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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木兰诗》的主题意义，教学参考书中是这样定位的：“《木兰诗》塑造了木兰这个不朽的人物形象。木兰是一个少女，又是一个金戈铁马的英雄。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她挺身而出，驰骋沙场，立下汗马功劳；胜利归来以后，又谢绝高官，返回家园，重新从事和平劳动。她爱亲人也爱国家，把对国家对亲人的责任感融合到了一起。木兰的形象，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勤劳、善良、机智、勇敢、刚毅、淳朴的优秀品质。”“诗的重点不在于讴歌主人公驰骋沙场、建功立业的英雄行为，而在于颂扬她勇于献身不图荣华的高尚情操”。“写木兰还朝辞官，用夸张的语言写木兰功劳之大，天子赏赐之多，由此再说到辞官不就，才更突出她不图功名利禄的高尚品格。”“描写木兰的从军与还乡，表现了她的进步的思想倾向。”
河南安阳的常作印先生，对教参上的这几点概括，持不信任态度。常老师在他的《〈木兰诗〉的主题不能简单归结为“爱国和不慕功名利禄”》（发表于《语文学习报》2007年42期）一文中，分别从“木兰从军是很无奈的被迫的选择，更多的是‘爱父’的表现”与“木兰的还乡，决非什么不慕功名富贵的问题，也不是什么热爱劳动的问题，而是封建社会压迫、歧视妇女的必然结局”。从这两个独特的视角出发，将《木兰诗》的主题归结到“谁说女子不如男”这个颇具现代女权观念的意义上。常老师认为：“作者用欢快的笔调描写木兰骨肉团聚的欢乐，让她在‘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之后，以女子的面目出现在同伴的面前。尤其是，最后用兔子跑在一起，难辨雌雄的隐喻，说明女子如果有施展抱负的机会，她们的智慧、胆略和才能并不比男子逊色。这正是作者忠于现实生活的表现，也是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相通的。”
内蒙古的杜景礼先生，则在他的《〈木兰诗〉的主题究竟该作何解》一文中，又对常作印先生的文章提出了新的质疑，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新阐释。杜先生认为：“诗歌除了要塑造一位代父从军的女英雄之外，更想借这英雄从女性独特的角度道出劳动人民共同的心声：反对战争，向往和平。”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杜先生抓住了《木兰诗》中“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旦辞爷娘去，暮至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宿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这几个句子，归结出“木兰从心理上是不愿代父出征的，只是为了父亲才不得不扬鞭策马，远赴战场”这样的结论，借以论证“反对战争，向往和平”的主题意义。
为了使文章更具说服力，杜先生又列举了“木兰返乡”中的一些细节，从中概括出“和平”带来的幸福、喜悦与惬意。以此进一步印证自己所阐释的主题。
两位先生不唯权威不唯书的探究精神，实在值得学习。但对两位眼下所持的观点，我并不认同。因为我觉得，常作印先生所概括的主题，显然超越封建社会大男子主义一统天下的社会现实，忽视了《木兰诗》流传中依旧是男性读者为主体的客观实际。要知道，《木兰诗》在封建时代的阅读中，其受众极少为女性。而在男性读者群中，倡导“谁说女子不如男”的主题，是不合情理的。
杜先生的归纳，也存在着超越民族文化内涵的不足。中华文化，尤其是北方地区的文化中，崇尚武力崇敬英雄，是永恒的旋律。从遥远的《诗经》开始，到盛唐的边塞诗歌，到南宋的主战派诗词，到现代文学中众多的英雄主义颂歌，我们的文学作品固然存在着对和平的向往，但更多情况下，我们是倡导用正义的战争，来剿灭非正义的战争。
