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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共产国际（也称青年国际或少年国际）在1924年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东方各国应在共青团组织之外新建“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作为全国性政党来领导民族革命青年斗争，并就中国另建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的问题进行了辩论。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取消青年国际关于另建民族革命青年组织的决议。中国青年团建设史上的这段小插曲，也折射出中国青年团与青年国际关系的另一面。
一、关于“国民党青年联合会”与“农工青年联合会”的争论
1923年5月，陈独秀和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国民党改组计划①，但没有为孙中山所接受。中共中央认为自上而下的改组国民党没有希望，必须对它进行自下而上的改组，于是在10月前后提出组织一个国民革命青年团，以纠正党的三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政治论断之“不大切合实际”。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中共三大关于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帮助国民党巩固和发展组织，同时保持青年团的独立性；大会还接受青年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将组织和宣传工作的重心转移到青年工人中，同时加强农民青年的组织工作。③根据中共中央组织国民革命青年团的要求，中国青年团提出建立“国民党青年联合会”，并派代表卜世畸前往海参崴与青年国际驻海参崴的全权代表齐托维奇商定建立国民党青年联合会的协议。
1924年2月，受青年国际执委会委派出席中国青年团扩大会议的达林，途经海参崴时会见了齐托维奇和中国青年团中央代表卜世畸，并且参与他们商定在中国建立国民党青年联合会的讨论。达林坚持应该建立农工青年联合会，反对组织国民党青年联合会，这是因为如果迄今为止社会主义青年团不能吸引工农青年参加自己的组织，那么国民党青年联合会就更不可能。④国共合作之后建立青年组织的问题，实际关系到国民党与共产党和青年团对青年运动的领导权问题，这是达林与齐托维奇和卜世畸争论是组织“国民党青年联合会”还是“农工青年联合会”的原因所在。
达林到上海之后，在中国青年团中央机关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青年工人工作的文章，用来代替全会决议案的提纲草案，在中国青年团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又作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任务的报告。⑤(这个报告即《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意见——草拟扩大执行委员会青年工人与农民议决案的说明书》），首先阐明建立青年群众组织的必要性。指出，中国青年团工作虽然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因为现时群众对于“国民革命”的口号比“社会主义”的口号要易于明白些，所以本团不能成为一个工农青年的群众组织。我们的责任，是要使群众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并且要多介绍有觉悟的农工青年加入本团。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组织一个适合于中国目前政治经济情形的团体。其次，提出建立农工青年联合团体及其组织原则。他说：必须按中国的现状，组织一个青年农工的国民革命团体，至于这种团体形式，究竟是“农工青年联合会”还是“国民党青年联合会”，关键是看哪一种比较合乎实际生活。“在现时政治恐慌的时期之中组成‘国民党青年联合会’，未免先把政治的色彩确定，其结果仍不能使多数农工青年群众加入这种组织。因此，我更进一步主张，不将我们现在预计要组织的青年农工团体，立刻确定其带有任何政治色采的形式……这种组织最后的形式之规定，我以为只有从下而上所得的经验可以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经验，所以暂时不能规定这种组织的名称。”其组织原则为：组织青年农工群众自上而下，于每一城每一区甚至每一工厂组织俱乐部，在乡村组织青年农民联合会，再召集俱乐部和青年农民联合会的全国大会，决定这个组织的政治面目及其最后的名称。⑥达林的报告在大会上引起“一场热烈的辩论”。据说，“毛泽东的发言根本没有谈全会的中心议题——在青年工人中的工作问题”，而是援引新三民主义，断言国民党是革命的工人政党，应该加入共产国际。按照共产国际章程关于每个国家只能存在一个共产党的规定，“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则意味着承认国民党是共产主义政党和取消毛泽东为其中央委员的那个党”。若此，中国青年组织自然要属于国民党。⑦仅就此来看，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会议的毛泽东显然反对达林提出的“青年农工联合会”，而支持建立“国民党青年联合会”的主张。由达林的前述主张和毛泽东的发言即可看出，全会关于“农工青年联合会”与“国民党青年联合会”的辩论是非常激烈的。
