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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向来是社会各界所关心的热点话题，一个时代教育质量的好坏与教科书的出版息息相关。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转折点，处于近代化向现代化的转变时代，教育也随着社会变革和发展而变革和发展。且基于民国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教科书出版也有着自身独特之处，对当今的教科书出版有着一定的启迪作用，这也值得作为新时代出版人的深思。主要以1919年至1937年《申报》所刊载的与教科书有关的报到为基础，对该时期教科书出版所展现的特点进行论述，并对当前教科书出版提出自己的见解。
教科书民国时期出版教育竞争价格众所周知，教育是一个国家繁荣的基石之一，也是民生的重要方面之一。一直以来，教育问题都是国家和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教科书的出版与教育质量的优劣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而在教科书出版这一领域，无论在哪一个时期，国家以及社会都表现出了充分的重视。
民国时期正处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清末西学东渐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冲击可谓巨大，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都在潜移默化中变化着。在教科书的编写上也不例外。正是在这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教科书的出版和发行也开始展现出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
一、宏观层面之教科书出版
就宏观而言，对于教科书出版重要性问题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首先，政府一层，主要指教部。其主要职责是对教科书进行审查和审批，并制定相应的标准，宏观把握教科书的出版方向和政策。教部对于教科书的审查可谓细致，不仅对内容要详细了解，并要求附上相应的批语。如1925年1月16日，《申报》刊载的《教部审定世界书局初小教书》一文，对世界书局所出版的三种教科书都进行了详细的评价，才批准其出版。除此之外，教部在教科书的审定和改进方面都制定了相应的规程和标准，如1925年8月24日发表的《教部审定图书规程已公布》一文以及1936年3月3日刊载的《中小教科书改进要点》一文，充分体现了政府部门对于教科书出版的重视和指挥有效。
其次，关于出版法规中教科书的出版也有着特别的要求。1928年4月22日刊载的《国府决议著作权法修正草案全文》中，其中第二十九条，“左列各款情形，经注明原著作之出处者，不以侵害他人著作权论，㈠节选众人著作成书，以供普通教科书及参考之用者”。准许了教科书的编写可引用他人著作，且仅需注明原著作之出处，便不算侵犯其著作权。这是从法律层面给予了教科书出版之便利，也从侧面体现出法律对教科书出版的支持和保护。
最后，对于社会而言，教科书的出版引发了社会一系列的讨论。如1936年3月5日刊载的《中国出版界的两大危机》一文，其中深刻剖析了教科书出版存在的“随波逐流、粗制滥造”的重大问题，并呼吁出版界在积极追求利润的同时，也要重视教科书本身的质量和出版的根本目的和意义所在。类似的文章还有很多，主要以李衡之和吴研因先生的文章为主。这类以教科书为题材，以小见大反应出版界发展状况的文章，不难反映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教科书出版的重视，并由此引发了持续多年的社会讨论。
二、市场层面之教科书出版
纵观1919～1937年这19年，教科书的出版市场可谓竞争激烈。大小书局竞相开展教科书的出版活动，其中成绩较为突出的有世界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北新书局、正中书局以及开明书局等，教科书的出版内容涉及英文、国文、算数、体育、艺术等，其数量之大，种类之多，在现在人看来也会为之感叹。
