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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强，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全国傅雷翻译奖评委会主席。曾留学、旅居法国12年，是米兰·昆德拉唯一的亚洲学生。因他20多年来“为法国文学的传播、中法文化的交流做出的杰出贡献”，先后获得法国政府教育骑士勋章，以及法兰西学院所颁发的“法语国家联盟金奖”
2014年3月底，作为致力于中法交流的杰出华人代表，董强出席了法国总统奥朗德在法国巴黎爱丽舍宫举办的国宴，见到了习近平主席。对法国来说，这位北大教授是“自己人”，他不仅为法国学界所熟知，在法国也有着世俗的知名度。广为人知的是，他曾是文学巨匠米兰·昆德拉的学生，但让他得到以法兰西学院为代表的法国学术界所承认的，是他20多年来的个人学术成就和为中法文化交流所做的浩繁工作。
1988年，从北大西语系毕业的董强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前往法国留学的机会。于是，在人生最美好的20-30岁，他出现在了法国。他说，1990年代的法国，是他能想象的一个文明能达到的最好状态，那时候的法国，文化知识之普及，整个人文水平之高，令人深深折服。逛书店你能遇到各种人，有政治家，也有乞丐。“我很幸运，我看到了这个阶段法国文化的繁荣，而从2000年开始，这种繁荣就渐渐消失了。”
董强的另一幸运之处是，他“遇到”了昆德拉。
在法国第八大学研究两年后，董强重新思考人生方向，他甚至不知道是否应该继续搞文学。当时，他偶然得知昆德拉在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开研讨班，收博士研究生，于是，他给昆德拉写了一封长信。之后，他成了这位文学巨匠唯一的亚洲学生。
但他对《留学生》记者说：“我不太喜欢别人将我称作昆德拉的弟子。我觉得弟子是一个过于中国式的称谓，带有衣钵传承的意思，但我只是他的一个学生。”在跟随昆德拉学习两年后，他回到法国第八大学，并在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
2001年，董强回到中国，任教于北京大学。但回到国内的董强与法国依然联系紧密。他说，如今到法国，我不觉得自己是外国人，因为12年的时间已经将我与法国文化融为一体。在法国，董强交游广阔，他几乎认识法国所有的重要作家与学者。他与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是至交，两人常常在巴黎街边的咖啡馆里谈上一整天；而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者保罗·安德鲁，则这样对董强说：“为了国家大剧院，我来中国十多年了，我经历过很多场合，很多翻译，也见过各种各样的中国人，唯一与你在一起，我感到没有任何交流上的困难，没有隔阂，不会被曲解。”
由此，董强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中法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他将中华文明的经典如《论语》、《李白诗选》翻译成法语出版；参与成立“中国蓝”出版社，分别将中法两国的作家作品译介到两国；在电视上给法国观众讲述中国文化，法国总统到中国访问时，曾指名要他陪同，讲解中国文化。
法国也异常熟悉这位“自己人”：《费加罗》杂志将其评为“年度杰出华人”，《世界报》称他为“中国不可忽视的知识分子”。因为他20多年来为“为法国文学的传播、为中法文化的交流做出的杰出贡献”，先后获得法国教育骑士勋章，以及“法语国家联盟金奖”。
4月底，董强回到北京，《留学生》对其进行了专访。
昆德拉对诺奖有距离感
留学生：此次在习近平主席出访法国期间，你参加了哪些活动？
董强：我受邀参加了在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的国宴，得到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握手，还参加了其他一些重要活动。在法国外交部举办的“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拿破仑说中国是一只没有醒来的睡狮，现在睡狮醒来了，而且全世界人民发现他是一个温和的、可爱的、文明的狮子”。当时我就在场，见证了这一幕。
留学生：这次到法国有没有与昆德拉会面？
董强：这次没有会面。最近一次见他是前年了，他年纪大了，有时候也不住在巴黎，他在法国布列塔尼省的海边有个房子。前年我与他在巴黎会面的时候，他问了我一些有意思的问题。他问到他的书在中国的接受程度如何。我对他说，他的书籍在中国受到了巨大的欢迎，甚至在正式出版前，人们就已经广泛阅读了。
