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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电视传媒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崛起，电视逐渐取代传统文字媒体成为人类社会最具影响力的传媒产业。而主持人语言是电视信息传递到广大受众的重要载体之一，其不仅在内容上传递着媒体看待世界的态度、方式、动机，同时也通过主持人的表达在传递着语言，而正是由于电视传播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接受者之巨，主持人的语言形式在整个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力，特别是对于青少年。本文立足于传播学角度以及青少年接受心理的特点，来阐释主持人多重话语形式对于广大青少年的巨大影响，揭示在当代社会，主持人语言规范化之迫在眉睫。
关键词：主持人语言；多重话语形式；青少年影响
古语云：“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可见，父亲及老师的责任和影响力是多么重大，然而在今天，或许电视对孩子们的影响力比之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市场经济高度繁荣的今天，随处可见这样一个现象：你身边看起来很不起眼的一个孩子，说出来的话却让上一代人甚至我们这一代人大跌眼镜，仔细一听，还真像极了某些电视上流行综艺节目主持人的语气、腔调和词汇。如“太爽了”、“酷毙了”、“哇噻”、“886”等等，这样的例子，现实生活中不胜枚举。
一、主持人语言及多重话语形式
我们通常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同别人交流。那么，语言究竟是什么呢？应该说，尽管对于众多学者对于语言的研究历代传承，在世界范围内至今仍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个人认为，《韦伯斯特新世界大辞典》为语言提供的几个常用的意义，颇具代表性。“1、人类言语；2、通过此途径进行交际的能力；3、一个有意义的语音及语音组合系统，用于思想和情感的表达式或交流；4、此处系统的文字表示；”[1]严格说起来，这些意义只是代表语言的狭义面，词典里还提到了语言的其他解释，实际上，语言比我们所研究和想像的要复杂得多。而在本文，我主要聚焦于上述提到的这些意义来展开论述。
雅各布逊认为，语言就如同其他任何符号系统一样，主要是用于交际。而事实上，语言确实如此。主持人作为电视媒体节目的代言人，其语言同样是用来与广大电视受众交流之用，但是由于电视是面向众人传播，且不能及时反馈交流的另一方（受众），因此，传播必然具备一定的权威性和强制性。
在我国，电视主持人的语言主要是以普通话的话语形式向受众传递信息的。然而，近年来，电视媒体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为了追求主持人语言风格的个性化、趣味性、生动性，在许多的电视节目中特别是综艺类节目，主持人的话语形式同之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统一规范的普通话开始转向使用多重话语形式来进行语言表达。大体归纳如下，1、方言类节目。如湖南卫视的“越策越开心”、重庆电视台的“雾都夜话”、云南电视台的“大口马牙”等等。2、俚语行语。如相声行话、股票行话、黑道行话，以及其他行业的行话和某些地方方言里的俚语都被冠以娱乐的名义搬到了萤幕上。3、港台腔。很多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明明就不是港台人，却是刻意地用所谓的港台腔来包装自己，显得此类节目语言表达不伦不类。4、外语。一些主持人在主持节目的时候，总是喜欢把一些外语夹杂到普通话中来进行表达，以满足部分受众的心理需求，久之，则形成了一种习惯，言必掺夹外语词汇。如“人生需要happy一点”之类的话语频繁出现。5、新词新语。这类型的词很多都是来自网络聊天的用语，电视台主持人同样搬之即用。如“网虫”“网友”“黑客”“东东”“大虾”“斑竹”“恐龙”等。
上述主持人语言多重话语形式的出现，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的现象了，而是逐渐已形成了一种风气，一种流行。
