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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简称ANT）是20世纪80年代巴黎学派在抨击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基础上提出的具有后建构倾向的理论。本文旨在梳理ANT的产生背景与形成过程，分析其理论实质，并指出其理论与现实意义，达到解读目的。
关键词:强纲领；广义对称性原则；行动者网络理论；双重解构；实践建构。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发表之后，科学哲学发生“两个转向”，其一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实现的“社会学转向”，认为科学是社会利益的建构，即科学是“社会建构”的，其二是体现后建构倾向的“实践转向”，提出科学是“实践建构”的。巴黎学派作为后科学知识社会学阵营的一部分，其行动者网络理论为SSK开辟一条新的研究思路。
一、与“强纲领”的博弈
1976年，SSK的爱丁堡学派代表人物布鲁尔（D. Bloor）在《知识与社会意向》突出著名的“SSK的强纲领“，包括四个信条：因果性（causality），指导致信念或者各种知识状态的条件以社会因素为主；无偏性或公正性（impartiality），指必须无偏见地对待真与假、合理性与非理性，对成功的科学和失败的知识都进行研究；对称性（symmetry），指解释上的对称性，同样的原因应当既能解释真实信念，也能解释虚假的信念；反身性（reflexivity），指原则上SSK的解释模式能够运用于科学知识社会学[1]。爱丁堡学派认为不同社会情景的人会产生不同社会意向，建构不同的知识，科学研究无论成功与失败知识都应囊括在内，是都是社会意向的结果，主张用社会因素来解释自然在内的所有知识，具有反生性。因此可认为其是围绕知识的社会性纬度轴心循着更历史主义科学观的后现代取向，将科学推进到更加激进的相对主义和更为极端的非理性立场，开辟科学研究的“社会学”转向，相对STS是一种进步。巴斯学派代表人物柯林斯（H. Collins）在《改变秩序》从假定自然世界和我们关于自然世界的信念间没有必然联系，对科学知识的社会说明优先于逻辑和证据，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甚至不起作用[2]。可见，柯林斯也认为自然世界是一种社会建构而不是真实的东西，进一步论证社会因素在知识建构中的主导作用。
巴黎学派在具体科学实践研究中开始质疑“强纲领”的许多原则，最早的批判可追溯到其代表人物拉图尔（B. Latour）“One More Turn after the Social Turn”，首先就指责强纲领的对称性原则是根本的不对称[3]。他论证到对称性原则是强纲领的主要特征，要求无论真假，合理还是不合理观点，只要集体所坚信，都应平等地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都应诉诸于同样类型的原因来解释[4]。在拉图尔看来纲领中的对称性忽视了自然物的作用，将所有解释力量归于社会，用社会解释自然是一种不对称，引起了因果性与公正性的动摇。二者博弈结果是广义相对性原则产生，认为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区分不是确定无疑的，并物的因素纳入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中，指出只有对称性考虑自然物与社会观念的之间的对称性，才能达到真正的对称，从早期实验室研究到法国的巴德尔实验，拉图尔证实从理论和经验上证实他的结论。巴黎学派的其他代表者卡农（M. Callon）与劳（J. Law）的研究也都离不开对“强纲领”的反思，认为不存在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区分，科学知识本质上是“实践建构”。
二、巴黎学派观点的形成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拉图尔（B. Latour）、卡龙（M. Callon）与劳（J. Law）合作，法国巴黎学派诞生，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的观点逐渐成型。
拉图尔是以“实验室”研究开始着手“科学事实”的建构。他认为早期科学哲学家只注意到实验在认识论中作用，理论检验、实验设计、全盲与半盲程序、控制组、实验重复等仅局限对科学活动每个变量进行检验，循序韦伯的价值中立，但正如柯林斯(Collions)在《变动的秩序》中所谈“决定性实验”只是科学者学家们一厢情愿，而是“实验者的倒退”[5]，进而他按照伽芬卡尔（Garfinkel）民族制方法论，以“科学实验室”为背景对科学家们行事方式、课题获得、方案讨论、数据登录、撰写论文等科学生产全过程进行亲身经历的田野调查，以TRF实验为例，得出实验室是拥有工具、仪器和其他资源的制造知识的黑箱，科学家是科学事实的代言人，科学事实产生不仅涉及科学家单个人，还包括站在科学家背后的无形的支持者、科学家的同盟、工具仪器等，实验室中科学知识被建构。1979年他与伍尔加（S.Woolgar）合作出版《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已经蕴含ANT的一些基本思想。
