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将春秋文字与西周文字放在一起研究，现根据历史阶段将春秋与战国合二为一。墨子“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正反映了当时的文字存在形态。从目前考古所发现的实物成果来看，殷商、西周时期的字体不论载体还是形体都比较统一。殷商文字以甲骨文为主，金文为辅，还包括少量的玉刻、陶器、石器文字等；西周以铜器铭文为主，还包括甲骨、玉刻、陶器、石器文字等。到了春秋战国，文字的载体名目繁多，有铜器、铁器、金器、银器、石刻、玉刻、陶文、盟书、玺印、货币、封泥、骨器、简牍、木器、漆器、缣帛文字等，可谓应有尽有，无所不包。在殷商、西周时期还有其他实物载体的存在，但基本上甲骨文可以代表殷商文字，金文可以代表西周时期的文字。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科技的发展、新型载体的出现，春秋战国文字比较复杂。到底应该如何定义？本期着重从文字载体、审美意识、用字问题等方面来探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
　　春秋战国的文字载体与文字
　　铜器文字，一般是指铸刻在铜器上的文字，在西周时期以礼器和乐器为主，到春秋战国时期所包含的要广泛一些。首先，礼器铭文，主要用于“五礼”的青铜上的铭文；其次是乐器，在春秋战国时，从整体形式上来说，还是以钟鼎为大宗；量器铭文载有许多容量和重量单位，如升、斗、釜、斤、两等，还有铜权文字；符节铭文，在春秋战国时期，符节和玺印都是作为凭证的重要信物；兵器文字，从出土实物来看，许多兵器上都刻有铭文，也属于战国文字体系中的大宗；车马铜器铭文，该类都铸造在车马铜器的小器具上，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这几种数量比较多，且容易归类。春秋战国时的铜器铭文用于歌功颂德的逐渐减少，到战国中期以后“物勒工名”铭文的器物增多，铭文也比较短。这源于铁器的产生以及铸铜技术的提高。这时期铜器铭文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有中山王三器、商鞅方升、秦公簋、越王勾践剑。
　　石器文字，何琳仪先生讲：“严格意义上讲，通常所说的石刻文字应称之为石器文字。”石器包括玉器和石器，上世纪六十年代年在山西侯马出土的盟书和八十年代在河南温县出土的盟书中许多都是直接用笔书写在玉片和石片上的墨迹或朱迹。石器文字主要出现于战国时期，包括石刻铭文和盟书。石刻铭文早在商代的石磬、石簋上就有出现。其中比较著名的石刻文字如陕西凤翔出土的《石鼓文》，刻在十块圆形石鼓上的铭文，主要记载了秦王狩猎的场景，因此又被称之为《猎碣》（碣，是指圆形的石头）、秦公大墓石磬刻字、传世的《诅楚文》（共三件），内容讲的是战国时期秦楚交兵，秦国诅咒楚国的檄文，原石已经不存在，仅能看到前人留下的拓片。还有出土于中山国的《守丘刻石》，文字镌刻在天然的卵形石上，铭文与墓葬有关并且比较简短。另外，侯马、温县出土有诸侯大夫之间盟誓信物的盟书。盟书又叫载书，主要是朱书或墨书在玉片、石片上的文字，其中以圭形为多。
　　货币文字，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铸有铭文的空首布货币，但传世的带有铭文的货币以战国为多。货币的铸造材料除少数地区曾用金质外，整体上以铜质为主。从材质上来分，货币铭文应该归为铜器文字，但是根据它的用途和记载文字数量来说，它用途比较广泛，所载文字数量较多，成为研究战国时期文字的重要材料，是战国文字体系中的大宗。因此许多学者在传统的分类法中将其单列出来。春秋战国时期，因为“礼崩乐坏”，各地民风不同，因此所使用的货币形制也不尽相同。根据形制可以将当时流行的货币分为布币、刀币、圆钱、贝币四种。布币造型呈铲形，主要流行于宗周三晋（韩、赵、魏），燕国也有少量出现，文字多铸有“禾”、“京”、“东周”、“甘丹（邯郸）”、“晋阳”、“阴晋一钎”等字；刀币呈刀削的形状，主要流行于齐、燕，赵、中山也少量使用。形态多样，一般分为三类，齐刀、明刀、直刀。多铸有“齐近邦法化”、“吉”、“鱼”等字样。圆钱造型像玉璧的形状，出现比较晚，有圆孔圆钱、方空圆钱等。到战国后期，几乎各国都流行圆钱，其中以秦国圆钱为代表。多铸有“半两”、“两甾”字样。贝币形状像贝壳，主要流行于当时的楚国，旧称“蚁鼻钱”或“鬼脸钱”。多铸有“巽”字样，除此之外，楚国还流行有金币，币文为“郢再”。总之，春秋战国货币的形质比较复杂，币文多为地名或币值。
　　玺印文字，玺印和兵符多用于政治、军事之上，与符节一样是作为凭证的重要信物。根据古书记载，玺印使用比较早，至迟在春秋时代已经开始使用官印。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一般人的印也可以称作玺。根据玺印的用途可以分为官印、私印。内容多为官职、姓名、吉祥用语、成语等。从玺的构字来看，可知玺印的材质主要是玉和金属。除此之外，还有钤有玺印文字土块的封泥（用来封缄简牍）。玺印文字是春秋战国文字的一大宗。
　　陶器文字，陶器作为文字载体历史已久，早在大汶口文化中已有发现，殷商时期也有少量陶文。而存在于春秋战国时的陶文，多依附于玺印文字，除此之外还有契刻、墨书于陶器之上的铭文。根据流传下的实物来看，当时各国的旧址均有陶文出土。而依据陶文内容，又将陶文可以分为官陶、私陶、记事陶文三类。陶器在春秋战国时并不是重要的书写载体。经考古发现和古文献的记载，简牍、缣帛应该为当时主要的书写载体。