单从《木兰诗》的内容看，尽管诗歌关于十年征战的描述，只用最概括的一行文字统括过去，然而，“关山度若飞”中的飒爽英姿，“寒光照铁衣”中的严整军容，“将军百战死”中的惨烈凄美，都在为我们张扬着一种“但求沙场征战死，何必马革裹尸还”的英雄主义情结。依照《木兰诗》中关于木兰得胜还朝后可汗重赏的描述，我们可以推想：替父从军的木兰，从踏上前线的第一天起，心灵深处蕴藏着的，就绝非“反对战争”的非暴力观点，而应该是类似于后世岳武穆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般的热血与豪情。若非如此，则无法解读其立下的那些足以引起可汗重视的赫赫战功。当木兰如同其他男儿一样，纵马持枪，浴血厮杀时，“反战”与“和平”，注定是两个遥远的词汇。切近的，应该是“首级”与“战功”。这，不是野蛮，不是凶残，而是华夏民族，或者深受华夏民族文化熏染的其他少数民族对于战争认识的集体意识的产物。
既然否定了教参及常、杜两位先生对《木兰诗》主题意义的归纳，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定位《木兰诗》的主题呢？我认为应该结合《木兰诗》形成及流传过程中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社会伦理规范、受众心理等诸多要素，从“人”的角度，尤其是“女人”的角度，进行综合的鉴赏与解读，才可以透过种种立足于现代意识的虚假拔高，还原木兰及《木兰诗》的本真意义。
首先，从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两方面看，我认为《木兰诗》中，是不存在“爱国”主题的。诗歌所确立的主题意义，是对传统的孝道的颂扬。
我们无法确切判断木兰所从属的民族。单凭诗歌中“可汗”这个首领名称，或许可以将其假定为某个游牧部落。不过，从诗歌中“旦辞爷娘去，暮至黄河边”及“旦辞黄河去，暮宿黑山头”两句，我们可以知晓，《木兰诗》所依托的地域文化，是介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中原地区华夏文明。
翻阅关于六朝历史的著作，可以发现，从公元265年西晋王朝建立起，到589年隋统一止，324年的历史沿革中，中原大地上，似乎从来就没有停歇过战火硝烟。东晋时期的“五胡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强权统治集团走马灯般上演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闹剧。
这种乱世之中，城头大王旗朝立夕废，“爱国”，显然成为了一个无法确立意义的词汇。我们知道，国家是和政权紧密相连的，政权丧失，国家也就消亡。乱世中的木兰，哪里有一个稳定的政权可以依附，哪里有一个稳定的国家可以供她热爱呢？在这样的时代中，“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自然就成为安身立命的信条。
然而，中原地区无论政局如何动荡，民风中的伦理孝道，依旧是评判人的价值的一个重要尺码。中原，毕竟是数百年的文化中心。从西汉开始强力推行的孝道政治，通过“举孝廉”等有效的吏制选拔举措及大量流传民间的孝子孝女故事，早已深入了民众的骨髓深处。正是在此背景下，木兰才不惜以女儿之身，毅然走上替父从军的道路。替父，只因为父亲年老力衰，只为了不使老父抛尸荒野，只为了尽一个女儿应该尽的孝道。在木兰看来，这样的尽孝，是一种理所当然。
木兰从孝道出发，替父从军，结果，不但保全了年高的老父，而且建立了盖世功勋，获得了丰厚赏赐，赢得了千古美名。这，显然为后世确立了一个孝道的典范。想一想，后世该有多少父母，会用木兰作为典型材料，对自己的子女进行正面的孝道宣传啊。
其次，从社会伦理规范与受众心理角度看，《木兰诗》的另一个主题意义，应该是“女德”的赞美。
