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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鲍照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强烈创新品质的诗人,他不仅把文人乐府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还奠定了七言诗体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鲍照同时又是诗赋兼工的南朝文学大家,他以赋法写诗,丰富了诗歌的表达技巧。本文主要从诗体流变、艺术构思、表现手法等方面探讨鲍照诗歌的赋化问题,为鲍照诗歌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鲍照 诗歌 赋化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赋是继《诗》《骚》之后产生的一种古老的文学体裁,千百年来,尤其是两汉四百多年的发展中,它承担了推进古代文学创作的历史重任,在开拓题材、丰富表现手法、发展体式特点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集诗与文创作经验于一身,并反过来在非常广阔的领域里,分别给诗歌、散文、戏曲和小说等多种文学体裁的创作予以普遍的滋润。就赋对诗歌的影响历史进程而言,朱光潜先生有一个概括:“汉魏时代赋最盛,诗受赋的影响,也逐渐在铺陈辞藻上做功夫……《陌上桑》、《羽林郎》、曹植《美女篇》都是极力铺张明眸皓齿、艳装盛服,可以为证。六朝人只是推演这种风气。”
此论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汉乐府首先借鉴了赋的铺陈手法,见于《陌上桑》、《羽林郎》等;二是魏晋时代文人诗也受到了赋的影响,如曹植《美女篇》等;三是六朝人把这种风气发扬光大,刘宋时代山水诗的大量出现,是赋法入诗的一次飞跃。赋法入诗,即诗歌的赋化,这不仅涉及诗歌的创作实践问题,也是诗学流变的问题。
鲍照生当文远转关的刘宋元嘉时代,其创作既有对汉魏文学的学习与借鉴,又有对文学时代新变的探索与实践。在刘宋时代,诗歌与辞赋方面都耸立文坛能堪称大家的诗人,鲍照高居榜首,其诗赋互渗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他在诗歌的赋化实践方面,成就出类拔萃,引人注目。
一 鲍照在诗歌赋化实践中的地位
探讨刘宋诗歌,离不开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鲍照和颜延之。钟嵘《诗品》在评价三者诗歌时,均谓其有“尚巧似”的特点。所谓“尚巧似”,其实就是“穷情写物”形成的艺术特点。对此,刘勰《文心雕龙》针对刘宋时代的诗歌特点,《明诗》篇云:“情必极物以写貌,辞必穷力而追新。”《物色》篇又云:“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印字而知时也。”对元嘉诗歌重视景物描写艺术特点进行总结。而景物描写是辞赋所长,这是刘宋诗歌受辞赋影响一个明显的印记。
元嘉诗歌体现出上述艺术特点,有别于过去“抒情言志”的诗歌传统。蔡彦峰从诗学的思想基础进行探究,认为元嘉诗歌体物诗学与魏晋感物兴思诗学的思想基础不同,因此诗学由“感物”向“体物”的转变,即由物色之动转变为以物为审美客体,这一复杂的思想过程,真正完成是在元嘉时期。这里所说的“体物”,与陆机《文赋》所云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中的“体物”有共通之处,也就是说,元嘉时代的诗人把辞赋的“体物”纳入诗歌创作之中。“体物”以客观的描摹景物为目标,体现了理性的再现主义诗学精神,与魏晋时代属于表现主义的“感物兴思”是不同的。“体物”诗学在创作实践中,集中体现于元嘉时代的山水诗歌中,其主要特点是“极貌写物”。“极貌写物”和“尚巧似”的艺术风格,是体物诗学在创作上的体现,即赋的铺陈对诗歌的影响。除了“体物”外,赋的排偶对诗歌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朱光潜认为:“从谢灵运和鲍照起,诗用赋的写法日渐其盛。”又说:“集排偶大成的两位大诗人——谢灵运和鲍照都同时是词赋家。从这个事实看,我们推测到诗的排偶起于赋的排偶,并非穿凿附会了。”尽管时代文风相近,但元嘉三大家却有着不同的艺术追求,因此受赋的影响轻重不同。对三者的差别,罗宗强作了总结:颜延之向雕琢典丽的方向用力,追求“错彩镂金”的美;鲍照吸收民歌元素,接近口语,向美丽明畅的方向发展;谢灵运则追求模山范水的“巧似”,追求“清水芙蓉”的自然清新之美。从文学成就看,颜延之远不及谢、鲍,且流传作品不多,暂且不论。而谢、鲍二人,都创作了不少的山水诗,诗歌中的写景,追求精工、真切地刻画景物的形象,但他们极貌写物、争价一句之奇的写作态度包含着由写实向夸饰发展的内在动力。