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瑞金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是早期客家人迁居地，有浓浓的客家文化，有武夷山脉客家人的独特情怀，有浓郁的客家民俗风情。瑞金还有丰富的红色文化，作为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它有很多红色革命历史旧址，于红色文化而言则有人、有事、有环境，影响深刻。曾有人比喻说，客家文化是“花”，红色文化是“果”。这说法虽然并不充分，但又有一定的道理。从井冈山到兴国、瑞金，都是客家文化区域。中央苏区所在的大致范围在赣、闽、粤三省毗邻地带，也都是客家文化区域。中央苏维埃临时政府能选择瑞金，这离不开当地的群众基础，而群众基础的核心要素则是富有凝聚力的文化。
　　“振葉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在客家文化的大画幅上，缀饰着鲜艳的色彩，结出红色文化硕果，这饱含着客家人的文化涵养与热血奉献。这道理并不难理解。
　　瑞金的一位下岗工人钟同福执着笔耕，他从上百篇散文作品中挑选，文章编成《山道与客家》作品集即将交付出版。集子分四辑，第一辑“这处红土地”是瑞金红色文化随想;第二辑“这缕客家风”是对客家民俗的体验与记忆;第三辑“这方绿色景”是游记，以描绘瑞金山水风景与客家风情为主，大多为获奖的征文作品;第四辑“一颗闲逸心”则写日常生活中的闲情逸致。可以说这四辑都是基于一个基本事实，即以作者所在地域的历史文化、个人成长的经历为依据，以个人情感体验为主调。作品有感而发，情真意切，不求功名，只是直抒胸臆，写出日常生活的所思所感。它们是作者这几年来创作精华的汇聚，也是一位基层作家无功利创作的新高度。而且这仅是散文部分，作者还有小说、报告文学、诗词等方面的成果暂时没有整理出版。仅从这一部分成果就可以看出作者的勤奋与付出，非常不容易，也非常艰辛。这是一个客家子弟生存生活的情感实录，也是孕育在这方水土的深厚文化的深情记录。
　　瑞金红色文化影响至深。“红井故事”“八子参军”“华屋十七松”等等，从历史遗迹到民间传说，再到文人创作，“红都”的美名传扬很久、很远。作者是瑞金人，写红色题材的作品是顺理成章的事。关于瑞金的红色文化的定位与影响，有人做了概括，“南京北京，不如瑞京”，“上海建党，开天辟地;南昌建军，惊天动地;瑞金建政，翻天覆地;北京建国，改天换地”。作者还收集了一则陈毅在抗战胜利前夕以“江西瑞金兴国”来回击国民党要人“四川重庆成都”的楹联传说。其时重庆成都所成的是“陪都”，而瑞金能兴国，自信所兴的是新国，堪称掷地有声。作者还写有不少红色题材的小说，但本书所收入的只是作者着眼于瑞金红色文化感悟的少数几篇文章，也不作烦琐考证，可读性较强，所生发的一些感想也值得思考。
　　收入第二辑的客家篇章，以作者个人的经历与记忆为主，从一个侧面来追诉客家历史文化。客家文化丰富多彩，尤其是民俗文化，涉及客家乡亲的日常生活，渗透到客家历史文化中，并通过生活表象体现出其深刻的内涵。客家民俗文化主要体现在客家人的节日习俗、人生礼俗、重要仪式活动及衣食住行等多方面。比如客家人贴轿联，既是一场合两家之好的智慧竞赛，双方理事、礼生的水平体现出两个家族的礼仪与文化水准，体现在上下联之间应妙合无垠，贴切、合韵、完美;又要表达对新人的祈福与祝愿，态度谦和而自尊，合度而平等，是充斥着“外交礼仪”式的，也是两家从陌生到熟悉、再到相知相敬的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环节。通过轿联的拟制，测试出两家的文化积淀、家风家训、祖德嘉行，是客家人知书识礼的体现，也是客家人受儒家文化影响秉持的礼仪交际原则。作者也说到这种贴轿联的风俗越来越少，消失速度太快，文化味越淡越稀，少了些应有的文化涵养，这是可惜的。同时可惜的还有作者所提供的素材太少，仅有的一例也只是“日明月明日月同明;女好子好女子都好”这类“大路货”。
　　其实客家文化特别是民俗文化中还有很多具有个性特色之处，体现客家人的生活情怀与理念智慧，这类文化还有待深入挖掘。记忆中作者年少时参加的婚礼中除了轿联外，还有“拼字”，就是女方出嫁时由女方礼生在一张方形红纸上书写一个字（也有写两个字的），以体现吉祥之言为宜，然后剪碎，包好，随嫁妆送入男家。如果男方在嫁妆等方面礼数不到的话，女方会将这个字剪得很碎，让男方边揣度边拼接，难度很大。而男方在规定的闹洞房吉时之前是必须将这些碎片拼出来的，这样才可以入洞房，否则男方家族会被认为是“文化无能”，缺少书礼，会遭到女方家族奚落，由此新娘在男家的地位也就相应得到提升，受到尊敬。从这类考验智慧的测试中可以看得出来，传统客家人“合两家之好”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交际方式与文化韵味是客家文化传承的重要环节，如果这些文化能得到恢复，那么对婚姻、联姻，对丰富客家文化内涵无疑是有助益的。