1980年，巴黎学派另一先驱卡农（M. Callon）发表“Struggles and Negotiation to define what is Problematic and what is not：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从法国哲学家塞莱斯（Serres）引入“转译”（translation），初步建立动态社会结构模型[6]。1986年，卡农在《行动者网络的社会学——电动车案例》提出“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行动者世界”（actor world）、“转译”（translation）三个概念，从不同角度表达实验室的微观的与宏观的双重结构，第一次尝试性解释ANT[7]。继而《转译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圣柏鲁克湾的渔民与扇贝养殖》中卡农通过对圣柏鲁克湾的扇贝养殖分析，描述了一个由海洋学家、渔民、扇贝、海湾以及多样的技术等元素所构成的网络是如何建立起来：三位年轻的海洋学家为挽救濒临灭绝的扇贝，从日本引进了网箱养殖技术，要想获得成功需要与当地的渔民乃至幼扇贝们进行长期艰苦的磋商[8]。卡农已打破人行动者和非人类的区别，完善ANT行动者内涵。
沿袭卡农的二元对立的突破，劳（J. Law）强调异质型网络（heterogeneous network）的建构，若卡农的ANT为转译社会学，劳则是在行动者网络形成基础上对网络稳定性的探讨，ANT被赋予“异质型建构”。劳认为“网络（或系统）结构反映的不仅是对有效解决问题的关注，而且是他们能够聚集的和由各种成分所展开的力量之间的关系，各种成分之间存在差异，某些成分总比另外一些更具有顽固性（obduracy）和力量性（strength），如果要达到各种力量的冲突结束，它们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并置（juxtaposition起来[9]。1986年劳《长途控制方法：葡萄牙到印度的航海交通》就指出葡萄牙人的军舰与同时代的航海船只相比，是一种技术进步的“突生现象”（Emergent Phenomenon），其属性不属于任何个体成分单独拥有，而是木材、指南针、星盘、人、风力、大炮、帆船等的组合，并各自发挥重要的作用[10]。劳使ANT的重心转移到关注行动者与组织间的并置与相互作用，认为网络建构经历了关注相关社会群体的目标或“脚本”（scenarios）形成、调动（mobilization）所需资源、并置相关行动者、分析各元素与行动者的顽固性四步，从而达到各成分整合，将支离破碎的有着各自倾向的不同成分从异质因素变成网络中严格意义上的行动者，实现异质网络建构，丰富ANT的基本观点。
最后，拉图尔将对SKK“强纲领“的批判内容、卡农和劳的理论成功与自己的“实验室的研究”相结合，体现在《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与工程师》、《法国的巴斯德化》、《我们未进入现代》、《阿拉米斯或对技术的爱》、《潘多拉的希望》、《重塑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导言》等专注和文集，聚合并发展着ANT。
三、ANT的实质界定
ANT是巴黎学派科学知识研究的观点提炼，“行动者”、“异质型建构”、“网络”共同构成ANT核心概念，在科学家的符号研究中建构了ANT，并得出：行动者网络是异质行动者建立网络，发展网络以及解决动态网络的过程。
“广义对称性原则”（general symmetry principle）是ANT的本体论的界定。拉图尔在“强纲领”分析中就表明科学研究中自然与社会都应进入信念形成的解释框架，而广义对称性原则不在于自然实在论和社会实在论之间的替换，而是把自然与社会作为卵生的结果，当我们对两者中的任何一方感兴趣时，另一方就成了背景[11]。劳对拉图尔观点表示赞同。科学家们协商结果是科学没有一个实在论的解释，区分纯粹的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是徒劳的。ANT研究的对象既非自然客体也非社会主体，而是自然与社会的“杂交物”，即行动者被赋予“准客体”内涵。 “行动者”是广义的，既可以指人类（actor），也可指非人（non－humans）的存在与力量，人类行动者暗含一种意象性，非人行动者（actant）的意愿需要代言人（spokesman）表达[12]，actor、actant、agent表示行动者可以是任何东西，个人的或集体的，比喻的或非比喻的，或物或人。可看出，ANT认为应该尊重行动者多样性。
“网络”（network）暗示着资源集中于某些地方——节点，它们彼此联接——链条和网眼：这些联结是分散的资源结成网络，并扩展到所有角落[13]。拉图尔在《实验室生活》中指出实验室是科学建构的生产基地，包括科学家的集合、场地的限制、设备仪器的条件以及研究对象等，“实验室”通过“文学铭记”、“铭写装置”等方式联结着网络。卡农进一步申明实验室是行动者的必经之点（obligatory points of passage）。劳认为网络“它不是独立的建筑平台上的脚手架，而是一个斗争的、相互影响的、递归的并且重构的过程”[14]。可见，网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相对的稳定是网络中行动者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异质性是网络的主要特征，表明不同行动者在利益取向和行为方式是不同的。