留学生：这十多年来，昆德拉一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一直未能如愿，他对诺奖的态度是怎样的？
董强：他对诺奖的态度比较潇洒。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有很多的偶然性，而且他确实曾经呼声非常高，但每次都没有落到他头上，这让他也有了一定的距离感。但我想，没有一个作家会拒绝诺贝尔奖，很难真正地拒绝。只有萨特是个例外，而且也是当时特有的原因。其实我依然认为昆德拉获得诺奖的可能性还是有的，虽然他对诺奖总的来说看得比较淡。
你去留学是干什么？
留学生：昆德拉是你法国留学岁月中最重要的老师之一，你觉得他是怎样一个人，怎样的一位老师？
董强：我一直拒绝别人说我是昆德拉的弟子。中国人老喜欢说弟子，“弟子”是一个中国文化内涵很强的概念。我觉得我与昆德拉是在一种现代教育体系之下相遇的，更多的是一种师生关系。我在思考是否要继续从事文学的背景下遇到昆德拉，对我来说是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际遇。要知道，我不是一个追星族，不是因为他有名我就非要跟着他学习，也不是我非得跟着他的某个东西往前走，虽然我非常尊重我的老师。你们杂志叫《留学生》杂志，这一点我想借着你们的杂志表达一下：什么是留学，你去留学是干什么？
留学生：那你认为，留学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董强：作为一个留学生，你出去了以后，应当充分地去感受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它的传统，这个文化的源头和文化的繁荣。它因什么而繁荣？作为繁荣文化里面的主角、重要人物，你能跟他们近距离接触，聆听他们的表达，浸入他们思想的精髓，这个是很可贵的经验。遇到昆德拉，打开了我的思路，同时，昆德拉伴随了我对法国文学乃至于世界文学的探索和挖掘，这个是更为重要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尤其是文学和学术，通常是孤零零在做，是孤独的，但如果你身边存在那么一个知音，而且这个知音是业界里的权威人物，他能不时给你指导和伴随，这是不一样的。他能给你心理上的诱导或安慰，能够推动你往前走。这样一个氛围，对于一个留学生的留学经历来说很重要。你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大的、对你成长有益的潮流当中。 经历过法国文明最灿烂的状态
留学生：很多年前，你刚到法国留学的时候，就表述过，那个时候法国呈现出一个文明所能达到的最好的状态，但2000年之后这种繁荣就渐渐消失了。为什么这么说？
董强：这涉及到比较复杂的个人经历和个人感受。总体来说，我在法国的整个学习阶段正好是20世纪的整个90年代。那个时候，我觉得法国确实是达到了现代文化的巅峰时期。上个世纪，法国文学几乎每十年就出一个诺奖得主，每几年就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思潮，在艺术方面有许多的美术馆、博物馆都是世界顶级的；在巴黎，大大小小的电影院会播放来自世界各地的各式各样的电影，包括小型制作的一些作者电影，你都没听说过的。从所有这些，我感受到，法国这么一个体量并不大的国家，1990年代真的是处在一个文明能达到的巅峰时期，可以说是最大值。
去了以后真的是感受到了不少东西。尤其是我觉得当时我们国家刚刚走向开放时期，开始接触一些西方文明，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强的感受。文化必须有具体的表现。在法国，它就体现在文学、艺术、音乐、戏剧，日常看到的，书店的活力，咖啡馆的活力，这些是确实能够感染你，能切身感觉到的一种文化的实力，我想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软实力”，这些都让我印象极深，甚至现在想起来，会觉得像是比较遥远的梦。你想想，当时的我正好处在20岁到30岁的阶段，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成长时期，所以，那个时候的法国给我留下了一个美好时代或者说黄金时代的印象。
进入21世纪这十年以后，法国因为经济、全球化等各种原因，使得它原来的文化模式受到冲击。而从内部来说，像法国要撑起这么大的文化机制，那么多的国立文化馆、音乐厅、电影院，或者是要资助电影制作等，在财力上就做不到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国是全球化的牺牲品，中国则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很快就接上了全球化的步伐。
