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十年”后又“失去五年”
　　
　　 编者按：海地旋风般的政局变化让人们再度关注拉美这个曾一度“欣欣向荣”、又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爆发危机的地区。是什么原因使拉美至今都没能走出“无间暗道”的尽头？
　　在１９９７年那会儿，谁也不会怀疑拉美像东亚一样成为经济高速增长、赶超美欧的明日之星，因为这一年拉美所有国家的经济都出现正增长，整个地区平均增长率为５．３％，这不仅是本地区２５年的最好年景，而且在全世界也是欣欣向荣的一片“乐土”。当然乐观的人是不会想到拉美“黄金时代”会成为过眼烟云，更不会相信在此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爆发危机，自此陷入一个至今都没能走出尽头的“无间暗道”。
　　不过，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敏锐的经济学家和金融投机家（如刚刚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得手的索罗斯）就已发现拉美与东亚新兴国家存在同样的弊端———币值高估导致国际游资大举潜入以及经济对外资的强烈依赖，但出乎意料的是一年半后在巴西爆发的金融危机竟然势不可挡地传播到整个拉美，从邻国的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到中美洲的安第斯国家，以至于一直紧傍美国大腿的墨西哥也深受影响。在长达数年的动荡中，受到冲击的领域也不仅仅限于金融和经济，在一些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中曾被掩盖的固有矛盾逐渐显现，并日益激化，不断出现政府更迭、社会动乱，比如秘鲁、巴拉圭、玻利维亚。而在那些几近挤进富国俱乐部的国家，如阿根廷，在政治、经济、社会三重危机的共同发酵下竟出现了一周内五换总统，一年内数十万儿童营养不良等不曾想到过的悲惨景象。整个拉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的成果几乎丧失殆尽，因此有经济学家将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２年这五年称为“失去的五年”，这是拉美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因债务危机而“失去十年”之后，遭受的又一沉重打击。
　　但是，仅仅用经济因素似乎并不能完全解释拉美自上个世纪末开始接连出现的各种动荡，一些国家如内战不休的哥伦比亚，罢工示威频仍的委内瑞拉，还有最近因军事政变导致总统出逃的海地，凡此种种都使人不得不重新回视拉美固有的“传统底色”。
　　
　　独特的“考迪罗制度”
　　
　　 拉美与美国都曾是欧洲列强的殖民地，但是它们最大的区别是，移居到美国的是那些深受欧洲黑暗宗教迫害而跨海求生的小农或自耕农，而统治拉美的是一个个被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授予特权的总督及其下面的大大小小的庄园主们。在拉美，不管是自愿迁移的，还是被有组织掠夺来的黑奴，都必须依附于某个领主，这些领主或庄园主又必须依附或效忠更大的庄园主直至总督，加上一直伴随拉美殖民扩张的天主教会的势力，由此产生具有拉美特色的“考迪罗制度”（考迪罗意首领、头目）。在这种制度下，具有一定人力、财力形成军事势力的庄园主们就成为主宰地方的“实际统治者”。在１９世纪拉美独立革命后，即使在共和国的形式下，国家的权力仍然掌握在大大小小的“考迪罗”们手里。在拉美独立战争后，这些“考迪罗”们逐渐成为统治一国的首脑，称为“总统”，并成立议会。随着拉美军队的专业化，这些权力又渐渐由军人领袖掌握，在进入２０世纪后，演化成持续数十年的拉美军事独裁传统。于是，在这种融合了天主教会势力、“考迪罗”制度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兴起的民众主义思潮的拉美独特的政治“土壤”上，即使是播下与美国同样的民主种子，也会结出迥然不同的果实。即便拉美目前的司法、立法和行政制度非常完备，但是军人干政的传统和民众依附从众的心理，仍会导致政局时常动荡，特别是在中美洲、加勒比海和安第斯地区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般的国家，这一点表现更加突出。拉美大部分国家只有民主的形式，而没有民主的实质，最终民主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
　　
　　让人又爱又恨的“新自由主义”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拉美的军事独裁传统已经式微，那时拉美经济为何重陷深渊？这就不能不提到从“华盛顿共识”演变而来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拉美各国纷纷陷入沉重债务负担不能自拔，不得不求助以美国为首的“巴黎债权人俱乐部”。“俱乐部”良方就是：贸易自由化，国企私有化，市场外向化，即“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同时又强加了一条：政治民主化。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拉美被迫全盘接受。在实施让拉美经济学家和民众又爱又恨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头几年，各国出口大量增加，国企私有化蜂拥而起，因此国际资本不断涌入，这对于当时处于经济衰退、恶性通货膨胀、资金极端匮乏的拉美各国来说，的确起过积极作用。但是经过数年的发展，“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随着国企逐渐卖光，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资源明显不足，国家在经济中的分量和干预经济的能力大大下降，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之间出现尖锐对立。一遇到寒风，轻则伤筋动骨，重则病入膏肓。拉美９０年代后期的祸根不能不说由来于此。
　　
　　美国“经营”二百年
　　
　　 其实，美国对拉美的“热情”和“用心”一直以来都非同寻常。美国在自身立国未稳的１９世纪初就提出“门罗宣言”，不仅对其他列强染指拉美怀有戒心，而且对拉美内部任何企图摆脱控制的想法都力图扼杀在摇篮里。通过在拉美的近２００年的“经营”，美国已经在本地区建立起众多的亲美利益集团，而且几乎在所有的拉美国家都曾驻扎过军队，所以各国的军方都非常亲美。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前，拉美各国普遍出现的军事独裁政权，也都或多或少具有美国色彩。从古巴的巴蒂斯塔、海地的杜瓦利埃，到政变上台的智利军事强人皮诺切特，无不惟美国马首是瞻；同样如果有不听美国指挥的，最终都成为美国收拾的对象。如１９８２年入侵格林纳达，１９８９年入侵巴拿马。最新一个例子是海地的阿里斯蒂德，他是在美国军舰的保护下重登总统宝座，又是在美国飞机的“绑架下”被迫流亡（他重新上台后解散军队，力图建立一个不受美国控制的警察部队）。当然美国“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也有失灵的地方：一个是古巴，卡斯特罗稳握政权４０多年，并亲眼见证了九任美国总统起起落落；另一个是委内瑞拉，查韦斯不仅左派观点激进，而且手里握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作为武器，身后还有或明或暗的支持者———拉美正在兴起的具有“左派”色彩的新政府（巴西的卢拉和阿根廷的基什内尔），它们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强行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已经感到“厌烦”。
　　但美国在“药方”失效之后，并没有放松控制和改造拉美的意图。一方面，通过建立将古巴排除在外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在经济上进行拉拢和同化“听话”的国家（如树立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而受益的墨西哥为“样板”）；另一方面敲打“不听话”的国家（如在阿根廷遭受经济危机冲击时美国袖手旁观），甚至伺机搞垮政府（如有充分证据表明２００３年委内瑞拉“４．１１”政变有美国的插手）。尽管美国“改造”拉美的企图遭到许多国家抵触，但是拉美作为美国的“后院”，美国对拉美的控制不会放手，正如美国目前对中东进行的民主化改造一样，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