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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自由程度,依赖于市场参与者们的责任伦理
《财经》学术顾问 汪丁丁
伴随着每一个文明社会的物质生活的,是“市场”,它从来没有消失过。成为问题的始终是:市场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由的?
市场的自由程度,依赖于市场参与者们的责任伦理。这是关于市场自由的一项基本原理。市场自由要求市场以外的社会生活不服从市场规则。哪怕是“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也会产生两类不良后果:(1)“消费者至上”(consumer sovereignty)原则对大众欲望的腐蚀不可避免地导致文明生活的衰败;(2)经济权力在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几乎不可避免地两极分化,最终可使自由完全消失。
奈特的弟子阿罗在1970年代初期,以类似“不可能性定理”的方式再次阐述了这一原理——“当市场将它的运行环境纳入市场的时候,它不可能是有效率的。”这里所说的市场环境,就是资本主义的“支撑系统”——法律、审计、会计以及信用评估与监督的其他手段。
一般而言,可以将交易参与者们可利用的监督方式划分为三类:依赖于每一参与者的道德自律的“第一方监督”;依赖于参与者相互之间威胁能力的“第二方监督”;依赖于不参与交易的公正旁观者维持正义的能力的“第三方监督”。在真实世界里,任何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总是上列三类监督方式的某种混合,关键是寻求这三类监督方式的“最优”(成本最小的)混合从而实现经济效率。
目前被卷入所谓“金融海啸”的自由市场的困境,归根结底,导源于下列三项因素的联合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生的西方人的核心价值观,自1960年代以后,发生了极大改变,其中最重要的改变,是由“价值多元化”转变而来的“价值相对主义”的人生态度,取代了由“上帝的律令”转变而来的“古典价值观”指导下的人生态度,从而导致行为主体的责任伦理的衰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指导西方金融秩序建构的关于自由市场的基本信念以“个人主义”(有责任感的个人及其财产权利和政治权利)为核心。这一信念始终没有发生重大改变,基于这一基本信念而产生的上列三类监督方式的混合体系,也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伴随着工业和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信用监督出现“抽象化”过程,信用关系可在完全陌生的情境内被创造出来。这使市场参与者们相互之间的不断延长的信用关系链条所涉及的真实情境迅速地复杂化,以致对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的估计最终超出任何人脑或电脑的理解能力。
西方社会怎样走出这次金融危机?上述理论,逻辑地意味着下列三种可能性:
——由于道德自律力量普遍减弱从而使得“第一方监督”成本太高,最直接的救助办法是依靠“政府力量”。但作为“第三方监督”的一种手段,“政府”的成本很可能更高,除非长远而言政府规模受到民众的理性共识的制约——假如“法治”和“民主政治”不被损害到无法挽回的程度的话。
——倘基于理性共识所允许的政府力量不足以救助危机,那么,信用关系的复杂程度就应极大地降低。这意味着,“金融深化”趋势必须逆转,意味着资本市场的总市值下降50%或更多。
——更长期而言,市场的全球化其实要求市场参与者们具有更高级的责任伦理。否则,良序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消失。
作为市场运行环境的一部分,并决定市场自由程度的最重要因素,是人的良知(consciousness)。所谓“良知”,在西方思想传统里,就是阿伦特(Hannah Arendt)阐释的作为“公共感觉”的常识——sensus commus。“常识”这一语词的英文“common sense”的拉丁文涵义,指称的是五种私人感觉之外的公共感觉。当民众丧失了公共感觉的时候,古典意义上的政治生活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仅仅是“权术”——每一个人都以他人为手段,从而全体陷入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
中国的自由主义由西方舶来,但一直有健康的传统。中国自由主义是上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改革的思想传统的一部分。那时的改革者如梁启超、张之洞们,已经注意到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端,也因此而有关于“中体西用”之论战。上世纪末叶以来,中国自由主义者不断深入地反思中国社会以往改革的利弊及其根源,已经注意到“师法欧美”之思路亦有缺陷。最重要的,当中国民众迅速地超越了“温饱阶段”的时候,需要“政治智慧”以寻求普世价值在本土的表达。
凡制度变革这样的“复杂过程”,不可能预先知道这一过程可能产生的全部后果。为降低不确定性,中国人必须关注西方人的社会变革实验。今天,关于市场化的制度变革,中国人有了远比100年前丰富得多的本土经验,当然还要借鉴西方人的经验;但他们应如100年前中国改革的先驱者那样审视一切经验,西方的或中国的。■
《财经》学术顾问 汪丁丁
伴随着每一个文明社会的物质生活的,是“市场”,它从来没有消失过。成为问题的始终是:市场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由的?