从具体的创作实践来看,谢灵运比鲍照早,且是东晋大族后裔,其山水诗受到邺下和西晋诗歌的直接影响,带有雅调的性质,山水形象比较明丽,虽然他也借鉴了赋体文学铺陈的手法,但是赋家夸饰之风尚未明显。鲍照则不然,他是一个个性鲜明、有自觉艺术追求的诗人,艺术上有较多的个人化性质,有别于谢诗的写实。从诗歌描写的对象来看,鲍照活动的地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江沿岸的景物较之谢灵运游览的浙东南一带则更为雄奇壮阔,因此在景物描写中,鲍照较多地运用了夸饰之词,以刻画气势磅礴的壮美之境。正如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中评鲍照创作所云:“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魄。”因此,在元嘉三大家中,诗歌与赋体文学在铺张扬厉、讲究辞藻华美、追求恢弘气势等艺术特点的关系上,鲍照与赋体文学有更多的共通之处。
此外,鲍照在辞赋上的影响远超谢灵运,他是南朝赋的代表作家之一。梁代萧统《文选》是存世最早的文学作品集,鲍照作《芜城赋》、《舞鹤赋》当选,而谢灵运无赋入选,由此可见一斑。鲍照诗赋皆工,加上他有着自觉的艺术追求,为文体互渗提供了较多的可能性。同时,鲍照是乐府大家,在七言乐府和杂言乐府上的开创性贡献,为推动文人乐府诗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据前文所引朱光潜的观点,汉乐府在铺叙描写艺术上,很早就受益于赋体文学的影响。因此,汉乐府的叙事描写艺术对鲍照的沾溉一定不少。因此,我们探讨鲍照诗歌的赋化问题,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个案的研究问题,同时也在探讨诗歌流变中的规律性问题,具有普遍性意义。
二 鲍照在诗歌构思上效法赋体文学
1 借鉴汉大赋的问答式展开诗歌写作
主客问答形式最早出现在辞赋的传统中,在屈原《离骚》中已经出现,稍后宋玉的《风赋》、《高唐赋》均以问答形式结构赋篇。汉代赋家采用这种形式非常普遍,如贾谊的《贾鸟赋》、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扬雄的《长杨赋》、班固的《两都赋》等均是。东方朔有一篇赋按问答形式幽默地表达自己身份低微的原因,干脆直名《答客难》。在鲍照诗歌中,《答客》是效法汉赋问答体式最明显的一首,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呈现了一种自我分析:“幽居属有念,含意未连词。会客从外来,问君何所思……我以筚门士,负学谢前基。爱赏好 越,放纵少矜持。专求遂性乐,不计缉名期。欢至独斟酒,忧来辄赋诗……愿赐卜身要,得免后贤嗤。” 在诗的开头,叙事者以一个沉思者的形象出现,吸引读者要了解他的心事。客人在这首诗中,是诗人创作的催化剂,因为只有客人的到来,诗篇才能展开。主客之间的对话为引出鲍照的自明心志设定了一种合理而自然的场景。鲍照借助辞赋传统,采用问答式来表达自身的处境,把叙事与抒情巧妙地结合起来,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
鲍照《行路难》第十三首也是问答式结构:“忽见过客问何我,宁知我家在南城。答云我曾居君乡,知君游宦在此城……亦云悲朝泣闲房,又闻暮思泪沾裳……见此令人有余悲,当愿君怀不暂忘。”作品借游子偶遇家乡来人,在一问一答中,妻子在家苦等游子的真情、悲苦历历在目,真实动人,催人泪下!此外,《代门有车马客行》、《代东武行》、《代东门行》等诗,也都采用了问答体式。这些诗歌因要表达不同时空的转换,利用辞赋这种腾挪变化、快速切换时空叙述的问答形式来构思诗篇,无疑是明智的,也是可行的。
2 借鉴汉赋的大对比来构思诗篇
汉赋“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就是为了形成一种“大、全、奇”的艺术效果,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二赋,假托楚国使者子虚、齐国乌有先生、汉亡是公三人在极尽夸耀、铺张扬厉的对答中,最终让代表汉帝国的亡是公一方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产生强列的对比效果,增强感染力、震撼力、说服力。之后,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无不如此。鲍照的辞赋代表作《芜城赋》,也是追求对比效果的佳作,所不同的是,鲍照改变了传统京都赋一味夸耀的做法,以极盛反衬极衰,形成巨大的反差,形成凌厉峻峭的风格。在其诗中,《代陈思王京洛篇》也有类似的构思:“凤楼十二重,四户八绮窗。绣桷金莲花,桂柱玉盘龙。珠帘无隔露,罗幌不胜风……但惧秋尘起,盛爱逐衰蓬。坐视青苔满,卧对锦筵空。琴瑟纵横散,舞衣不复缝。古来共歇薄,君意岂独浓?”
