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一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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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是人与外在世界保持感应的方式,如果不懂得诗歌,人生少了些许意趣。诗歌是对欠缺人生的补偿,是干涩无聊生活的润滑剂,是漫漫长途中的补给站。诗意地栖居,人生才能行稳致远。
  诗歌究竟是什么?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
  在神人未分的年代,人们认为诗歌是与天神对话最神圣的媒介之一。诗歌是神的意旨与命令,也是生民的祈祷与愿望。你看,“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诗歌的语言是多么具有魔力!
  在强调集体生存的蒙昧初开时期,诗歌是生民集体求得生存的号角。诗歌是劳工的号子,也是辛勤的叹息。这就是《淮南子》所谓的“邪许”歌,鲁迅叫作“杭育杭育”派。
  在封建专制的王朝,诗歌是卑微者讽谏的有力反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诗经·伐檀》)如果说这里多是无奈的指责的话,那么,“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诗经·硕鼠》),就是无声的反抗。当然,诗歌也是发自肺腑的感叹之词:“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南风歌》)
  无论什么时候,诗歌都不是神案上的冷肉,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不是极尽繁缛的谄媚之词。它从来都是对现实的最强烈的人文观照,用心声唤醒心灵,用灵魂叩问宇宙。
  文体代变
  曾经,诗歌是一项艰难苦涩的工序,由瞽矇用一生承担着口耳相传的任务,吟唱自己族群的历史。由于写作媒介的稀少与珍贵、书写不便,诗歌以其音韵和谐便于传诵,成为传播最为广泛的一中文体。“有瞽有瞽,在周之庭……我客戾止,永观厥成。”(《诗经·有瞽》)历史上,优秀的诗歌是大浪淘沙留下的精华,每一首诗歌都在世人的嘴边吟唱,闪耀着金光,穿越历史的长河。口头诗歌固然有其音韵的优势,但也存在随意改变的可能。
  后来,随着纸质刊刻书籍的出现,文本逐渐固定,人们也越来越慎重地锤炼语句,追逐最佳的表述,“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好诗多是经过不断推敲与苦思得来的,王安石为了一个字,不断修改,最终选定“绿”字,“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不仅是时序的直叙,也是春天与情感形象的表达。有时锤炼不见痕迹,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比如“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诗句表面上写外在景物的变化推移,实际上写诗人对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
  每一个诗人都与自己的诗歌紧密联系在一起,常常一句诗成就一个诗人,比如潘大临以一句“满城风雨近重阳”就足以在诗歌史上留名。每一个诗人都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李白口头上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暗地里却不断地与前人开展竞赛,写下了“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登金陵凤凰台》)这样的名篇。文人相轻固然不对,但诗歌竞技也是促进诗歌发展的法宝。
  文体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其实诗歌本身也是如此,由一二字到一二十字,由短制到长篇,既是语言思维逐渐成熟的历程,也是情感慢慢丰富的体现。“候人兮猗”(《候人歌》),先秦这首最短的中国恋歌是情绪郁结而不能抒发的表现。“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的《蜀道难》激情涌动,完全打破了形式的枷锁。近体诗既是音韵格律规律的总结,也有春蚕作茧式的束缚。“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杜甫《秋兴八首》其八),老杜其实是格律的俘虏,扭曲的语句成了琥珀。“锦字梭停掩夜机,白头吟苦怨新知”(杨亿《泪》),以宋代杨亿为代表的西昆体诗歌已成为卖弄才学的表演秀,纵然对仗工整,却无生活内容,纵然有人笺释,又有何益?