激烈的竞争对于教科书的出版来说有其利害之处。“随波逐流、粗制滥造”是在竞争条件下出版物普遍会出现的主要问题。这反映在教科书的出版上，不免让人对教育的发展感到忧虑。但竞争给教科书的出版也带来了革新的契机，各个书局为应对竞争，提升自身的市场占有率，也采取了相应的有效政策，努力提高教科书的出版质量，其措施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为顺应时代文化的发展潮流，对教科书的内容进行了瞬时的革新和创新。如在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中，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在教科书的编写中都开始使用白话文，减小文言文的比重，便于学生的理解和接受。又如，在推广“三民主义”的进程中，三民主义教课书广泛出版，其中成绩最为显著的李培恩硕士编三民主义英文读本，自1928年二月出版以来，不及五月，已印行三版。除此之外，还有世界书局出版的“新主义”系列教科书等。教科书随时代的变化而做出迅速的调整，既反映出各大书局教科书出版竞争的实力，也体现出教科书出版竞争的激烈性。
其次，为增强自身的竞争实力，书局往往选择出版多种类型或版本的系列教科书。例如世界书局“出版之小学教科书，计有‘新主义’一套，‘新学期制’一套，及三民主义科教科书若干种，平民教科书若干种，向为教育界所称许，每年销数，颇为可观”；除此之外，还有商务印书馆的简明教科书、新法教科书以及中华书局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制教科书，实用教科书，新式教科书等。各大书局出版各种版本的教科书，努力提高自身的市场占有率，以增强自身在教科书出版领域的竞争力。
再次，为了辅助教科书的推广，有些书局还出版了配套读物。如中华书局在1935年印行了《洋装四部备要》《初中学生文库》以及《小朋友文库》。其中在《初中学生文库》的介绍中，特别提及“致初中学生在学校时无补充读物为教科书之助，假期中无正当读物，作自修之用”。通过出版辅助阅读，一方面，给出版社带来经济上的收益；另一方面，也在社会上树立起自身的品牌形象，为教科书的进一步推广打下良好基础。
最后，出版物质量最终取决于内容。教科书作为引导青年思想发展的必读书籍，其思想性显得尤为关键。以小学教材为例，书局在小学教科书的内容选择上加入了更多儿童文学，以便在帮助儿童树立正确观念之时，增强教科书的趣味性和可阅读性。此外，在课文的编审、写作过程中“渐多艺术兴趣”，“编制渐可手脑并用”；细节上“插图从单色进而为复色 或彩色数量增加形式也生动了”。这不仅仅是教科书内容的革新，也代表了这个时代，教育近代化发展的显著成果。 三、经济层面之教科书出版
教科书作为教育所必须物品，其巨大的利润以及利润的稳定性令所有书局垂涎。民国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和背景下，经济发展受到阻挠，出版界也势必遭遇一定冲击，“今日出版界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政治环境以外，最重要的是经济关系。经济衰落不但造成购买力的减低，而且也可促进思想的苦闷，无心于读书……在这种情形下，怎能不逼各书局走上今日的路。他们出版教科书，他们知道只要有学校，总有些销路”。于是，教科书的出版成为书局的救命稻草。国家一方面鼓励教科书出版、竞争，另一方面对教科书的价格也有着一定的调控要求，社会各界对教科书定价问题也尤为关注。
1936年12月25日，《申报》刊载了《沪市教育会发动减低教科书售价》一文，其中明确指出“年来教科书售价日益加增，学生负祖太重，足以影响教育之普及，上海市教育会有鉴于此，爰经二一十一决理事听决发动，减低教科书售价，以轻学生负担”。转年（1937年），国立编译馆、沪市教育局等机构也响应教科书减价的倡导，对于教科书定价也有了较为明细的规范，如1937年2月16日刊载的《国立编译馆新编教科书价目决定经过》以及《沪教育局令减低书价》等文。
除此之外，社会各界对教科书定价问题也发表了相应言论。1937年2月18日刊载的《出版家对教科书定价谈话》中，出版家对于教科书出版减价提出质疑，并认为“书本失效等于废纸，且纸价飞涨，成本决不能以单纯的工料计算”。但也有其他人士认为，“教科书定价，应以最廉价格发售，这理由是简单的。一，教科书为普及教育的工具，非以廉价出售，不能普及。二，教科书须定价低廉，以减轻学生的教育费，使一般人易于就学。三，教科书销路甚大，廉价发售，仍有厚利可得。四，书业负有促进教育的使命，对于教科书，尤应特别克己”。关于教科书价格之争，所站角度不同，对其认识也必不相同，当然这也与当时社会性质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出版家有其难以降价的苦衷，而作为接受者也有其应该降价的理由。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部门的扶持和帮助，也需要社会舆论和道德意义上人心相背的辅助。