青年团全会虽然对于建立国民革命青年团问题没有作出结论，但其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同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通过的《关于S.Y.工作与C.P.关系之决议案》，要求S.Y.（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专任以青年为本位的青年运动，“应以S.Y.为中心，就各地方情势，组织各种公开的普通青年团体，以便扩大青年运动，以便S.Y.得与各地的青年群众接触合作。至相当时期，更宜联合各地方各种青年团体，成一个全国的统一组织。”另一方面，直接影响青年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作出建立独立的民族革命青年团的决定。青年国际执委会曾经决定，在达林出席中国青年团全会以及从其他国家得到更详细的报告后，要重新研究亚非革命运动问题。⑧所以达林在青年团全会之前，在海参崴会晤了青年国际执委会朝鲜事务的代表，了解到朝鲜青年革命运动各派团体的统一问题；之后在上海会晤日本共青团员，了解日本共青团情况。达林回莫斯科后参加了青年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重新讨论了东方国家的工作问题并通过《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要求殖民地国家在共青团之外另建由共青团领导的独立的群众性的民族革命青年组织。在达林看来，“这个决议重申了我动身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全会以前，在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的那个指示”，确定了在远东各国新建青年民族革命组织的具体计划。⑨
二、青年共产国际四大关于中国建立“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的讨论
青年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讨论殖民地问题时，分析了世界资本主义暂时稳定而无产阶级革命暂时退潮的形势，指出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正在稳定发展和不断壮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方兴未艾。
会议通过的《关于殖民地问题决议》明确提出：建立民族革命青年组织，应按照东方和非洲不同国家的经濟、政治条件采取不同的具体形式。青年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任务是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青年民族革命运动制定共同的指示，确定这个运动在不同国家所应采取的具体形式。决议强调，东方各国必须建立组织上独立而且有自己特别的政治面貌的“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为统一民族运动，革命的青年群众组织应与革命党密切联络并支持它们的行动，尽管民族革命组织被认为是政治上独立的组织，但共产党团应在其中监督其政策。”⑩决议具体分析了在中国建立民族革命青年组织的必要性，提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发展及其对工人运动影响的增强，工业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应当建立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但是，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向一个群众性政党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已召开了两次全国代表大会，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以国共党内合作形式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立一个由共青团领导而且政治独立的青年组织，确是一个关系重大而且极为复杂的问题。因此，“中国应否组织群众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一问题，在少年国际第四次大会上，曾有几次详细的讨论”。但是大会没有就这个问题作出任何决议。
其实，中国代表团对于中国应否组织群众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的问题的意见也不一致，代表团由团中央代表卜世畸和中共旅莫支部的王一飞、彭泽湘、任弼时组成，其中卜世畸、王一飞、彭泽湘赞成建立民族革命青年组织，任弼时则反对另建国民革命青年团，他的反对意见既根据于大会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又结合了中国革命形势和青年团的发展状况，而且得到了出席共产国际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的认同。