到她下榻的酒店见面。
我如约前往皇冠假日饭店。那天，苏女士还约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商周青铜器研究专家张长寿先生。初次见面，一番寒暄之后，我将近年来出版的由我撰写的著作以及我编辑的《文物修复研究》赠予苏女士及弗利尔美术馆。
我取出带来的装有400余张照片的相册。首先是前面提到的“人面岙”的六张照片。苏女士非常肯定地说，这件“人面盉”收藏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第二页的照片是一件“斝”，苏女士说，这件文物现被美国大都会（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收藏。第三页的青铜器收藏在赛克勒美术馆……，我一页一页地往后翻，苏女士一件一件指出它们的收藏地点。这些收藏地有美国，也有欧洲。不仅如此，苏女士还能准确地告知每件文物在什么媒体上发表过。这些照片中，有十件以上有着显著自身特点的青铜器被确定收藏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其他如鼎、爵、觚、钟、壶等有着其他青铜器相同特点的青铜器，美国几家博物馆都有收藏，所以，难以判定是否就是底板或老照片中的这件，苏女士说，这些照片上的青铜器，很多器形1949年后就没有出土过。其价值之高，大多数都够得上是国宝。 我告诉苏女士，李学勤先生也曾看过这批底板和老照片。李先生建议最好找到这些器物现在的收藏地点，再编本《海外遗珍》。苏女士表示，如果编书，愿意帮忙，美国几家博物馆收藏的均可帮助落实。
通过这些照片，不仅可以初步了解到这些青铜器大约的出土年代，还可以追索这些青铜器由谁修复或去锈的，大约是什么人通过谁，什么时候流传到国外的。这最原始的，也是最真实的历史真迹不仅记录了这些青铜器的过去，也为今后的青铜器研究提供了佐证。
一个晚上的交流，我感觉苏女士对中国商周青铜器了如指掌，尤其是对美国和欧洲几家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更是如数家珍。后米，我从张长寿先生处知晓，苏女士原籍香港，早年在哈佛大学攻读“艺术史”，博士毕业后到美国弗利尔和赛克勒博物馆研究中国青铜器、玉器己有20余年，著作有《沙可乐藏青铜器图录》第三卷《沙可乐藏东周青铜礼器》，《北方草原青铜礼器》，《孔夫子时代的音乐——曾侯乙编钟》等。难怪她看《中国文物报》的一篇文章就如此的重视。她对青铜器研究的这利，敬业精神，是我和我的同行们应当学习的。
当年修复这些青铡瑰宝的工艺大师们相继离世。岁月悠悠，人走物离；国之重宝，只留萃影。
四、与老照片相关的人和事
1.黄伯川（1880—1952年），名溶，字伯川，湖北云梦人（黄伯川照片）。其叔父黄兴南因进京赶考名落孙山而留在了北京，在琉璃厂附近安澜营开设私塾馆，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又在琉璃厂开设了尊古斋古玩铺。因黄兴南膝下无子，便将侄子伯川接来北京，送入京师同文馆读书。
黄伯川在同文馆读书八年，成绩优秀，通晓德、英、法三国语言。毕业后，进入德国奇罗佛洋行做译员，兼在尊古斋做古董生意。
清宣统二年（1910年），黄伯川接替叔父经营尊古斋古玩铺。与金石藏家、画家、鉴赏家以及清室王公贵族交往颇深。黄经营金石、陶瓷、古玉等文物长达40年，过手的精品不计其数，因此发了大财，人称“黄百万”，是名扬南北古玩界、琉璃厂有名的“三大财主”之一。老古董商中不少人说，黄伯川聪明过人，且胆大心细，不怕吃官司，敢买太监从宫里和王府里拿出来的东西。
1928年，东陵盗案件发生，黄伯川因参与倒卖东陵文物被投入监狱，1930年被释放。黄伯川出狱后不久，便关闭尊古斋，从西琉璃厂搬到东琉璃厂，在一家最大的旧书铺宝铭堂旧扯上开设了通古斋。为防溥仪借日本人势力追究其倒卖东陵文物一事，自己不出面，而是让他的徒弟乔友声担任了经理，其子黄金鉴（字镜涵）负责管账。1945年通古斋由黄镜涵经营，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
