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学术界的浮躁之风，有愈刮愈烈之趋势。很多的学者早已耐不住寒窗、坐不了冷板凳。他们周旋于头顶乌纱与方孔兄之间不能自拔，学术抄袭、学术腐败之现象频频见诸报端。纵观当下，真正能静下心来、耐得住寂寞、读书破万卷的学者也越来越少，而优秀的作品更如凤毛麟角。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李衍柱教授的新作《诗与美：生命的圣火》(山东友谊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以下简称《诗与美》)一书，是作者从改革开放30年来已公开出版的7部专著、22部著作和180多篇学术论文中的挑选出的理论精华与闪光点，其中既有构思严密、逻辑严密的思辨精粹，也有匠心独具、生动活泼的美文。这些作品，在学理阐述上言之凿凿，令人信服：在落笔行文上字字珠玑，犹如翠玉落盘，实为难得一见的集理论研究与学术随笔于一体的研究精粹。
　　
　　一、紧跟时代潮流、立足理论前沿
　　
　　《诗与美》一书共分四辑，几乎囊括了作者从教50年以来的所有研究成果的精华部分。第一辑为“信息时代与范式转换”，收有李衍柱先生在20世纪末、新世纪初所写的与信息时代密切相关的文艺理论研究成果。李先生虽已年逾古稀，但是他常常告诫学生，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一定要解放思想、把眼光放开，要紧跟时代潮流，与时代接轨、与国际接轨。他认为一个好的学者必须具备将自己的知识与我们生活的现实结合起来的意识和能力，一定要具有用我们的知识解决某些社会问题的能力。面对多元共生、众声喧哗的时代，理论研究者“最可怕的是虽身居学科的危机之中而麻木不仁，不仅认识不到危机的存在，而且提不出任何问题。思想敏锐的理论家，能够站在学科的前沿，以新的视角和方法，发现和提出文艺学传统范式或正在创建的新范式中的问题，并能科学地分析存在的问题，研究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这本身就包含着问题的解决与回答。”作者认为，从事文艺学研究和教学的学者需要面对实际，具有危机意识和问题意识。时代在变革，文学也在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文学艺术这面时代的镜子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审美特征。因此，我们需要对其作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数字化是一把双刃剑”。艺术的终结，恰恰是艺术新生的起点，艺术的黄昏则是艺术的黎明的前夜。面对网络文学、“无纸化”现象等数与美绘制的时代镜像，世界范围内的文艺学研究已经进入了“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时期。要想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我国的文艺学研究者不仅要认清“主导多元，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势，还要坚持“相反相成、推陈出新”研究思路，采取复调的多声部的“对话”方法，在实现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在相互交流与对话的过程中，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
　　
　　二、转变思维方式、创新研究方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是从事文艺研究的根本与基础。在本书的第二辑中，作者着重探讨了转变文艺研究的思维方式、创新研究方法的问题。作者认为，思想解放是推动文学艺术大发展、大繁荣的强大动力。当下的文艺研究，一定要打开思想的闸门，冲决精神的络网，突破重重的传统禁阈，走出神学与哲学等研究的误区；要打破从定义出发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从文学的实际出发，实现文学理论研究方式的转向。为了增强理论的说服力，作者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讲的人生的三大境界为例，结合爱因斯坦“A=x+y+z”的公式，说明了严谨的学风与态度以及正确的研究方法才是科学研究取得成功的最基本的途径：作者在对《周易》、《庄子》、《老子》等典籍中的研究发现，圜道思维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方式，它在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中处于核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以刘勰的《文心雕龙》为代表，“近取诸身、以文拟人”是《文心雕龙》贯穿在各篇中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也是他所采取的整体的、辩证的圆型思维模式的总的特色。其中所体现的“圆通”的创作论以及“圆照”的鉴赏与批评理论也很好地说明了圜道思维在中国文艺学发展中的重要影响。