ANT的建构实质上是“异质型建构”，构成ANT中行动者与网络的中间环节，解决网络如何得以建立、巩固与发展的问题。核心观点：建构首先需要脚本（scenario）告诉他者要建构一个什么样的网络，再问题界定（problematization）确定特定的知识主张与目标，其次采用转译（translation）方式兴趣激发（interestement）形成张力（tension），使行动者在大量可能性中只选择在他们看来有助于他们达到目标的东西[15]，运用“我要的正是你要的”、“我想要它，你为什么不”、“如果你稍微迂回一下”、“重组兴趣与目标”或“变得不可或缺”等转译策略，达到吸收他人或存在物进入网络并控制与预测其行为完成“招募成员”（enrollment）目的，最后需要“简化”（simplification）与“并置”（juxtaposition），简化使被招募进这个网络中的行动者只对这个网络中所界定的问题服务，抛弃其他杂念，形成同一目标，成员在过程中调动力量与相关资源，并使这些要素在即将形成的社会网络中充当各自角色，并置实现网络中所有元素的整合，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都变成网络中的一个链条，从而使异质行动者结合形成一个持久的整体，形成一个有特定目的、动态的行动者网络。
从本体论的揭示到行动者网络的建构在于把科学研究的制造场地——实验室与广阔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打破传统人与非人、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力图沟通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与科学文化的宏观社会体制[16]。事实可认为是巴黎学派实验室中自圆其说的形成的知识产物，具有反生性研究特性，“行动者”拓展赋予非人行动者角色定位，“异质网络”的建构要求“把断言的命运与大量被聚集在一起的因素联合起来，从而是这个断言顶住所有破坏它的努力”[17]。
四、揭示ANT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ANT独特研究视角、独特研究对象以及强烈的后建构特征为科学哲学带来一场科技革命，纵使其有相对主义的困境、过分强调非人因素、非对称的科学以及变动的本体等局限性，但作为SKK主要推动力量，其理论与现实意义是无可厚非的。
其理论意义可归结到三点：其一：ANT使科学哲学从单向度科学中得到解放。当孔德、杜尔凯姆等推崇实证主义－自然主义路线，倡导自然解释科学，另布鲁尔等人却强调社会因素在解释科学的力量，自然与社会力量博弈，科研是徒劳的。巴黎学派认为科学研究应是对科学本身研究，其ANT就担任“双重解构”的任务，不仅解构“自然”在解释科学中的合法地位，也解构“社会”在解释科学中的优先合法性地位，从而避免自然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等二元对立划分[18]。其二：ANT是对技术社会建构论的超越，将“社会建构”指向“实践建构”。拉图尔早期将《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过程》1985年改版中删除“社会”，标志巴黎学派“实践建构”转向，认为科学是一种建构的实践活动。其三：ANT开创联结社会学，一个重新联结和组合的特殊行动中社会不再是一个实体，“行动者网络理论把社会看成是联结的科学”[20]，反对涂尔干的实体论，强调对“行动者”（人与物）的关注，行动者间相互作用，发生联系形成网络，沿着联系行动者通过相连其他行动者而获得意义。
ANT是与社会情景联系和科学家“实验室”磋商的产物，认为现实世界是行动者网络组成，该网络可用于解释社会现象，解决实际问题，具有其现实意义。卡农的“电动车案例”与“扇贝行动”、劳的“海上交通”是对社会现象的展示，1988年拉图尔对法国巴斯德如何利用他的微生物实验室成功地介入炭疽病的研究，并拯救法国的牛、羊和农民，进而论述了巴斯德微生物实验室扩展与法国社会结构变迁，ANT成功揭示社会现象，1993年ANT被用到对高技术的自动化地铁系统ARAMIS的研究，强调现代科技中真理、效率、生产力等概念的建构，并提出不要对机械系统或自动系统过分依赖[21]的建议，ANT已开始着力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ANT质疑现实科学家们无效争论，认为参与建构并着手去做才是真谛，并提出知识是异质行动者力量较量的结果，网络建构过程是一种权利斗争过程，ANT的研究可以揭露现实权利者间的博弈，赋予其自身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布鲁尔. 知识与社会意向[M].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1：7-8.