四、现代视角看待民国时期教科书出版
如今，随着社会变迁和发展，教科书出版也有了重大的变化。国家九年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推广，对教科书的出版发行也有着相应严格的要求。从民国时期的教科书出版中，我认为有如下几点值得借鉴。
首先，从国家层面而言，政府要增强教科书的审查力度，对于教科书的内容以及其时效性、精确性要制定相应的审查标准。如今，有些教材以投标的方式进入校园，虽然能给政府和学校带来经济上的获利，但是对于其质量和可用性需引起更高的重视。
其次，教科书在市场上开展的竞争，应是良性竞争。民国时期各大书局增强竞争力的核心还是提升自身教科书的质量，这适用于任何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教科书的出版一方面要重视内容质量，另一方面在出版细节上，出版商也要尽其所能，这样才能在教材领域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最后，关于教科书定价问题。教科书是教学的必须之物，也是民生之本，其定价问题并不能完全由市场供求所决定，政府必须参与其中，给予一定的支持和帮助。如今，国家每年对教育的投入都占到国民收入的4%左右，并在逐年增加，财政的支持既给予出版者较为稳定的资金利润，也有效稳定了教科书的价格，推动了社会教育的发展和进步。
教科书出版一直是为国家和社会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关于教科书的讨论也持续不绝。相信在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教科书出版事业会蒸蒸日上，更好地推动中国教育的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国府决议著作权法修正草案全文.申报，1928-4-22.
[2]独秀.中国出版界的两大危机.申报，1936-3-5.
[3]吴研因.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况（一）.申报，1936-1-3.
[4]三民主义英文读本之畅销.申报，1928-7-22.
[5]上海世界书局教科书之审定.申报，1928-7-24.
[6]中华书局编印三大文库.申报，1935-5-20.
[7]李衡之.出版界往何处去.申报，1935-8-24.
[8]沪市教育会发动减低教科书售价.申报，1936-12-25.
[9]出版家对教科书定价谈话.申报，1937-2-18.
[10]行安.教科书减价问题.申报，1937-4-5.
教科书民国时期出版教育竞争价格众所周知，教育是一个国家繁荣的基石之一，也是民生的重要方面之一。一直以来，教育问题都是国家和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教科书的出版与教育质量的优劣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而在教科书出版这一领域，无论在哪一个时期，国家以及社会都表现出了充分的重视。
民国时期正处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清末西学东渐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冲击可谓巨大，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都在潜移默化中变化着。在教科书的编写上也不例外。正是在这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教科书的出版和发行也开始展现出自己独特的发展轨迹。
一、宏观层面之教科书出版
就宏观而言，对于教科书出版重要性问题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首先，政府一层，主要指教部。其主要职责是对教科书进行审查和审批，并制定相应的标准，宏观把握教科书的出版方向和政策。教部对于教科书的审查可谓细致，不仅对内容要详细了解，并要求附上相应的批语。如1925年1月16日，《申报》刊载的《教部审定世界书局初小教书》一文，对世界书局所出版的三种教科书都进行了详细的评价，才批准其出版。除此之外，教部在教科书的审定和改进方面都制定了相应的规程和标准，如1925年8月24日发表的《教部审定图书规程已公布》一文以及1936年3月3日刊载的《中小教科书改进要点》一文，充分体现了政府部门对于教科书出版的重视和指挥有效。