　　作者在这一辑中，重点关注了客家人的节日习俗与饮食文化。尤为可喜的是作者写了瑞金客家乡亲比较有特色的饮食习俗，如切糖、鱼丸等。有的习俗还体现出了客家人为公益事业而做的努力。比如“路会”、“桥会”、修建风雨亭等。在传统农耕社会模式下，修路建桥是美德善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从不摊派，能力大、德行高者首倡践行，在“会首”“首事”等的倡议下，齐心协力，急公尽义，乐善好施。遇到当年家有喜事者，如结婚、生子、耆寿等的家庭，则额外会“送丁酒”，既是支持此等善事，也是自身感恩报恩的体现;而分享喜事者也谦谦有礼，吃馃食酒后不忘以“回坛酒”相谢。这等醇厚民俗令人感怀，更期待在当今社会仍能发扬光大。
　　作者以自己在林业部门工作的经历，写出了独有的生活体验，并着意于把蕴含其中的客家民俗文化特征勾勒出来，如铜钵山客家山歌与传说、结婚“暖房歌”、乔迁“过火”赞词等。这些涉及客家韵文的运用，体现出客家人的文化仪式与生活乐趣。也有“走青山”“放排”等禁忌风俗，因为砍树木和将砍下的木材外运都是非常艰辛和危险的，为避开风险，祈求吉利，从事这些工作必须谨慎、细致，以吉语相交流。比如将日常生活中所称的松树、松筒（客家方言谐音“穷筒”“沉筒”）而改称为“浮筒”，称枫树（谐音“疯树”，疯则难移动）为“活树”，将抽烟改为“吃顺草”，称“倒开水喝”为“顺一碗开水”，等等，意在避开不吉之语，错开不吉之事，以能够顺利、平安。所以对不宜之事要禁，不洁之行要禁，不吉之语更要禁，从而形成了“走青山”“放木排”等在山水之间行事的禁忌习俗，具有其行业特点，也可说作者结合自身经历而着意书写出这些民俗画面。这也是本辑的精华之处。 　　书中第三辑是游记，取名“这方绿色景”，似乎立意于生态旅游。文章以瑞金的名胜古迹、山水风景为主。瑞金不光有红色文化与红色古迹，也有已开发和未开发的绿色宝藏，如罗汉岩、密溪、铜钵山、原始古树林等，古寺古塔也很多。这方水土还是客家人早期聚居地，有新客、老客之分，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客家文化，民俗文化也丰富多彩。如果从旅游角度来写还可融合多样的民间故事传说，并着意于客家历史文化的变迁，通过写景来达到状物写人、品评文化的目的。作者做到了这一点。如作者写密溪、写罗汉岩，不仅仅看到风景，透过秀丽的山川田畴，还看到这方人家的精神风貌，更看到富有韵味的历史和体现客家人精神生活的民间文化。这既有神奇的故事传说，又有启迪后人向善向上的功名、公利与公理。只是，“根索土而入水，叶追日而上天”，有个别作品指向于报刊征文，因而着意去雕饰的痕迹也就不时隐现出来，感觉有些迎合，太追求“高大上”，未免有點失真。
　　第四辑是名副其实的日常生活杂感，从体量上来说篇目也较多，也正好可以印证“文学源于生活”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与判断。作者原来是林业工人，在林区种树、护树、砍树、卖树，后来因变故而停薪留职，再下岗、打零工，甚至创业做生意，生活经历坎坷复杂，览事无数，识人无数，所接触的人与事多种多样，阅历由此丰富。可以说“人生不幸诗家幸”，起伏跌宕的人生经历正是观察社会、体验人生、反思生活的重要通道，对写作而言则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素材，为人生、为社会提供了多侧面的观察视角，更能体察到人生冷暖、世事真情。看问题的高度也决定了人生的高度，“诗穷而后工”，为文就是如此，不是仅凭想象与文采就能得到认同的，审美与审丑的力量有同有不同。作者居于生活底层，自然也呈现了别样的人与事，有些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理解的。比如因一包“中华烟”而改变了对一个人的基本评价，甚至改变了个人命运;几包烟使经营的洗车档生意兴隆;“工匠烟”测试出人的良知与人情;“我想给我男人买一包好烟”则见出并不平庸的乡村爱情。这其中的甘苦酸甜是不知者不识其“味”的。这一辑基本上就是作家的个人生活史，与作者的经历有关，更与社会的发展变化有关。作者描写的自己所从事的林业工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所涉及的行业方式和潜在规则，包括禁忌文化等，为读者提供了观察这个行业、这片区域、这个时期的社会文化风貌及其变迁的视角，可以说作品描摹了一部闽粤赣毗邻区的客家区域文化史，这是作者独特视野下的原生态文化的呈现，也是本辑的贡献所在。
　　总体而言，本书算得上是底层写作的一个典型案例，本于经历，源于生活，发乎真情，没有华丽辞藻，也不刻意去逢迎主题，“我手写我心”，质朴而不拙，情真而不矫，欲言而直诉，说出了底层生活者的心声。作者秉持真情真言的写作态度，使作品情意真实，同时读后颇为心酸，觉得更像是一部微缩的客家人生存发展史。客家人崇文重教，敦厚敬业，进取守礼，面向复杂的生存生活条件不言退却，隐忍前行，书中大多篇章也体现了这个旨意。然而，“文似看山不喜平”，书中有些篇章失之直白，这是技巧的问题;有些看法失之偏颇，这些都不是大问题。相比之下，作者对写作的那份执着之情，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对亲情的热切分享，对家乡情怀的追寻，对地域文化的挚爱，这才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客家文学创作的丰硕成果，是对客家区域文化的真情书写与挚情礼赞，体现出客家文学的浓郁特色。
　　（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