[2] H. Collins. What is TRASP .Philosophy of Relativism [J]. SSS, 1981(11):216.
[3] B. Latour. One More Turn after the Social Turn, The Social Dimensions of Science[M].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1992:277.
[4] B. Latour. One More Turn after the Social Turn, The Social Dimensions of Science[M].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1992:292.
[5] H. Collins. Stages in the Empirical Program of Relativism[M].SSS,1981(11):3.
[6] M. Callon. Struggles and Negotiations to define what is Problematic and what is not: the Sociology to Translation. The Social Process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Sociology of the Sciences Yearbook [M], 1980 (4): 197-219.
[7] M. Callon. The Sociology of an Actor-Network: the Case of the Electric Vehicle. Mapping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ology of Science in the real world [M], 1986（1）：19-34.
[8] M. Callon. Some Elements of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an of Saint Brieuc Bay. Power, 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M]. Sociology Review Monograph, 1986(32):196-233.
[9] J. Law. Technology and heterogeneous engineering: the case of Portuguese Expansion. In Bijker, Hughe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M]. MIT Press, 1992:348.
[10] J. Law. On the Methods of Long Distance Control: Vessels, Navigation and the Portuguese Route to India. Power, 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M]. Sociology Review Monograph, 1986(32):243-263.
[11] M. Callon, B. Latour. Don't Throw the Baby Out With the Bath School: A Reply to Collins and Yearly [A].In Andrew. Pickering: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 [C].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2:350-348.
[12] Glossary for Pandora' Hope. http://bubbler.net/Glossary/Pandorahope
[13] 拉图尔. 科学在行动[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418.
[14] J. Law. Notes on the Theory of the Actor Network: Ordering, Strategy and Heterogeneity. http://www.lancs.ac.uk/fass/centres/css/ant/ant.htm.
[15] 拉图尔. 科学在行动[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185.
[16] 刘济亮: 拉图尔行动者网路理论的研究[C]. 哈尔滨工业大学，2006（6）：26.
[17] 拉图尔: 科学在行动[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195-204.
[18] M. Callon, B. Latour. Don't Throw the Baby Out with the Bath School: A Reply to Collins and Yearly [A].In Andrew. Pickering: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 [C].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2:345-346.
[20] 成素梅: 拉图尔的科学哲学观--在巴黎对拉图尔的专访[J]. 哲学动态. 2006（9）.
[21] B. Latour. Ethnography of a 'high-tech' case: About Aramis. Technological Choices: Transformation in Material Cultures since the Neolithic [M], 1993（1）：372-398.