东汉史学家班固之妹班昭，在《女诫》中对女子的言行提出了“四德”的要求。班昭认为，女子不要求特别有才智，但要谦恭、腼腆、殷勤、纯洁坚贞、整洁干净，有无可指责的品行和完美无缺的举止。此即“女德”。女子不要求有雄辩的口才或才华横溢的谈吐，不过要仔细小心地琢磨用词，不能使用粗鲁的语言，并知道什么时候当讲，什么时候该住嘴。此即“女言”。女子不必要求太漂亮或太美丽的容貌，但必须收拾得整齐干净、穿着打扮恰到好处，不能让人背后指指点点。此即“女容”。女子不必有什么专门的技能，只要求她们勤快而专心致志于纺织，不把时间浪费在嬉笑之上。要做好厨房里的事情，把厨房收拾干净，并准备好食物。此即“女工”。
且不论班昭的“四德”，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女性的发展。单从“四德”的形成、流传并逐渐成为漫长封建时代女子品德的道德规范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可以发现，木兰所生存的南北朝时代，是无法摆脱“男主外、女主内”的农耕文化道德约束的。无论是社会伦理规范，还是大众心理中，女子不论多么有才干，其应该拥有的位置，都只能是家庭。光宗耀祖，不是女子的职责；治国齐家平天下，更非女子的权利。
所以，《木兰诗》在开篇强调木兰机杼前的纺织，突出其女子应该拥有的生存位置后，尽管花费一定笔墨描绘了她的英雄行为，却还是要借一个男性的包装来完成，而非圣女贞德那样，直接以女子的形象，塑造出只属于女子的光彩。因为，疆场驰骋，毕竟是男人的专利，是大丈夫“赢得身前身后名”的特权。
至于《木兰诗》后半部分，写木兰得胜返朝，辞却一切功名富贵，只愿意本本分分地做回平凡女子的细节描写，自然是顺应了封建时代的社会伦理规范和社会受众心态要求的“合礼”举措。当然，这里存在着一个意义上的分解点：一者，如果确有木兰其人的话，她是否在朝堂担任尚书郎的职位，与诗歌主题意义无关要旨。因为诗歌中的木兰，是女德约束下自觉顺从的典范。二者，木兰的辞官，更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心态的要求，尤其是男人权势集团的要求。
所以，“木兰不用尚书郎”，自然成了一种理所应当的回归。攻城拔地，固然是木兰所为，却是以男儿形象完成的壮举。当硝烟散尽、兵革入库之后，木兰首先需要的，不是功名不是富贵，而是“回归”——女性角色的回归，女性品德的回归。所以，木兰无需接受什么“尚书郎”的职位，而是只需要“驰千里足”，返回故乡。回乡，则可以返回本真，可以返回女性的“天性”与“天职”。
至于“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的描写，更是突出了“女德”的精髓。一切的功勋，原本仅仅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并非女儿本愿。那么，当战争终于消弭，岁月重归平凡之后，身为女子的木兰，又有什么理由不回归女儿本色之中呢？这种回归，或许符合木兰本愿，也或许和她心中的企盼存在着出入。但无论如何，这个生存的时代，都要求她、约束她必须回归本质。世界毕竟是男人的，女子再强大，终归要臣服于男人的统辖。这是一种可怕的、无可规避的力量，这样的力量，即使是英勇无比的木兰，也只能屈服，或者认同。
由此，女强人型的木兰，当战袍脱下后，顺理成章地回归到具备“四德”的女性形象中。她重归“谦恭、腼腆、殷勤、纯洁坚贞、整洁干净，又无可指责的品行和完美无缺的举止”的标本式女性角色中，将赫赫战功、万千赏赐、功名富贵一起交还给了历史舞台上的主角——男人。这样的回归，对女人，可能是一种亵渎；对男人，尤其是长期以来呼风唤雨的男人，则是一种平衡一种自慰。因为正是这样的“女德”回归，才使得男人找回了尊严，重拾起世界主宰的面罩。
漫长的封建时代，男权，终归是永恒的权利。木兰型的女强人，无论史实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况，进入到文学作品中，她都只能成为男性世界的一种点缀。而作为点缀，她只能是“温良恭俭让”，只能是隐退到男性的阴影背后，收敛起一切的恢弘壮阔，去扮演她应该扮演的乖乖巧巧的女孩儿形象。