二、魔弹论、媒体决定论及有限效果论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趋势甚至流行呢？电视主持人语言多重话语形式对于受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加以分析。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最大不同点在于，整个社会运作方式和组成秩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这种社会中，数量众多的社会成员变得更加孤立和分散，受众之间越来越缺乏信息交流并成为一种必然，因此，受众了解外界的信息就越来越依靠大众传媒，于是得到了“魔弹论”的假说。“魔弹论”认为，受众就如同靶子，面对传媒毫无抵抗力，而大众传媒“需要的只是对着靶子射击”。[2]在“魔弹论”的视野中，受众是被动的，束手无策的，而传播者则是主动的，积极的，甚至无所不能的，传播信息就如同近距离面对靶子射击一样容易达成目的。这显然只是理想的存在。
而“媒体决定论”者麦克卢汉认为，媒体对于人的性格和行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受众是一群在媒介面前毫无主体性的原子式的个体，受媒介技术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可以成为在日常生活中行尸走肉的‘媒介人’”[3]。同样，媒介的传播效果被放到了显微镜下。
很显然，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进，人类的认知也随之发生变化和进步。人们开始认识到受众所受传媒的影响不像“魔弹论”以及“媒体决定论”那么巨大，于是出现了约瑟夫.克拉珀的“传播有限效果论”，他认为“大众传播的效能，无论是作为一种辅助者或是起直接效果代理者，是受媒介和传播它们本身，或是由传播的各个方面（例如说包括本来的组织，来源和媒介的性质，公共舆论的当时气候，等等）”的影响的”。[4]“有限效果论”强调了受众在接受信息的时候收到了一些因素的干扰，这些因素包括个人心理、群体规范以及人际影响等方面的内容，正是这些自身和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才使得“有限效果论”的成立。
当然，上述是学者从大众个人、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受众，如今还有些人从使用者和消费者的角度来理解，虽然这些观点有些已经被推倒，一些还在被印证，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上述观点都有其合理性。它们成功地刻画出来了媒介对于受众的巨大影响力，不愧被称之为“无冕之王”。
电视作为媒介中最具影响力的力量，其对于受众的影响力就更加巨大了。主持人的语言直接面向受众，他们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在传递着语言，传播着语言内容的同时也在传播着语言形式。正是由于电视媒介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使用标准的普通话还是多重话语形式的话语，也就直接影响和决定了受众在社会生活中使用什么形式的话语。
三、青少年接受心理及特点
从上述媒介传播效果理论可以得知，电视媒介对于受众的影响是十分成功的。它如同一个会跳舞会唱歌的魔盒子，总是令受众着迷，离开了电视，人们立刻感受到他们的生活变得残缺不全。对于广大受众是这样，而对于青少年这样一个有着特殊接受心理及特点的年龄群体，又会是怎样的呢？
首先，青少年接受心理上与其余受众不同的是“求新、求异、追求潮流”。人类本来就都具有求新、求异、追求潮流的本能，这是不需要再赘述的了。相比较而言，青少年在这方面更显得突出和明显。他们容易接受新事物、新观点，容易理解新现象、新流行。在吃穿用等生活的各方面，社会中的青少年们用他们的行动表达了他们求新求异追求潮流的特殊心理。那么很自然地，面对电视传媒主持人的语言，他们大多都不喜欢上个年代千篇一律的普通话，而是全力支持新出来的各种话语形式。在他们看来，相比较普通话而言，方言类语言显然更亲切，俚语行话显然更搞笑，港台腔显然更张扬个性，外语混杂显然更新潮，新词新语显然更具想象力。就如同流行音乐唱出了青少年的心声而受到欢迎一样，与普通话相区别的主持人语言多重话语形式正好符合广大青少年求新求异追求潮流的接受心态，再加上电视媒体主持人语言多重话语形式使用的流行和泛滥，这类话语形式自然就深入青少年内心了。
其次，青少年具有不一样的心理定势。任何一个电视观众的收视行为都不会是漫无边际的。而观众在选择频道的时候实际上是其试听习惯和试听心理定势的自然流露。“电视观众的心理定势，是电视观众逐渐形成的视听经验的内化。”[5]也就是说，当观众观看一档电视节目之后，对节目中出现的具体人物、具体情节，可能在一段时间后会逐渐淡忘，但是在观看过程中深入内心的感受却不会全然消失，这些感受，汇集起来，将成为日后收看电视节目和选择电视频道的心理基础，然后内化成人的心理定势。而当这种心理定势一旦形成，观众日后每当选择电视频道的时候，便会不自觉地选择到这类型的节目。研究表明，这种心理定势，对于不同的年龄层次的人群是不同的，甚至对于同一人物的不同年龄阶段都是大相径庭的。因此，老年人喜欢一类节目，如戏曲喜剧，中年人喜欢一类节目，如文革故事、红色经典等，青少年喜欢一类节目，如现在流行的综艺类节目等。正是由于青少年的这种迥异的心理定势，他们在观看电视节目的时候，受到自己心理定势的影响以及周围环境氛围的感染，总是会选择选择适合他们心理定势的这类娱乐节目，自然就深受这类节目主持人多重话语形式的感染，一旦不能观看到心理定势想要的节目，会觉得索然无味。