关键词:强纲领；广义对称性原则；行动者网络理论；双重解构；实践建构。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发表之后，科学哲学发生“两个转向”，其一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实现的“社会学转向”，认为科学是社会利益的建构，即科学是“社会建构”的，其二是体现后建构倾向的“实践转向”，提出科学是“实践建构”的。巴黎学派作为后科学知识社会学阵营的一部分，其行动者网络理论为SSK开辟一条新的研究思路。
一、与“强纲领”的博弈
1976年，SSK的爱丁堡学派代表人物布鲁尔（D. Bloor）在《知识与社会意向》突出著名的“SSK的强纲领“，包括四个信条：因果性（causality），指导致信念或者各种知识状态的条件以社会因素为主；无偏性或公正性（impartiality），指必须无偏见地对待真与假、合理性与非理性，对成功的科学和失败的知识都进行研究；对称性（symmetry），指解释上的对称性，同样的原因应当既能解释真实信念，也能解释虚假的信念；反身性（reflexivity），指原则上SSK的解释模式能够运用于科学知识社会学[1]。爱丁堡学派认为不同社会情景的人会产生不同社会意向，建构不同的知识，科学研究无论成功与失败知识都应囊括在内，是都是社会意向的结果，主张用社会因素来解释自然在内的所有知识，具有反生性。因此可认为其是围绕知识的社会性纬度轴心循着更历史主义科学观的后现代取向，将科学推进到更加激进的相对主义和更为极端的非理性立场，开辟科学研究的“社会学”转向，相对STS是一种进步。巴斯学派代表人物柯林斯（H. Collins）在《改变秩序》从假定自然世界和我们关于自然世界的信念间没有必然联系，对科学知识的社会说明优先于逻辑和证据，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甚至不起作用[2]。可见，柯林斯也认为自然世界是一种社会建构而不是真实的东西，进一步论证社会因素在知识建构中的主导作用。
巴黎学派在具体科学实践研究中开始质疑“强纲领”的许多原则，最早的批判可追溯到其代表人物拉图尔（B. Latour）“One More Turn after the Social Turn”，首先就指责强纲领的对称性原则是根本的不对称[3]。他论证到对称性原则是强纲领的主要特征，要求无论真假，合理还是不合理观点，只要集体所坚信，都应平等地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都应诉诸于同样类型的原因来解释[4]。在拉图尔看来纲领中的对称性忽视了自然物的作用，将所有解释力量归于社会，用社会解释自然是一种不对称，引起了因果性与公正性的动摇。二者博弈结果是广义相对性原则产生，认为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区分不是确定无疑的，并物的因素纳入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中，指出只有对称性考虑自然物与社会观念的之间的对称性，才能达到真正的对称，从早期实验室研究到法国的巴德尔实验，拉图尔证实从理论和经验上证实他的结论。巴黎学派的其他代表者卡农（M. Callon）与劳（J. Law）的研究也都离不开对“强纲领”的反思，认为不存在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区分，科学知识本质上是“实践建构”。
二、巴黎学派观点的形成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拉图尔（B. Latour）、卡龙（M. Callon）与劳（J. Law）合作，法国巴黎学派诞生，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的观点逐渐成型。
拉图尔是以“实验室”研究开始着手“科学事实”的建构。他认为早期科学哲学家只注意到实验在认识论中作用，理论检验、实验设计、全盲与半盲程序、控制组、实验重复等仅局限对科学活动每个变量进行检验，循序韦伯的价值中立，但正如柯林斯(Collions)在《变动的秩序》中所谈“决定性实验”只是科学者学家们一厢情愿，而是“实验者的倒退”[5]，进而他按照伽芬卡尔（Garfinkel）民族制方法论，以“科学实验室”为背景对科学家们行事方式、课题获得、方案讨论、数据登录、撰写论文等科学生产全过程进行亲身经历的田野调查，以TRF实验为例，得出实验室是拥有工具、仪器和其他资源的制造知识的黑箱，科学家是科学事实的代言人，科学事实产生不仅涉及科学家单个人，还包括站在科学家背后的无形的支持者、科学家的同盟、工具仪器等，实验室中科学知识被建构。1979年他与伍尔加（S.Woolgar）合作出版《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已经蕴含ANT的一些基本思想。