{11}这也是青年国际四大没有就中国建立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问题作出决议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中共旅莫支部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和决议也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因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多数来自旅莫支部，所以代表团内部的争论迅即延及该支部。就在青年国际四大闭幕的当天（7月25日），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精神，同时向即将召开的中共四大贡献意见，旅莫支部召开会议并全体通过共有十项内容的提案，其中关于民族革命青年组织问题的意见为：“青年团实为党的一部，不能与党对立，尤其在政治工作上绝对受党的指挥，但是关于教育工作与经济奋斗，青年团亦有独立之必要”。所以另组“国民革命的组织，此种组织若成功，将来对党，对于国民革命运动，对于青年团本身，均大有妨害。望第四次大会、青年团第三次大会取消此种决案（其详细由赴第四次大会代表陈述）。”{12}旅莫支部反对建立民族革命青年组织的立场，直接影响着中共四大和青年团三大作出相应的决议。
三、中共四大否决青年共产国际关于新建民族革命青年组织的决议
自1924年12月中共中央指定起草委员会起草中共四大文件以来，“起草委员会对于各种草案都经过一番讨论，尤以民族革命运动的草案讨论得更为详细，争点亦较多。”据代表旅莫支部回国参加会议并且参与起草委员会的彭述之说，“关于青年运动，在起草委员会亦有一次争论，不过到后来双方都互相让步，同时由客观事实证明，在莫斯科的许多争点已不成问题了”。{13}
中共四大审核了旅莫支部的提案，并采纳了其不成立“新且独立的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的主张。彭述之称，在审查委员会审查各种草案时，“关于青年运动，也有几位同志尤其是C.Y.中央有两个人很主张在目前应组织全国的民族革命的青年组织，不过此种企图终已失败。大会只承认目前应切实做各种民族的青年运动，如果发展到相当时期，认为必要时则可组织非政党性的全国组织”。{14}按照团中央的安排，林育南为出席中共四大的经常代表，其他团中央执行委员轮流出席。总之，团中央提出的建立全国民族革命青年组织的议案未获通过。
大会通过的《对于青年运动之决议案》指出：“青年运动必须在共产党指导之下，是无疑的。”目前S.Y.最重要的青年工作是青年工人运动、青年农民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关于青年工人运动，如何使我们的宣传达到青年工人是S.Y.目前最重要而唯一的问题，“所以在S.Y.第三次大会对于青年工人运动应有具体的进行方针，指示S.Y.中央而中央能依照切实去进行”。关于青年农民运动，乡村教育是S.Y.最要注意的，如何使S.Y.学生分子散布到各地乡村学校中去当教师，以与青年农民有所在地接触与宣传的机会，又须极力吸收小学的教师去担负这种责任。关于学生运动，“学生运动的最要的目的，是怎样使学生能与工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使他们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宣传和帮助他们组织。”总之，S.Y.应注意青年中的宣传与组织，“在各地这种青年团体发展时及青年运动扩大时，有联合各地青年团体成为一种非政党的全国青年的联合以便指导中国青年运动。所以S.Y.的职任，应是在各地组织这种青年团体，并在已成立的青年团体中达到指导的地位，使S.Y.在将来联合的团体中能获得指导的地位而能指挥中国一般的青年运动。”{15}彭述之对此发表评论说，“青年运动决议案（要点）在C.P.与C.Y.之正确关系，并指明C.Y.应怎样使其工作青年化；对于民族革命的青年的全国组织亦与以正确的答案”。{16}所谓“正确的答案”，就是中共四大否决了青年国际关于成立新的独立民族革命青年团的决议，而且对于党团关系作了明确的规定。
四、中国青年团三大取消在中国建立“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的决议
出席青年国际四大的代表回国后，由任弼时于1924年9月25日向团中央常委报告了青年国际四大情况，特别是大会提出的成立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问题。30日他在《团刊》上发表《不应当建立新的独立的政党性青年组织》一文，“将大会讨论反对有些组织方面的意见，略为述明，以供本团团员和第三次大会讨论之材料”。他坚决反对成立民族革命青年组织，其理由是：（一）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已有国民党“负责指使”，为求国民革命集中力量，使国民党早日成熟，绝对不宜另组政党。（二）共产党及青年团已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就应在国民党内部负国民革命指导之责，帮助它的发展；另建与之对立的政党组织，将导致已经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团员退出，结果使国民党立时衰退自己的工作，国民革命受到打击。（三）共产党及青年团参加国民党内部工作，已经引起国民党右派的敌视乃至发生纷争，如果再组织独立的青年组织，将更多疑难与误会，影响革命前途。（四）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完全为一个独立的青年政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青年都可参加，必然成员复杂，政见不一，一旦革命深入，“这个团体反将成为一种反对革命的青年组织，则前途危险将更大矣”。