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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瞿秋白在狱中写下的《多余的话》，给世人留下了众多的悬疑和争论。本文试图从“多余的话”究竟多不多余、“历史的误会”的本真内涵、“半吊子文人”的纠结人生、“恋生与取义”的矛盾抉择和“烈士与叛徒”的功过是非等几方面，对《多余的话》进行辩证解读，力求尽可能走近瞿秋白的内心世界，揭开《多余的话》中蕴含的众多寓意，希望以此引起大家对革命先烈瞿秋白能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更深入的了解。
【关键词】：瞿秋白;多余的话;分析解读;真相还原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领导人，他在短暂的一生中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尤其是他生前在狱中写下的《多余的话》，给世人留下了众多的悬疑和争论。人们对他的《多余的话》的解读从没有停止过。作为一个共产党主要领袖之一，他在临死前为何说了那么多悲观和自贬的话，因视角不同，大家对它的解读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本文认为，瞿秋白是在绝望的心情下写的《多余的话》，在坦然面对死亡的情况下，对自己进行自剖，用最后的最坦白的话说出自己内心的矛盾、纠结、无奈和对美好世界的依恋，以及对同志和革命事业的美好祝愿。他写《多余的话》的本意是想通过赤裸裸的深刻的自我批判，晾晒自身的缺点和不足，以此促使革命同志能从自己身上汲取些经验和教训，实现各自的“异己的”的改造，进而成为一个个合格的真正的共产主战士。
一、“多余的话”究竟多不多余
瞿秋白在写《多余的话》时，内心是充满矛盾的。他知道既然是多余的话，为何又要说出来呢？本文认为，促使瞿秋白最终决定写《多余的话》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知识分子喜欢用文字记载心绪的习惯，刺激他产生写点东西的欲望;二是坦诚率直的个性促使他产生“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的冲动。通过文字抒发胸臆的革命先烈数不胜数，如夏明翰写的《就义诗》。我们在诵读《就义诗》时，无不被夏明翰宁死不屈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所震撼，进而对他个人从心底里产生由衷的敬佩。但是，瞿秋白写的《多余的话》让人看了之后，感觉主流与支流交织、正面与负面交错，温和中胶着些许的偏激，文字中显露出他浓浓的忧郁，叙事风格率直、偏激，自贬中流露出不满，让人看后心情较为沉重。
致使他写出如此矛盾的东西，主要原因还是他率直和抑郁的个性所致，也与他在政治上受打击排挤而产生失落情绪有很大关系。所以，《多余的话》刚刚登载出来，共产党方面矢口否认瞿秋白会写出这样的文章，认为这纯粹是国民党为了瓦解革命阵营和动摇革命者的意志而杜撰出来的;再进一步讲，即使瞿秋白临刑前留有遗作，公开登载出来的一定是被国民党篡改过的，以此污蔑、造谣和中伤党的领袖人物。长期以来，大家都不愿意提及《多余的话》，更鲜有人对《多余的话》进行过客观解读。但瞿秋白身前好友鲁迅和丁玲看了他后，却认为很符合瞿秋白文风，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据陆定一回忆，周恩来曾说他亲眼看过原稿，确认是瞿秋白的笔迹。经过多方考证，《多余的话》最终被确认就是瞿秋白的遗著。这才激发学界的关注，人们开始对《多余的话》作深入解读。
解读首先还是应从这篇遗著的题目开始，为什么叫“多余的话”？既然是多余的话，又何必说！如果从维护领袖人物形象的角度来讲，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确属多余。这种揭丑亮短式的自我剖析，给人的感觉就是在自找麻烦，是在往自己身上泼脏水，这样做无疑是在自毁形象，再加上他曾經又是党的领袖人物之一，不可避免的会给整个党的形象带来一定的负面形象。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还是不说为好。其实，瞿秋白在写《多余的话》时，他已经意识到《多余的话》会给他的身后名带来污点，但他最终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1]P387他在内心极度矛盾的情况写下《多余的话》，体现了他的坦荡磊落、敢于自我批评的个性，也展现了他对自己无愧于同志和革命的一种自信，唯有自我剖析之后，他才能释然离开这美好的世界。