本诗前半首极力铺陈宫殿的富丽堂皇、锦衣玉食、鼎盛一时,而后半首则着力设想胜极而衰后的破败、荒凉,抒发福祸无常、人生难料的喟叹!清代方植之评价本诗时云:“起十二句,极写先盛。‘但惧’六句,言衰歇。‘古来’二句倒卷,收束全篇。此篇非常奇丽,气骨俊逸不可及。”这种奇丽俊逸之气,无疑有类于汉大赋那种强烈对比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咏史》一诗亦同,全诗共十六句,前十四句极力铺陈京都财利、高位、街衢、士子、游客、轩盖、鞍马等举世繁华之状,后两句“君平独寂寞,身世两相弃”笔锋一转,追名逐利的世族及各色人等,与淡泊名利的严君平形成鲜明对比,故方虚谷云:“此诗八韵,以七韵言繁盛之如彼,以一韵言寂寞之如此。”所言当之!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鲍照还借鉴汉大赋“劝百讽一”的结构形式。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二赋,代表了汉大赋的最高成就,他在两赋中基本规定了汉大赋的模式:先是连篇累牍地堆砌辞藻,极尽夸张美饰之能事,最后以淫乐亡国、仁义兴邦的讽谏作为结尾,铸成“劝百讽一”的体制。据此,鲍照《建除诗》值得注意:“建旗出敦煌,西讨属国羌。除去徒与骑,战车罗万箱……收功在一时,历世荷余光。开壤袭朱绂,左右佩金章。闭帷草太玄,兹事殆愚狂。”
此诗将历史背景设置在汉代,叙述一个汉朝将军如何带领军队讨伐反叛的蛮族建立战功的故事。诗歌一步步地把将军的战功提升到极高的程度,然后再提出一个反讽的结束语“闭帷草太玄,兹事殆愚狂”作结。此处化用了《汉书·扬雄传》中扬雄不依附权臣丁傅、董贤而草写《太玄》用以自守的典故,扬雄的埋头著书与将军的战功形成反向对比。在这寓言的层面上,最后一联将前面所建立起来的辉煌宝塔都层层拆毁了,这与汉大赋“劝百讽一”的体制非常接近。
三 鲍照诗歌借鉴赋体文学表现手法
1 铺陈手法的大量运用
铺陈是赋体文学最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陆机的“体物”和刘勰的“写物图貌”可以理解为赋的铺陈,此“体物”和“写物图貌”即有类于现在所说的描写。赋的铺陈出于创作的需要,进一步发展成“假象尽辞”和“铺采 文”,使文章表达淋漓尽致。恰如刘熙载《艺概·赋概》所说的:“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尽,畅无或竭。”汉魏以前的诗歌,文人诗一直都继承前代诗歌“抒情言志”的传统,诗的创作并不长于铺陈描写。到了“辞采华茂”的曹植以及西晋陆机、潘岳等人的诗歌略有改观。东晋末陶渊明的田园诗歌以白描为主,平淡是其诗歌的主要风格。到了刘宋时代,山水诗兴起,诗歌受到辞赋的影响,铺陈手法大量移植入诗歌,谢灵运、鲍照在这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尝试,“铺采 文”作为诗法成为普遍的时尚。谢灵运的山水诗描写经验,使稍后的鲍照诗更进一层,其诗歌中铺陈描写俯首即拾,主要体现在他的边塞、写景、游历、登临等题材的诗歌中。
传统文论家认为,鲍照的山水诗以三首庐山诗最为显著。这些诗歌运用了辞赋的描写手法,展示了其营造动人意境的独特技巧。如第一首《登庐山》:“悬装乱水区,薄旅次山楹……洞涧窥地脉,耸树隐天经。松磴上迷密,云窦下纵横。阴冰实夏结,炎树信冬荣。嘈 晨 思,叫啸夜猿清。深崖伏化迹,穹岫 长灵。”
身为一个博学的好奇游人,鲍照从不同角度运用大赋常见的双声叠韵的形声字及骈偶的意象来模山范水。他所描绘的庐山是那种山石堆积、千岩万壑的粗犷,接着把激流冲下的景象与参天的大树互相并列,庐山的风景特点凸显而出,让人感觉到庐山的广大无边,包含了种种不同的气候与植物,并将山禽和猿猴的啸声引进诗中,造语奇峭,形成一种清冷孤寂的独特庐山图。
此外,鲍照的写景诗《代春日行》也值得注意,这首诗半写水景、半写陆景,描述春日嬉游之乐,也是铺陈描写的佳作。
铺陈描写也见于鲍照的边塞诗,如《代出自蓟北门行》,从“羽檄起边庭,烽火入咸阳”至“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诗歌以胡汉双方阵势对照的布局、沙场激战的细节描绘、劲健的语势和峭挺的笔力,极力铺写战场血与火的紧张宏大场面,抒发为国捐躯的壮志与理想。《苦热行》则是一个更典型的例子:“赤阪横西阻,火山赫南威。身热头且痛,鸟坠魂来归。汤泉发云潭,焦烟起石圻。日月有恒昏,雨露未尝坠。丹蛇 百尺,玄蜂盈十围。含沙射流影,吹蛊病行晖……饥猿莫下食,晨禽不敢飞。毒泾尚多死,渡泸宁具腓。生躯蹈死地,昌志登祸机。戈船荣既薄,伏波赏亦微。爵轻君尚惜,士重安可希。” 这是一首描写兵役之苦的著名诗篇,诗歌前十六句属于典型的赋体句式,连用铺陈手法极力描写战士们生蹈死地的“苦热”之状:“赤阪”、“火山”等句言战地之炎热,“焦烟”、“日月”等句言战地之干燥,“丹蛇”、“瘴气”等句言战地之恐怖,“饥猿”、“晨禽”等句言战地之凶险,多角度、全方位、生动形象地再现了战斗环境的无比恶劣,突出了战士经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苦难,“生躯蹈死地”真是绝不为过!以坏境的极其恶劣,反衬出将士建功立业、保家卫国之艰险,“荣薄”与“爵轻”则表达出奖罚不公的不平现实。方虚谷评此诗云:“此诗连以十六句言苦热,‘毒泾、渡泸’,始入议论,富哉言乎!”假如无此极力铺陈,诗歌的感染力就不足以震撼人心。