（五）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的工作对象正是社会主义青年团范围之内的工作，社会主义青年团本身的建设尚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另建组织，不仅使我们自己组织的技术工作加多，物质和人才损失，而且有轻视青年团自己应作的青年工人运动、加强国内训练、纪律及国民运动工作之危险。因为是否执行以及如何执行青年国际指示，即要不要在中国建立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成为团中央面临的一个难题，也是青年团三大必须解决的一个带有方针性的问题，所以团中央于9月14日通知各地团组织就此问题展开讨论，“盼望大家自由发表意见，集思广益，使此次大会有最好的成绩。”《团刊》从第11期起辟设“在中国应否组织‘群众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之讨论”专栏，以供自由讨论。讨论详情虽不得而知，但邓中夏、恽代英与安源团地委等提出的意见是不容忽视的。
时为团中央执行委员的邓中夏在《中国青年应该与“少年国际”结合》一文中提出：首先，将各种青年群众如工人、农民、学徒、学生等分别紧严的组织，尤以青年工人农民为首要；以团、社、俱乐部、联合会等作为结合的基本单位。其次，联合各种青年群众团体开一个全国大会，商议全国各种青年群众的总组织，决定其纲领和计划。名称现在亦不必预拟，由这个全国大会共同商定。再次，国民革命性的全国青年群众总组织成功之后，派代表赴少年国际要求正式加入其中，开始国际的联合。{17}在此，邓中夏主张在将来建立全国性的青年群众团体并加入国际组织，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建立国民革命青年政党，但是不赞成现在建立独立的政党性质的青年团是显而易见的。
青年团大会一致主张取消青年国际关于东方国家另建民族革命青年团的决议。这是因为此前党的四大已就该问题作出了结论，更因为大多数与会代表及各地方团组织的强烈反对，特别是从莫斯科回国的代表和旅莫支部提案起着关键的作用。作为中共代表参加青年团三大的中共中央局委员和宣传部主任的彭述之，也极力拥护党的代表大会的精神并使之贯彻实现于青年团大会。关于在中国不建立民族革命青年组织问题的决议，在青年团三大得到了各方广泛赞同，青年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承认中国青年团这一决议的正确性，1928年7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说到：“当时，中国共青团反对这个建议，他们认为，这是国民党机会主义分子图谋建立一个机会主义组织，以抵消共产党员在青年运动中的影响。我们现在可以说，当时不同意建立国民党的青年组织是正确的，因为这种组织对我们没有丝毫的好处，而只会有害处。它势必很快就成为国民党机会主义领导手中的工具，用以在殖民地国家最棘手的青年运动问题上和我们作对。同时，我们现在已发展成为没有任何国民党组织的群众性联盟，这多多少少也许正是由于没有这种国民党组织的缘故。”{18}虽系事后追論，但毕竟承认了中国青年团所作决议的合法性。
总之，中共四大和青年团三大讨论并取消青年国际在中国另建民族革命青年组织的决议，无疑体现了中国青年团不盲从于青年国际的勇气，而且能把青年国际决议精神与中国国民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地贯彻并作出自己的结论。不仅如此，中国青年团对于青年国际关于建立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决议的广泛讨论，促使中共加强了对共青团的政治领导，从根本上改变了团的“第二党”的形式，同时纠正了青年团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一些“左”倾和右倾错误。另一方面，对于打击国民党右派以国民革命为借口，防止中国青年团独占青年运动、赤化国民党的宣传和成立中华孙文主义青年团和孙文主义学会等活动，以及打击国家主义派建立国家主义青年团的活动，都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李玉贞：《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98—206页。
②《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大会后的一些情况——张国焘给维经斯基、穆辛的信》，《中共党史资料》，1982第3期。
③④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共产国际、联共（布）和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86—387、148—149、596—601页。
⑤⑦⑧⑨（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2、155、142—143、157页。
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477—484页。
⑦{1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共产国际、联共（布）和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260页。
{11}蔡庆新：《中共旅莫支部的建立及其初期活动略述》，《党的文献》，1991年第5期。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5—56页。
{13}{14}{16}《关于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彭述之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中共党史资料》1982第3期。
