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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是文学家吗?这就要说到他的文章、诗和词了。他的词,脍炙人口的不足十来首,而被人们称道的仅是《大江东去》及与子由有暧昧之嫌的《明月几时有》两篇;同时代的柳永与李清照每每对苏东坡的词嗤之以鼻,就连东坡自己也对自己的词并不自信,往往要把自己的词与柳永的词和秦观的词相比,得到的多是讽刺与讥笑。至于他的诗绝大多数味同嚼蜡,不堪卒读。究其原因是没有特色,平铺直叙,且用典生硬晦涩。当然写多了,偶尔也有一两句好的句子,比如游山时想到了朝云,就来了一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究竟是写山呢,还是写女人的身体呢?林语堂先生对苏东坡的诗词是欣赏的,但从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一书可以看出,林先生的诗词功底是很差的,差到读不懂苏东坡的诗和词的地步。林先生是老前辈了,我想,写闲适散文和有点文化特色的散文是林先生的长处,但涉及到严谨的学术,先生就捉襟见肘了。苏东坡自己唯有自信是他的文章,据说,他写文章既是“文思如泉”且用“八面受敌”之法。我想说的是,苏东坡的词比他的诗好,他的文章比他的词好。可惜,他的文章堪称精品的不多,仅前后《赤壁赋》而已,但前后《赤壁赋》不及初唐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王勃的《滕王阁序》文采飞扬、用典贴切、语言极具张力,连高宗皇帝也是读一遍哭一遍,认为是自己害死了王勃。就是那最不服初唐四杰排位的杨炯,他认为“愧在卢前、耻于王后”,但当读到《滕王阁序》,内心由衷地佩服,也是哭着四处搜集王勃的诗文,并整理成集,为之作序。真正是孤篇压全唐啊!而东坡的前后《赤壁赋》能使人感悟的仅是那求而不得的仙风道骨以及莫须有的羽化登仙,其影响远不及王勃的《滕王阁序》。
苏东坡是书法家吗?他的书法不及自己的书童高俅,更不及蔡襄和奸相蔡京,即使跟赳赳武夫的岳飞的书法相比也相差很远。岳飞书写诸葛亮的《出师表》时,泪珠与笔墨俱下。毛泽东在延安时专练过岳飞的书法。而东坡的书法差在结构和骨力上。黄庭坚一贯就看不起苏东坡的字,很尖刻地说东坡的字很扁,就像大石头下压着只大蛤蟆。至于书法“宋四家”之说——苏黄米蔡,也只是苏东坡贬到黄州时的写的两首“寒食诗贴”而已。当然,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苏东坡文章、词、书法的最高成就都是因“乌台诗案”而贬黄州时完成的,并且数量极少,仅文章两篇、词两首、书法两幅而已。就连生活的性情和乐趣也只有两个物件——东坡肉、东坡提梁壶。我没考证东坡肘子是不是贬到黄州的佳作,不敢妄加揣測;但东坡确实在黄州写过一篇《猪肉赋》,这篇赋真是下里巴人,俗得不忍录下,姑且就当东坡肘子是在黄州发明的罢了。
苏轼是政治家吗?苏东坡进入仕途后,好像一生都在与宰相发生冲突。王安石变法时,他与王安石发生矛盾;后来司马光当了宰相,他又与司马光发生矛盾。在新党与旧党之间、在变法与保守之间,受打击的总是他。以至于他在京城里待不下去,就请求到外地当官。即使做了外官,也屡屡被贬。总结他的一生就是:“在朝——外任——贬官”。所以,苏东坡算不上一个政治家。
但是,谁都不能否认,苏东坡是中国古代文人中最为炫目、最具人格魅力的一位。他既是超逸绝尘、遨游物外的诗人;又是匹马貂裘、铜牙铁板的词人;既是一个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好官,又是一个接地气的智者。……真是说不尽的苏东坡啊!