其次，关于出版法规中教科书的出版也有着特别的要求。1928年4月22日刊载的《国府决议著作权法修正草案全文》中，其中第二十九条，“左列各款情形，经注明原著作之出处者，不以侵害他人著作权论，㈠节选众人著作成书，以供普通教科书及参考之用者”。准许了教科书的编写可引用他人著作，且仅需注明原著作之出处，便不算侵犯其著作权。这是从法律层面给予了教科书出版之便利，也从侧面体现出法律对教科书出版的支持和保护。
最后，对于社会而言，教科书的出版引发了社会一系列的讨论。如1936年3月5日刊载的《中国出版界的两大危机》一文，其中深刻剖析了教科书出版存在的“随波逐流、粗制滥造”的重大问题，并呼吁出版界在积极追求利润的同时，也要重视教科书本身的质量和出版的根本目的和意义所在。类似的文章还有很多，主要以李衡之和吴研因先生的文章为主。这类以教科书为题材，以小见大反应出版界发展状况的文章，不难反映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教科书出版的重视，并由此引发了持续多年的社会讨论。
二、市场层面之教科书出版
纵观1919～1937年这19年，教科书的出版市场可谓竞争激烈。大小书局竞相开展教科书的出版活动，其中成绩较为突出的有世界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北新书局、正中书局以及开明书局等，教科书的出版内容涉及英文、国文、算数、体育、艺术等，其数量之大，种类之多，在现在人看来也会为之感叹。
激烈的竞争对于教科书的出版来说有其利害之处。“随波逐流、粗制滥造”是在竞争条件下出版物普遍会出现的主要问题。这反映在教科书的出版上，不免让人对教育的发展感到忧虑。但竞争给教科书的出版也带来了革新的契机，各个书局为应对竞争，提升自身的市场占有率，也采取了相应的有效政策，努力提高教科书的出版质量，其措施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为顺应时代文化的发展潮流，对教科书的内容进行了瞬时的革新和创新。如在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中，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在教科书的编写中都开始使用白话文，减小文言文的比重，便于学生的理解和接受。又如，在推广“三民主义”的进程中，三民主义教课书广泛出版，其中成绩最为显著的李培恩硕士编三民主义英文读本，自1928年二月出版以来，不及五月，已印行三版。除此之外，还有世界书局出版的“新主义”系列教科书等。教科书随时代的变化而做出迅速的调整，既反映出各大书局教科书出版竞争的实力，也体现出教科书出版竞争的激烈性。
其次，为增强自身的竞争实力，书局往往选择出版多种类型或版本的系列教科书。例如世界书局“出版之小学教科书，计有‘新主义’一套，‘新学期制’一套，及三民主义科教科书若干种，平民教科书若干种，向为教育界所称许，每年销数，颇为可观”；除此之外，还有商务印书馆的简明教科书、新法教科书以及中华书局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制教科书，实用教科书，新式教科书等。各大书局出版各种版本的教科书，努力提高自身的市场占有率，以增强自身在教科书出版领域的竞争力。
再次，为了辅助教科书的推广，有些书局还出版了配套读物。如中华书局在1935年印行了《洋装四部备要》《初中学生文库》以及《小朋友文库》。其中在《初中学生文库》的介绍中，特别提及“致初中学生在学校时无补充读物为教科书之助，假期中无正当读物，作自修之用”。通过出版辅助阅读，一方面，给出版社带来经济上的收益；另一方面，也在社会上树立起自身的品牌形象，为教科书的进一步推广打下良好基础。
最后，出版物质量最终取决于内容。教科书作为引导青年思想发展的必读书籍，其思想性显得尤为关键。以小学教材为例，书局在小学教科书的内容选择上加入了更多儿童文学，以便在帮助儿童树立正确观念之时，增强教科书的趣味性和可阅读性。此外，在课文的编审、写作过程中“渐多艺术兴趣”，“编制渐可手脑并用”；细节上“插图从单色进而为复色 或彩色数量增加形式也生动了”。这不仅仅是教科书内容的革新，也代表了这个时代，教育近代化发展的显著成果。 三、经济层面之教科书出版