1980年，巴黎学派另一先驱卡农（M. Callon）发表“Struggles and Negotiation to define what is Problematic and what is not：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从法国哲学家塞莱斯（Serres）引入“转译”（translation），初步建立动态社会结构模型[6]。1986年，卡农在《行动者网络的社会学——电动车案例》提出“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行动者世界”（actor world）、“转译”（translation）三个概念，从不同角度表达实验室的微观的与宏观的双重结构，第一次尝试性解释ANT[7]。继而《转译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圣柏鲁克湾的渔民与扇贝养殖》中卡农通过对圣柏鲁克湾的扇贝养殖分析，描述了一个由海洋学家、渔民、扇贝、海湾以及多样的技术等元素所构成的网络是如何建立起来：三位年轻的海洋学家为挽救濒临灭绝的扇贝，从日本引进了网箱养殖技术，要想获得成功需要与当地的渔民乃至幼扇贝们进行长期艰苦的磋商[8]。卡农已打破人行动者和非人类的区别，完善ANT行动者内涵。
沿袭卡农的二元对立的突破，劳（J. Law）强调异质型网络（heterogeneous network）的建构，若卡农的ANT为转译社会学，劳则是在行动者网络形成基础上对网络稳定性的探讨，ANT被赋予“异质型建构”。劳认为“网络（或系统）结构反映的不仅是对有效解决问题的关注，而且是他们能够聚集的和由各种成分所展开的力量之间的关系，各种成分之间存在差异，某些成分总比另外一些更具有顽固性（obduracy）和力量性（strength），如果要达到各种力量的冲突结束，它们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并置（juxtaposition起来[9]。1986年劳《长途控制方法：葡萄牙到印度的航海交通》就指出葡萄牙人的军舰与同时代的航海船只相比，是一种技术进步的“突生现象”（Emergent Phenomenon），其属性不属于任何个体成分单独拥有，而是木材、指南针、星盘、人、风力、大炮、帆船等的组合，并各自发挥重要的作用[10]。劳使ANT的重心转移到关注行动者与组织间的并置与相互作用，认为网络建构经历了关注相关社会群体的目标或“脚本”（scenarios）形成、调动（mobilization）所需资源、并置相关行动者、分析各元素与行动者的顽固性四步，从而达到各成分整合，将支离破碎的有着各自倾向的不同成分从异质因素变成网络中严格意义上的行动者，实现异质网络建构，丰富ANT的基本观点。
最后，拉图尔将对SKK“强纲领“的批判内容、卡农和劳的理论成功与自己的“实验室的研究”相结合，体现在《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与工程师》、《法国的巴斯德化》、《我们未进入现代》、《阿拉米斯或对技术的爱》、《潘多拉的希望》、《重塑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导言》等专注和文集，聚合并发展着ANT。
三、ANT的实质界定
ANT是巴黎学派科学知识研究的观点提炼，“行动者”、“异质型建构”、“网络”共同构成ANT核心概念，在科学家的符号研究中建构了ANT，并得出：行动者网络是异质行动者建立网络，发展网络以及解决动态网络的过程。
“广义对称性原则”（general symmetry principle）是ANT的本体论的界定。拉图尔在“强纲领”分析中就表明科学研究中自然与社会都应进入信念形成的解释框架，而广义对称性原则不在于自然实在论和社会实在论之间的替换，而是把自然与社会作为卵生的结果，当我们对两者中的任何一方感兴趣时，另一方就成了背景[11]。劳对拉图尔观点表示赞同。科学家们协商结果是科学没有一个实在论的解释，区分纯粹的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是徒劳的。ANT研究的对象既非自然客体也非社会主体，而是自然与社会的“杂交物”，即行动者被赋予“准客体”内涵。 “行动者”是广义的，既可以指人类（actor），也可指非人（non－humans）的存在与力量，人类行动者暗含一种意象性，非人行动者（actant）的意愿需要代言人（spokesman）表达[12]，actor、actant、agent表示行动者可以是任何东西，个人的或集体的，比喻的或非比喻的，或物或人。可看出，ANT认为应该尊重行动者多样性。
“网络”（network）暗示着资源集中于某些地方——节点，它们彼此联接——链条和网眼：这些联结是分散的资源结成网络，并扩展到所有角落[13]。拉图尔在《实验室生活》中指出实验室是科学建构的生产基地，包括科学家的集合、场地的限制、设备仪器的条件以及研究对象等，“实验室”通过“文学铭记”、“铭写装置”等方式联结着网络。卡农进一步申明实验室是行动者的必经之点（obligatory points of passage）。劳认为网络“它不是独立的建筑平台上的脚手架，而是一个斗争的、相互影响的、递归的并且重构的过程”[14]。可见，网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相对的稳定是网络中行动者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异质性是网络的主要特征，表明不同行动者在利益取向和行为方式是不同的。