四、多重话语形式的影响及语言的规范化
标准的普通话，其对于广大受众的影响有如下表现，自然，当今许多主持人使用多重话语形式替代普通话，其对于受众的影响自然就是相反的，是对于普通话的建设作用的一种破坏。
首先，普通话对于受众而言，具有标志作用。广大受众一直以来都把广播电视有声语言特别是把节目主持人的有声语言看作是标准语形式的代表。因此，广播电视作为语言职业理应责无旁贷地竖起社会语言标志的神圣大旗，其从业人员，包括各级领导，栏目、节目的负责人和编导人员，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都有义务为发挥这种语言的标志作用和维护这种语言的标志地位尽心竭力。然而在当前的电视传播中，却存在着有一种淡化、弱化普通话语言标志地位和作用的倾向，如用所谓的主持人多重话语形式来代替和扰乱普通话的标志性地位。这些所谓打着个性化话语及风格化主持旗号的做法从长远来看是不可取的。
其次，普通话对于社会语言的规范起着重大的作用。“无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作为主持人多重话语形式，其用方言、港台腔、俚语行话、插入外语、创造新词等表达出来的话语形式，必须承认，它给整个社会的语言外表披上了一层多颜色的画布，也从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多样化了语言的形式，也注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于国家、社会的长期稳定是极为不利的。从政治学角度来看，国家社会经济的稳定，决定着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而政治、文化的稳定与否反过来影响着国家经济的稳定。可以说，语言的稳定和规范，从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文化交流的有序，从一定程度上能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从当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一统六国文字就能看出我们国家以普通话为语言形式的重要意义所在。因此，国家明文规定：“广播电视主持人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必须积极推广、普及普通话，规范使用通用语言文字，维护国家语言文字的纯洁性，发挥示范作用。”“除特殊需要，使用普通话，不模仿有地域特点的发音和表达方式，不使用对规范语言有损害的口音、语调、粗俗语言、俚语行话，不在普通话中夹杂不必要的外文。”我们国家的电视主持人完全具备说标准普通话的能力，但一些人却对这些规定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依旧用那些蹩脚的模仿来主持节目，这对于广大受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来说，是十分有害的。
再次，大众传媒作为专门的信息机构和团体，其主持人语言的表达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传递信息，这也是其基本的功能之一，电视媒体也不例外。普通话作为全国通用的语言表达形式在全国普及这么多年，可以说，是现时最佳的语言传播形式，而其他的话语表达方式却总是由于语音语调等各方面因素的存在，其传播一般只能面对特定的群体，传播的范围和效果显然不能和普通话相比。香港和台湾的一些主持人就不明白了：他们是因为实在说不好标准的普通话而不得不那样去说（港台腔），而内地的主持人为什么可以说得标准却反而像他们那样去说呢?多重话语形式的使用，对于传播的速度、效果、范围都是有害无益的。由此，为了达到最大的传播范围和最好的传播效果，我们的主持人必须要使用标准的普通话而不是其他话语形式来主持节目。
总之，由于电视在传播效果上的巨大穿透力和影响力，以及青少年在接受媒体主持语言时的求新求异追求潮流的心理和青少年独特的心理定势，导致了在电视主持人语言多重话语形式的冲击下，青少年成为受到其影响最为巨大的群体之一。而大众传媒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是联系个人与社会的纽带，因此，其主持人语言的规范化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韦伯斯特新世界大辞典》759页。
［2］【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第202页，新华出版社1984。