市场的自由程度,依赖于市场参与者们的责任伦理。这是关于市场自由的一项基本原理。市场自由要求市场以外的社会生活不服从市场规则。哪怕是“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也会产生两类不良后果:(1)“消费者至上”(consumer sovereignty)原则对大众欲望的腐蚀不可避免地导致文明生活的衰败;(2)经济权力在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几乎不可避免地两极分化,最终可使自由完全消失。
奈特的弟子阿罗在1970年代初期,以类似“不可能性定理”的方式再次阐述了这一原理——“当市场将它的运行环境纳入市场的时候,它不可能是有效率的。”这里所说的市场环境,就是资本主义的“支撑系统”——法律、审计、会计以及信用评估与监督的其他手段。
一般而言,可以将交易参与者们可利用的监督方式划分为三类:依赖于每一参与者的道德自律的“第一方监督”;依赖于参与者相互之间威胁能力的“第二方监督”;依赖于不参与交易的公正旁观者维持正义的能力的“第三方监督”。在真实世界里,任何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总是上列三类监督方式的某种混合,关键是寻求这三类监督方式的“最优”(成本最小的)混合从而实现经济效率。
目前被卷入所谓“金融海啸”的自由市场的困境,归根结底,导源于下列三项因素的联合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生的西方人的核心价值观,自1960年代以后,发生了极大改变,其中最重要的改变,是由“价值多元化”转变而来的“价值相对主义”的人生态度,取代了由“上帝的律令”转变而来的“古典价值观”指导下的人生态度,从而导致行为主体的责任伦理的衰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指导西方金融秩序建构的关于自由市场的基本信念以“个人主义”(有责任感的个人及其财产权利和政治权利)为核心。这一信念始终没有发生重大改变,基于这一基本信念而产生的上列三类监督方式的混合体系,也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伴随着工业和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信用监督出现“抽象化”过程,信用关系可在完全陌生的情境内被创造出来。这使市场参与者们相互之间的不断延长的信用关系链条所涉及的真实情境迅速地复杂化,以致对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的估计最终超出任何人脑或电脑的理解能力。
西方社会怎样走出这次金融危机?上述理论,逻辑地意味着下列三种可能性:
——由于道德自律力量普遍减弱从而使得“第一方监督”成本太高,最直接的救助办法是依靠“政府力量”。但作为“第三方监督”的一种手段,“政府”的成本很可能更高,除非长远而言政府规模受到民众的理性共识的制约——假如“法治”和“民主政治”不被损害到无法挽回的程度的话。
——倘基于理性共识所允许的政府力量不足以救助危机,那么,信用关系的复杂程度就应极大地降低。这意味着,“金融深化”趋势必须逆转,意味着资本市场的总市值下降50%或更多。
——更长期而言,市场的全球化其实要求市场参与者们具有更高级的责任伦理。否则,良序几乎不可避免地会消失。
作为市场运行环境的一部分,并决定市场自由程度的最重要因素,是人的良知(consciousness)。所谓“良知”,在西方思想传统里,就是阿伦特(Hannah Arendt)阐释的作为“公共感觉”的常识——sensus commus。“常识”这一语词的英文“common sense”的拉丁文涵义,指称的是五种私人感觉之外的公共感觉。当民众丧失了公共感觉的时候,古典意义上的政治生活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仅仅是“权术”——每一个人都以他人为手段,从而全体陷入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
中国的自由主义由西方舶来,但一直有健康的传统。中国自由主义是上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改革的思想传统的一部分。那时的改革者如梁启超、张之洞们,已经注意到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端,也因此而有关于“中体西用”之论战。上世纪末叶以来,中国自由主义者不断深入地反思中国社会以往改革的利弊及其根源,已经注意到“师法欧美”之思路亦有缺陷。最重要的,当中国民众迅速地超越了“温饱阶段”的时候,需要“政治智慧”以寻求普世价值在本土的表达。
凡制度变革这样的“复杂过程”,不可能预先知道这一过程可能产生的全部后果。为降低不确定性,中国人必须关注西方人的社会变革实验。今天,关于市场化的制度变革,中国人有了远比100年前丰富得多的本土经验,当然还要借鉴西方人的经验;但他们应如100年前中国改革的先驱者那样审视一切经验,西方的或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