ANT的建构实质上是“异质型建构”，构成ANT中行动者与网络的中间环节，解决网络如何得以建立、巩固与发展的问题。核心观点：建构首先需要脚本（scenario）告诉他者要建构一个什么样的网络，再问题界定（problematization）确定特定的知识主张与目标，其次采用转译（translation）方式兴趣激发（interestement）形成张力（tension），使行动者在大量可能性中只选择在他们看来有助于他们达到目标的东西[15]，运用“我要的正是你要的”、“我想要它，你为什么不”、“如果你稍微迂回一下”、“重组兴趣与目标”或“变得不可或缺”等转译策略，达到吸收他人或存在物进入网络并控制与预测其行为完成“招募成员”（enrollment）目的，最后需要“简化”（simplification）与“并置”（juxtaposition），简化使被招募进这个网络中的行动者只对这个网络中所界定的问题服务，抛弃其他杂念，形成同一目标，成员在过程中调动力量与相关资源，并使这些要素在即将形成的社会网络中充当各自角色，并置实现网络中所有元素的整合，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都变成网络中的一个链条，从而使异质行动者结合形成一个持久的整体，形成一个有特定目的、动态的行动者网络。
从本体论的揭示到行动者网络的建构在于把科学研究的制造场地——实验室与广阔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打破传统人与非人、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力图沟通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与科学文化的宏观社会体制[16]。事实可认为是巴黎学派实验室中自圆其说的形成的知识产物，具有反生性研究特性，“行动者”拓展赋予非人行动者角色定位，“异质网络”的建构要求“把断言的命运与大量被聚集在一起的因素联合起来，从而是这个断言顶住所有破坏它的努力”[17]。
四、揭示ANT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ANT独特研究视角、独特研究对象以及强烈的后建构特征为科学哲学带来一场科技革命，纵使其有相对主义的困境、过分强调非人因素、非对称的科学以及变动的本体等局限性，但作为SKK主要推动力量，其理论与现实意义是无可厚非的。
其理论意义可归结到三点：其一：ANT使科学哲学从单向度科学中得到解放。当孔德、杜尔凯姆等推崇实证主义－自然主义路线，倡导自然解释科学，另布鲁尔等人却强调社会因素在解释科学的力量，自然与社会力量博弈，科研是徒劳的。巴黎学派认为科学研究应是对科学本身研究，其ANT就担任“双重解构”的任务，不仅解构“自然”在解释科学中的合法地位，也解构“社会”在解释科学中的优先合法性地位，从而避免自然与社会、主观与客观等二元对立划分[18]。其二：ANT是对技术社会建构论的超越，将“社会建构”指向“实践建构”。拉图尔早期将《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过程》1985年改版中删除“社会”，标志巴黎学派“实践建构”转向，认为科学是一种建构的实践活动。其三：ANT开创联结社会学，一个重新联结和组合的特殊行动中社会不再是一个实体，“行动者网络理论把社会看成是联结的科学”[20]，反对涂尔干的实体论，强调对“行动者”（人与物）的关注，行动者间相互作用，发生联系形成网络，沿着联系行动者通过相连其他行动者而获得意义。
ANT是与社会情景联系和科学家“实验室”磋商的产物，认为现实世界是行动者网络组成，该网络可用于解释社会现象，解决实际问题，具有其现实意义。卡农的“电动车案例”与“扇贝行动”、劳的“海上交通”是对社会现象的展示，1988年拉图尔对法国巴斯德如何利用他的微生物实验室成功地介入炭疽病的研究，并拯救法国的牛、羊和农民，进而论述了巴斯德微生物实验室扩展与法国社会结构变迁，ANT成功揭示社会现象，1993年ANT被用到对高技术的自动化地铁系统ARAMIS的研究，强调现代科技中真理、效率、生产力等概念的建构，并提出不要对机械系统或自动系统过分依赖[21]的建议，ANT已开始着力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ANT质疑现实科学家们无效争论，认为参与建构并着手去做才是真谛，并提出知识是异质行动者力量较量的结果，网络建构过程是一种权利斗争过程，ANT的研究可以揭露现实权利者间的博弈，赋予其自身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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