《行路难十八首》是鲍照乐府诗代表作,第一首运用铺陈手法也很典型:“奉君金 之美酒, 瑁玉匣之雕琴。七彩芙蓉之羽帐,九华蒲萄之锦衾。红颜零落岁将暮,寒光宛转时欲沉。”首句发端用一“奉”字直贯四个赋体句,一气直下,用金樽、美酒、玉琴、羽帐、锦衾等奢华之物极力铺陈人生的物质享受,然后再用红颜凋零、时光易沉两相对照,赋体文学的优势在这里被诗歌巧妙地吸收运用了。
鲍照的闲适诗《玩月城西门廨中》也以描写见长,诗歌描写一个官吏假期中的娱乐活动。铺陈描写主要体现在诗歌的开篇:“始出西南楼,纤纤如玉钩。未映东北墀,娟娟似蛾眉。蛾眉蔽珠栊,玉钩隔琐窗。三五二八时,千里与君同。”开篇四个对句以比喻之手法描写的都是月亮,将月亮描写成一个陪伴诗人、娇小害羞的姑娘。梁章钜的《文选旁证》说:“纪文达公云‘蛾眉玉钩’四字,始见此诗,遂成典故。”可见诗歌对月亮描写之形象与神奇。
2 比喻手法的运用
比喻是赋家常用的手法,鲍照在其山水诗中多有运用,如“怪石似龙章,瑕璧丽锦质”(《从庾中郎游园山石室》)、“长城非壑 ,峻 似荆芽”(《还都至三山望石头城》)、“既类风门磴,复像天井壁”(《过铜山掘黄精》)、“淖坂既马领,碛路又羊肠”(《登翻车砚》)、“崭绝类虎牙, 象熊耳”(《登庐山望石门》)等,这些比喻在诗歌里常常会产生夸饰的效果。鲍照诗歌大量地使用比喻,因为比喻能够更为形象有效地刻画山水景物,黄子云评鲍照“善能写难写之景”,其原因就在于:鲍照善于利用比喻,将难写之景色转化为生动贴切的意象,如用“虎牙”、“熊耳”、“荆芽”、“龙章”、“马领”、“羊肠”等极富想象性的意象,更直观生动地来描绘景物的特点。“比”的大量运用,是形成鲍照山水诗奇崛的美学特点的重要原因之一。鲍照山水诗大量运用比喻,皆直以赋笔夸饰,颇有赋家包揽宇宙之心,景物雄伟壮阔,故何焯《义门读书记》云:“诗至于鲍,渐事夸饰。”这说明鲍照诗歌在精神气质上明显受到了赋体文学的滋养。
3 诗歌造语新奇
受“宋初讹而新”(《文心雕龙·通变》)文学语言环境的影响,鲍照诗歌呈现出刻意创新语言的倾向,如“驰道直如发”、“丝泪毁金骨”(《代陆平原君子有所思行》),“九衢平若水”(《代结客少年场行》),“暄雾逐风收”(《代阳春登荆山行》),“鹜 驰桂浦”、“含伤拾泉花”、“缄叹凌珠渊”(均见《采菱歌七首》)等,极尽类似赋体文学瑰丽奇特的语言特色。这种做法与汉大赋作家大量使用奇字入赋的做法很接近,汉赋作家为了炫耀才学,大量引用常人少见的字词入赋,比如司马相如、扬雄等本是文字家,使生造词语成为可能。鲍照善于自铸新词,诗歌语言有“雕藻淫艳,倾炫心魄”那种雕琢雄奇的特点,这与汉赋家在造语上非常相似。
同时,鲍照赋中的一些典型句式也经常出现在其诗歌中,如《代出自蓟北门行》中“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这样的句式,想象十分奇特,前人称之为“险仄”,尽管曾受到批评,但毕竟在文学史上别开新路,丰富了诗歌的创作技巧。诸如此类,“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代出自蓟北门行》)、“薄暮塞云起,飞沙被远松”(《代悲哉行》)、“素带曳长飚,华缨结远埃”(《代放歌行》)、“ 戾长风振,摇曳高帆举”(《代棹歌行》)等这类充满力度和动感的句子,在鲍照诗中随处可见,类似其《芜城赋》中“孤蓬自振,惊沙坐飞”的句式。因此,清代刘熙载云:“‘孤蓬自振,惊沙坐飞’,此鲍明远赋句也,移以评明远诗,颇复相似。”这就说明,鲍照诗歌语言很接近他的辞赋语言。
此外,鲍照诗重排偶,除其杂言体诗歌外,在他创造的大量五言诗中,出现了很多对仗精工的排偶句,如《代出自蓟北门行》全诗共有十个对句,全部都是排偶句,其中“雁行缘石径,鱼贯度飞梁”、“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两联已经十分警策。排偶本来就首先出现在辞赋作品中,这也是其诗歌借鉴辞赋的一种体现。
参考文献:
[1] 曹明纲:《赋学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2] 朱光潜:《诗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3]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2009年版。
[4] 蔡彦峰:《元嘉体诗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5]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06年版。
