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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平安时代是日本女性文学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平安时代的女性文学在日本文学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时的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众多的女性作家只好将自己内心的痛苦、悲哀等诉诸于笔端，从而促进了女性文学的兴起。这不是偶然的文学现象，它的出现与当时日本所处的时代的文化、政治、婚姻等有着必然的联系。
关键词：平安时代；女性文学；原因
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的文学是日本古典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大多数作品都出于女性之笔，竟形成一个女性作家群。并且女性作家的活跃成为日本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罕见的现象。提起日本平安时代的女性文学，主要是指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清少纳言的《枕草子》、藤原道纲母的《蜉蝣日记》、和泉式部的《和泉式部日记》等为主体的许多女性作家的作品。本文主要从假名文字的出现、女子文化教育的加强和提高、摄关政治、当时的婚姻制度四个方面来分析日本平安时代女性文学兴起的原因。
第一、假名文字的出现
平安初期，在天皇新政的律令体制之下，贵族官僚都热衷于经学文章之路，中国文化在日本盛极一时，日本的宫廷贵族及其崇尚中国文化，以至于使日本的传统文化逐渐被人们淡忘。当时，在公务活动及宫廷娱乐活动中均以使用被视为高雅的汉字汉文为时尚，写作汉诗文或为当时文学的标志，这一时期的《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代表了汉文学的成就。但是汉诗文在日本毕竟是一种外来文化理解和掌握其精髓并不是一件易事，用它来表达和传递思想感情更是难上加难。但是日本是一个善于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在这种多元文化交织的情况下，他们创造了利用汉字改造而成的“假名”，从而打破了汉文一統的格局，进入表记文字的新阶段。简化汉字草体的平假名的问世，可以说是平安贵族社会的最大贡献，这种用假名的文字表述语言的形成，为日本文学的创作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假名文字的出现，表明了所谓的“国风文化”的逐渐兴起，但在平安朝并未成为有教养的贵族必须使用的文字。他们仅以汉文从事写作，借以表明自身的文化修养，并且当时男性贵族知识分子大都担任官职，所写文章也以公文、“公家式”的文章居多，几乎没有自己内在思想感情的表现，甚至日记也用变体汉文书写，缺少文学性。但是女性用汉字作诗文并不被认同，甚至认为女性读汉诗文是“不幸”，于是女性就开始用新创造的假名文字书写。与“公家式”的汉字相比，假名文字是“私家式”的，通过个人的生活和人生体验能更细腻的表达喜怒哀乐，更生动的抒发内心世界的情感。假名文字的创造和发展，为女性文学的产生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平安时代的女性文学主要是物语随笔日记等文学形式。紫式部清少纳言等女性作家，用假名文字创造了又一个崭新的文学世界。紫式部在《源氏物语》里表现了“もののあわれ”的美意识。清少纳言则在《枕草子》里表现了“をかし”的美意识。她们在文学作品中脱离了汉字的束缚，创造了散文文学的繁荣。
由此可见，假名的产生和运用，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不可估量的重要地位。
第二、女子文化教育的加强和提高
平安朝时代，以仿效大唐风尚未美德的宫廷贵族们，为了官场上的应酬和谈情说爱的需要，竞相赋诗感怀，能诗者遍于朝野，谁都会哼几句。这种风气，似乎也传到了深闺，妇女们也随着须眉男子风雅起来，一时世间才媛迭出，宫廷中各种歌赛（歌合战争奇齐斗妍。上述社会风气，又相应地刺激了女子的文化教育，一些官宦人家，自幼就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和汉书籍，尽其所能，像大文豪紫式部，3岁丧母，即从父求学，学习和汉典籍及和歌、唐诗等，熟谙《日本书记》、白居易诗文和佛教经典。
贵族的出身、富裕的家境又为他们的成才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平安时代女性作家的出身多属于地方官阶层的重下层贵族家庭。像紫式部的父亲，曾先后任过式部丞和式部大丞官职，晚年任越前宇、越后宇等地方官，擅长汉诗与和歌。清少纳言的父亲，任肥后守曾发表和歌百余首。菅原孝标女的父亲也是地方官，这样她们就有机会随父辗转任地，外出观览四处风光。这种闲暇的生活，对她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体验，使她们在纪行的文学天地里自由驰骋，这一经历都充分地直接或间接地展现于她们日后创作的作品中。例如菅原孝标女，在其名作《更级日记》的开头部分，就以相当浓重的笔墨，记述了随父返京时的途中见闻。