留学生：那是否说，从法国文化的“衰落”上可以得出，因为中国的经济、人口体量都很大，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是否在文化上更有潜力？
董强：我并非那么的乐观。我想说的体量是经济与人群支撑起庞大的文化产业与消费。但是消费人群是双刃剑，它会把文化简化为单纯的消费。比方说，中国现在出现把文化彻底简化为消费的趋势，就会造成娱乐化，那么文化就不会太深刻，这是一把双刃剑。我很难说哪个更乐观哪个更悲观。我只能说很多东西它只能顺应历史发展，也不是说以几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的。
我个人的观点是，中国文化目前的状态离我心目中期待的还很远。中国曾经的古典文化是一个非常博大的体系，后来又经历了现代文化，尤其是民众的革命的文化、中国新的民族性的文化，包括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人，他们那个时代完成了比较好的转变，在各方面走向了比较现代的中国。1980年代开放以后，出现了比较先锋的一些人，包括像莫言能够得诺奖，也是得益于这个时代。但是我总觉得，近20年来中国确实开始出现了文化过于通俗化的现象，没有太明确的核心东西的指引。像我这样在国外待了十多年，带着满腔期待和热情回到这里来看，我觉得中国目前的文化离我心目中的状态还是比较远的。
留学生：这么多年来，你一直通过“中国蓝”出版社把国内作家作品推介到法国，你选择中国作家与作品的标准是什么？
董强：我对中国文化的推介不仅仅是通过“中国蓝”，我跟法国各大出版社都有接触。在传播的过程中，我觉得非常需要有核心价值的东西，既有现实的意义、又有恒定的意义的东西。我觉得任何文化产品，它的真正价值是在于恒定的价值，不会被淘汰的，又有现时的价值，是当下很有需求、很需要的东西。
所谓的挑选评判：作家就需要有代表性。能代表一代人的领军人一样的作品。比方说莫言的作品。莫言的作品当时在法国还没有那么有名，最早是我当时担任顾问的瑟伊出版社，当时要出版莫言的书，问我这个书好不好。我说非常好，这个人很有代表性，当时我还专门给他们写报告，说中国有几个作家是值得关注的，比方说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等等。贾平凹的《废都》当时被斯托克（Stock）出版社出版，不久后就获得了法国的费米纳外国文学大奖。这是当时中国作家在法国获得的最高文学奖。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说，我是最早在法国宣传这些作家的人之一。
我超越了“文化桥梁”
留学生：你是如何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相识的？
董强：我们早就认识了，出于缘分。我当时用法文写了一部小说，寄给了法国的伽利玛出版社，当时勒·克莱齐奥担任该出版社的顾问，看到我的手稿就特别感兴趣，他主动找我在咖啡馆里交谈，后来一直保持着书信交流。后来很巧，我经常能在巴黎街头遇到他，当时他还没得诺奖。一般人想见他都很难，我竟然是好几次在街上遇到他！见到以后就特别开心，请他到我当时的住处来坐坐，聊聊天。完全是这样一种文人之交。后来正好他的一本书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当时出版社要搞一个研讨会，那时他在国内的粉丝不多，知道他的人很少，出版社听说我跟他熟，就让我去主持那个研讨会。我很尽职，给他主持了一个现在看来很难得的研讨会。第二年，勒·克莱齐奥就得了诺贝尔奖。
所以在他得奖后，我邀请他来中国为首届“傅雷翻译出版奖”担任颁奖嘉宾，他很乐意来到中国，傅雷翻译奖也因他而得到了非常大的关注。这是我与他之间的渊源。
留学生：能否谈谈你的朋友保罗·安德鲁？
董强：安德鲁与我相识时，他已经来中国七八年了。之后，我把他的两本书都翻译成了中文，分别是《记忆的群岛》和《房子》。对文学的共同见解把我们联系到了一起。安德鲁曾说过的一句话让我非常感动。他说，为了国家大剧院，我来中国快十年了，我经历过很多场合，遇到过很多翻译，也见过各种各样的中国人，唯有与你在一起，没有任何交流上的困难，没有隔阂，不会被曲解。他的意思是，不管是与我交流还是让我帮他做翻译，他都相信他的想法不会被曲解。
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化人，传播者或者是实践者，必须尊重每一个创造者和创作者。对于面对的文化，本身必须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激情。等自己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就能够去感染别人。我自豪的地方，就是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或者别人叫我翻译家，我做的事情都超出这些标签所能够代表的东西。一个翻译家仅仅是翻译作品，建立起这个桥梁来。我超越了这个，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对话者，是可以跟他真正进行对话的，可以平起平坐的人。