[6] 钱仲联:《鲍参军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7] 黄子云:《野鸿诗的》,《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8] 何焯:《义门读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9] 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作者简介:韦晖,男,1973—,广西东兰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汉魏六朝文学,工作单位:河池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关键词:鲍照 诗歌 赋化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赋是继《诗》《骚》之后产生的一种古老的文学体裁,千百年来,尤其是两汉四百多年的发展中,它承担了推进古代文学创作的历史重任,在开拓题材、丰富表现手法、发展体式特点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集诗与文创作经验于一身,并反过来在非常广阔的领域里,分别给诗歌、散文、戏曲和小说等多种文学体裁的创作予以普遍的滋润。就赋对诗歌的影响历史进程而言,朱光潜先生有一个概括:“汉魏时代赋最盛,诗受赋的影响,也逐渐在铺陈辞藻上做功夫……《陌上桑》、《羽林郎》、曹植《美女篇》都是极力铺张明眸皓齿、艳装盛服,可以为证。六朝人只是推演这种风气。”
此论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汉乐府首先借鉴了赋的铺陈手法,见于《陌上桑》、《羽林郎》等;二是魏晋时代文人诗也受到了赋的影响,如曹植《美女篇》等;三是六朝人把这种风气发扬光大,刘宋时代山水诗的大量出现,是赋法入诗的一次飞跃。赋法入诗,即诗歌的赋化,这不仅涉及诗歌的创作实践问题,也是诗学流变的问题。
鲍照生当文远转关的刘宋元嘉时代,其创作既有对汉魏文学的学习与借鉴,又有对文学时代新变的探索与实践。在刘宋时代,诗歌与辞赋方面都耸立文坛能堪称大家的诗人,鲍照高居榜首,其诗赋互渗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他在诗歌的赋化实践方面,成就出类拔萃,引人注目。
一 鲍照在诗歌赋化实践中的地位
探讨刘宋诗歌,离不开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鲍照和颜延之。钟嵘《诗品》在评价三者诗歌时,均谓其有“尚巧似”的特点。所谓“尚巧似”,其实就是“穷情写物”形成的艺术特点。对此,刘勰《文心雕龙》针对刘宋时代的诗歌特点,《明诗》篇云:“情必极物以写貌,辞必穷力而追新。”《物色》篇又云:“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印字而知时也。”对元嘉诗歌重视景物描写艺术特点进行总结。而景物描写是辞赋所长,这是刘宋诗歌受辞赋影响一个明显的印记。
元嘉诗歌体现出上述艺术特点,有别于过去“抒情言志”的诗歌传统。蔡彦峰从诗学的思想基础进行探究,认为元嘉诗歌体物诗学与魏晋感物兴思诗学的思想基础不同,因此诗学由“感物”向“体物”的转变,即由物色之动转变为以物为审美客体,这一复杂的思想过程,真正完成是在元嘉时期。这里所说的“体物”,与陆机《文赋》所云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中的“体物”有共通之处,也就是说,元嘉时代的诗人把辞赋的“体物”纳入诗歌创作之中。“体物”以客观的描摹景物为目标,体现了理性的再现主义诗学精神,与魏晋时代属于表现主义的“感物兴思”是不同的。“体物”诗学在创作实践中,集中体现于元嘉时代的山水诗歌中,其主要特点是“极貌写物”。“极貌写物”和“尚巧似”的艺术风格,是体物诗学在创作上的体现,即赋的铺陈对诗歌的影响。除了“体物”外,赋的排偶对诗歌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朱光潜认为:“从谢灵运和鲍照起,诗用赋的写法日渐其盛。”又说:“集排偶大成的两位大诗人——谢灵运和鲍照都同时是词赋家。从这个事实看,我们推测到诗的排偶起于赋的排偶,并非穿凿附会了。”尽管时代文风相近,但元嘉三大家却有着不同的艺术追求,因此受赋的影响轻重不同。对三者的差别,罗宗强作了总结:颜延之向雕琢典丽的方向用力,追求“错彩镂金”的美;鲍照吸收民歌元素,接近口语,向美丽明畅的方向发展;谢灵运则追求模山范水的“巧似”,追求“清水芙蓉”的自然清新之美。从文学成就看,颜延之远不及谢、鲍,且流传作品不多,暂且不论。而谢、鲍二人,都创作了不少的山水诗,诗歌中的写景,追求精工、真切地刻画景物的形象,但他们极貌写物、争价一句之奇的写作态度包含着由写实向夸饰发展的内在动力。