苏东坡不仅仅属于中国,他还属于世界。说他是世界文化的巨人,也是实至名归。大学时代刚读国学大师陈寅恪的《柳如是传》,总以为陈寅恪先生是柳如是的隔代知己,方才为她作传。读完之后,初明白陈寅恪先生的苦心:“士大夫阶层之人,有贤不肖巧拙之分,其贤者拙者,常感痛苦,因其不善适应标准与习俗之变易之故也。”这已经很明确了陈寅恪在特殊的年代“著书唯剩颂红妆”的目的,即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陈寅恪所贬斥的是中国文人,有点才华便自得;特殊时代,其人格匮乏远不如一个风尘女子。犹可恨者,中国文人从来就没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但是,苏东坡先生是有的,新旧党之争,他不偏不倚,始终有自己的思考及政治原则。在这原则下,苏东坡有着包容大度“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博大胸襟。苏东坡太有才了,攻奸东坡的多半都是文人,有东坡在,他们就没有了光辉。章惇把东坡贬到了岭南,可东坡仍乐观豁达地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岭南是什么地方?初唐诗人宋之问贬到这个地方,呆了仅一个月,心想死在这里了,于是偷偷跑回长安,并写下了“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诗句。可是苏东坡坡偏偏活得有滋有味。章惇一见东坡的诗,咬牙切齿,叫你吃荔枝!一纸令下,又把东坡贬到海南,这回真的是要东坡死呀!可东坡仍然顽强地活得快活,教当地人种地,教当地人养殖,自己造房子,好一个自由自在簑笠翁啊!处逆境如履平地,居困厄而显真性。风水轮流转,苏东坡遇赦回京,章惇却贬到了海南。心里一片光明灿烂的苏东坡,立刻给章惇写信,告诉他到海南要带那些药物,要注意那些风俗,要如何保重身体,如何与当地百姓相处等等。就连章惇的儿子读着苏东坡的信也感动得豪淘大哭。这就是认为天下无一不是好人的苏东坡呀,他的确是在“以天地胸襟来处理人间事务”。
唉,说不尽的苏东坡啊,说不尽的苏东坡……
(作者单位:广东省顺德德胜学校)
苏东坡是书法家吗?他的书法不及自己的书童高俅,更不及蔡襄和奸相蔡京,即使跟赳赳武夫的岳飞的书法相比也相差很远。岳飞书写诸葛亮的《出师表》时,泪珠与笔墨俱下。毛泽东在延安时专练过岳飞的书法。而东坡的书法差在结构和骨力上。黄庭坚一贯就看不起苏东坡的字,很尖刻地说东坡的字很扁,就像大石头下压着只大蛤蟆。至于书法“宋四家”之说——苏黄米蔡,也只是苏东坡贬到黄州时的写的两首“寒食诗贴”而已。当然,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苏东坡文章、词、书法的最高成就都是因“乌台诗案”而贬黄州时完成的,并且数量极少,仅文章两篇、词两首、书法两幅而已。就连生活的性情和乐趣也只有两个物件——东坡肉、东坡提梁壶。我没考证东坡肘子是不是贬到黄州的佳作,不敢妄加揣測;但东坡确实在黄州写过一篇《猪肉赋》,这篇赋真是下里巴人,俗得不忍录下,姑且就当东坡肘子是在黄州发明的罢了。
苏轼是政治家吗?苏东坡进入仕途后,好像一生都在与宰相发生冲突。王安石变法时,他与王安石发生矛盾;后来司马光当了宰相,他又与司马光发生矛盾。在新党与旧党之间、在变法与保守之间,受打击的总是他。以至于他在京城里待不下去,就请求到外地当官。即使做了外官,也屡屡被贬。总结他的一生就是:“在朝——外任——贬官”。所以,苏东坡算不上一个政治家。
但是,谁都不能否认,苏东坡是中国古代文人中最为炫目、最具人格魅力的一位。他既是超逸绝尘、遨游物外的诗人;又是匹马貂裘、铜牙铁板的词人;既是一个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好官,又是一个接地气的智者。……真是说不尽的苏东坡啊!
苏东坡不仅仅属于中国,他还属于世界。说他是世界文化的巨人,也是实至名归。大学时代刚读国学大师陈寅恪的《柳如是传》,总以为陈寅恪先生是柳如是的隔代知己,方才为她作传。读完之后,初明白陈寅恪先生的苦心:“士大夫阶层之人,有贤不肖巧拙之分,其贤者拙者,常感痛苦,因其不善适应标准与习俗之变易之故也。”这已经很明确了陈寅恪在特殊的年代“著书唯剩颂红妆”的目的,即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陈寅恪所贬斥的是中国文人,有点才华便自得;特殊时代,其人格匮乏远不如一个风尘女子。犹可恨者,中国文人从来就没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但是,苏东坡先生是有的,新旧党之争,他不偏不倚,始终有自己的思考及政治原则。在这原则下,苏东坡有着包容大度“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博大胸襟。苏东坡太有才了,攻奸东坡的多半都是文人,有东坡在,他们就没有了光辉。章惇把东坡贬到了岭南,可东坡仍乐观豁达地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岭南是什么地方?初唐诗人宋之问贬到这个地方,呆了仅一个月,心想死在这里了,于是偷偷跑回长安,并写下了“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诗句。可是苏东坡坡偏偏活得有滋有味。章惇一见东坡的诗,咬牙切齿,叫你吃荔枝!一纸令下,又把东坡贬到海南,这回真的是要东坡死呀!可东坡仍然顽强地活得快活,教当地人种地,教当地人养殖,自己造房子,好一个自由自在簑笠翁啊!处逆境如履平地,居困厄而显真性。风水轮流转,苏东坡遇赦回京,章惇却贬到了海南。心里一片光明灿烂的苏东坡,立刻给章惇写信,告诉他到海南要带那些药物,要注意那些风俗,要如何保重身体,如何与当地百姓相处等等。就连章惇的儿子读着苏东坡的信也感动得豪淘大哭。这就是认为天下无一不是好人的苏东坡呀,他的确是在“以天地胸襟来处理人间事务”。
唉,说不尽的苏东坡啊,说不尽的苏东坡……
(作者单位:广东省顺德德胜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