由此可见，女子自身素质的加强和提高，使得她们能更敏锐而细致地捕捉到当时社会的现状，并把自己的情感体验及人生感悟等通过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对平安时代女性文学的兴起起了推动作用。
第三、摄关政治
平安时期，摄关政治的形成和确立，对女性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藤原家族通过与皇室联姻，实力不断加强，确立了在朝廷的统治地位，掌握了国家大权。但是藤源氏一族的族长为了争权夺势竟相将自己的女儿送进宫中为嫔妃，以期作为天皇的外戚独揽朝纲，他们想尽办法来提高女儿的竞争地位。于是纷纷招纳出身于中小贵族而富有才艺的女子入宫做女官。清少纳言于长历2年（991年）进宫负责侍奉备受一条天皇宠爱的中宫定子。长保2年（1000年）皇后死后，离开宫廷。1005年，紫式部入宫担任中宫的侍讲，给皇后藤原彰子讲解《日本书记》和白居易诗作。在宫中，他们又有更多机会观览宫中藏书，直接接触宫廷内部生活。平日里女官们伴在女主人身边，陪女主人写字、作画、聊天等。当有节日庆典时，她们又成了活跃的组织者，充分地展现了自己的才华。但是纵然博学多才，她们也不能像男性贵族那样，参于政治，与外部世界几乎隔离。于是寄自己的情怀于文字当中，用她们的笔来抒发内心的感受。长期的宫廷生活体验，使她们积累了第一手资料，为她们创作文学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摄关体制下的政治又开阔了她们的视野，更促进了平安朝女性文学的社会化的发展，使她们可以在主观上感叹个人悲苦的同时，又将宫中尔虞我诈，朝野权势之争客观地摄录下来，于是就产生了《源氏物语》和《枕草子》之类流芳百世的文学佳作。
由此可见，摄关政治在客观上成了孕育平安时代女性作家的温床，为日本平安时代女性文学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第四：当时的婚姻制度
平安时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多妻（妾）制，男性贵族妻妾无数，女性社会地位低，在家庭内部也是弱者，同时在婚姻无奈之下的男性的本位主义，使得女性的现实生活极为严酷，几乎被逼到了绝境。在这样的一种婚姻制度下，知识女性蒙受婚姻的不幸与无奈，渴望女性的真实幸福，促使他们用笔来抒发内心的困惑和苦闷。《蜉蝣日记》的作者藤原道纲母，当时被认为是三大美人之一，而且，是“和歌水平极高”的三十六歌仙之一，并有很高的汉学修养，同时还擅长绘画、音乐、裁缝。这样一位花容月貌，多才多艺女子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当他在18岁接到当时朝廷的右大臣之子藤原兼家的求婚时，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喜悦转瞬即逝。接下去的婚姻生活无情了打碎了她所有的幻想。在与她结婚之前，兼家已有妻子时姬，并且还有长男道隆和其他两男两女。婚后不久，他又有新欢。当她发现这些时，抑制不住悲愤的心情，在日记中写到“忧息独寝叹夜长，夫君安知孤芳恨”。紫式部也经历了不幸的婚姻，她出生了中层贵族之家，受父亲的直接熏陶，从小就喜爱日本传统文学和汉学，但不幸家道中落，嫁给了一个年龄长她二十多岁的地方官藤原孝做第四任夫人。她也和世人一样，充分体味身为人妻感叹丈夫夜晚离去的悲伤。两年后，丈夫便染流行疫病去世了，从此她带着女儿过着孤寂的寡居生活。她对自己的不幸深感悲哀，借作品抒发自己的力不从心的痛苦，哀伤和绝望的心情。她写道“我身我心难相应，奈何未达彻悟性”。面对女性的不幸以及对贵族社会男女关系变得无常虚幻的无奈，这些女作家要为女性争得“人”的权力，便不得不在文学作品中发出激愤的呐喊。
总之，把平安朝文学推上顶峰的，可以说是日本古代的女性作者，她们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妇女几乎都是出身于中下层贵族家庭，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摄关政治体制为这些多才多艺的女子入宫提供了机会。宫中的生活开拓了她们的视野，也使她们有机会展现她们的才华，为将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手的资料。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产生的新文字，为女性抒发情感提供了更便利的手段。当时的婚姻制度，促使女性把自己所受到的束缚和不公平待遇诉诸笔端。所以安时代女性文学的兴起，不是偶然的，而是和以上因素密不可分的。
参考文献：
[1]李莹.日本平安时代的女性文学[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2）.