从具体的创作实践来看,谢灵运比鲍照早,且是东晋大族后裔,其山水诗受到邺下和西晋诗歌的直接影响,带有雅调的性质,山水形象比较明丽,虽然他也借鉴了赋体文学铺陈的手法,但是赋家夸饰之风尚未明显。鲍照则不然,他是一个个性鲜明、有自觉艺术追求的诗人,艺术上有较多的个人化性质,有别于谢诗的写实。从诗歌描写的对象来看,鲍照活动的地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江沿岸的景物较之谢灵运游览的浙东南一带则更为雄奇壮阔,因此在景物描写中,鲍照较多地运用了夸饰之词,以刻画气势磅礴的壮美之境。正如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中评鲍照创作所云:“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魄。”因此,在元嘉三大家中,诗歌与赋体文学在铺张扬厉、讲究辞藻华美、追求恢弘气势等艺术特点的关系上,鲍照与赋体文学有更多的共通之处。
此外,鲍照在辞赋上的影响远超谢灵运,他是南朝赋的代表作家之一。梁代萧统《文选》是存世最早的文学作品集,鲍照作《芜城赋》、《舞鹤赋》当选,而谢灵运无赋入选,由此可见一斑。鲍照诗赋皆工,加上他有着自觉的艺术追求,为文体互渗提供了较多的可能性。同时,鲍照是乐府大家,在七言乐府和杂言乐府上的开创性贡献,为推动文人乐府诗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据前文所引朱光潜的观点,汉乐府在铺叙描写艺术上,很早就受益于赋体文学的影响。因此,汉乐府的叙事描写艺术对鲍照的沾溉一定不少。因此,我们探讨鲍照诗歌的赋化问题,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个案的研究问题,同时也在探讨诗歌流变中的规律性问题,具有普遍性意义。
二 鲍照在诗歌构思上效法赋体文学
1 借鉴汉大赋的问答式展开诗歌写作
主客问答形式最早出现在辞赋的传统中,在屈原《离骚》中已经出现,稍后宋玉的《风赋》、《高唐赋》均以问答形式结构赋篇。汉代赋家采用这种形式非常普遍,如贾谊的《贾鸟赋》、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扬雄的《长杨赋》、班固的《两都赋》等均是。东方朔有一篇赋按问答形式幽默地表达自己身份低微的原因,干脆直名《答客难》。在鲍照诗歌中,《答客》是效法汉赋问答体式最明显的一首,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呈现了一种自我分析:“幽居属有念,含意未连词。会客从外来,问君何所思……我以筚门士,负学谢前基。爱赏好 越,放纵少矜持。专求遂性乐,不计缉名期。欢至独斟酒,忧来辄赋诗……愿赐卜身要,得免后贤嗤。” 在诗的开头,叙事者以一个沉思者的形象出现,吸引读者要了解他的心事。客人在这首诗中,是诗人创作的催化剂,因为只有客人的到来,诗篇才能展开。主客之间的对话为引出鲍照的自明心志设定了一种合理而自然的场景。鲍照借助辞赋传统,采用问答式来表达自身的处境,把叙事与抒情巧妙地结合起来,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
鲍照《行路难》第十三首也是问答式结构:“忽见过客问何我,宁知我家在南城。答云我曾居君乡,知君游宦在此城……亦云悲朝泣闲房,又闻暮思泪沾裳……见此令人有余悲,当愿君怀不暂忘。”作品借游子偶遇家乡来人,在一问一答中,妻子在家苦等游子的真情、悲苦历历在目,真实动人,催人泪下!此外,《代门有车马客行》、《代东武行》、《代东门行》等诗,也都采用了问答体式。这些诗歌因要表达不同时空的转换,利用辞赋这种腾挪变化、快速切换时空叙述的问答形式来构思诗篇,无疑是明智的,也是可行的。
2 借鉴汉赋的大对比来构思诗篇
汉赋“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就是为了形成一种“大、全、奇”的艺术效果,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二赋,假托楚国使者子虚、齐国乌有先生、汉亡是公三人在极尽夸耀、铺张扬厉的对答中,最终让代表汉帝国的亡是公一方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产生强列的对比效果,增强感染力、震撼力、说服力。之后,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无不如此。鲍照的辞赋代表作《芜城赋》,也是追求对比效果的佳作,所不同的是,鲍照改变了传统京都赋一味夸耀的做法,以极盛反衬极衰,形成巨大的反差,形成凌厉峻峭的风格。在其诗中,《代陈思王京洛篇》也有类似的构思:“凤楼十二重,四户八绮窗。绣桷金莲花,桂柱玉盘龙。珠帘无隔露,罗幌不胜风……但惧秋尘起,盛爱逐衰蓬。坐视青苔满,卧对锦筵空。琴瑟纵横散,舞衣不复缝。古来共歇薄,君意岂独浓?”