反过来说，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的本意可不是为了自毁形象，他是想通过对自我的剖析，向党和同志们袒露自己作为一个革命者身上尚存的缺陷，希望同志们在看到他自己身上存在的缺陷时，能从中汲取一定的教训，得到某种启示，明白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具备的能力素质。“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鸭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1]P388在这段话中，瞿秋白剖析自己因为没有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情感彻底决裂，所以才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他要告诫革命阵营的同志们，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和过去的自我彻底决裂，剔除身上一切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和情感，从思想、情感到行为完成“异己的”改造后，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斗士。文人性情和对革命的高度责任感促使他决心写《多余的话》，从这个角度而言，《多余的话》并不多余，反而很有必要。
二、“历史的误会”的本真内涵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陈述自己投身革命的经历时，开篇就说投身革命是一场“历史的误会”，这句话确实是瞿秋白的肺腑之言。如何正确理解瞿秋白所说的“历史的误会”的含义，这是对瞿秋白作公正评价的关键，也是正确判断他所写《多余的话》的意图的依据。不同的解读方法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答案，会直接影响对瞿秋白历史功过的正确评判，甚至会曲解他写的《多余的话》动机和意图。因此，我们对他所说的“历史的误会”的含义，必须结合他投身革命的全过程来进行辩证分析。
有的人理解瞿秋白说投身革命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反映出了瞿秋白对投身革命的后悔，因此，临死前他所写的《多余的话》就是向国民党提交的悔过书、求生状。尤其是在“文革”期间，他的遗著《多余的话》一度使他被污蔑为党内的叛徒，长期蒙受历史的不白之冤。“文革”后，伴随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深入开展，瞿秋白叛徒的罪名得以平反，学界又重新开始对他的《多余的话》开展了大量的解读工作，解读的结果总体而言是褒大于贬，正面多于负面。大量事实证明上述观点纯属断章取义，光看表象、不看本质，是对瞿秋白所说的“历史的误会”的曲解。 整体地客观地研读瞿秋白《多余的话》，很容易理解他所说的“历史的误会”其实是指自己投身革命并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之一这种偶然性。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对投身革命的道路进行了详细回顾：他到北京上学不是为了探求改变中国现状和医治中国问题的良方，而是为将来的生存而学习一技之长，并梦想着将来做个教员度过一生;他选择学习俄文、前往俄国是出于生活和工作需要，并不是奔着取马克思主义的真经而去;在担任翻译时偶然接触到陈独秀和张太雷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正式投身革命行列，当上党的领导人之一。“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觉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度过了这一时期。”。[1]P368-370瞿秋白坦言从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参加革命，直至当上党的主要领导人，这些对他来说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甚至是出乎他的本意。他所说的“历史的误会”意指这种偶然，不是说自己对人生道路作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当然“历史的误会”还包含当上党的领导人之一这件事。他认为自己无论从理论功底还是实践能力都不如党内的其他领导同志，自己反而成为党的领袖之一。他认为：“我其实就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1]P371
三、 “半吊子文人”的纠结人生
从瞿秋白的成长历程来看，与其说他是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倒不如说他是个文人更恰当些。他从事政治活动缺乏一个政客应有的手腕和技巧，对政治领域的各种路线斗争缺乏应有的兴趣，甚至感到厌倦。面对党内复杂的宗派斗争，文人的懦弱性充分表露出来，他不知道积极去抗争，而是一味保持沉默，采取回避的态度，消极应对。比如，在观察得知中共红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时，瞿秋白提前做好了随时跟随大军转移的一切准备工作，但是，当张闻天来通知他最高“三人团”决定他留守坚持打游击时，他虽对中央决定感到非常意外，但也只是用微弱的声音请求张闻天向中央转达自己要随军转移的意见。因当时党内教条主义者宗派斗争正酣，他的请求被一口回绝。包括后来毛泽东出面代瞿秋白提出要求瞿秋白随队长征的请求，同样遭到拒绝，对此，瞿秋白感到非常失落。瞿秋白无论从政治资历还是就身体状况而言，都应该随军转移，可最终却没能和中央主力红军成行，归结于党内宗派主义斗争的结果，导致他最后突围时被俘，落入敌手，惨遭杀害。他既是当时党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也是他不谙政治的必然结果。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他虽然当上了党的领袖人物，但是注定他当不了一个好的领袖人物。
