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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经一段时间，苏童小说创作的数量和质量都是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他扎实的语言把握能力和故事述说能力都让我们激动不已。苏童让他的人物出场的同时，把历史和颓废也植入了舞台，于是人物也变的晦暗起来。但我们又注意到苏童写作的目的只在于人物在文本中的呈现状态，他只是从叙事学和修辞学的角度去关注他的人物。叙述时的冷酷无情带给我们的首先是诧异然后是一种审美的倦怠感。
遁入历史的烟尘
先锋小说家一向对夸张激进的形式试验大加青睐，崇尚词不达意，倾心高深莫测。先锋作家如果不为自己留条后路，孤注一掷，等待他们的将是昙花一现的命运。苏童之于这个创作群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在于他为自己的作品注入一剂妙手回春的良药：在历史中经营故事。
那么什么是历史呢？把它概括成为一片断壁残垣一件金缕玉衣？一阕哀婉的词令一本残破的家谱？在无言庄重的历史面前，这些显然都是飞扬的尘埃。海德格尔有这样一种理论，他把原始的时间现象分为三个方面：将在、曾在、此在。写作时间的指涉应该是三维共在的，它有别于生活时间，因为生活时间是只有"此在"这一维的。先锋小说中的历史就是一种"曾在"的生存事实。然而，在意义建构的层面上，"将在"和"此在"这两维都缺席了，小说中的人物，在时间里的栖居结构便丧失了其完整性。这种偷工减料造成的严重后果，对饱读西方文学理论的先锋作家不可能一无所知。通观其作品，与其说这是操作失误，倒不说是刻意为之，这是明知故犯的聪明之举。
苏童的《米》写一个大灾之年逃亡的农民在城市里的发迹和幻灭。五龙作为枫杨树的逃亡者，一方面他至始至终怀有对农村根深蹄固的依恋情结，这从一系列围绕他和"米"之间发生的戏剧性情节可以看出来。"在异乡异地唯有大米的清香让他感到亲近与温暖"，这样富于生活气息的感伤与五龙的形象可以说是格格不入。"要一节车皮，我要带一车最好的米回去。"生命尽头孤雁残喘的五龙这个有悖于常理的愿望，彰示着"米"是他与生俱来的精神寄托；而另一方面五龙对城市所发生的罪恶世界又刻意抱有对抗性的疏离。街头的尸体，阿保的欺凌，六爷的暴虐，织云的放荡，绮云的侮辱，冯老板的残忍--充斥着令人窒息的城市死亡气息，都在咬噬着五龙的神经，他那自由主义的纯朴天性也经受着积压与诱惑。"这就是狗娘养的下流的罪恶的城市，他是一个巨大的圈套，诱惑你自投罗网。"如此清醒的认识让五龙以犀利的目光审视着多个复仇的对象，他一步步把这座城市闹的天翻地覆的同时，自己也成为一个畸形的复仇英雄。
这部小说对人阴暗心理的描写达到令人咋舌的地步，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勾心斗角让人直感觉脊梁发冷。五龙在北上的列车上悲惨的死去，回顾他经受过的流浪漂泊，繁华一梦，多多少少也有悲剧英雄的影子。那么造成五龙悲剧的原因在哪里呢？表面上看来是他与罪恶势力较量力量悬殊，实则上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行低劣而造成的。大水淹没了枫杨树，五龙是因为无米而逃亡的。按理说，他进入并占据米店以后，无米的问题已经解决，但事实并不是那样，"米"竟成了他五龙心灵中的"圣物"，甚至演变成了神秘的罪恶根源。对五龙的死我们能说什么，最好的解释莫过于用"多行不义必自毙"一言而蔽之。难道他的锱铢必较的报复体现了个人意识的觉醒个人价值的发现？如果那样说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远方的呼唤