  元、明人多从前人学习作诗之法,要么尊苏,要么尊黄,或者“诗必盛唐”,少了对现实的关注与对未来的开拓,始终活在古人的影子里。江山代有才人出,不仅是人,诗歌也是如此。天地真情在,人间要好诗。今人能为古人体式的诗歌,固然展现学识与能力,但如果亦步亦趋,严格遵守旧体式,不能打破传统,不能创新,也会为体式所累。
  诗为心声
  当下,随着新媒体的出现,诗歌似乎成了一种最为简单、最为方便、门槛最低的文体,人人都可以作诗,人人都可以是诗人。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但不并是每个能说话的人都是诗人。诗歌是人的心声,但不是每个人的心声都能成为诗歌。轻薄为诗,无论何种高深的理论,也难掩盖其内容的琐屑无聊。声成文谓之音,只有讲求修辞文采的才是诗歌。
  诗歌是音乐的,并不是叫嚣与无病呻吟;诗歌是讲究格式的,但不是只体现在断句断行上面,并不能仅按照平仄格律程序机械地制造出来;诗歌是精练简洁的,但不是空洞无物的短章;诗歌是情感的郁积,喷发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有感而发,不是说你想写就写。诗歌是最自由、最自我的表达,但如果失去了规范,谁都可以信手涂鸦,那只能说是文字的堆砌。我们既不能为古人体式所束缚,也不能飘在空中,进行毫无根基的创新。
  古人对“诗”的训诂,表面上看似乎是在探究诗的源头,实际上总在不断提出自己的主张。无论是“在心为志”的看法,还是“诗者,持也”的解释,或者从诗人角度来看诗歌创作者的角色定位,都是时代对诗歌定位的反映。
  有人说,诗言志。那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集体的意志,不是个人私欲的呈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诗大序》),那是宏大叙事,是与国家兴衰存亡密切相关的志向,虽然出自个人的心里,但很少表达个人的私情。
  有人说,诗缘情。那是个人事业之外的一种感情,是个人空间真实的体现。不同的民族,对于诗歌的定性也是不同的。古希腊人认为诗歌是太阳神的狂欢,是激情的燃烧。而中华民族认为诗歌是持身达志的体现。诗歌的内容需要规范,无论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写作,还是温柔敦厚的表述方式,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也。
  何为好诗
  诗歌固然要有自己独特的样式,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相貌一样,但相貌并不能决定他的内在素质。一首好诗,要有感染力,非诚不能动人。古人就说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也”(《诗大序》)。诗歌如果没有激情,那就形同枯草,没有生命力。有感情并不一定具有感染力,这取决于你的感情是否能唤起读者的共鸣与通感,有心灵的互动才能动人。也就是说,你说出了大家都想说而不能表达的感情,这才具有感染力。就像甘霖渗漏干旱的大地,诗歌的感染力也同样滋润人的心灵。
  其次,好的诗歌就像天空中的星星,應该在时空中永存,具有历史感。诗歌的历史感一方面反映某个时代的真实,一方面经得起时间的淘洗。我们吟花弄月固然没错,但如果总在沿袭古人而没有突破,也就仅是练笔而已。孔夫子强调诗可以“兴观群怨”,恰恰是为人生的诗歌观。
  同时,诗歌要像楚国神箭手养由基一样,能够射穿七层的牛皮。诗歌的穿透力就是能把亘古不变的情与理说出来。诗歌固然不能有理障,但没有深度的诗歌就像一泓清水,虽然清澈,但没有内容。真正具有穿透力的诗歌,都是情理结合,具有哲理的。古人常赞叹“建安风骨”或“盛唐气象”,它们好就好在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有感染力,有历史感,有穿透力。好的诗歌,可以让人在千年以上与千年以下找到知心友人,这就是诗歌的力量。
  诗歌是一重门,我们通过这重门,既可以看到千年的风光,也会产生片面的误解,只有进入其中,我们才能在具体的时空感受诗歌的魅力。诗歌是一重门,既要阻断不良的习好,也要吸纳优秀的资源,在开与合中选择,我们需要有择取的眼光与能力。这重门不是画地为牢,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有了规矩,诗歌才能成方圆。这重门并不是封闭保守,找到正确的门,我们才可以得门而入。只有喜爱诗歌,诗歌这重门才会为你打开,“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衡门》)。让我们打开诗歌之门,在其中栖息,乐以忘忧。
  郭院林,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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