当然，瞿秋白从来没有刻意想去当党的领袖人物，即使是当了领袖还想着去做文人。政治上不如意时，他喜欢以文人的身份去从事创作，以排解自己心中的不快。他当之无愧堪称我党理论家之一。他从事革命工作十多年，生前留下500多万字的著作，曾与鲁迅、矛盾、丁玲等文学界大佬结下深厚情谊，成为至交好友，能打动他们的还是瞿秋白身上蕴含的浓浓的书卷气息和率直磊落的个性。如果他不从事革命工作，没人会怀疑他会成为中国的一位文学巨匠，可是“历史的误会”让他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一名政客，历练成一个政治家，一名党的领袖人物。浓厚的书生气使他难以成为一个称职的领袖人物，他承认自己正是文人中的一种，并把自身存在的文人的缺点进行了赤裸裸的批判。“文人和书生大致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知识。他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将自己所从事的政治工作比作“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轴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實在不能胜任了。”，[1]P371 “等到精力疲惫的时候，对于政治的舞台，实在是十分厌倦了。”[1]P384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对自己在人生理想与人生道路的错位选择上向世人毫无遮掩的倾诉了自己的心声，自己本来热爱文艺和钟情文学却选择了政治，选择了政治却偏偏不热衷于政治，他对搞政治缺乏娴熟的政治手腕和技巧，干起来没有从事创作那样自信而游刃有余，自己厌倦和不喜欢的东西却成为自己的主业，自己喜欢的而不能全身心投入其中，他一直在政客和文人双重身份中徘徊纠结。以他自己的标准评判是政治没玩转，学问没做好，成了一个“半吊子文人” 。感觉“对于实际生活，总像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1]P384
四、“恋生与取义”的矛盾抉择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流露出了自己对美好世界的留恋，以及对爱人、女儿和同志们依恋之情。“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的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幸福的孩子们”，“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但是，永别了，这美丽的世界！”。[1]P388但是，他恋生却不贪生，而是将死亡看作是一种解脱和“永久休息”，他更没有去乞生，在恋生与取义的矛盾纠葛中，他毅然选择取义。他在写《多余的话》时已经下了置身死于度外的决心。所以他才想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以赤裸的笔法对自己进行细致解剖，袒露自己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
既然选择了取义，就应该做得大义凛然，他自己也清楚如果他向世人坦白他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同志们一定会把他当作一个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的烈士，可瞿秋白并没有这样做。他认为“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1]P387瞿秋白选择这种取义的方式，更说明他是个襟怀磊落、正大光明的人，对身后名看得很淡。他认为就是自己死了，对党也要坦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作为一个革命者的高风亮节。
对于瞿秋白说自己是个叛徒，大家决不可理解为他是个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和背弃共产主义信念的人，他的意思是指他身前没能从思想上实现彻底的“异己的”改造，导致自己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还存在较大差距，没能最终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所以自谦自己不够革命烈士的资格，而认为自己是革命阵营中一个多余的人。相反，他通篇没有一句毁谤党、诋毁革命的一句话，对革命者始终以同志相称，在临死前，他还对自己不能继续和同志们并肩战斗表示遗憾，对同志们和未竟的革命事业表示深深的祝福。“你们去算账罢，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1]P386 五、“烈士与叛徒”的功过是非