{1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65—369页。
{17}《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0—82页。
作者系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 责任编辑：石岸
一、关于“国民党青年联合会”与“农工青年联合会”的争论
1923年5月，陈独秀和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国民党改组计划①，但没有为孙中山所接受。中共中央认为自上而下的改组国民党没有希望，必须对它进行自下而上的改组，于是在10月前后提出组织一个国民革命青年团，以纠正党的三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政治论断之“不大切合实际”。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中共三大关于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帮助国民党巩固和发展组织，同时保持青年团的独立性；大会还接受青年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将组织和宣传工作的重心转移到青年工人中，同时加强农民青年的组织工作。③根据中共中央组织国民革命青年团的要求，中国青年团提出建立“国民党青年联合会”，并派代表卜世畸前往海参崴与青年国际驻海参崴的全权代表齐托维奇商定建立国民党青年联合会的协议。
1924年2月，受青年国际执委会委派出席中国青年团扩大会议的达林，途经海参崴时会见了齐托维奇和中国青年团中央代表卜世畸，并且参与他们商定在中国建立国民党青年联合会的讨论。达林坚持应该建立农工青年联合会，反对组织国民党青年联合会，这是因为如果迄今为止社会主义青年团不能吸引工农青年参加自己的组织，那么国民党青年联合会就更不可能。④国共合作之后建立青年组织的问题，实际关系到国民党与共产党和青年团对青年运动的领导权问题，这是达林与齐托维奇和卜世畸争论是组织“国民党青年联合会”还是“农工青年联合会”的原因所在。
达林到上海之后，在中国青年团中央机关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青年工人工作的文章，用来代替全会决议案的提纲草案，在中国青年团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又作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任务的报告。⑤(这个报告即《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意见——草拟扩大执行委员会青年工人与农民议决案的说明书》），首先阐明建立青年群众组织的必要性。指出，中国青年团工作虽然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因为现时群众对于“国民革命”的口号比“社会主义”的口号要易于明白些，所以本团不能成为一个工农青年的群众组织。我们的责任，是要使群众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并且要多介绍有觉悟的农工青年加入本团。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组织一个适合于中国目前政治经济情形的团体。其次，提出建立农工青年联合团体及其组织原则。他说：必须按中国的现状，组织一个青年农工的国民革命团体，至于这种团体形式，究竟是“农工青年联合会”还是“国民党青年联合会”，关键是看哪一种比较合乎实际生活。“在现时政治恐慌的时期之中组成‘国民党青年联合会’，未免先把政治的色彩确定，其结果仍不能使多数农工青年群众加入这种组织。因此，我更进一步主张，不将我们现在预计要组织的青年农工团体，立刻确定其带有任何政治色采的形式……这种组织最后的形式之规定，我以为只有从下而上所得的经验可以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经验，所以暂时不能规定这种组织的名称。”其组织原则为：组织青年农工群众自上而下，于每一城每一区甚至每一工厂组织俱乐部，在乡村组织青年农民联合会，再召集俱乐部和青年农民联合会的全国大会，决定这个组织的政治面目及其最后的名称。⑥达林的报告在大会上引起“一场热烈的辩论”。据说，“毛泽东的发言根本没有谈全会的中心议题——在青年工人中的工作问题”，而是援引新三民主义，断言国民党是革命的工人政党，应该加入共产国际。按照共产国际章程关于每个国家只能存在一个共产党的规定，“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则意味着承认国民党是共产主义政党和取消毛泽东为其中央委员的那个党”。若此，中国青年组织自然要属于国民党。⑦仅就此来看，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会议的毛泽东显然反对达林提出的“青年农工联合会”，而支持建立“国民党青年联合会”的主张。由达林的前述主张和毛泽东的发言即可看出，全会关于“农工青年联合会”与“国民党青年联合会”的辩论是非常激烈的。