2004年的春天，草长莺飞。长篇小说《蛇为什么会飞》是苏童献给这个春天的一份贺礼。这本书的出版之所以像春天的到来一样让人心动不已，在于他至少代表了苏童创作的一个新走向：转过身来，直面现实。虽然我们在《菩萨蛮》、《人民的鱼》里面已经领略到这种信息，但他如此的大动作还是让人吃惊不已。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被社会忽略了的边缘人，命运迫使他沉沦，而自己却浑然不觉，以为自己在向上爬，暗自得意。而金发女孩是全文的一个亮点，虽然她粗俗肤浅，但身上有隐藏着美的东西，昭示着小说对生活的信念和信心。虽然苏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认为：有时过于成功的艺术手法会掩盖很多东西，包括思考的深度和厚度；抛弃原来用惯的"武器"，用全新的写作方法、全新的视角，直面现实，运用恰当的情感观察与思考，能写出真实、细腻的东西。剧烈变革的社会中，人会比较焦躁，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不能反叛生活，只能反叛自己的写作手法。但理论与实践是两码事，就像"说"和"做"是两码事一样。苏童的所谓现实主义力作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索然无味。对比历史掩映下的怀旧、颓废笼罩下的病态，绚丽的红尘却让人一阵难言的心痛。
真正的现实作品不应该是这样。作家对当代现实的关怀，不是为了复现日常生活图景，那是每一个市民都耳熟能详的，都能做到的。难道读作家的所谓"现实主义力作"仅仅是要获得一种上街散步、市场买菜一样的感受吗？先锋作家群向现实转型较成功的余华对此类小说有过精彩的表述："一些不成功的作家也描写现实，可他们笔下的现实说穿了只是一个环境，是固定的、死去的现实，他们看不到人事怎样走过来的，也看不到怎样走去，当他们在描写斤斤计较的人物时，我们会感到作家本人也在斤斤计较，这样的作家是否在写实在的作品，而不是现实的作品。"苏童就是这样，他在试着操起现实这把武器的同时也刺伤了自己，因为他自己的精神原则也落到现实生活里了，关怀的对象与关怀的态度粘附在一起了。其实生活是立体的，是丰富多彩的，虽然世俗的原则几乎侵占了价值领域的各个角落，但谁又能说我们周围环境的深度已经消失了呢？生命、爱情、精神的期望仍旧以自身的深度方式存在于我们生存的环境里，并成为绝大多数人的追求目标、道德准绳。这一切就是有精神使命感的作家所要面对的生存景象。某种生存危机的紧迫性，容不得我们再缄默不语。而作为向时代发言的文学的新的精神根基，以及来审视商业主义时代里人的存在本质及其精神出路，都需要富有责任感的作家努力探索追求。
参考文献：
王海燕.《苏童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95年2月
郭小冬《童年的死结》《上海文学》1992年3月
陈晓明《表意的焦虑》2001年中央译文出版社
遁入历史的烟尘
先锋小说家一向对夸张激进的形式试验大加青睐，崇尚词不达意，倾心高深莫测。先锋作家如果不为自己留条后路，孤注一掷，等待他们的将是昙花一现的命运。苏童之于这个创作群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在于他为自己的作品注入一剂妙手回春的良药：在历史中经营故事。
那么什么是历史呢？把它概括成为一片断壁残垣一件金缕玉衣？一阕哀婉的词令一本残破的家谱？在无言庄重的历史面前，这些显然都是飞扬的尘埃。海德格尔有这样一种理论，他把原始的时间现象分为三个方面：将在、曾在、此在。写作时间的指涉应该是三维共在的，它有别于生活时间，因为生活时间是只有"此在"这一维的。先锋小说中的历史就是一种"曾在"的生存事实。然而，在意义建构的层面上，"将在"和"此在"这两维都缺席了，小说中的人物，在时间里的栖居结构便丧失了其完整性。这种偷工减料造成的严重后果，对饱读西方文学理论的先锋作家不可能一无所知。通观其作品，与其说这是操作失误，倒不说是刻意为之，这是明知故犯的聪明之举。
苏童的《米》写一个大灾之年逃亡的农民在城市里的发迹和幻灭。五龙作为枫杨树的逃亡者，一方面他至始至终怀有对农村根深蹄固的依恋情结，这从一系列围绕他和"米"之间发生的戏剧性情节可以看出来。"在异乡异地唯有大米的清香让他感到亲近与温暖"，这样富于生活气息的感伤与五龙的形象可以说是格格不入。"要一节车皮，我要带一车最好的米回去。"生命尽头孤雁残喘的五龙这个有悖于常理的愿望，彰示着"米"是他与生俱来的精神寄托；而另一方面五龙对城市所发生的罪恶世界又刻意抱有对抗性的疏离。街头的尸体，阿保的欺凌，六爷的暴虐，织云的放荡，绮云的侮辱，冯老板的残忍--充斥着令人窒息的城市死亡气息，都在咬噬着五龙的神经，他那自由主义的纯朴天性也经受着积压与诱惑。"这就是狗娘养的下流的罪恶的城市，他是一个巨大的圈套，诱惑你自投罗网。"如此清醒的认识让五龙以犀利的目光审视着多个复仇的对象，他一步步把这座城市闹的天翻地覆的同时，自己也成为一个畸形的复仇英雄。