瞿秋白如果生前没有留下《多余的话》，对他的历史评价中肯定是只有烈士的头衔，绝对不会在“文革”期间被污蔑为叛徒，把柄和依据就是他的《多余的话》，所以大家至今还认为他的《多余的话》具有持续挖掘和解读的价值与意义。
通过对《多余的话》的辩证分析研读，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七次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这个历史结论是非常客观公正的。“文革”中，瞿秋白因生前留下的《多余的话》一夜之间成为革命的叛徒，墓碑被推倒砸碎，烈士英灵不得安息，蒙受十多年不白之冤。“文革”后，在陈云和黄克诚的过问下，对瞿秋白历史问题再次展开甄别，邓小平亲自就瞿秋白的历史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历史遗留的问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议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在处理这些历史问题的时候，要引导大家向前看，不要过分纠缠。”[2]P242邓小平的态度为甄别工作指明方向，定下基调，直接助推甄别工作进程。很快，历史再次还瞿秋白一个清白，烈士名誉得以恢复，逝者得以安息。
客观来讲，瞿秋白《多余的话》的主基调确实有些低沉，主要是他忧郁的个性和浓厚的文人气质所致。他把自己當解剖标本，亲自主刀进行解剖，把自己的缺陷和不足毫无保留地裸露在外，自下解剖结论，将自己的“历史的误会”，“半吊子文人”等一个个矛盾与纠结展示给世人，让世人自由去评判自己的是非功过，既体现了他自身光明磊落的个性，也彰显个一个革命者实事求是的品格。当然，这种光明磊落过于情绪化，自贬地过度，显得有些积极不足，消极有余，这也是客观事实，我们在肯定他《多余的话》的时候，也不能忽视这些作为一个党的领袖人物不应有的一些灰暗。他对自己展开深刻批判最主要还是出于他对自己没有能最终成为一个合格共产主义战士而产生的深度自责，进而向同志和组织的作最坦白的检讨，这才应是他的本意，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他在自责过程中说了一些过于情绪化的话，就否定他为中国新民主革命事业所做的历史贡献。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对瞿秋白这个极富矛盾性的革命历史人物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1]高卫华、郭化夷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关键词】：瞿秋白;多余的话;分析解读;真相还原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领导人，他在短暂的一生中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尤其是他生前在狱中写下的《多余的话》，给世人留下了众多的悬疑和争论。人们对他的《多余的话》的解读从没有停止过。作为一个共产党主要领袖之一，他在临死前为何说了那么多悲观和自贬的话，因视角不同，大家对它的解读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本文认为，瞿秋白是在绝望的心情下写的《多余的话》，在坦然面对死亡的情况下，对自己进行自剖，用最后的最坦白的话说出自己内心的矛盾、纠结、无奈和对美好世界的依恋，以及对同志和革命事业的美好祝愿。他写《多余的话》的本意是想通过赤裸裸的深刻的自我批判，晾晒自身的缺点和不足，以此促使革命同志能从自己身上汲取些经验和教训，实现各自的“异己的”的改造，进而成为一个个合格的真正的共产主战士。
一、“多余的话”究竟多不多余
瞿秋白在写《多余的话》时，内心是充满矛盾的。他知道既然是多余的话，为何又要说出来呢？本文认为，促使瞿秋白最终决定写《多余的话》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知识分子喜欢用文字记载心绪的习惯，刺激他产生写点东西的欲望;二是坦诚率直的个性促使他产生“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的冲动。通过文字抒发胸臆的革命先烈数不胜数，如夏明翰写的《就义诗》。我们在诵读《就义诗》时，无不被夏明翰宁死不屈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所震撼，进而对他个人从心底里产生由衷的敬佩。但是，瞿秋白写的《多余的话》让人看了之后，感觉主流与支流交织、正面与负面交错，温和中胶着些许的偏激，文字中显露出他浓浓的忧郁，叙事风格率直、偏激，自贬中流露出不满，让人看后心情较为沉重。