青年团全会虽然对于建立国民革命青年团问题没有作出结论，但其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同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会议通过的《关于S.Y.工作与C.P.关系之决议案》，要求S.Y.（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专任以青年为本位的青年运动，“应以S.Y.为中心，就各地方情势，组织各种公开的普通青年团体，以便扩大青年运动，以便S.Y.得与各地的青年群众接触合作。至相当时期，更宜联合各地方各种青年团体，成一个全国的统一组织。”另一方面，直接影响青年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作出建立独立的民族革命青年团的决定。青年国际执委会曾经决定，在达林出席中国青年团全会以及从其他国家得到更详细的报告后，要重新研究亚非革命运动问题。⑧所以达林在青年团全会之前，在海参崴会晤了青年国际执委会朝鲜事务的代表，了解到朝鲜青年革命运动各派团体的统一问题；之后在上海会晤日本共青团员，了解日本共青团情况。达林回莫斯科后参加了青年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重新讨论了东方国家的工作问题并通过《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要求殖民地国家在共青团之外另建由共青团领导的独立的群众性的民族革命青年组织。在达林看来，“这个决议重申了我动身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全会以前，在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的那个指示”，确定了在远东各国新建青年民族革命组织的具体计划。⑨
二、青年共产国际四大关于中国建立“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的讨论
青年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讨论殖民地问题时，分析了世界资本主义暂时稳定而无产阶级革命暂时退潮的形势，指出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正在稳定发展和不断壮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方兴未艾。
会议通过的《关于殖民地问题决议》明确提出：建立民族革命青年组织，应按照东方和非洲不同国家的经濟、政治条件采取不同的具体形式。青年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任务是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青年民族革命运动制定共同的指示，确定这个运动在不同国家所应采取的具体形式。决议强调，东方各国必须建立组织上独立而且有自己特别的政治面貌的“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为统一民族运动，革命的青年群众组织应与革命党密切联络并支持它们的行动，尽管民族革命组织被认为是政治上独立的组织，但共产党团应在其中监督其政策。”⑩决议具体分析了在中国建立民族革命青年组织的必要性，提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发展及其对工人运动影响的增强，工业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应当建立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但是，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向一个群众性政党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已召开了两次全国代表大会，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以国共党内合作形式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立一个由共青团领导而且政治独立的青年组织，确是一个关系重大而且极为复杂的问题。因此，“中国应否组织群众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一问题，在少年国际第四次大会上，曾有几次详细的讨论”。但是大会没有就这个问题作出任何决议。
其实，中国代表团对于中国应否组织群众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的问题的意见也不一致，代表团由团中央代表卜世畸和中共旅莫支部的王一飞、彭泽湘、任弼时组成，其中卜世畸、王一飞、彭泽湘赞成建立民族革命青年组织，任弼时则反对另建国民革命青年团，他的反对意见既根据于大会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又结合了中国革命形势和青年团的发展状况，而且得到了出席共产国际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的认同。{11}这也是青年国际四大没有就中国建立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问题作出决议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中共旅莫支部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和决议也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因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多数来自旅莫支部，所以代表团内部的争论迅即延及该支部。就在青年国际四大闭幕的当天（7月25日），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精神，同时向即将召开的中共四大贡献意见，旅莫支部召开会议并全体通过共有十项内容的提案，其中关于民族革命青年组织问题的意见为：“青年团实为党的一部，不能与党对立，尤其在政治工作上绝对受党的指挥，但是关于教育工作与经济奋斗，青年团亦有独立之必要”。所以另组“国民革命的组织，此种组织若成功，将来对党，对于国民革命运动，对于青年团本身，均大有妨害。望第四次大会、青年团第三次大会取消此种决案（其详细由赴第四次大会代表陈述）。”{12}旅莫支部反对建立民族革命青年组织的立场，直接影响着中共四大和青年团三大作出相应的决议。