2014年3月底，作为致力于中法交流的杰出华人代表，董强出席了法国总统奥朗德在法国巴黎爱丽舍宫举办的国宴，见到了习近平主席。对法国来说，这位北大教授是“自己人”，他不仅为法国学界所熟知，在法国也有着世俗的知名度。广为人知的是，他曾是文学巨匠米兰·昆德拉的学生，但让他得到以法兰西学院为代表的法国学术界所承认的，是他20多年来的个人学术成就和为中法文化交流所做的浩繁工作。
1988年，从北大西语系毕业的董强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前往法国留学的机会。于是，在人生最美好的20-30岁，他出现在了法国。他说，1990年代的法国，是他能想象的一个文明能达到的最好状态，那时候的法国，文化知识之普及，整个人文水平之高，令人深深折服。逛书店你能遇到各种人，有政治家，也有乞丐。“我很幸运，我看到了这个阶段法国文化的繁荣，而从2000年开始，这种繁荣就渐渐消失了。”
董强的另一幸运之处是，他“遇到”了昆德拉。
在法国第八大学研究两年后，董强重新思考人生方向，他甚至不知道是否应该继续搞文学。当时，他偶然得知昆德拉在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开研讨班，收博士研究生，于是，他给昆德拉写了一封长信。之后，他成了这位文学巨匠唯一的亚洲学生。
但他对《留学生》记者说：“我不太喜欢别人将我称作昆德拉的弟子。我觉得弟子是一个过于中国式的称谓，带有衣钵传承的意思，但我只是他的一个学生。”在跟随昆德拉学习两年后，他回到法国第八大学，并在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
2001年，董强回到中国，任教于北京大学。但回到国内的董强与法国依然联系紧密。他说，如今到法国，我不觉得自己是外国人，因为12年的时间已经将我与法国文化融为一体。在法国，董强交游广阔，他几乎认识法国所有的重要作家与学者。他与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是至交，两人常常在巴黎街边的咖啡馆里谈上一整天；而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者保罗·安德鲁，则这样对董强说：“为了国家大剧院，我来中国十多年了，我经历过很多场合，很多翻译，也见过各种各样的中国人，唯一与你在一起，我感到没有任何交流上的困难，没有隔阂，不会被曲解。”
由此，董强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中法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他将中华文明的经典如《论语》、《李白诗选》翻译成法语出版；参与成立“中国蓝”出版社，分别将中法两国的作家作品译介到两国；在电视上给法国观众讲述中国文化，法国总统到中国访问时，曾指名要他陪同，讲解中国文化。
法国也异常熟悉这位“自己人”：《费加罗》杂志将其评为“年度杰出华人”，《世界报》称他为“中国不可忽视的知识分子”。因为他20多年来为“为法国文学的传播、为中法文化的交流做出的杰出贡献”，先后获得法国教育骑士勋章，以及“法语国家联盟金奖”。
4月底，董强回到北京，《留学生》对其进行了专访。
昆德拉对诺奖有距离感
留学生：此次在习近平主席出访法国期间，你参加了哪些活动？
董强：我受邀参加了在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的国宴，得到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握手，还参加了其他一些重要活动。在法国外交部举办的“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拿破仑说中国是一只没有醒来的睡狮，现在睡狮醒来了，而且全世界人民发现他是一个温和的、可爱的、文明的狮子”。当时我就在场，见证了这一幕。
留学生：这次到法国有没有与昆德拉会面？
董强：这次没有会面。最近一次见他是前年了，他年纪大了，有时候也不住在巴黎，他在法国布列塔尼省的海边有个房子。前年我与他在巴黎会面的时候，他问了我一些有意思的问题。他问到他的书在中国的接受程度如何。我对他说，他的书籍在中国受到了巨大的欢迎，甚至在正式出版前，人们就已经广泛阅读了。
留学生：这十多年来，昆德拉一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一直未能如愿，他对诺奖的态度是怎样的？