致使他写出如此矛盾的东西，主要原因还是他率直和抑郁的个性所致，也与他在政治上受打击排挤而产生失落情绪有很大关系。所以，《多余的话》刚刚登载出来，共产党方面矢口否认瞿秋白会写出这样的文章，认为这纯粹是国民党为了瓦解革命阵营和动摇革命者的意志而杜撰出来的;再进一步讲，即使瞿秋白临刑前留有遗作，公开登载出来的一定是被国民党篡改过的，以此污蔑、造谣和中伤党的领袖人物。长期以来，大家都不愿意提及《多余的话》，更鲜有人对《多余的话》进行过客观解读。但瞿秋白身前好友鲁迅和丁玲看了他后，却认为很符合瞿秋白文风，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据陆定一回忆，周恩来曾说他亲眼看过原稿，确认是瞿秋白的笔迹。经过多方考证，《多余的话》最终被确认就是瞿秋白的遗著。这才激发学界的关注，人们开始对《多余的话》作深入解读。
解读首先还是应从这篇遗著的题目开始，为什么叫“多余的话”？既然是多余的话，又何必说！如果从维护领袖人物形象的角度来讲，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确属多余。这种揭丑亮短式的自我剖析，给人的感觉就是在自找麻烦，是在往自己身上泼脏水，这样做无疑是在自毁形象，再加上他曾經又是党的领袖人物之一，不可避免的会给整个党的形象带来一定的负面形象。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还是不说为好。其实，瞿秋白在写《多余的话》时，他已经意识到《多余的话》会给他的身后名带来污点，但他最终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1]P387他在内心极度矛盾的情况写下《多余的话》，体现了他的坦荡磊落、敢于自我批评的个性，也展现了他对自己无愧于同志和革命的一种自信，唯有自我剖析之后，他才能释然离开这美好的世界。
反过来说，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的本意可不是为了自毁形象，他是想通过对自我的剖析，向党和同志们袒露自己作为一个革命者身上尚存的缺陷，希望同志们在看到他自己身上存在的缺陷时，能从中汲取一定的教训，得到某种启示，明白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具备的能力素质。“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鸭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1]P388在这段话中，瞿秋白剖析自己因为没有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情感彻底决裂，所以才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他要告诫革命阵营的同志们，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和过去的自我彻底决裂，剔除身上一切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和情感，从思想、情感到行为完成“异己的”改造后，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斗士。文人性情和对革命的高度责任感促使他决心写《多余的话》，从这个角度而言，《多余的话》并不多余，反而很有必要。
二、“历史的误会”的本真内涵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陈述自己投身革命的经历时，开篇就说投身革命是一场“历史的误会”，这句话确实是瞿秋白的肺腑之言。如何正确理解瞿秋白所说的“历史的误会”的含义，这是对瞿秋白作公正评价的关键，也是正确判断他所写《多余的话》的意图的依据。不同的解读方法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答案，会直接影响对瞿秋白历史功过的正确评判，甚至会曲解他写的《多余的话》动机和意图。因此，我们对他所说的“历史的误会”的含义，必须结合他投身革命的全过程来进行辩证分析。
有的人理解瞿秋白说投身革命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反映出了瞿秋白对投身革命的后悔，因此，临死前他所写的《多余的话》就是向国民党提交的悔过书、求生状。尤其是在“文革”期间，他的遗著《多余的话》一度使他被污蔑为党内的叛徒，长期蒙受历史的不白之冤。“文革”后，伴随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深入开展，瞿秋白叛徒的罪名得以平反，学界又重新开始对他的《多余的话》开展了大量的解读工作，解读的结果总体而言是褒大于贬，正面多于负面。大量事实证明上述观点纯属断章取义，光看表象、不看本质，是对瞿秋白所说的“历史的误会”的曲解。 整体地客观地研读瞿秋白《多余的话》，很容易理解他所说的“历史的误会”其实是指自己投身革命并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之一这种偶然性。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对投身革命的道路进行了详细回顾：他到北京上学不是为了探求改变中国现状和医治中国问题的良方，而是为将来的生存而学习一技之长，并梦想着将来做个教员度过一生;他选择学习俄文、前往俄国是出于生活和工作需要，并不是奔着取马克思主义的真经而去;在担任翻译时偶然接触到陈独秀和张太雷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正式投身革命行列，当上党的领导人之一。