更为可怕的，是这样的回归，在诗歌中竟然是木兰的企盼。以木兰这样的英雄，不但只能接受回归的事实，而且是兴高采烈地主动申请。在木兰的心目中，女人，终归还是女人，还是应该坐在织布机旁，活跃在灶台边上。回归，是天经地义。不回归，反而是大逆不道。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当刀光剑影黯淡、鼓角铮鸣远去，傍地飞奔，也就成了往昔的记忆。和平来临了，雄兔与雌兔，也就应该回复到各自的本性之中。
木兰，属于她的，依旧是机杼，而非疆场。
[作者通联：江苏仪征中学]
河南安阳的常作印先生，对教参上的这几点概括，持不信任态度。常老师在他的《〈木兰诗〉的主题不能简单归结为“爱国和不慕功名利禄”》（发表于《语文学习报》2007年42期）一文中，分别从“木兰从军是很无奈的被迫的选择，更多的是‘爱父’的表现”与“木兰的还乡，决非什么不慕功名富贵的问题，也不是什么热爱劳动的问题，而是封建社会压迫、歧视妇女的必然结局”。从这两个独特的视角出发，将《木兰诗》的主题归结到“谁说女子不如男”这个颇具现代女权观念的意义上。常老师认为：“作者用欢快的笔调描写木兰骨肉团聚的欢乐，让她在‘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之后，以女子的面目出现在同伴的面前。尤其是，最后用兔子跑在一起，难辨雌雄的隐喻，说明女子如果有施展抱负的机会，她们的智慧、胆略和才能并不比男子逊色。这正是作者忠于现实生活的表现，也是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相通的。”
内蒙古的杜景礼先生，则在他的《〈木兰诗〉的主题究竟该作何解》一文中，又对常作印先生的文章提出了新的质疑，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新阐释。杜先生认为：“诗歌除了要塑造一位代父从军的女英雄之外，更想借这英雄从女性独特的角度道出劳动人民共同的心声：反对战争，向往和平。”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杜先生抓住了《木兰诗》中“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旦辞爷娘去，暮至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宿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这几个句子，归结出“木兰从心理上是不愿代父出征的，只是为了父亲才不得不扬鞭策马，远赴战场”这样的结论，借以论证“反对战争，向往和平”的主题意义。
为了使文章更具说服力，杜先生又列举了“木兰返乡”中的一些细节，从中概括出“和平”带来的幸福、喜悦与惬意。以此进一步印证自己所阐释的主题。
两位先生不唯权威不唯书的探究精神，实在值得学习。但对两位眼下所持的观点，我并不认同。因为我觉得，常作印先生所概括的主题，显然超越封建社会大男子主义一统天下的社会现实，忽视了《木兰诗》流传中依旧是男性读者为主体的客观实际。要知道，《木兰诗》在封建时代的阅读中，其受众极少为女性。而在男性读者群中，倡导“谁说女子不如男”的主题，是不合情理的。
杜先生的归纳，也存在着超越民族文化内涵的不足。中华文化，尤其是北方地区的文化中，崇尚武力崇敬英雄，是永恒的旋律。从遥远的《诗经》开始，到盛唐的边塞诗歌，到南宋的主战派诗词，到现代文学中众多的英雄主义颂歌，我们的文学作品固然存在着对和平的向往，但更多情况下，我们是倡导用正义的战争，来剿灭非正义的战争。
单从《木兰诗》的内容看，尽管诗歌关于十年征战的描述，只用最概括的一行文字统括过去，然而，“关山度若飞”中的飒爽英姿，“寒光照铁衣”中的严整军容，“将军百战死”中的惨烈凄美，都在为我们张扬着一种“但求沙场征战死，何必马革裹尸还”的英雄主义情结。依照《木兰诗》中关于木兰得胜还朝后可汗重赏的描述，我们可以推想：替父从军的木兰，从踏上前线的第一天起，心灵深处蕴藏着的，就绝非“反对战争”的非暴力观点，而应该是类似于后世岳武穆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般的热血与豪情。若非如此，则无法解读其立下的那些足以引起可汗重视的赫赫战功。当木兰如同其他男儿一样，纵马持枪，浴血厮杀时，“反战”与“和平”，注定是两个遥远的词汇。切近的，应该是“首级”与“战功”。这，不是野蛮，不是凶残，而是华夏民族，或者深受华夏民族文化熏染的其他少数民族对于战争认识的集体意识的产物。