教科书作为教育所必须物品，其巨大的利润以及利润的稳定性令所有书局垂涎。民国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和背景下，经济发展受到阻挠，出版界也势必遭遇一定冲击，“今日出版界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政治环境以外，最重要的是经济关系。经济衰落不但造成购买力的减低，而且也可促进思想的苦闷，无心于读书……在这种情形下，怎能不逼各书局走上今日的路。他们出版教科书，他们知道只要有学校，总有些销路”。于是，教科书的出版成为书局的救命稻草。国家一方面鼓励教科书出版、竞争，另一方面对教科书的价格也有着一定的调控要求，社会各界对教科书定价问题也尤为关注。
1936年12月25日，《申报》刊载了《沪市教育会发动减低教科书售价》一文，其中明确指出“年来教科书售价日益加增，学生负祖太重，足以影响教育之普及，上海市教育会有鉴于此，爰经二一十一决理事听决发动，减低教科书售价，以轻学生负担”。转年（1937年），国立编译馆、沪市教育局等机构也响应教科书减价的倡导，对于教科书定价也有了较为明细的规范，如1937年2月16日刊载的《国立编译馆新编教科书价目决定经过》以及《沪教育局令减低书价》等文。
除此之外，社会各界对教科书定价问题也发表了相应言论。1937年2月18日刊载的《出版家对教科书定价谈话》中，出版家对于教科书出版减价提出质疑，并认为“书本失效等于废纸，且纸价飞涨，成本决不能以单纯的工料计算”。但也有其他人士认为，“教科书定价，应以最廉价格发售，这理由是简单的。一，教科书为普及教育的工具，非以廉价出售，不能普及。二，教科书须定价低廉，以减轻学生的教育费，使一般人易于就学。三，教科书销路甚大，廉价发售，仍有厚利可得。四，书业负有促进教育的使命，对于教科书，尤应特别克己”。关于教科书价格之争，所站角度不同，对其认识也必不相同，当然这也与当时社会性质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出版家有其难以降价的苦衷，而作为接受者也有其应该降价的理由。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部门的扶持和帮助，也需要社会舆论和道德意义上人心相背的辅助。
四、现代视角看待民国时期教科书出版
如今，随着社会变迁和发展，教科书出版也有了重大的变化。国家九年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推广，对教科书的出版发行也有着相应严格的要求。从民国时期的教科书出版中，我认为有如下几点值得借鉴。
首先，从国家层面而言，政府要增强教科书的审查力度，对于教科书的内容以及其时效性、精确性要制定相应的审查标准。如今，有些教材以投标的方式进入校园，虽然能给政府和学校带来经济上的获利，但是对于其质量和可用性需引起更高的重视。
其次，教科书在市场上开展的竞争，应是良性竞争。民国时期各大书局增强竞争力的核心还是提升自身教科书的质量，这适用于任何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教科书的出版一方面要重视内容质量，另一方面在出版细节上，出版商也要尽其所能，这样才能在教材领域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最后，关于教科书定价问题。教科书是教学的必须之物，也是民生之本，其定价问题并不能完全由市场供求所决定，政府必须参与其中，给予一定的支持和帮助。如今，国家每年对教育的投入都占到国民收入的4%左右，并在逐年增加，财政的支持既给予出版者较为稳定的资金利润，也有效稳定了教科书的价格，推动了社会教育的发展和进步。
教科书出版一直是为国家和社会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关于教科书的讨论也持续不绝。相信在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教科书出版事业会蒸蒸日上，更好地推动中国教育的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国府决议著作权法修正草案全文.申报，1928-4-22.
[2]独秀.中国出版界的两大危机.申报，1936-3-5.
[3]吴研因.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况（一）.申报，1936-1-3.
[4]三民主义英文读本之畅销.申报，1928-7-22.
[5]上海世界书局教科书之审定.申报，1928-7-24.
[6]中华书局编印三大文库.申报，1935-5-20.
[7]李衡之.出版界往何处去.申报，1935-8-24.
[8]沪市教育会发动减低教科书售价.申报，1936-12-25.
[9]出版家对教科书定价谈话.申报，1937-2-18.
[10]行安.教科书减价问题.申报，193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