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的情
　　晚明戏剧家汤显祖，一生创作的戏剧有四，合称“玉茗堂四梦”，其中《牡丹亭》最为深入人心，连汤显祖自己也说：“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作者对于这部剧的偏爱，源于剧中人的可爱。《牡丹亭》的男女主角柳梦梅、杜丽娘最可爱之处在于，他们完成着各自的一份至情至性，尤其是杜丽娘，被汤显祖赞作“天下女子有情，宁如杜丽娘者乎！”因为他在杜丽娘的身上寄托了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那是对“情”的最高理想：“情不知何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情之至，这就是此剧的灵魂。汤显祖打造出一个神话般可生可死的杜丽娘，并非为了渲染“情”的缠绵悱恻，而是为了探讨“至”的最大可能性。对“情”的向往，是每个人本性中都固有的渴望，所以言情并不稀奇，贵重的是为了“情”，人们能尽多大可能。
　　杜丽娘因为一场梦结缘柳梦梅，而在现实中又不可求，竟为了这段无关现实的、无迹可寻的、纯纯粹粹的情，郁郁而终。三年后，当柳梦梅果真与杜丽娘的魂魄相爱时，为了能使心上人复活，柳梦梅不惜私自掘坟——按照大明律法，开人棺椁是斩首的死罪。因着柳梦梅不畏人鬼殊途和不计承担罪责的敢爱敢为，杜丽娘起死回生。所以，虽然从情节推动的明线上看，杜丽娘重返人间，是缘于阎罗殿的冥判、缘于姻缘簿上未了的情缘、缘于命运的未完结，但其实情感隐线中传达了更为深刻的推动力：杜丽娘的不死，是缘于柳梦梅不顾一切的深情。情不死、心不死，“至情”的状态，无关生死。所以与很多痴心女子负心汉的剧情不同，《牡丹亭》里是一份彼此平衡均等的、各自生死交托的情，杜丽娘的深情使“生者可以死”，柳梦梅的深情使“死可以生”，他们共同成就了一份“情之至”，不犹疑、不动摇、不畏缩、不保留。
　　其实，情之至，就真的能可生可死、逆转生命吗？当然不可能。《牡丹亭》不是写一个虚幻的童话让人们麻痹现实和愚弄心智，而是给出一个理想的榜样让人们超拔烦嚣、抓取真谛。生死，不需要战胜，需要的是超越。当人们领悟到真情远比功名利禄、礼教伦理更宝贵的时候，情的结局和人的生死就不再重要。有了向善向美的情，生死都是情的不终结；为了情之至，彼此交付得毫无怨尤。而不怨尤，正是生命的满足。
　　《牡丹亭》表达的“至情”，是向当时社会“至理”的挑战。汤显祖对情欲进行正面积极的肯定，他说“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在剧作中以情抗理。这也是《牡丹亭》中杜丽娘等人与杜父之流的价值观对抗，以“至情”的夸张表现，质疑着“至理”的绝对权威。
　　诞生《牡丹亭》的晚明时期，是一个难得的思想相对开放、精神空间较大的时代，而同时期的欧洲，也恰好进入了自由解放思想的文艺复兴时期。因此，同卒于1616年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就有着惊人相似的戏剧影响力：他们都是觉醒文人的代表，都以剧中的悲喜人生唤醒着人的个体意识。即使汤显祖的戏剧作品数量远低于莎士比亚，可他们的成就堪称东西方两大戏剧高峰。否则怎可能直到今天，《牡丹亭》塑造的梦依然时尚而充满生命力、依然优雅而充满吸引力、依然细腻而充满发掘力、依然浪漫而充满梦想力？这个梦，叩问着情与理如何相安，成为整个民族四百年不醒的梦。
　　◎ 《牡丹亭》的梦
　　同样堪称民族之梦的，还有在一百多年后、深受《牡丹亭》影响而艰苦诞生的《红楼梦》。一个是红楼中的梦，一个是牡丹亭畔的梦，这两个梦，是中国文艺史上的两朵奇葩，而且它们都以梦的形式引发故事。梦，代表的是一种寄托，一种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理想，无论是剧情表面上看起来对于自由恋爱的寄托，还是更广义地对于人性自主、制度变革的寄托，作者都深知只是一个绮丽的梦而已，人间难实现，梦中可期待。这两个梦不务实而务虚，不重功利而重性情，不颂群体而颂个体，带中国人的精神难得的暂时飞离了沉重的现实主义枷锁。
　　而这两个关于“情”的千古之梦又大不相同，一个以喜剧收尾，一个以悲剧告终。《红楼梦》开篇就讲前世之缘，这样的故作障目之笔，让读者以为今生所见的得失都是由神瑛侍者和绛珠仙子的前缘引发，宿命根源在前世——但其实，它通篇关注的都是现世，真正的浓墨重彩是对于现实社会形形色色的观察与反思。而《牡丹亭》看似写现世分合，以曲折之笔写尽柳梦梅与杜丽娘在梦境两端、阴阳两界的奋力相搏、争取今生，其实因果都归结为了前世之约，他们的反叛之举，作者给出了“姻缘簿”这样一个名正言顺的挡箭牌，于是也就削减了这部作品对社会的抗争性。所以《牡丹亭》用前世姻缘庇佑了现实矛盾，它更为理想化；而《红楼梦》用现实问题超越前世传说，它更为写实化。
　　但《牡丹亭》以情的圆满，有力感召着人们对理想信念的追寻、对本心愿望的坚持。汤显祖感叹：“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梦，是一种理想国的构建，它不是催眠、反而是唤醒。所以，有梦的人不会老去，有梦的剧作不会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