　　简牍文字，现在我们常常将“简”和“牍”合称。其实简和牍并非一样东西。简的材质主要是竹子，而牍则是木质。对于简牍的使用，从发掘的实物中来看，现存最早的是在战国时期。但根据《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字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由此可以推断，早在殷商时期，册已作为文字的载体出现。“册”是用绳皮将竹简、木牍编起来的书籍形式。但由于简牍容易腐烂，所以目前发现战国时期的简牍比较少。另外，春秋战国时简牍的属系主要有二。数量较多、内容较为丰富的是在楚国，其次是泰国。在历史上对于简牍的发掘根据古书也曾有过记载，比如“壁中书”和“汲冢书”的发掘。由于简牍本身的特质，使用和便利条件均比其他载体灵活、方便。从而，简牍文字为春秋战国时的主要书写载体是有道理的。
　　与简牍书写条件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缣帛书。相对来说，缣帛书之类的丝织品更不容易保存，从目前出土实物中看，上世纪四十年代于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的《帛书》最为珍贵。帛书载有墨书九百余字，这是目前所发现战国文字中罕见的一份完整而又系统的资料。 　　从各类载体的文字而言，文字构造原理依然遵循了后人所总结的“六书”原理。又因载体本体、书写材质、契刻方式不同，文字在依其旧形的基础上，为了在现有载体上能够书写或契刻潇洒自如，势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文字原有形态或在不同载体上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因此造成了春秋战国时期文字的多样性。除此之外，由于各国民俗、民风的差异，同一载体上不同地域所表现出的书法风格和文字形态也有所差异。
　　特殊文字形体与用字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具有美术装饰性的文字风格的产生体现了当时审美意识的升华。春秋战国政治的动荡、文化的多元、载体的多样化势必影响当时或后世对文字认识的异同所造成的文字命名混乱现象。
　　美的审视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问题，春秋战国民众科学意识薄弱，充斥着宗教思想，尤其是在川林山泽之饶的楚地和沿海地区的齐地。春秋战国时期周礼崩裂，文化繁盛，士阶层崛起，无疑影响到当时人的审美。其中以楚文化圈为主，甚至衍伸到齐、晋地区。这些在文字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主要针对文字面貌而言，可谓是一种新型书体。将文字美化的方法，则是在原有字体基础上对文字的修饰或变形。楚器文字中所表现出故意修饰的状态，纵向线条夸大拉长与屈曲摆动，字体修长、飘逸，充分体现出了楚文化的瑰丽，如《王子午鼎》等。除此之外齐国文字也呈现出此种形态，包括晋系文字（中山国的《中山王器》装饰性已极强）。甚至“鸟虫书”的形成也是如此。“鸟虫书”是春秋战国时代装饰书风的一种极端形态，从饰笔到缀笔都附加有鸟虫物象形态及符号。鸟虫书主要出自于楚系，尤其是越国，从文字的布局到鸟虫的加饰，无不表现得淋漓尽致，如《越王勾践剑》。鸟虫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文字审美的要求。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书同文”策令的颁布，这种装饰性的文字逐渐减少，后世道家符篆文字应该受其影响比较大（楚地是道家的发祥地，使用的文字受其影响也是必然的）。
　　春秋战国各种文字载体相继出现，各区域文字形体差异明显，语言称谓也有所改变，导致当时使用文字的混乱。回归文字本体，当时人们并不以确定哪种文字名称为重，文字仅仅以实用记录为主。所谓的名称是后世文字学家根据历史时代或器物载体或用途或文字形体来定的名称。命名分类较早的是“秦书八体”，自汉以来，文字学兴起，各种名目也逐渐增多，如“六国文字”、“籀文”、“古文”、“奇字”、“金文”、“蝌蚪文”等名称则是自汉文字学兴起以后，逐渐形成的。对于文字命名甚至出现一名多义的混乱现象，如对“古文”概念的厘定，仅许慎《说文解字》中就有好几层意思（详见陈梦家《中国文字学》）。
　　这些名字的由来是后期的文字学家根据历史时代或器物载体或用途或形体来命名的。在此就不多讲，需要再说明的是春秋战国所使用文字的正俗问题。在讲甲骨文、金文时已经简单说过关于文字的正俗问题。在甲骨文与金文中假如说厘定正俗问题是以场合为标准的话，那么在杂乱无章的春秋战国文字中是否依然行之有效？这个尚且要画一个问号。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和前人对春秋战国文字的分类来看，这种标准显然已不可靠了。王国维《观堂集林》将沿用西周的文字体系称之为正体，也就是宗周文字系列和后来建立在周原地带的秦系文字，那么东方六国文字则是俗体，从而提出春秋战国文字分东土文字和西土文字，西土文字则是以秦系沿用西周“籀文”为代表的正体，东土文字则是以东方六国为代表的“六国文字”或“古文”为俗体。要是如此，那么所使用的场合是否还作为区别正体和俗体的标准呢？除此之外，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载体的不同，文字所表现出的样貌也不同，或是庄重规范或是率意潦草、或是青铜或是简牍缣帛、再或铸或刻或书。这些是否也影响到对正俗问题的厘定？这些问题只能等待更多实物的出土或是对文字分类研究更深一步之后的才能解决了。
　　以上是从文字载体和使用问题来探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影响文字形体除外在因素之外还有文字自身的发展规律，在诸多的因素下形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特殊的文字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