黄伯川不仅是位古董商，还是位研究商周秦汉青铜器的专家和考证金文、甲骨文的学者。他在经营金石文物的同时，注重考证研究商周秦汉铜器的造型、花纹，尤其是对铭文的研究更加感兴趣。与我国著名考古学者郭沫若、马衡、罗振玉都有交往。
1899年，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的殷墟上发现了占卜用的甲骨刻辞。1910年黄伯川将甲骨上的文字与商代铜器上的铭文进行比较，发现金文同甲骨文相近，并与清廷学部参事罗振玉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讨。此后他还为一些专家学者提供了商代青铜器上的金文资料和河南安阳出土的白陶片和龟甲兽骨。
黄伯川一生酷爱文物，也善于总结。他将出售、收藏和见过的金石、古印、古工、陶片等珍贵文物全都做成拓片或者拍成照片汇编成册。在所编辑的112卷成书中，《邺中片羽》卷收录的青铜礼器就有130多件，还有兵器和陶器、玉器、甲骨等文物。1944年出版的影印本《邺中片羽》中，能够找到老照片中的那件青铜人面岙。这也是最早记录这件人面岙的文献。
2.乔友声（1907—1972年），名振兴，字友声，河北束鹿县人。早年在“尊古斋”学徒，拜师于黄伯川门下，对青铜器的铭文、花纹、造型、锈色等有较深的研究。1937年，黄伯川将更名后的“通古斋”交给他经营。老照片中的人面岙，就是在此期间，由乔友声收购、交由父亲整理修复后，通过上海文物商人叶叔重转卖给卢芹斋在美国纽约开设的“卢吴公司”的。
1945年，乔友声退出通古斋，开始自己经营和鉴定青铜器。1949年回河北老家闲居。1951年，又被故宫博物院请回北京，在院内担任青铜器鉴定工作。
据后人讲，姑爷爷乔友声虽说文化不高，但是，非常善于学习。他通过对青铜器上的铭文考证，认识了大量的金石文字。在当时的古玩行业中，他是认识青铜器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位。所以，被同行们称为鉴别青铜器的“三杰”之一。
民国三十六年七月六日，父母结婚时，结婚证上的证婚人便是其姑父乔友声。
3.卢芹斋（1880—1957年），1880年出生于浙江湖州卢家兜，十几岁时跟随主人大古董商张静江到法国，在其通运公司任职。1908年卢离开张静江，在巴黎开设了自己的“来远公司”。在意识到“战争已经将艺术中心从巴黎转移到了纽约”后，1915年3月卢芹斋在纽约的“卢芹斋来远公司”开张了。在以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卢芹斋向国外贩卖的国宝级中国文物不计其数，其中包括中国艺术史上最伟大的杰作之一，1916年至1917年被偷运至美国，又以12.5万美元卖给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据中国古董界人士介绍，目前流传于海外的中国古董中约有一半是经过卢芹斋的手售出的。
卢芹斋的合伙人叫吴启周，过去也是张静江家的门客。由于古玩生意红火，他们又在美国纽约东五十七条街开了“吴卢公司”，专门经营古玩。其货源主要来源于吴启周的外甥，在上海开办“禹贡古玩店”的叶叔重。卢本人则常年往返于巴黎与纽约之间。
卢芹斋还在巴黎建造了著名的“巴黎红楼”，用来出售来自中国的绝世收藏。红楼里，用中国文物营造的中国文化气氛极为浓厚。晚年的卢芹斋总结自己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承认自己使不少国宝流失海外，同时又欣慰这些国宝因此避免战乱并得到了妥善保护。他对自己的文物买卖行为辩解：通过艺术，让世界了解了中国。所以，也有人认为，卢芹斋启蒙性地将欧美收藏家的眼光从中国装饰性瓷器引向了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国墓葬艺术和佛教艺术；使得西方人学会了欣赏中国文物中的青铜器、古玉器、古陶器、唐三彩、佛造像，是让西方社会认识中国古董的启蒙者。
1957年，卢芹斋死于瑞士，终年78岁。
4.山中定次郎（1866～1936年），原名安达定次郎，出生于大阪古董商家庭中，因入赘大阪著名古董商山中吉兵卫家族而改名。
山中定次郎（图十二）是日本山中商会创始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和他的山中商会进入中国，开始了收集并倒卖中国文物的经营活动，是当时外国人开没于中国境内的最大古董买卖机构，在中国活动长达30多年，致使大量中国文物流失海外。