“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觉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度过了这一时期。”。[1]P368-370瞿秋白坦言从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参加革命，直至当上党的主要领导人，这些对他来说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甚至是出乎他的本意。他所说的“历史的误会”意指这种偶然，不是说自己对人生道路作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当然“历史的误会”还包含当上党的领导人之一这件事。他认为自己无论从理论功底还是实践能力都不如党内的其他领导同志，自己反而成为党的领袖之一。他认为：“我其实就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1]P371
三、 “半吊子文人”的纠结人生
从瞿秋白的成长历程来看，与其说他是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倒不如说他是个文人更恰当些。他从事政治活动缺乏一个政客应有的手腕和技巧，对政治领域的各种路线斗争缺乏应有的兴趣，甚至感到厌倦。面对党内复杂的宗派斗争，文人的懦弱性充分表露出来，他不知道积极去抗争，而是一味保持沉默，采取回避的态度，消极应对。比如，在观察得知中共红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时，瞿秋白提前做好了随时跟随大军转移的一切准备工作，但是，当张闻天来通知他最高“三人团”决定他留守坚持打游击时，他虽对中央决定感到非常意外，但也只是用微弱的声音请求张闻天向中央转达自己要随军转移的意见。因当时党内教条主义者宗派斗争正酣，他的请求被一口回绝。包括后来毛泽东出面代瞿秋白提出要求瞿秋白随队长征的请求，同样遭到拒绝，对此，瞿秋白感到非常失落。瞿秋白无论从政治资历还是就身体状况而言，都应该随军转移，可最终却没能和中央主力红军成行，归结于党内宗派主义斗争的结果，导致他最后突围时被俘，落入敌手，惨遭杀害。他既是当时党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也是他不谙政治的必然结果。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他虽然当上了党的领袖人物，但是注定他当不了一个好的领袖人物。
当然，瞿秋白从来没有刻意想去当党的领袖人物，即使是当了领袖还想着去做文人。政治上不如意时，他喜欢以文人的身份去从事创作，以排解自己心中的不快。他当之无愧堪称我党理论家之一。他从事革命工作十多年，生前留下500多万字的著作，曾与鲁迅、矛盾、丁玲等文学界大佬结下深厚情谊，成为至交好友，能打动他们的还是瞿秋白身上蕴含的浓浓的书卷气息和率直磊落的个性。如果他不从事革命工作，没人会怀疑他会成为中国的一位文学巨匠，可是“历史的误会”让他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一名政客，历练成一个政治家，一名党的领袖人物。浓厚的书生气使他难以成为一个称职的领袖人物，他承认自己正是文人中的一种，并把自身存在的文人的缺点进行了赤裸裸的批判。“文人和书生大致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知识。他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将自己所从事的政治工作比作“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轴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實在不能胜任了。”，[1]P371 “等到精力疲惫的时候，对于政治的舞台，实在是十分厌倦了。”[1]P384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对自己在人生理想与人生道路的错位选择上向世人毫无遮掩的倾诉了自己的心声，自己本来热爱文艺和钟情文学却选择了政治，选择了政治却偏偏不热衷于政治，他对搞政治缺乏娴熟的政治手腕和技巧，干起来没有从事创作那样自信而游刃有余，自己厌倦和不喜欢的东西却成为自己的主业，自己喜欢的而不能全身心投入其中，他一直在政客和文人双重身份中徘徊纠结。以他自己的标准评判是政治没玩转，学问没做好，成了一个“半吊子文人” 。感觉“对于实际生活，总像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1]P384