三、中共四大否决青年共产国际关于新建民族革命青年组织的决议
自1924年12月中共中央指定起草委员会起草中共四大文件以来，“起草委员会对于各种草案都经过一番讨论，尤以民族革命运动的草案讨论得更为详细，争点亦较多。”据代表旅莫支部回国参加会议并且参与起草委员会的彭述之说，“关于青年运动，在起草委员会亦有一次争论，不过到后来双方都互相让步，同时由客观事实证明，在莫斯科的许多争点已不成问题了”。{13}
中共四大审核了旅莫支部的提案，并采纳了其不成立“新且独立的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的主张。彭述之称，在审查委员会审查各种草案时，“关于青年运动，也有几位同志尤其是C.Y.中央有两个人很主张在目前应组织全国的民族革命的青年组织，不过此种企图终已失败。大会只承认目前应切实做各种民族的青年运动，如果发展到相当时期，认为必要时则可组织非政党性的全国组织”。{14}按照团中央的安排，林育南为出席中共四大的经常代表，其他团中央执行委员轮流出席。总之，团中央提出的建立全国民族革命青年组织的议案未获通过。
大会通过的《对于青年运动之决议案》指出：“青年运动必须在共产党指导之下，是无疑的。”目前S.Y.最重要的青年工作是青年工人运动、青年农民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关于青年工人运动，如何使我们的宣传达到青年工人是S.Y.目前最重要而唯一的问题，“所以在S.Y.第三次大会对于青年工人运动应有具体的进行方针，指示S.Y.中央而中央能依照切实去进行”。关于青年农民运动，乡村教育是S.Y.最要注意的，如何使S.Y.学生分子散布到各地乡村学校中去当教师，以与青年农民有所在地接触与宣传的机会，又须极力吸收小学的教师去担负这种责任。关于学生运动，“学生运动的最要的目的，是怎样使学生能与工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使他们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宣传和帮助他们组织。”总之，S.Y.应注意青年中的宣传与组织，“在各地这种青年团体发展时及青年运动扩大时，有联合各地青年团体成为一种非政党的全国青年的联合以便指导中国青年运动。所以S.Y.的职任，应是在各地组织这种青年团体，并在已成立的青年团体中达到指导的地位，使S.Y.在将来联合的团体中能获得指导的地位而能指挥中国一般的青年运动。”{15}彭述之对此发表评论说，“青年运动决议案（要点）在C.P.与C.Y.之正确关系，并指明C.Y.应怎样使其工作青年化；对于民族革命的青年的全国组织亦与以正确的答案”。{16}所谓“正确的答案”，就是中共四大否决了青年国际关于成立新的独立民族革命青年团的决议，而且对于党团关系作了明确的规定。
四、中国青年团三大取消在中国建立“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的决议
出席青年国际四大的代表回国后，由任弼时于1924年9月25日向团中央常委报告了青年国际四大情况，特别是大会提出的成立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问题。30日他在《团刊》上发表《不应当建立新的独立的政党性青年组织》一文，“将大会讨论反对有些组织方面的意见，略为述明，以供本团团员和第三次大会讨论之材料”。他坚决反对成立民族革命青年组织，其理由是：（一）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已有国民党“负责指使”，为求国民革命集中力量，使国民党早日成熟，绝对不宜另组政党。（二）共产党及青年团已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就应在国民党内部负国民革命指导之责，帮助它的发展；另建与之对立的政党组织，将导致已经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团员退出，结果使国民党立时衰退自己的工作，国民革命受到打击。（三）共产党及青年团参加国民党内部工作，已经引起国民党右派的敌视乃至发生纷争，如果再组织独立的青年组织，将更多疑难与误会，影响革命前途。（四）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完全为一个独立的青年政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青年都可参加，必然成员复杂，政见不一，一旦革命深入，“这个团体反将成为一种反对革命的青年组织，则前途危险将更大矣”。（五）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的工作对象正是社会主义青年团范围之内的工作，社会主义青年团本身的建设尚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另建组织，不仅使我们自己组织的技术工作加多，物质和人才损失，而且有轻视青年团自己应作的青年工人运动、加强国内训练、纪律及国民运动工作之危险。因为是否执行以及如何执行青年国际指示，即要不要在中国建立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成为团中央面临的一个难题，也是青年团三大必须解决的一个带有方针性的问题，所以团中央于9月14日通知各地团组织就此问题展开讨论，“盼望大家自由发表意见，集思广益，使此次大会有最好的成绩。”《团刊》从第11期起辟设“在中国应否组织‘群众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之讨论”专栏，以供自由讨论。讨论详情虽不得而知，但邓中夏、恽代英与安源团地委等提出的意见是不容忽视的。