除在北京琉璃厂收购中国文物外，还与各王府建立了以收购为目的的紧密业务关系。1912年，他抓住小恭亲王溥伟没有生活来源又企图帮助溥仪复辟满清政权因而急需大量资金的机会，以34万大洋的价格，掠夺性地从溥伟手中收购了恭王府除书画外，包括青铜器、陶瓷、玉器、木器、珐琅、石雕、织绣等在内的全部藏品536件。这批文物被迅速运回日本分类整理，并分为三批，一批运往美国拍卖，一批运往英国拍卖，一批留在山中商会设在日本和美国的古董店中零售。其中很多青铜器也在老照片中修复的青铜器之列。山中商会在二战后没落。
（责任编辑：阮富春）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玻璃板底片和照片一直伴随着我，每当翻看到它们，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父辈们所从事的青铜器修复工作，许多与之有关的往事也都浮现在眼前。
一、老北京青铜器修复业的渊源与老照片的来历
提起这些底片和老照片的由来，还得先从民国时期老北京的青铜器修复业说起。
文物修复技术，一向被视为我国传统工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物修复工作人员常常被称为妙手回春的“文物医生”。这些有着精湛技艺，个个身怀绝技的文物郎中们，通过清理、保养和修复，能够逐一让那一堆堆锈迹斑斑、残缺不全的文物重现出往日的神韵。
民国时期，青铜器的修复与复制非常兴盛。当时，最有名的是以江苏苏州、山东潍坊、陕西西安、北京等为代表的四个民间青铜修复流派。古董商人们称其复制的青铜器为“苏州造”“潍县造”“西安造”和“北京造”。
老北京青铜器修复行业的创始人，是位清官造办处的太监，此人姓于，外号“歪嘴于”。那时的清官造办处内有很多种手艺人，其中有八个巧匠手艺最高，人称清末“八大怪”。“八大怪”中修复古铜器的一怪就是“歪嘴于”。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退位后，“歪嘴于”也出了宫，在前门内前府胡同庙内（今人民大会堂附近）开了个叫“万龙合”的作坊，专门修复古铜器。于师傅先后收了七个徒弟，其中一位叫张泰恩（1880-1958年），是徒弟中最小的一个。
1893年，13岁的张泰恩从河北冀县良心庄老家来到北京，拜“歪嘴于”为师。张泰恩在家中排行老七，在师傅门下也排行第七，所以人称其“张七”。1911年，于师傅去世，张泰恩为其发丧，并继承了师傅的衣钵，将“万龙合”改名为“万隆和古铜局”，局址仍在前府胡同庙内，主要业务是为琉璃厂古玩商修复青铜器。
后来，张泰恩将“万隆和”迁到东晓市，生意兴隆，大批古玩商前来修理青铜器。由于业务繁忙，张泰恩也开始招收徒弟。30年内，“万隆和”共收了11位徒弟，开创了北京“古铜张”青铜器修复业。
张泰恩的徒弟之一是其亲侄子张文普（号济卿），人称“小古铜张”。张济卿出生于1902年，13岁学徒，学成后也带了七名徒弟。除侯振刚、贡聚会、冀永奎在解放后改行外，其他几位徒弟仍坚持青铜器修复老本行，其中，李会生、赵振茂工作在故宫博物院，高英、张兰会工作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张泰恩的另一位高徒是13岁开始学艺的王德山（1911-1989年），祖籍河北衡水小巨鹿）。由于王德山的手艺在北京的古玩界中首屈一指，他不仅能将破损的铜器修理完好，而且还能根据不同国家客人的不同喜好，将其做成洋庄货（与外国人做的生意，俗称洋庄生意，与外国人交易的商品俗称为“洋庄货”），如法国庄（多绿漆骨）、英国庄（多绿漆骨）、美国庄（多黑漆骨）等，所以，通古斋的铜器大多都交给这位北京“古铜张”的第二代传人——王德山和他的徒弟们修复。
据家父讲，王德山1927年出师自立。王德山有个习惯，就是对凡是经过他们师徒之手修复过的每件青铜器都要拍照留存。当时的照相技术是从日本引进的，设备和胶片价格都非常昂贵，所以，很多照片都是数件青铜器放在一起合拍。可惜的是，他们只拍摄了修复后的文物，而没有留下文物修复前的原始照。