这部小说对人阴暗心理的描写达到令人咋舌的地步，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勾心斗角让人直感觉脊梁发冷。五龙在北上的列车上悲惨的死去，回顾他经受过的流浪漂泊，繁华一梦，多多少少也有悲剧英雄的影子。那么造成五龙悲剧的原因在哪里呢？表面上看来是他与罪恶势力较量力量悬殊，实则上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行低劣而造成的。大水淹没了枫杨树，五龙是因为无米而逃亡的。按理说，他进入并占据米店以后，无米的问题已经解决，但事实并不是那样，"米"竟成了他五龙心灵中的"圣物"，甚至演变成了神秘的罪恶根源。对五龙的死我们能说什么，最好的解释莫过于用"多行不义必自毙"一言而蔽之。难道他的锱铢必较的报复体现了个人意识的觉醒个人价值的发现？如果那样说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远方的呼唤
2004年的春天，草长莺飞。长篇小说《蛇为什么会飞》是苏童献给这个春天的一份贺礼。这本书的出版之所以像春天的到来一样让人心动不已，在于他至少代表了苏童创作的一个新走向：转过身来，直面现实。虽然我们在《菩萨蛮》、《人民的鱼》里面已经领略到这种信息，但他如此的大动作还是让人吃惊不已。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被社会忽略了的边缘人，命运迫使他沉沦，而自己却浑然不觉，以为自己在向上爬，暗自得意。而金发女孩是全文的一个亮点，虽然她粗俗肤浅，但身上有隐藏着美的东西，昭示着小说对生活的信念和信心。虽然苏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认为：有时过于成功的艺术手法会掩盖很多东西，包括思考的深度和厚度；抛弃原来用惯的"武器"，用全新的写作方法、全新的视角，直面现实，运用恰当的情感观察与思考，能写出真实、细腻的东西。剧烈变革的社会中，人会比较焦躁，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不能反叛生活，只能反叛自己的写作手法。但理论与实践是两码事，就像"说"和"做"是两码事一样。苏童的所谓现实主义力作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索然无味。对比历史掩映下的怀旧、颓废笼罩下的病态，绚丽的红尘却让人一阵难言的心痛。
真正的现实作品不应该是这样。作家对当代现实的关怀，不是为了复现日常生活图景，那是每一个市民都耳熟能详的，都能做到的。难道读作家的所谓"现实主义力作"仅仅是要获得一种上街散步、市场买菜一样的感受吗？先锋作家群向现实转型较成功的余华对此类小说有过精彩的表述："一些不成功的作家也描写现实，可他们笔下的现实说穿了只是一个环境，是固定的、死去的现实，他们看不到人事怎样走过来的，也看不到怎样走去，当他们在描写斤斤计较的人物时，我们会感到作家本人也在斤斤计较，这样的作家是否在写实在的作品，而不是现实的作品。"苏童就是这样，他在试着操起现实这把武器的同时也刺伤了自己，因为他自己的精神原则也落到现实生活里了，关怀的对象与关怀的态度粘附在一起了。其实生活是立体的，是丰富多彩的，虽然世俗的原则几乎侵占了价值领域的各个角落，但谁又能说我们周围环境的深度已经消失了呢？生命、爱情、精神的期望仍旧以自身的深度方式存在于我们生存的环境里，并成为绝大多数人的追求目标、道德准绳。这一切就是有精神使命感的作家所要面对的生存景象。某种生存危机的紧迫性，容不得我们再缄默不语。而作为向时代发言的文学的新的精神根基，以及来审视商业主义时代里人的存在本质及其精神出路，都需要富有责任感的作家努力探索追求。
参考文献：
王海燕.《苏童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95年2月
郭小冬《童年的死结》《上海文学》1992年3月
陈晓明《表意的焦虑》2001年中央译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