[2]王晶.王朝贵族时代的日本女性文学[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7）.
[3]中山裕，铃木一雄.平安时代の文学と生活[M].东京：至文堂，1992.
关键词：平安时代；女性文学；原因
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的文学是日本古典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大多数作品都出于女性之笔，竟形成一个女性作家群。并且女性作家的活跃成为日本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罕见的现象。提起日本平安时代的女性文学，主要是指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清少纳言的《枕草子》、藤原道纲母的《蜉蝣日记》、和泉式部的《和泉式部日记》等为主体的许多女性作家的作品。本文主要从假名文字的出现、女子文化教育的加强和提高、摄关政治、当时的婚姻制度四个方面来分析日本平安时代女性文学兴起的原因。
第一、假名文字的出现
平安初期，在天皇新政的律令体制之下，贵族官僚都热衷于经学文章之路，中国文化在日本盛极一时，日本的宫廷贵族及其崇尚中国文化，以至于使日本的传统文化逐渐被人们淡忘。当时，在公务活动及宫廷娱乐活动中均以使用被视为高雅的汉字汉文为时尚，写作汉诗文或为当时文学的标志，这一时期的《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代表了汉文学的成就。但是汉诗文在日本毕竟是一种外来文化理解和掌握其精髓并不是一件易事，用它来表达和传递思想感情更是难上加难。但是日本是一个善于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在这种多元文化交织的情况下，他们创造了利用汉字改造而成的“假名”，从而打破了汉文一統的格局，进入表记文字的新阶段。简化汉字草体的平假名的问世，可以说是平安贵族社会的最大贡献，这种用假名的文字表述语言的形成，为日本文学的创作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假名文字的出现，表明了所谓的“国风文化”的逐渐兴起，但在平安朝并未成为有教养的贵族必须使用的文字。他们仅以汉文从事写作，借以表明自身的文化修养，并且当时男性贵族知识分子大都担任官职，所写文章也以公文、“公家式”的文章居多，几乎没有自己内在思想感情的表现，甚至日记也用变体汉文书写，缺少文学性。但是女性用汉字作诗文并不被认同，甚至认为女性读汉诗文是“不幸”，于是女性就开始用新创造的假名文字书写。与“公家式”的汉字相比，假名文字是“私家式”的，通过个人的生活和人生体验能更细腻的表达喜怒哀乐，更生动的抒发内心世界的情感。假名文字的创造和发展，为女性文学的产生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平安时代的女性文学主要是物语随笔日记等文学形式。紫式部清少纳言等女性作家，用假名文字创造了又一个崭新的文学世界。紫式部在《源氏物语》里表现了“もののあわれ”的美意识。清少纳言则在《枕草子》里表现了“をかし”的美意识。她们在文学作品中脱离了汉字的束缚，创造了散文文学的繁荣。
由此可见，假名的产生和运用，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不可估量的重要地位。
第二、女子文化教育的加强和提高
平安朝时代，以仿效大唐风尚未美德的宫廷贵族们，为了官场上的应酬和谈情说爱的需要，竞相赋诗感怀，能诗者遍于朝野，谁都会哼几句。这种风气，似乎也传到了深闺，妇女们也随着须眉男子风雅起来，一时世间才媛迭出，宫廷中各种歌赛（歌合战争奇齐斗妍。上述社会风气，又相应地刺激了女子的文化教育，一些官宦人家，自幼就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和汉书籍，尽其所能，像大文豪紫式部，3岁丧母，即从父求学，学习和汉典籍及和歌、唐诗等，熟谙《日本书记》、白居易诗文和佛教经典。
贵族的出身、富裕的家境又为他们的成才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平安时代女性作家的出身多属于地方官阶层的重下层贵族家庭。像紫式部的父亲，曾先后任过式部丞和式部大丞官职，晚年任越前宇、越后宇等地方官，擅长汉诗与和歌。清少纳言的父亲，任肥后守曾发表和歌百余首。菅原孝标女的父亲也是地方官，这样她们就有机会随父辗转任地，外出观览四处风光。这种闲暇的生活，对她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体验，使她们在纪行的文学天地里自由驰骋，这一经历都充分地直接或间接地展现于她们日后创作的作品中。例如菅原孝标女，在其名作《更级日记》的开头部分，就以相当浓重的笔墨，记述了随父返京时的途中见闻。