这些照片的数量应该有上千张，由于时间较长，玻璃板不好保存，有破的，也有着水的，目前家中所存比较完好的就只剩这些了。著名现代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曾花60元从父亲那里挑选了800余张照片，部分收录于1962年8月出版的《美帝国主义掠夺我国殷周铜器集录》。
1954年公私合营初期，王德山与几位徒弟的古铜作坊改为北京特艺公司文物加工部（仍在琉璃厂街），后划归北京市文物商店。1959年10月，北京市文化局又将其并至北京市美术公司。
王德山所带的徒弟中，刘增堃工作在河北省博物馆，杨政填工作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王喜瑞、贾玉波工作在北京美术公司，王荣达工作在上海博物馆，王长青工作在河南省博物馆，毛冠臣、杨德清改行。
二、贾氏文物修复之家
与老照片的情缘
父亲贾玉波1923年12月17日出生于河北束鹿县，2001年逝世。1937年6月17日，13岁的父亲由其嫡亲姑夫——“通古斋”的掌柜乔友声（图二）从河北老家带到北京琉璃厂，并被安排跟随自己开作坊的王德山师父学习铜器修复手艺。姑夫认为，王德山手艺好，名声大，跟着他学，一定不会饿肚子。就这样，父亲成了民间青铜四派中北京派“古铜张”的第三代嫡传。由于父亲勤奋好学，逐渐掌握了高超的修复技艺，很快就成为王德山最为信任的高徒。那时，凡是经过“通古斋”出售的青铜器都要先交到师爷王德山和其徒弟——我的父亲手中去锈、整理、修复，这样，也就有了老照片中上千件修复完好的青铜器。世事变迁，很多过去的材料都已流失了，唯有这些记录着父亲和他的师父，以及师兄弟们心血的青铜器老照片，被有心的父亲精心地收藏并保留了下来，成为那个时代青铜器修复的历史见证，也为后人研究青铜器修复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父亲（图三）不仅精于修复铜器、金银器、陶瓷器、石器，而且对翻模、铸造、錾刻、鎏金、鎏银等技艺也都样样精通。上世纪40年代初，学成自立，一直为琉璃厂的古玩铺修复青铜器。1947年参加革命，并以修复古铜器为掩护，为北平南城地下党收集和传递情报，新中国初期进入北京市军管会工作，后被派到北京市粮食局任粮食加工科科长。 1959年，刚刚落成的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为满足陈列展出要求，急需大批文物修复工作者对众多的文物进行修理、复制。在有关方面的邀请和师傅的召唤下，父亲辞去了粮食局的干部职务，加入到美术公司，又重操旧业地干起了文物修复工作。从50年代末到“文革”后期，一直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通史陈列”修复、复制文物，80年代初退休。
父亲晚年患脑血栓，很多往事都记不清了。当我拿着这些老照片向他老人家询问它们背后的故事时，父亲只能隐隐隐约约地回忆起一点点。他说，照片中的人面岙（图四、图五、图六）是1940年前后为通古斋修复的。这件人面盉是通古斋从河南彰德府人手中买到，当时铜盉周身布满铜锈和胶泥，花纹模糊不清，由于器形特殊，过去从没有见过，为了卖个好价钱，姑爷爷乔友声便将铜盉交给父亲和其师父王德山整理。当时，由王德山师爷指导，我父亲动手。经过师徒二人的仔细洗刷，人面盉精美的花纹全部露了出来。由于深埋地中，日久天长，有些地方的皮色已经不太好看，父亲便根据师父的交待，重新做了些漂亮的地子，再将一些地方作上锈。经过几番整理，原来的生坑人面蚕就变成了后来的传世熟坑精品。修整完毕后，王师爷嘱咐父亲翻制模具，并拍下多面照片，以供日后复制用。据说这件人面盉经修复后，由北京“同益恒”古玩店的萧延卿、陈鉴塘经手，以13.5万元大洋的价格卖给上海的古玩商人叶叔重（与卢芹斋合作的民国文物商人吴启周的外甥）。后来，叶又将其运往美国的“卢吴公司”。
40年代初，父亲和师父曾做过人面岙的复制品。为了好卖，他们将复制的人面盉盖内及底内各刻上了六字铭文。虽然铭文是拼纂的，但作伪逼真，花纹、铭文錾刻水平高超，一般人难辨真伪。
父亲一生老实敦厚，致力于青铜器修复和技艺传承，他和他的后人们在青铜器修复、仿制和鉴定等方面见闻之博、经验之丰，少有伦比；“贾氏文物修复之家”（图七）为我国的文物修复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贾氏文物修复之家传承大致如下：