［3］周爱群、胡翼青《受众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第3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4］【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第207页，新华出版社，1984。
［5］金维一《电视观众心理学》，第25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主持人语言；多重话语形式；青少年影响
古语云：“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可见，父亲及老师的责任和影响力是多么重大，然而在今天，或许电视对孩子们的影响力比之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市场经济高度繁荣的今天，随处可见这样一个现象：你身边看起来很不起眼的一个孩子，说出来的话却让上一代人甚至我们这一代人大跌眼镜，仔细一听，还真像极了某些电视上流行综艺节目主持人的语气、腔调和词汇。如“太爽了”、“酷毙了”、“哇噻”、“886”等等，这样的例子，现实生活中不胜枚举。
一、主持人语言及多重话语形式
我们通常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同别人交流。那么，语言究竟是什么呢？应该说，尽管对于众多学者对于语言的研究历代传承，在世界范围内至今仍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个人认为，《韦伯斯特新世界大辞典》为语言提供的几个常用的意义，颇具代表性。“1、人类言语；2、通过此途径进行交际的能力；3、一个有意义的语音及语音组合系统，用于思想和情感的表达式或交流；4、此处系统的文字表示；”[1]严格说起来，这些意义只是代表语言的狭义面，词典里还提到了语言的其他解释，实际上，语言比我们所研究和想像的要复杂得多。而在本文，我主要聚焦于上述提到的这些意义来展开论述。
雅各布逊认为，语言就如同其他任何符号系统一样，主要是用于交际。而事实上，语言确实如此。主持人作为电视媒体节目的代言人，其语言同样是用来与广大电视受众交流之用，但是由于电视是面向众人传播，且不能及时反馈交流的另一方（受众），因此，传播必然具备一定的权威性和强制性。
在我国，电视主持人的语言主要是以普通话的话语形式向受众传递信息的。然而，近年来，电视媒体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为了追求主持人语言风格的个性化、趣味性、生动性，在许多的电视节目中特别是综艺类节目，主持人的话语形式同之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统一规范的普通话开始转向使用多重话语形式来进行语言表达。大体归纳如下，1、方言类节目。如湖南卫视的“越策越开心”、重庆电视台的“雾都夜话”、云南电视台的“大口马牙”等等。2、俚语行语。如相声行话、股票行话、黑道行话，以及其他行业的行话和某些地方方言里的俚语都被冠以娱乐的名义搬到了萤幕上。3、港台腔。很多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明明就不是港台人，却是刻意地用所谓的港台腔来包装自己，显得此类节目语言表达不伦不类。4、外语。一些主持人在主持节目的时候，总是喜欢把一些外语夹杂到普通话中来进行表达，以满足部分受众的心理需求，久之，则形成了一种习惯，言必掺夹外语词汇。如“人生需要happy一点”之类的话语频繁出现。5、新词新语。这类型的词很多都是来自网络聊天的用语，电视台主持人同样搬之即用。如“网虫”“网友”“黑客”“东东”“大虾”“斑竹”“恐龙”等。
上述主持人语言多重话语形式的出现，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的现象了，而是逐渐已形成了一种风气，一种流行。
二、魔弹论、媒体决定论及有限效果论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趋势甚至流行呢？电视主持人语言多重话语形式对于受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加以分析。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最大不同点在于，整个社会运作方式和组成秩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这种社会中，数量众多的社会成员变得更加孤立和分散，受众之间越来越缺乏信息交流并成为一种必然，因此，受众了解外界的信息就越来越依靠大众传媒，于是得到了“魔弹论”的假说。“魔弹论”认为，受众就如同靶子，面对传媒毫无抵抗力，而大众传媒“需要的只是对着靶子射击”。[2]在“魔弹论”的视野中，受众是被动的，束手无策的，而传播者则是主动的，积极的，甚至无所不能的，传播信息就如同近距离面对靶子射击一样容易达成目的。这显然只是理想的存在。