本诗前半首极力铺陈宫殿的富丽堂皇、锦衣玉食、鼎盛一时,而后半首则着力设想胜极而衰后的破败、荒凉,抒发福祸无常、人生难料的喟叹!清代方植之评价本诗时云:“起十二句,极写先盛。‘但惧’六句,言衰歇。‘古来’二句倒卷,收束全篇。此篇非常奇丽,气骨俊逸不可及。”这种奇丽俊逸之气,无疑有类于汉大赋那种强烈对比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咏史》一诗亦同,全诗共十六句,前十四句极力铺陈京都财利、高位、街衢、士子、游客、轩盖、鞍马等举世繁华之状,后两句“君平独寂寞,身世两相弃”笔锋一转,追名逐利的世族及各色人等,与淡泊名利的严君平形成鲜明对比,故方虚谷云:“此诗八韵,以七韵言繁盛之如彼,以一韵言寂寞之如此。”所言当之!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鲍照还借鉴汉大赋“劝百讽一”的结构形式。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二赋,代表了汉大赋的最高成就,他在两赋中基本规定了汉大赋的模式:先是连篇累牍地堆砌辞藻,极尽夸张美饰之能事,最后以淫乐亡国、仁义兴邦的讽谏作为结尾,铸成“劝百讽一”的体制。据此,鲍照《建除诗》值得注意:“建旗出敦煌,西讨属国羌。除去徒与骑,战车罗万箱……收功在一时,历世荷余光。开壤袭朱绂,左右佩金章。闭帷草太玄,兹事殆愚狂。”
此诗将历史背景设置在汉代,叙述一个汉朝将军如何带领军队讨伐反叛的蛮族建立战功的故事。诗歌一步步地把将军的战功提升到极高的程度,然后再提出一个反讽的结束语“闭帷草太玄,兹事殆愚狂”作结。此处化用了《汉书·扬雄传》中扬雄不依附权臣丁傅、董贤而草写《太玄》用以自守的典故,扬雄的埋头著书与将军的战功形成反向对比。在这寓言的层面上,最后一联将前面所建立起来的辉煌宝塔都层层拆毁了,这与汉大赋“劝百讽一”的体制非常接近。
三 鲍照诗歌借鉴赋体文学表现手法
1 铺陈手法的大量运用
铺陈是赋体文学最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陆机的“体物”和刘勰的“写物图貌”可以理解为赋的铺陈,此“体物”和“写物图貌”即有类于现在所说的描写。赋的铺陈出于创作的需要,进一步发展成“假象尽辞”和“铺采 文”,使文章表达淋漓尽致。恰如刘熙载《艺概·赋概》所说的:“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尽,畅无或竭。”汉魏以前的诗歌,文人诗一直都继承前代诗歌“抒情言志”的传统,诗的创作并不长于铺陈描写。到了“辞采华茂”的曹植以及西晋陆机、潘岳等人的诗歌略有改观。东晋末陶渊明的田园诗歌以白描为主,平淡是其诗歌的主要风格。到了刘宋时代,山水诗兴起,诗歌受到辞赋的影响,铺陈手法大量移植入诗歌,谢灵运、鲍照在这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尝试,“铺采 文”作为诗法成为普遍的时尚。谢灵运的山水诗描写经验,使稍后的鲍照诗更进一层,其诗歌中铺陈描写俯首即拾,主要体现在他的边塞、写景、游历、登临等题材的诗歌中。
传统文论家认为,鲍照的山水诗以三首庐山诗最为显著。这些诗歌运用了辞赋的描写手法,展示了其营造动人意境的独特技巧。如第一首《登庐山》:“悬装乱水区,薄旅次山楹……洞涧窥地脉,耸树隐天经。松磴上迷密,云窦下纵横。阴冰实夏结,炎树信冬荣。嘈 晨 思,叫啸夜猿清。深崖伏化迹,穹岫 长灵。”
身为一个博学的好奇游人,鲍照从不同角度运用大赋常见的双声叠韵的形声字及骈偶的意象来模山范水。他所描绘的庐山是那种山石堆积、千岩万壑的粗犷,接着把激流冲下的景象与参天的大树互相并列,庐山的风景特点凸显而出,让人感觉到庐山的广大无边,包含了种种不同的气候与植物,并将山禽和猿猴的啸声引进诗中,造语奇峭,形成一种清冷孤寂的独特庐山图。
此外,鲍照的写景诗《代春日行》也值得注意,这首诗半写水景、半写陆景,描述春日嬉游之乐,也是铺陈描写的佳作。
铺陈描写也见于鲍照的边塞诗,如《代出自蓟北门行》,从“羽檄起边庭,烽火入咸阳”至“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诗歌以胡汉双方阵势对照的布局、沙场激战的细节描绘、劲健的语势和峭挺的笔力,极力铺写战场血与火的紧张宏大场面,抒发为国捐躯的壮志与理想。《苦热行》则是一个更典型的例子:“赤阪横西阻,火山赫南威。身热头且痛,鸟坠魂来归。汤泉发云潭,焦烟起石圻。日月有恒昏,雨露未尝坠。丹蛇 百尺,玄蜂盈十围。含沙射流影,吹蛊病行晖……饥猿莫下食,晨禽不敢飞。毒泾尚多死,渡泸宁具腓。生躯蹈死地,昌志登祸机。戈船荣既薄,伏波赏亦微。爵轻君尚惜,士重安可希。” 这是一首描写兵役之苦的著名诗篇,诗歌前十六句属于典型的赋体句式,连用铺陈手法极力描写战士们生蹈死地的“苦热”之状:“赤阪”、“火山”等句言战地之炎热,“焦烟”、“日月”等句言战地之干燥,“丹蛇”、“瘴气”等句言战地之恐怖,“饥猿”、“晨禽”等句言战地之凶险,多角度、全方位、生动形象地再现了战斗环境的无比恶劣,突出了战士经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苦难,“生躯蹈死地”真是绝不为过!以坏境的极其恶劣,反衬出将士建功立业、保家卫国之艰险,“荣薄”与“爵轻”则表达出奖罚不公的不平现实。方虚谷评此诗云:“此诗连以十六句言苦热,‘毒泾、渡泸’,始入议论,富哉言乎!”假如无此极力铺陈,诗歌的感染力就不足以震撼人心。