第一代：贾玉波（1923-2001年），新中国第一代文物修复专家。
第二代：贾文超（1948-），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青铜器修复专家（图八）。
贾文熙（1950-），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文物修复专家（图九）。
贾文珊（1953-），精通青铜器修复、复制。
贾丽丽（1958-），汲古阁文物商店。
贾文忠（1961-），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馆员，文物修复，鉴定专家，全形拓传承人。
贾文进（1963-），北京市美术公司文物复制厂。
第三代：贾汀（1977-），贾文熙之女，首都博物馆从事纺织品修复与保护工作。
郭玢（1985-），贾丽丽之子，首都博物馆从事古书画修复与保护工作。
贾树（1987-），贾文忠之子，国家博物馆从事青铜器修复与保护工作（图十）。
三、青铜器老照片引起
海内外共同关注
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著名青铜器专家李学勤先生专程到我的住所——铜斋，仔细观察了这批尘封已久的玻璃板底片和老照片（图十一），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建议适时出版，彰显世人。
1999年7月11日，《中国文物报》发表了我写的《“海外遗珍”引出的故事》。此文发表后，受到了很多同行的关注，掀起了一场“海外遗珍”热。为此，《中国文物报》特地开辟“海外遗珍”专栏，由本人以“铜斋主人”署名，撰写了十篇短文。本欲以此抛砖引玉，但因烦杂事情太多而未能坚持下去。现在想来，真有些对不起该栏目。
此事过后一年多的某天，我突然接到（（中国文物报》编辑朱威先生的电话，说故宫博物院金石组研究员林晓安先生来电话打听《“海外遗珍”引出的故事》的作者，并告知美国弗利尔（Freer）和赛克勒（sackler，亦译沙可乐）美术馆东方部主任苏芳淑女士翌日到京。来华前，苏女士电传国家文物局外事办，提出：一想会见本文作者贾文忠，二欲购买《贾氏文物修复之家》一书。因外事办主任外出，此事交由故宫金石研究专家林晓安先生办理。接到电话，我回复说“本人就不必见了，书可赠送给她”。因苏女士第二天要到故宫金石组参观，于是，我嘱在故宫科技部金石修复组工作的长兄贾文超将书转为赠送。
次日，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副司长宋新潮陪同苏女士到故宫金石组参观，大哥将《贾氏文物修复之家》一书送上，并转达了我的意思。但是，苏女士坚持要面见我本人和我文中提到的玻璃板青铜器照片。大哥只好将我电话告之于她。当晚，苏女士给我电话，说她在美国非常关注《中国文物报》，在报上见到了我写的文章，同时得知《贾氏文物修复之家》一书出版，非常想得到一本《贾氏文物修复之家》，并亲眼看看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中国青铜器原始照片。这次到中国来的目的之一就是想了此心愿，并提出到我家拜访。由于我蜗居单位福利房，不便接待外国客人，便提出到她下榻的酒店见面。
我如约前往皇冠假日饭店。那天，苏女士还约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商周青铜器研究专家张长寿先生。初次见面，一番寒暄之后，我将近年来出版的由我撰写的著作以及我编辑的《文物修复研究》赠予苏女士及弗利尔美术馆。