董强：他对诺奖的态度比较潇洒。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有很多的偶然性，而且他确实曾经呼声非常高，但每次都没有落到他头上，这让他也有了一定的距离感。但我想，没有一个作家会拒绝诺贝尔奖，很难真正地拒绝。只有萨特是个例外，而且也是当时特有的原因。其实我依然认为昆德拉获得诺奖的可能性还是有的，虽然他对诺奖总的来说看得比较淡。
你去留学是干什么？
留学生：昆德拉是你法国留学岁月中最重要的老师之一，你觉得他是怎样一个人，怎样的一位老师？
董强：我一直拒绝别人说我是昆德拉的弟子。中国人老喜欢说弟子，“弟子”是一个中国文化内涵很强的概念。我觉得我与昆德拉是在一种现代教育体系之下相遇的，更多的是一种师生关系。我在思考是否要继续从事文学的背景下遇到昆德拉，对我来说是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际遇。要知道，我不是一个追星族，不是因为他有名我就非要跟着他学习，也不是我非得跟着他的某个东西往前走，虽然我非常尊重我的老师。你们杂志叫《留学生》杂志，这一点我想借着你们的杂志表达一下：什么是留学，你去留学是干什么？
留学生：那你认为，留学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董强：作为一个留学生，你出去了以后，应当充分地去感受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它的传统，这个文化的源头和文化的繁荣。它因什么而繁荣？作为繁荣文化里面的主角、重要人物，你能跟他们近距离接触，聆听他们的表达，浸入他们思想的精髓，这个是很可贵的经验。遇到昆德拉，打开了我的思路，同时，昆德拉伴随了我对法国文学乃至于世界文学的探索和挖掘，这个是更为重要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尤其是文学和学术，通常是孤零零在做，是孤独的，但如果你身边存在那么一个知音，而且这个知音是业界里的权威人物，他能不时给你指导和伴随，这是不一样的。他能给你心理上的诱导或安慰，能够推动你往前走。这样一个氛围，对于一个留学生的留学经历来说很重要。你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大的、对你成长有益的潮流当中。 经历过法国文明最灿烂的状态
留学生：很多年前，你刚到法国留学的时候，就表述过，那个时候法国呈现出一个文明所能达到的最好的状态，但2000年之后这种繁荣就渐渐消失了。为什么这么说？
董强：这涉及到比较复杂的个人经历和个人感受。总体来说，我在法国的整个学习阶段正好是20世纪的整个90年代。那个时候，我觉得法国确实是达到了现代文化的巅峰时期。上个世纪，法国文学几乎每十年就出一个诺奖得主，每几年就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思潮，在艺术方面有许多的美术馆、博物馆都是世界顶级的；在巴黎，大大小小的电影院会播放来自世界各地的各式各样的电影，包括小型制作的一些作者电影，你都没听说过的。从所有这些，我感受到，法国这么一个体量并不大的国家，1990年代真的是处在一个文明能达到的巅峰时期，可以说是最大值。
去了以后真的是感受到了不少东西。尤其是我觉得当时我们国家刚刚走向开放时期，开始接触一些西方文明，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强的感受。文化必须有具体的表现。在法国，它就体现在文学、艺术、音乐、戏剧，日常看到的，书店的活力，咖啡馆的活力，这些是确实能够感染你，能切身感觉到的一种文化的实力，我想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软实力”，这些都让我印象极深，甚至现在想起来，会觉得像是比较遥远的梦。你想想，当时的我正好处在20岁到30岁的阶段，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成长时期，所以，那个时候的法国给我留下了一个美好时代或者说黄金时代的印象。
进入21世纪这十年以后，法国因为经济、全球化等各种原因，使得它原来的文化模式受到冲击。而从内部来说，像法国要撑起这么大的文化机制，那么多的国立文化馆、音乐厅、电影院，或者是要资助电影制作等，在财力上就做不到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国是全球化的牺牲品，中国则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很快就接上了全球化的步伐。
留学生：那是否说，从法国文化的“衰落”上可以得出，因为中国的经济、人口体量都很大，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是否在文化上更有潜力？