《行路难十八首》是鲍照乐府诗代表作,第一首运用铺陈手法也很典型:“奉君金 之美酒, 瑁玉匣之雕琴。七彩芙蓉之羽帐,九华蒲萄之锦衾。红颜零落岁将暮,寒光宛转时欲沉。”首句发端用一“奉”字直贯四个赋体句,一气直下,用金樽、美酒、玉琴、羽帐、锦衾等奢华之物极力铺陈人生的物质享受,然后再用红颜凋零、时光易沉两相对照,赋体文学的优势在这里被诗歌巧妙地吸收运用了。
鲍照的闲适诗《玩月城西门廨中》也以描写见长,诗歌描写一个官吏假期中的娱乐活动。铺陈描写主要体现在诗歌的开篇:“始出西南楼,纤纤如玉钩。未映东北墀,娟娟似蛾眉。蛾眉蔽珠栊,玉钩隔琐窗。三五二八时,千里与君同。”开篇四个对句以比喻之手法描写的都是月亮,将月亮描写成一个陪伴诗人、娇小害羞的姑娘。梁章钜的《文选旁证》说:“纪文达公云‘蛾眉玉钩’四字,始见此诗,遂成典故。”可见诗歌对月亮描写之形象与神奇。
2 比喻手法的运用
比喻是赋家常用的手法,鲍照在其山水诗中多有运用,如“怪石似龙章,瑕璧丽锦质”(《从庾中郎游园山石室》)、“长城非壑 ,峻 似荆芽”(《还都至三山望石头城》)、“既类风门磴,复像天井壁”(《过铜山掘黄精》)、“淖坂既马领,碛路又羊肠”(《登翻车砚》)、“崭绝类虎牙, 象熊耳”(《登庐山望石门》)等,这些比喻在诗歌里常常会产生夸饰的效果。鲍照诗歌大量地使用比喻,因为比喻能够更为形象有效地刻画山水景物,黄子云评鲍照“善能写难写之景”,其原因就在于:鲍照善于利用比喻,将难写之景色转化为生动贴切的意象,如用“虎牙”、“熊耳”、“荆芽”、“龙章”、“马领”、“羊肠”等极富想象性的意象,更直观生动地来描绘景物的特点。“比”的大量运用,是形成鲍照山水诗奇崛的美学特点的重要原因之一。鲍照山水诗大量运用比喻,皆直以赋笔夸饰,颇有赋家包揽宇宙之心,景物雄伟壮阔,故何焯《义门读书记》云:“诗至于鲍,渐事夸饰。”这说明鲍照诗歌在精神气质上明显受到了赋体文学的滋养。
3 诗歌造语新奇
受“宋初讹而新”(《文心雕龙·通变》)文学语言环境的影响,鲍照诗歌呈现出刻意创新语言的倾向,如“驰道直如发”、“丝泪毁金骨”(《代陆平原君子有所思行》),“九衢平若水”(《代结客少年场行》),“暄雾逐风收”(《代阳春登荆山行》),“鹜 驰桂浦”、“含伤拾泉花”、“缄叹凌珠渊”(均见《采菱歌七首》)等,极尽类似赋体文学瑰丽奇特的语言特色。这种做法与汉大赋作家大量使用奇字入赋的做法很接近,汉赋作家为了炫耀才学,大量引用常人少见的字词入赋,比如司马相如、扬雄等本是文字家,使生造词语成为可能。鲍照善于自铸新词,诗歌语言有“雕藻淫艳,倾炫心魄”那种雕琢雄奇的特点,这与汉赋家在造语上非常相似。
同时,鲍照赋中的一些典型句式也经常出现在其诗歌中,如《代出自蓟北门行》中“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这样的句式,想象十分奇特,前人称之为“险仄”,尽管曾受到批评,但毕竟在文学史上别开新路,丰富了诗歌的创作技巧。诸如此类,“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代出自蓟北门行》)、“薄暮塞云起,飞沙被远松”(《代悲哉行》)、“素带曳长飚,华缨结远埃”(《代放歌行》)、“ 戾长风振,摇曳高帆举”(《代棹歌行》)等这类充满力度和动感的句子,在鲍照诗中随处可见,类似其《芜城赋》中“孤蓬自振,惊沙坐飞”的句式。因此,清代刘熙载云:“‘孤蓬自振,惊沙坐飞’,此鲍明远赋句也,移以评明远诗,颇复相似。”这就说明,鲍照诗歌语言很接近他的辞赋语言。
此外,鲍照诗重排偶,除其杂言体诗歌外,在他创造的大量五言诗中,出现了很多对仗精工的排偶句,如《代出自蓟北门行》全诗共有十个对句,全部都是排偶句,其中“雁行缘石径,鱼贯度飞梁”、“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两联已经十分警策。排偶本来就首先出现在辞赋作品中,这也是其诗歌借鉴辞赋的一种体现。
参考文献:
[1] 曹明纲:《赋学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2] 朱光潜:《诗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3]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2009年版。
[4] 蔡彦峰:《元嘉体诗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5]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06年版。
[6] 钱仲联:《鲍参军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7] 黄子云:《野鸿诗的》,《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8] 何焯:《义门读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9] 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作者简介:韦晖,男,1973—,广西东兰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汉魏六朝文学,工作单位:河池学院教师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