我取出带来的装有400余张照片的相册。首先是前面提到的“人面岙”的六张照片。苏女士非常肯定地说，这件“人面盉”收藏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第二页的照片是一件“斝”，苏女士说，这件文物现被美国大都会（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收藏。第三页的青铜器收藏在赛克勒美术馆……，我一页一页地往后翻，苏女士一件一件指出它们的收藏地点。这些收藏地有美国，也有欧洲。不仅如此，苏女士还能准确地告知每件文物在什么媒体上发表过。这些照片中，有十件以上有着显著自身特点的青铜器被确定收藏在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其他如鼎、爵、觚、钟、壶等有着其他青铜器相同特点的青铜器，美国几家博物馆都有收藏，所以，难以判定是否就是底板或老照片中的这件，苏女士说，这些照片上的青铜器，很多器形1949年后就没有出土过。其价值之高，大多数都够得上是国宝。 我告诉苏女士，李学勤先生也曾看过这批底板和老照片。李先生建议最好找到这些器物现在的收藏地点，再编本《海外遗珍》。苏女士表示，如果编书，愿意帮忙，美国几家博物馆收藏的均可帮助落实。
通过这些照片，不仅可以初步了解到这些青铜器大约的出土年代，还可以追索这些青铜器由谁修复或去锈的，大约是什么人通过谁，什么时候流传到国外的。这最原始的，也是最真实的历史真迹不仅记录了这些青铜器的过去，也为今后的青铜器研究提供了佐证。
一个晚上的交流，我感觉苏女士对中国商周青铜器了如指掌，尤其是对美国和欧洲几家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更是如数家珍。后米，我从张长寿先生处知晓，苏女士原籍香港，早年在哈佛大学攻读“艺术史”，博士毕业后到美国弗利尔和赛克勒博物馆研究中国青铜器、玉器己有20余年，著作有《沙可乐藏青铜器图录》第三卷《沙可乐藏东周青铜礼器》，《北方草原青铜礼器》，《孔夫子时代的音乐——曾侯乙编钟》等。难怪她看《中国文物报》的一篇文章就如此的重视。她对青铜器研究的这利，敬业精神，是我和我的同行们应当学习的。
当年修复这些青铡瑰宝的工艺大师们相继离世。岁月悠悠，人走物离；国之重宝，只留萃影。
四、与老照片相关的人和事
1.黄伯川（1880—1952年），名溶，字伯川，湖北云梦人（黄伯川照片）。其叔父黄兴南因进京赶考名落孙山而留在了北京，在琉璃厂附近安澜营开设私塾馆，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又在琉璃厂开设了尊古斋古玩铺。因黄兴南膝下无子，便将侄子伯川接来北京，送入京师同文馆读书。
黄伯川在同文馆读书八年，成绩优秀，通晓德、英、法三国语言。毕业后，进入德国奇罗佛洋行做译员，兼在尊古斋做古董生意。
清宣统二年（1910年），黄伯川接替叔父经营尊古斋古玩铺。与金石藏家、画家、鉴赏家以及清室王公贵族交往颇深。黄经营金石、陶瓷、古玉等文物长达40年，过手的精品不计其数，因此发了大财，人称“黄百万”，是名扬南北古玩界、琉璃厂有名的“三大财主”之一。老古董商中不少人说，黄伯川聪明过人，且胆大心细，不怕吃官司，敢买太监从宫里和王府里拿出来的东西。
1928年，东陵盗案件发生，黄伯川因参与倒卖东陵文物被投入监狱，1930年被释放。黄伯川出狱后不久，便关闭尊古斋，从西琉璃厂搬到东琉璃厂，在一家最大的旧书铺宝铭堂旧扯上开设了通古斋。为防溥仪借日本人势力追究其倒卖东陵文物一事，自己不出面，而是让他的徒弟乔友声担任了经理，其子黄金鉴（字镜涵）负责管账。1945年通古斋由黄镜涵经营，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
黄伯川不仅是位古董商，还是位研究商周秦汉青铜器的专家和考证金文、甲骨文的学者。他在经营金石文物的同时，注重考证研究商周秦汉铜器的造型、花纹，尤其是对铭文的研究更加感兴趣。与我国著名考古学者郭沫若、马衡、罗振玉都有交往。
1899年，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的殷墟上发现了占卜用的甲骨刻辞。1910年黄伯川将甲骨上的文字与商代铜器上的铭文进行比较，发现金文同甲骨文相近，并与清廷学部参事罗振玉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讨。此后他还为一些专家学者提供了商代青铜器上的金文资料和河南安阳出土的白陶片和龟甲兽骨。
黄伯川一生酷爱文物，也善于总结。他将出售、收藏和见过的金石、古印、古工、陶片等珍贵文物全都做成拓片或者拍成照片汇编成册。在所编辑的112卷成书中，《邺中片羽》卷收录的青铜礼器就有130多件，还有兵器和陶器、玉器、甲骨等文物。1944年出版的影印本《邺中片羽》中，能够找到老照片中的那件青铜人面岙。这也是最早记录这件人面岙的文献。