董强：我并非那么的乐观。我想说的体量是经济与人群支撑起庞大的文化产业与消费。但是消费人群是双刃剑，它会把文化简化为单纯的消费。比方说，中国现在出现把文化彻底简化为消费的趋势，就会造成娱乐化，那么文化就不会太深刻，这是一把双刃剑。我很难说哪个更乐观哪个更悲观。我只能说很多东西它只能顺应历史发展，也不是说以几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的。
我个人的观点是，中国文化目前的状态离我心目中期待的还很远。中国曾经的古典文化是一个非常博大的体系，后来又经历了现代文化，尤其是民众的革命的文化、中国新的民族性的文化，包括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人，他们那个时代完成了比较好的转变，在各方面走向了比较现代的中国。1980年代开放以后，出现了比较先锋的一些人，包括像莫言能够得诺奖，也是得益于这个时代。但是我总觉得，近20年来中国确实开始出现了文化过于通俗化的现象，没有太明确的核心东西的指引。像我这样在国外待了十多年，带着满腔期待和热情回到这里来看，我觉得中国目前的文化离我心目中的状态还是比较远的。
留学生：这么多年来，你一直通过“中国蓝”出版社把国内作家作品推介到法国，你选择中国作家与作品的标准是什么？
董强：我对中国文化的推介不仅仅是通过“中国蓝”，我跟法国各大出版社都有接触。在传播的过程中，我觉得非常需要有核心价值的东西，既有现实的意义、又有恒定的意义的东西。我觉得任何文化产品，它的真正价值是在于恒定的价值，不会被淘汰的，又有现时的价值，是当下很有需求、很需要的东西。
所谓的挑选评判：作家就需要有代表性。能代表一代人的领军人一样的作品。比方说莫言的作品。莫言的作品当时在法国还没有那么有名，最早是我当时担任顾问的瑟伊出版社，当时要出版莫言的书，问我这个书好不好。我说非常好，这个人很有代表性，当时我还专门给他们写报告，说中国有几个作家是值得关注的，比方说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等等。贾平凹的《废都》当时被斯托克（Stock）出版社出版，不久后就获得了法国的费米纳外国文学大奖。这是当时中国作家在法国获得的最高文学奖。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说，我是最早在法国宣传这些作家的人之一。
我超越了“文化桥梁”
留学生：你是如何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相识的？
董强：我们早就认识了，出于缘分。我当时用法文写了一部小说，寄给了法国的伽利玛出版社，当时勒·克莱齐奥担任该出版社的顾问，看到我的手稿就特别感兴趣，他主动找我在咖啡馆里交谈，后来一直保持着书信交流。后来很巧，我经常能在巴黎街头遇到他，当时他还没得诺奖。一般人想见他都很难，我竟然是好几次在街上遇到他！见到以后就特别开心，请他到我当时的住处来坐坐，聊聊天。完全是这样一种文人之交。后来正好他的一本书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当时出版社要搞一个研讨会，那时他在国内的粉丝不多，知道他的人很少，出版社听说我跟他熟，就让我去主持那个研讨会。我很尽职，给他主持了一个现在看来很难得的研讨会。第二年，勒·克莱齐奥就得了诺贝尔奖。
所以在他得奖后，我邀请他来中国为首届“傅雷翻译出版奖”担任颁奖嘉宾，他很乐意来到中国，傅雷翻译奖也因他而得到了非常大的关注。这是我与他之间的渊源。
留学生：能否谈谈你的朋友保罗·安德鲁？
董强：安德鲁与我相识时，他已经来中国七八年了。之后，我把他的两本书都翻译成了中文，分别是《记忆的群岛》和《房子》。对文学的共同见解把我们联系到了一起。安德鲁曾说过的一句话让我非常感动。他说，为了国家大剧院，我来中国快十年了，我经历过很多场合，遇到过很多翻译，也见过各种各样的中国人，唯有与你在一起，没有任何交流上的困难，没有隔阂，不会被曲解。他的意思是，不管是与我交流还是让我帮他做翻译，他都相信他的想法不会被曲解。
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化人，传播者或者是实践者，必须尊重每一个创造者和创作者。对于面对的文化，本身必须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激情。等自己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就能够去感染别人。我自豪的地方，就是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或者别人叫我翻译家，我做的事情都超出这些标签所能够代表的东西。一个翻译家仅仅是翻译作品，建立起这个桥梁来。我超越了这个，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对话者，是可以跟他真正进行对话的，可以平起平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