而“媒体决定论”者麦克卢汉认为，媒体对于人的性格和行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受众是一群在媒介面前毫无主体性的原子式的个体，受媒介技术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可以成为在日常生活中行尸走肉的‘媒介人’”[3]。同样，媒介的传播效果被放到了显微镜下。
很显然，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进，人类的认知也随之发生变化和进步。人们开始认识到受众所受传媒的影响不像“魔弹论”以及“媒体决定论”那么巨大，于是出现了约瑟夫.克拉珀的“传播有限效果论”，他认为“大众传播的效能，无论是作为一种辅助者或是起直接效果代理者，是受媒介和传播它们本身，或是由传播的各个方面（例如说包括本来的组织，来源和媒介的性质，公共舆论的当时气候，等等）”的影响的”。[4]“有限效果论”强调了受众在接受信息的时候收到了一些因素的干扰，这些因素包括个人心理、群体规范以及人际影响等方面的内容，正是这些自身和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才使得“有限效果论”的成立。
当然，上述是学者从大众个人、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受众，如今还有些人从使用者和消费者的角度来理解，虽然这些观点有些已经被推倒，一些还在被印证，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上述观点都有其合理性。它们成功地刻画出来了媒介对于受众的巨大影响力，不愧被称之为“无冕之王”。
电视作为媒介中最具影响力的力量，其对于受众的影响力就更加巨大了。主持人的语言直接面向受众，他们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在传递着语言，传播着语言内容的同时也在传播着语言形式。正是由于电视媒介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使用标准的普通话还是多重话语形式的话语，也就直接影响和决定了受众在社会生活中使用什么形式的话语。
三、青少年接受心理及特点
从上述媒介传播效果理论可以得知，电视媒介对于受众的影响是十分成功的。它如同一个会跳舞会唱歌的魔盒子，总是令受众着迷，离开了电视，人们立刻感受到他们的生活变得残缺不全。对于广大受众是这样，而对于青少年这样一个有着特殊接受心理及特点的年龄群体，又会是怎样的呢？
首先，青少年接受心理上与其余受众不同的是“求新、求异、追求潮流”。人类本来就都具有求新、求异、追求潮流的本能，这是不需要再赘述的了。相比较而言，青少年在这方面更显得突出和明显。他们容易接受新事物、新观点，容易理解新现象、新流行。在吃穿用等生活的各方面，社会中的青少年们用他们的行动表达了他们求新求异追求潮流的特殊心理。那么很自然地，面对电视传媒主持人的语言，他们大多都不喜欢上个年代千篇一律的普通话，而是全力支持新出来的各种话语形式。在他们看来，相比较普通话而言，方言类语言显然更亲切，俚语行话显然更搞笑，港台腔显然更张扬个性，外语混杂显然更新潮，新词新语显然更具想象力。就如同流行音乐唱出了青少年的心声而受到欢迎一样，与普通话相区别的主持人语言多重话语形式正好符合广大青少年求新求异追求潮流的接受心态，再加上电视媒体主持人语言多重话语形式使用的流行和泛滥，这类话语形式自然就深入青少年内心了。
其次，青少年具有不一样的心理定势。任何一个电视观众的收视行为都不会是漫无边际的。而观众在选择频道的时候实际上是其试听习惯和试听心理定势的自然流露。“电视观众的心理定势，是电视观众逐渐形成的视听经验的内化。”[5]也就是说，当观众观看一档电视节目之后，对节目中出现的具体人物、具体情节，可能在一段时间后会逐渐淡忘，但是在观看过程中深入内心的感受却不会全然消失，这些感受，汇集起来，将成为日后收看电视节目和选择电视频道的心理基础，然后内化成人的心理定势。而当这种心理定势一旦形成，观众日后每当选择电视频道的时候，便会不自觉地选择到这类型的节目。研究表明，这种心理定势，对于不同的年龄层次的人群是不同的，甚至对于同一人物的不同年龄阶段都是大相径庭的。因此，老年人喜欢一类节目，如戏曲喜剧，中年人喜欢一类节目，如文革故事、红色经典等，青少年喜欢一类节目，如现在流行的综艺类节目等。正是由于青少年的这种迥异的心理定势，他们在观看电视节目的时候，受到自己心理定势的影响以及周围环境氛围的感染，总是会选择选择适合他们心理定势的这类娱乐节目，自然就深受这类节目主持人多重话语形式的感染，一旦不能观看到心理定势想要的节目，会觉得索然无味。
四、多重话语形式的影响及语言的规范化
标准的普通话，其对于广大受众的影响有如下表现，自然，当今许多主持人使用多重话语形式替代普通话，其对于受众的影响自然就是相反的，是对于普通话的建设作用的一种破坏。