时为团中央执行委员的邓中夏在《中国青年应该与“少年国际”结合》一文中提出：首先，将各种青年群众如工人、农民、学徒、学生等分别紧严的组织，尤以青年工人农民为首要；以团、社、俱乐部、联合会等作为结合的基本单位。其次，联合各种青年群众团体开一个全国大会，商议全国各种青年群众的总组织，决定其纲领和计划。名称现在亦不必预拟，由这个全国大会共同商定。再次，国民革命性的全国青年群众总组织成功之后，派代表赴少年国际要求正式加入其中，开始国际的联合。{17}在此，邓中夏主张在将来建立全国性的青年群众团体并加入国际组织，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建立国民革命青年政党，但是不赞成现在建立独立的政党性质的青年团是显而易见的。
青年团大会一致主张取消青年国际关于东方国家另建民族革命青年团的决议。这是因为此前党的四大已就该问题作出了结论，更因为大多数与会代表及各地方团组织的强烈反对，特别是从莫斯科回国的代表和旅莫支部提案起着关键的作用。作为中共代表参加青年团三大的中共中央局委员和宣传部主任的彭述之，也极力拥护党的代表大会的精神并使之贯彻实现于青年团大会。关于在中国不建立民族革命青年组织问题的决议，在青年团三大得到了各方广泛赞同，青年国际执行委员会也承认中国青年团这一决议的正确性，1928年7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说到：“当时，中国共青团反对这个建议，他们认为，这是国民党机会主义分子图谋建立一个机会主义组织，以抵消共产党员在青年运动中的影响。我们现在可以说，当时不同意建立国民党的青年组织是正确的，因为这种组织对我们没有丝毫的好处，而只会有害处。它势必很快就成为国民党机会主义领导手中的工具，用以在殖民地国家最棘手的青年运动问题上和我们作对。同时，我们现在已发展成为没有任何国民党组织的群众性联盟，这多多少少也许正是由于没有这种国民党组织的缘故。”{18}虽系事后追論，但毕竟承认了中国青年团所作决议的合法性。
总之，中共四大和青年团三大讨论并取消青年国际在中国另建民族革命青年组织的决议，无疑体现了中国青年团不盲从于青年国际的勇气，而且能把青年国际决议精神与中国国民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地贯彻并作出自己的结论。不仅如此，中国青年团对于青年国际关于建立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决议的广泛讨论，促使中共加强了对共青团的政治领导，从根本上改变了团的“第二党”的形式，同时纠正了青年团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一些“左”倾和右倾错误。另一方面，对于打击国民党右派以国民革命为借口，防止中国青年团独占青年运动、赤化国民党的宣传和成立中华孙文主义青年团和孙文主义学会等活动，以及打击国家主义派建立国家主义青年团的活动，都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李玉贞：《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98—206页。
②《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大会后的一些情况——张国焘给维经斯基、穆辛的信》，《中共党史资料》，1982第3期。
③④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共产国际、联共（布）和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86—387、148—149、596—601页。
⑤⑦⑧⑨（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2、155、142—143、157页。
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477—484页。
⑦{1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共产国际、联共（布）和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260页。
{11}蔡庆新：《中共旅莫支部的建立及其初期活动略述》，《党的文献》，1991年第5期。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5—56页。
{13}{14}{16}《关于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彭述之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中共党史资料》1982第3期。
{1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65—369页。
{17}《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0—82页。
作者系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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