由此可见，女子自身素质的加强和提高，使得她们能更敏锐而细致地捕捉到当时社会的现状，并把自己的情感体验及人生感悟等通过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对平安时代女性文学的兴起起了推动作用。
第三、摄关政治
平安时期，摄关政治的形成和确立，对女性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藤原家族通过与皇室联姻，实力不断加强，确立了在朝廷的统治地位，掌握了国家大权。但是藤源氏一族的族长为了争权夺势竟相将自己的女儿送进宫中为嫔妃，以期作为天皇的外戚独揽朝纲，他们想尽办法来提高女儿的竞争地位。于是纷纷招纳出身于中小贵族而富有才艺的女子入宫做女官。清少纳言于长历2年（991年）进宫负责侍奉备受一条天皇宠爱的中宫定子。长保2年（1000年）皇后死后，离开宫廷。1005年，紫式部入宫担任中宫的侍讲，给皇后藤原彰子讲解《日本书记》和白居易诗作。在宫中，他们又有更多机会观览宫中藏书，直接接触宫廷内部生活。平日里女官们伴在女主人身边，陪女主人写字、作画、聊天等。当有节日庆典时，她们又成了活跃的组织者，充分地展现了自己的才华。但是纵然博学多才，她们也不能像男性贵族那样，参于政治，与外部世界几乎隔离。于是寄自己的情怀于文字当中，用她们的笔来抒发内心的感受。长期的宫廷生活体验，使她们积累了第一手资料，为她们创作文学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摄关体制下的政治又开阔了她们的视野，更促进了平安朝女性文学的社会化的发展，使她们可以在主观上感叹个人悲苦的同时，又将宫中尔虞我诈，朝野权势之争客观地摄录下来，于是就产生了《源氏物语》和《枕草子》之类流芳百世的文学佳作。
由此可见，摄关政治在客观上成了孕育平安时代女性作家的温床，为日本平安时代女性文学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第四：当时的婚姻制度
平安时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多妻（妾）制，男性贵族妻妾无数，女性社会地位低，在家庭内部也是弱者，同时在婚姻无奈之下的男性的本位主义，使得女性的现实生活极为严酷，几乎被逼到了绝境。在这样的一种婚姻制度下，知识女性蒙受婚姻的不幸与无奈，渴望女性的真实幸福，促使他们用笔来抒发内心的困惑和苦闷。《蜉蝣日记》的作者藤原道纲母，当时被认为是三大美人之一，而且，是“和歌水平极高”的三十六歌仙之一，并有很高的汉学修养，同时还擅长绘画、音乐、裁缝。这样一位花容月貌，多才多艺女子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当他在18岁接到当时朝廷的右大臣之子藤原兼家的求婚时，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喜悦转瞬即逝。接下去的婚姻生活无情了打碎了她所有的幻想。在与她结婚之前，兼家已有妻子时姬，并且还有长男道隆和其他两男两女。婚后不久，他又有新欢。当她发现这些时，抑制不住悲愤的心情，在日记中写到“忧息独寝叹夜长，夫君安知孤芳恨”。紫式部也经历了不幸的婚姻，她出生了中层贵族之家，受父亲的直接熏陶，从小就喜爱日本传统文学和汉学，但不幸家道中落，嫁给了一个年龄长她二十多岁的地方官藤原孝做第四任夫人。她也和世人一样，充分体味身为人妻感叹丈夫夜晚离去的悲伤。两年后，丈夫便染流行疫病去世了，从此她带着女儿过着孤寂的寡居生活。她对自己的不幸深感悲哀，借作品抒发自己的力不从心的痛苦，哀伤和绝望的心情。她写道“我身我心难相应，奈何未达彻悟性”。面对女性的不幸以及对贵族社会男女关系变得无常虚幻的无奈，这些女作家要为女性争得“人”的权力，便不得不在文学作品中发出激愤的呐喊。
总之，把平安朝文学推上顶峰的，可以说是日本古代的女性作者，她们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妇女几乎都是出身于中下层贵族家庭，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摄关政治体制为这些多才多艺的女子入宫提供了机会。宫中的生活开拓了她们的视野，也使她们有机会展现她们的才华，为将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手的资料。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产生的新文字，为女性抒发情感提供了更便利的手段。当时的婚姻制度，促使女性把自己所受到的束缚和不公平待遇诉诸笔端。所以安时代女性文学的兴起，不是偶然的，而是和以上因素密不可分的。
参考文献：
[1]李莹.日本平安时代的女性文学[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2）.
[2]王晶.王朝贵族时代的日本女性文学[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7）.
[3]中山裕，铃木一雄.平安时代の文学と生活[M].东京：至文堂，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