四、“恋生与取义”的矛盾抉择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流露出了自己对美好世界的留恋，以及对爱人、女儿和同志们依恋之情。“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的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幸福的孩子们”，“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但是，永别了，这美丽的世界！”。[1]P388但是，他恋生却不贪生，而是将死亡看作是一种解脱和“永久休息”，他更没有去乞生，在恋生与取义的矛盾纠葛中，他毅然选择取义。他在写《多余的话》时已经下了置身死于度外的决心。所以他才想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以赤裸的笔法对自己进行细致解剖，袒露自己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
既然选择了取义，就应该做得大义凛然，他自己也清楚如果他向世人坦白他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同志们一定会把他当作一个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的烈士，可瞿秋白并没有这样做。他认为“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1]P387瞿秋白选择这种取义的方式，更说明他是个襟怀磊落、正大光明的人，对身后名看得很淡。他认为就是自己死了，对党也要坦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作为一个革命者的高风亮节。
对于瞿秋白说自己是个叛徒，大家决不可理解为他是个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和背弃共产主义信念的人，他的意思是指他身前没能从思想上实现彻底的“异己的”改造，导致自己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还存在较大差距，没能最终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所以自谦自己不够革命烈士的资格，而认为自己是革命阵营中一个多余的人。相反，他通篇没有一句毁谤党、诋毁革命的一句话，对革命者始终以同志相称，在临死前，他还对自己不能继续和同志们并肩战斗表示遗憾，对同志们和未竟的革命事业表示深深的祝福。“你们去算账罢，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1]P386 五、“烈士与叛徒”的功过是非
瞿秋白如果生前没有留下《多余的话》，对他的历史评价中肯定是只有烈士的头衔，绝对不会在“文革”期间被污蔑为叛徒，把柄和依据就是他的《多余的话》，所以大家至今还认为他的《多余的话》具有持续挖掘和解读的价值与意义。
通过对《多余的话》的辩证分析研读，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七次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这个历史结论是非常客观公正的。“文革”中，瞿秋白因生前留下的《多余的话》一夜之间成为革命的叛徒，墓碑被推倒砸碎，烈士英灵不得安息，蒙受十多年不白之冤。“文革”后，在陈云和黄克诚的过问下，对瞿秋白历史问题再次展开甄别，邓小平亲自就瞿秋白的历史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历史遗留的问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议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在处理这些历史问题的时候，要引导大家向前看，不要过分纠缠。”[2]P242邓小平的态度为甄别工作指明方向，定下基调，直接助推甄别工作进程。很快，历史再次还瞿秋白一个清白，烈士名誉得以恢复，逝者得以安息。
客观来讲，瞿秋白《多余的话》的主基调确实有些低沉，主要是他忧郁的个性和浓厚的文人气质所致。他把自己當解剖标本，亲自主刀进行解剖，把自己的缺陷和不足毫无保留地裸露在外，自下解剖结论，将自己的“历史的误会”，“半吊子文人”等一个个矛盾与纠结展示给世人，让世人自由去评判自己的是非功过，既体现了他自身光明磊落的个性，也彰显个一个革命者实事求是的品格。当然，这种光明磊落过于情绪化，自贬地过度，显得有些积极不足，消极有余，这也是客观事实，我们在肯定他《多余的话》的时候，也不能忽视这些作为一个党的领袖人物不应有的一些灰暗。他对自己展开深刻批判最主要还是出于他对自己没有能最终成为一个合格共产主义战士而产生的深度自责，进而向同志和组织的作最坦白的检讨，这才应是他的本意，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他在自责过程中说了一些过于情绪化的话，就否定他为中国新民主革命事业所做的历史贡献。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对瞿秋白这个极富矛盾性的革命历史人物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1]高卫华、郭化夷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