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从局部到整体，由个别到普遍，从有识之士之忧、媒体力量推动、社会教育尝试到学校教育呼应，中华经典诵读教育已经发展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实践活动，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影响。
　　中小学经典学习理所应当——在价值迷失、利益至上的商业社会，重听圣人之言，重读圣贤之书，不仅能让我们找到作为中国人的存在理由，还能帮助我们在回望历史中发现前行的方向；用诵读的方式进行经典学习同样无可厚非——不论是传承千年成功的启蒙教育，还是当今成功的语文教学，诵读都被证明是一种基本的、成功的学习方式。
　　所以在中小学开展经典诵读，不仅必须，而且可行。
　　但现实却是，今天中小学开展的经典诵读活动，却有强弩之末之势。在热闹过后，学生厌倦、教师疲惫、学校茫然已成常态。
　　明明是好事，却做不好，其中原因何在？
　　做一件事，只有清楚要做些什么，才会清楚怎么做。如果做了不该或不能做的事，这事注定做不好。对于经典诵读，我们有必要对其价值进行重新审视，才能弄清该做些什么。
　　“从心理学的视角，文化传承的内在生成过程，应当是教育者与学生之间，以价值观为载体进行的价值互动的过程”。“经典诵读未必能够入心入脑，能够背诵下来《弟子规》，不能说就是承接了中国文化”（刘晓明）。可见，只进行诵读，对于经典价值的传递是有限的，要实现经典的价值传承使命，学校教育还应做得更多。
　　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为走出科学主义的迷途，力推西方古代经典诵读的永恒主义实现了对进步主义的“逆袭”。但很快，这种“逆袭”被质疑，“经典的产生乃是对时代命题的呼应，脱离时代背景，经典诵读很可能迷失方向”。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对经典的价值、诵读主体和诵读的方式进行理性的思考是肃清乱象的必要举措”（黄洪霖、王莹）。
　　经典总是要孩子来读的，所以孩子是经典诵读的主人。“在儿童经典诵读活动中，以往的研究对象，更多的是从抽象的儿童、类意义上的儿童入手，而恰恰忽略了本体论意义上的具体的儿童。事实上，在经典诵读活动中，对这三层内涵的儿童都应有所关涉，而在具体的活动开展过程中，则更要侧重个体意义上的、具体鲜活的儿童”（李平）。
　　就经典诵读本身，也是有规律可寻的。读要有技巧，经历“跟我读”—“教我读”—“我要读”的过程，经典颂读才能坚持下去（熊春锦）。“在抑扬顿挫中理解古诗文等经典，应该考虑到中小学生年龄特点，将朗读、诵读、研读有机结合，层层推进”（颜海波、李香平）。
　　对经典诵读的价值审视还可以有更多的视角。相信只有经过理智的拷问，中小学经典诵读活动才会产生内在动力，才会持久地开展下去。
　　（徐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