首先，普通话对于受众而言，具有标志作用。广大受众一直以来都把广播电视有声语言特别是把节目主持人的有声语言看作是标准语形式的代表。因此，广播电视作为语言职业理应责无旁贷地竖起社会语言标志的神圣大旗，其从业人员，包括各级领导，栏目、节目的负责人和编导人员，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都有义务为发挥这种语言的标志作用和维护这种语言的标志地位尽心竭力。然而在当前的电视传播中，却存在着有一种淡化、弱化普通话语言标志地位和作用的倾向，如用所谓的主持人多重话语形式来代替和扰乱普通话的标志性地位。这些所谓打着个性化话语及风格化主持旗号的做法从长远来看是不可取的。
其次，普通话对于社会语言的规范起着重大的作用。“无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作为主持人多重话语形式，其用方言、港台腔、俚语行话、插入外语、创造新词等表达出来的话语形式，必须承认，它给整个社会的语言外表披上了一层多颜色的画布，也从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多样化了语言的形式，也注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于国家、社会的长期稳定是极为不利的。从政治学角度来看，国家社会经济的稳定，决定着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而政治、文化的稳定与否反过来影响着国家经济的稳定。可以说，语言的稳定和规范，从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文化交流的有序，从一定程度上能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从当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一统六国文字就能看出我们国家以普通话为语言形式的重要意义所在。因此，国家明文规定：“广播电视主持人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必须积极推广、普及普通话，规范使用通用语言文字，维护国家语言文字的纯洁性，发挥示范作用。”“除特殊需要，使用普通话，不模仿有地域特点的发音和表达方式，不使用对规范语言有损害的口音、语调、粗俗语言、俚语行话，不在普通话中夹杂不必要的外文。”我们国家的电视主持人完全具备说标准普通话的能力，但一些人却对这些规定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依旧用那些蹩脚的模仿来主持节目，这对于广大受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来说，是十分有害的。
再次，大众传媒作为专门的信息机构和团体，其主持人语言的表达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传递信息，这也是其基本的功能之一，电视媒体也不例外。普通话作为全国通用的语言表达形式在全国普及这么多年，可以说，是现时最佳的语言传播形式，而其他的话语表达方式却总是由于语音语调等各方面因素的存在，其传播一般只能面对特定的群体，传播的范围和效果显然不能和普通话相比。香港和台湾的一些主持人就不明白了：他们是因为实在说不好标准的普通话而不得不那样去说（港台腔），而内地的主持人为什么可以说得标准却反而像他们那样去说呢?多重话语形式的使用，对于传播的速度、效果、范围都是有害无益的。由此，为了达到最大的传播范围和最好的传播效果，我们的主持人必须要使用标准的普通话而不是其他话语形式来主持节目。
总之，由于电视在传播效果上的巨大穿透力和影响力，以及青少年在接受媒体主持语言时的求新求异追求潮流的心理和青少年独特的心理定势，导致了在电视主持人语言多重话语形式的冲击下，青少年成为受到其影响最为巨大的群体之一。而大众传媒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是联系个人与社会的纽带，因此，其主持人语言的规范化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韦伯斯特新世界大辞典》759页。
［2］【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第202页，新华出版社1984。
［3］周爱群、胡翼青《受众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第3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4］【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第207页，新华出版社，1984。
［5］金维一《电视观众心理学》，第25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