2.乔友声（1907—1972年），名振兴，字友声，河北束鹿县人。早年在“尊古斋”学徒，拜师于黄伯川门下，对青铜器的铭文、花纹、造型、锈色等有较深的研究。1937年，黄伯川将更名后的“通古斋”交给他经营。老照片中的人面岙，就是在此期间，由乔友声收购、交由父亲整理修复后，通过上海文物商人叶叔重转卖给卢芹斋在美国纽约开设的“卢吴公司”的。
1945年，乔友声退出通古斋，开始自己经营和鉴定青铜器。1949年回河北老家闲居。1951年，又被故宫博物院请回北京，在院内担任青铜器鉴定工作。
据后人讲，姑爷爷乔友声虽说文化不高，但是，非常善于学习。他通过对青铜器上的铭文考证，认识了大量的金石文字。在当时的古玩行业中，他是认识青铜器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位。所以，被同行们称为鉴别青铜器的“三杰”之一。
民国三十六年七月六日，父母结婚时，结婚证上的证婚人便是其姑父乔友声。
3.卢芹斋（1880—1957年），1880年出生于浙江湖州卢家兜，十几岁时跟随主人大古董商张静江到法国，在其通运公司任职。1908年卢离开张静江，在巴黎开设了自己的“来远公司”。在意识到“战争已经将艺术中心从巴黎转移到了纽约”后，1915年3月卢芹斋在纽约的“卢芹斋来远公司”开张了。在以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卢芹斋向国外贩卖的国宝级中国文物不计其数，其中包括中国艺术史上最伟大的杰作之一，1916年至1917年被偷运至美国，又以12.5万美元卖给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据中国古董界人士介绍，目前流传于海外的中国古董中约有一半是经过卢芹斋的手售出的。
卢芹斋的合伙人叫吴启周，过去也是张静江家的门客。由于古玩生意红火，他们又在美国纽约东五十七条街开了“吴卢公司”，专门经营古玩。其货源主要来源于吴启周的外甥，在上海开办“禹贡古玩店”的叶叔重。卢本人则常年往返于巴黎与纽约之间。
卢芹斋还在巴黎建造了著名的“巴黎红楼”，用来出售来自中国的绝世收藏。红楼里，用中国文物营造的中国文化气氛极为浓厚。晚年的卢芹斋总结自己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承认自己使不少国宝流失海外，同时又欣慰这些国宝因此避免战乱并得到了妥善保护。他对自己的文物买卖行为辩解：通过艺术，让世界了解了中国。所以，也有人认为，卢芹斋启蒙性地将欧美收藏家的眼光从中国装饰性瓷器引向了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国墓葬艺术和佛教艺术；使得西方人学会了欣赏中国文物中的青铜器、古玉器、古陶器、唐三彩、佛造像，是让西方社会认识中国古董的启蒙者。
1957年，卢芹斋死于瑞士，终年78岁。
4.山中定次郎（1866～1936年），原名安达定次郎，出生于大阪古董商家庭中，因入赘大阪著名古董商山中吉兵卫家族而改名。
山中定次郎（图十二）是日本山中商会创始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和他的山中商会进入中国，开始了收集并倒卖中国文物的经营活动，是当时外国人开没于中国境内的最大古董买卖机构，在中国活动长达30多年，致使大量中国文物流失海外。
除在北京琉璃厂收购中国文物外，还与各王府建立了以收购为目的的紧密业务关系。1912年，他抓住小恭亲王溥伟没有生活来源又企图帮助溥仪复辟满清政权因而急需大量资金的机会，以34万大洋的价格，掠夺性地从溥伟手中收购了恭王府除书画外，包括青铜器、陶瓷、玉器、木器、珐琅、石雕、织绣等在内的全部藏品536件。这批文物被迅速运回日本分类整理，并分为三批，一批运往美国拍卖，一批运往英国拍卖，一批留在山中商会设在日本和美国的古董店中零售。其中很多青铜器也在老照片中修复的青铜器之列。山中商会在二战后没落。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