　　文艺美学的现代转换问题一直是作者着力研究的重点之一。作者以大量的实例，对朱光潜的移花接木论、宗白华的“东西今古”与“融会贯通”论、钱钟书的“打通”与“阐释之循环”论做了阐述，具体分析了中国文学理论在解决中与西、传统与现代关系问题的三条不同路径和方式；作者针对读者在经典重读中所遇到的困难，提出了经典重读的三种方法：一是在对原典的整体审视中，把握经典文本的丰富内涵；二是在历史性与实践性的交汇中加深对经典文本的理解；三是区别学术与政治，批判地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客观公正地给予经典文本以美学的与历史的评价。
　　
　　三、坚持研究重点、注重基础研究
　　
　　对于文艺学中的理想、典型等范畴的研究一直是文艺理论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李衍柱先生以严谨的学术品格与坚定执着的研究精神，对艺术的理想与典型问题等文艺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长达30余年的潜心思考与研究，成为国内研究这一领域的知名专家。
　　关于理想。作者认为，理想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重要表现，人类的理想是生命之光、智慧之光、艺术之光；文学理想是文学活动追求的最高目标和完美境界，是推动文学活动发展的内在动力。作者论述了理想在人类社会及艺术中的本质特点与作用，认为文学理想则是艺术生命的路与灯。作者还以中国文学理想论总纲——“诗言志”为例，阐述了中西文学理想范畴的基本形态。
　　关于典型。作者博览中西古今文艺理论经典书籍，埋头苦读、潜心钻研，从五个方面条分缕析地阐释了文学典型的审美特征，同时也以贯穿典型化过程始终的五种矛盾概括总结了典型化过程的主要特点；作者还研究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提出的“这一个”思想中所包含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分析了其与黑格尔理想性格说的关系；对典型理论发展的二律背反问题产生的原因等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以雨果的作品为例，反驳了典型的塑造在浪漫主义中被排斥掉的观点，探讨了典型和典型化范畴在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中的生命力问题。
　　
　　四、重读经典、追寻诗与美圣火
　　
　　经典文本，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文化和文学艺术发展轨迹的重要标志。李衍柱先生认为，学习美学和文艺学，必须要如李泽厚所言“回到原典”，要“一遍遍地去阅读它们、审视它们、咀嚼它们、体味它们的无限意蕴”，回归经典文本的“圣地”，追寻生命的圣火：诗与美。
　　阅读经典并不困难，困难的是读出新的见解、新的看法，发前人所未发、言前人所未言。在本书中，作者首先分析阐释了柏拉图以“线喻”、“洞喻”、“床喻”为内容的世界图像论，对柏拉图的诗论六说(“灵感——迷狂说”、“磁石——魔力说”、“模仿——生产说”、“典型——理想说”、“效用——净化说”、“作品结构——有机整体说”)作了阐述，发现了许多前人从未提出的新的见解：他在研究柏拉图的“模仿——生产说”时发现，柏拉图早就提出过“模仿确实是一种生产”，这种观点远远早于朱光潜所认为的，艺术生产说理论的雏型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柏拉图在论述诗歌如何模仿的问题上，总结了荷马史诗的叙事经验，提出了“单纯叙事”、“摹仿叙事”和“两者兼用”的三者叙事方式，因此，作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开了叙事学研究的先河”；在对《亚里士多德全集》进行认真研读后先生发现，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等文中曾经提到过艺术想象的理论，这与一般认为亚氏的诗学思想忽视艺术想象的看法是不同的，等等。这些新的看法、新的见解在缺乏观点创新的当今美学和文艺理论界，实属不易，令人眼界大开，对那些死守着陈旧落后观点的泥古者亦是一个警示。
　　作者的研究视野，不仅局限于对西方美学思想的研究，对于中国古典美学，他也有所涉及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本书选取了作者研究思孟学派美学的新成果——发表于《国学研究》第二十一卷的《“思孟学派”与中国美学》一文的精华部分，内容涉及了作者对思孟学派的学派划分的研究、思孟学派的审美形态论、思孟学派在世界美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等。除此之外，作者还对荀子与亚里士多德进行了比较研究，将《荀子·乐论》与亚里士多德《诗学》看成是“世界轴心时代中西诗学的双峰”；对《聊斋志异》与聊斋学、宗白华“生命艺术化、艺术生命化”的美学思想与学术历程做了探讨。
　　总的看来，《诗与美》一书以对诗与美的追寻为出发点与旨归，立足于理论发展的最前沿，在正确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指导下，既对当下诗学与美学的信息时代的特征与发展范式做了精辟的论述，也对中西诗学与美学中的经典文本进行了精彩的阐释与解读，同时还对典型、理想等诗学与美学思想中的基本范畴做了卓有成效的深入研究。《诗与美》一书视野开阔、观点新颖，虽然可能没有专著所具有的整体性，但是却言之凿凿、字字珠玑，既容易被一般的读者所接受，也有利于理论研究者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是难得一见的思辨精粹，非常值得深读与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