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论定，或曰盖棺定论，说的是一个人只有死后盖上棺材盖了，才能对其一生的是非功过作出评价。但评价归评价，要想得出一个公正的结论，却并非那么简单；要想对其“一生的功过是非”做出准确的判断，亦非易事。连“盖棺”几百年上千年的古人，至今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呢，遑论今人之“定论”！
　　有的人认为“死去元知万事空”，似乎并不在乎生前死后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有的人则很在意“赢得生前身后名”，活着的时候就巴不得有一个赞誉的定论。其实，一个人无论活着还是死去，他人都少不了要加以评判。对于普通人来讲，这种评判可能仅限于亲友熟人圈子，而对于名人来讲，这种评判就必然会扩展到整个社会。不过，对于所评判的人，评判者是否很了解呢？把握的评判标准又是什么呢？不能不说是一个问题。这也很可能是一个人即使“盖棺”，也未必能够“论定”的原因吧？
　　言及对已故名人的评价，自然会想起不久前驾鹤西去的杨绛先生。先生甫一离世，人们就开始热议，还牵扯到已逝去18年的钱锺书先生。其实，对这二位老人的评价，他们生前就已众说纷纭了，二位先生“盖棺”以后，人们便不由争相做起“论定”来。可既有争议，又如何论定呢？我们究竟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去评价钱杨二位先生？
　　即以近日人们的争议来说吧，似乎主要集中在二位先生的“沉默”上。其拥趸无不认为这正是他們“与世无争”的淡泊人生，是他们的基本权利。可以这么论定吗？在特定的语境下，“沉默”如果表示的是一种对恶势力“无声的反抗”和“不合作”，那是可取的；但如果表示的是一种对正义的冷漠和对非正义的听之任之，那就不可取了。钱杨二位的“沉默”，在“文革”时期或可认作前者，但到改革开放之后，他们的“沉默”就还是其一贯“与世无争”的淡泊吗？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公众认知产生了异议。
　　说到这里，不由想起王小波先生批评的“沉默的大多数”。这一命题二十多年来一直为学界所关注，还时常与汉娜·阿伦特的“平庸的恶”互证。既然我们不认同广大民众的沉默，“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怎么就单单极力维护名人的沉默，一味鼓吹“沉默是金”呢？既然我们认同“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埃德蒙·柏克），难道名人的沉默就不会助恶抑善了？无论从传统的“士人风骨”还是从现代的“知识分子精神”来评判，无原则的“沉默”都不是我们所应该提倡的。
　　具体到钱杨二位，我们不知两位先生何以“沉默”，但以公众的期望来说，尽管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两位如左拉那样“我控诉”，像胡适那样“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但在社会急遽转型的当下，异彩纷呈，而价值观又相对混乱，二位长者怎么也该表达一下自己的道义立场，发出点儿公正的声音吧？近三四十年的社会环境毕竟不同于“文革”时期，人们还是有一定的表达空间的。既然被称作“文化昆仑”和“世纪文豪”，那又该让我们后学如何“高山仰止”，或者说让我们在仰望之后，“止”于何处呢？总不能止于沉默，让当今中国重新成为鲁迅先生笔下“无声的中国”吧？
　　盖棺未必论定，也没必要急于论定。争议是自然的，于社会健康而言也是必要的。切忌以为自己有了所谓的“话语权”，就试图一锤定音——别说你定不了，定了随时都可能被推翻。孔子都盖棺两千五百多年了，至今不还争议不断么？而且似乎越发激烈了。
　　对于一些名人，尤其对那些被捧为“大师”的人物，评价往往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直接左右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判断，我们不能不慎重。尽可能地在全面了解深入研究的前提下，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才是每一个学人应取的治学态度。
　　【王 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