既然否定了教参及常、杜两位先生对《木兰诗》主题意义的归纳，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定位《木兰诗》的主题呢？我认为应该结合《木兰诗》形成及流传过程中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社会伦理规范、受众心理等诸多要素，从“人”的角度，尤其是“女人”的角度，进行综合的鉴赏与解读，才可以透过种种立足于现代意识的虚假拔高，还原木兰及《木兰诗》的本真意义。
首先，从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两方面看，我认为《木兰诗》中，是不存在“爱国”主题的。诗歌所确立的主题意义，是对传统的孝道的颂扬。
我们无法确切判断木兰所从属的民族。单凭诗歌中“可汗”这个首领名称，或许可以将其假定为某个游牧部落。不过，从诗歌中“旦辞爷娘去，暮至黄河边”及“旦辞黄河去，暮宿黑山头”两句，我们可以知晓，《木兰诗》所依托的地域文化，是介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中原地区华夏文明。
翻阅关于六朝历史的著作，可以发现，从公元265年西晋王朝建立起，到589年隋统一止，324年的历史沿革中，中原大地上，似乎从来就没有停歇过战火硝烟。东晋时期的“五胡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强权统治集团走马灯般上演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闹剧。
这种乱世之中，城头大王旗朝立夕废，“爱国”，显然成为了一个无法确立意义的词汇。我们知道，国家是和政权紧密相连的，政权丧失，国家也就消亡。乱世中的木兰，哪里有一个稳定的政权可以依附，哪里有一个稳定的国家可以供她热爱呢？在这样的时代中，“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自然就成为安身立命的信条。
然而，中原地区无论政局如何动荡，民风中的伦理孝道，依旧是评判人的价值的一个重要尺码。中原，毕竟是数百年的文化中心。从西汉开始强力推行的孝道政治，通过“举孝廉”等有效的吏制选拔举措及大量流传民间的孝子孝女故事，早已深入了民众的骨髓深处。正是在此背景下，木兰才不惜以女儿之身，毅然走上替父从军的道路。替父，只因为父亲年老力衰，只为了不使老父抛尸荒野，只为了尽一个女儿应该尽的孝道。在木兰看来，这样的尽孝，是一种理所当然。
木兰从孝道出发，替父从军，结果，不但保全了年高的老父，而且建立了盖世功勋，获得了丰厚赏赐，赢得了千古美名。这，显然为后世确立了一个孝道的典范。想一想，后世该有多少父母，会用木兰作为典型材料，对自己的子女进行正面的孝道宣传啊。
其次，从社会伦理规范与受众心理角度看，《木兰诗》的另一个主题意义，应该是“女德”的赞美。
东汉史学家班固之妹班昭，在《女诫》中对女子的言行提出了“四德”的要求。班昭认为，女子不要求特别有才智，但要谦恭、腼腆、殷勤、纯洁坚贞、整洁干净，有无可指责的品行和完美无缺的举止。此即“女德”。女子不要求有雄辩的口才或才华横溢的谈吐，不过要仔细小心地琢磨用词，不能使用粗鲁的语言，并知道什么时候当讲，什么时候该住嘴。此即“女言”。女子不必要求太漂亮或太美丽的容貌，但必须收拾得整齐干净、穿着打扮恰到好处，不能让人背后指指点点。此即“女容”。女子不必有什么专门的技能，只要求她们勤快而专心致志于纺织，不把时间浪费在嬉笑之上。要做好厨房里的事情，把厨房收拾干净，并准备好食物。此即“女工”。
且不论班昭的“四德”，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女性的发展。单从“四德”的形成、流传并逐渐成为漫长封建时代女子品德的道德规范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可以发现，木兰所生存的南北朝时代，是无法摆脱“男主外、女主内”的农耕文化道德约束的。无论是社会伦理规范，还是大众心理中，女子不论多么有才干，其应该拥有的位置，都只能是家庭。光宗耀祖，不是女子的职责；治国齐家平天下，更非女子的权利。
所以，《木兰诗》在开篇强调木兰机杼前的纺织，突出其女子应该拥有的生存位置后，尽管花费一定笔墨描绘了她的英雄行为，却还是要借一个男性的包装来完成，而非圣女贞德那样，直接以女子的形象，塑造出只属于女子的光彩。因为，疆场驰骋，毕竟是男人的专利，是大丈夫“赢得身前身后名”的特权。
至于《木兰诗》后半部分，写木兰得胜返朝，辞却一切功名富贵，只愿意本本分分地做回平凡女子的细节描写，自然是顺应了封建时代的社会伦理规范和社会受众心态要求的“合礼”举措。当然，这里存在着一个意义上的分解点：一者，如果确有木兰其人的话，她是否在朝堂担任尚书郎的职位，与诗歌主题意义无关要旨。因为诗歌中的木兰，是女德约束下自觉顺从的典范。二者，木兰的辞官，更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心态的要求，尤其是男人权势集团的要求。
所以，“木兰不用尚书郎”，自然成了一种理所应当的回归。攻城拔地，固然是木兰所为，却是以男儿形象完成的壮举。当硝烟散尽、兵革入库之后，木兰首先需要的，不是功名不是富贵，而是“回归”——女性角色的回归，女性品德的回归。所以，木兰无需接受什么“尚书郎”的职位，而是只需要“驰千里足”，返回故乡。回乡，则可以返回本真，可以返回女性的“天性”与“天职”。
至于“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的描写，更是突出了“女德”的精髓。一切的功勋，原本仅仅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并非女儿本愿。那么，当战争终于消弭，岁月重归平凡之后，身为女子的木兰，又有什么理由不回归女儿本色之中呢？这种回归，或许符合木兰本愿，也或许和她心中的企盼存在着出入。但无论如何，这个生存的时代，都要求她、约束她必须回归本质。世界毕竟是男人的，女子再强大，终归要臣服于男人的统辖。这是一种可怕的、无可规避的力量，这样的力量，即使是英勇无比的木兰，也只能屈服，或者认同。
由此，女强人型的木兰，当战袍脱下后，顺理成章地回归到具备“四德”的女性形象中。她重归“谦恭、腼腆、殷勤、纯洁坚贞、整洁干净，又无可指责的品行和完美无缺的举止”的标本式女性角色中，将赫赫战功、万千赏赐、功名富贵一起交还给了历史舞台上的主角——男人。这样的回归，对女人，可能是一种亵渎；对男人，尤其是长期以来呼风唤雨的男人，则是一种平衡一种自慰。因为正是这样的“女德”回归，才使得男人找回了尊严，重拾起世界主宰的面罩。
漫长的封建时代，男权，终归是永恒的权利。木兰型的女强人，无论史实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况，进入到文学作品中，她都只能成为男性世界的一种点缀。而作为点缀，她只能是“温良恭俭让”，只能是隐退到男性的阴影背后，收敛起一切的恢弘壮阔，去扮演她应该扮演的乖乖巧巧的女孩儿形象。
更为可怕的，是这样的回归，在诗歌中竟然是木兰的企盼。以木兰这样的英雄，不但只能接受回归的事实，而且是兴高采烈地主动申请。在木兰的心目中，女人，终归还是女人，还是应该坐在织布机旁，活跃在灶台边上。回归，是天经地义。不回归，反而是大逆不道。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当刀光剑影黯淡、鼓角铮鸣远去，傍地飞奔，也就成了往昔的记忆。和平来临了，雄兔与雌兔，也就应该回复到各自的本性之中。
木兰，属于她的，依旧是机杼，而非疆场。
[作者通联：江苏仪征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