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学界普遍认为,西方意象派诗歌的创作,除了受到法国高蹈派和象征主义的美学理论影响外,还深受中国旧体诗词意象方法和技巧的影响,尤其是庞德的代表作《在一个地铁车站》。但庞德在诗中却表现出了对其原型的突破与变异,将意象或意象迭加这种中国传统诗歌创作的手段或技巧演变成一种整体性表现手段,构成了一个自足完满的结构。庞德对意象原型的突破主要源于以下三种原因:一是意象派诗歌的创作主张,二西方现代文学话语的“语言转向”,三是异域的社会文化心理。
　　关键词:庞德 意象 意象迭加 变异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
　　 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e in the crowd;Petals on a wet,black bough.)
　　 ——[美]埃兹拉·庞德:《在一个地铁车站》
　　 汉语译文:杜运燮
　　 “意象”、“意象迭加”原本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固有概念和中国旧体诗词创作中的通用手法,但却因西方现代意象派诗人的创作实践,而使国人倍加关注与青睐,更由于中学语文教材选入了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的小诗《在一个地铁车站》几乎成为一个大众性话题。
　　 许多学者认为,意象派诗人是在中国旧体诗词的启发下,开始诗歌创作试验的。美国文学史家马库斯在其《美国文学史》中谈到,意象派诗人在他们山穷水尽的时候,找到了中国诗歌。而庞德,这位意象派诗歌运动鼎盛时期的代表诗人,更是被艾略特称为“我们时代的中国诗的发明者”。庞德也盛赞中国诗“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里找推动力”。许多研究者指出,庞德最为出色的意象派诗作,大多是他对中国古典诗的创造性“翻译”。甚至有学者认为,他的这首代表意象派诗歌最高成就的压卷之作——《在一个地铁车站》的原型,就是唐代崔护的“人面桃花相映红”。
　　 我们固然不能天真地将庞德的诗歌创作,统统归结于对中国诗词的“翻译”,但在其诗歌创作中,有意识的借鉴中国旧体诗词的意象方法和技巧却是不争的事实。初读《在一个地铁车站》,那突兀而至、让人“眩晕”的玄妙意象和悬隔诗意,也许还不能使人联想到“人面桃花”的“往事”。但当得知此诗是作者某天在巴黎的一个地铁车站下车,突然间“看到了一个美丽的面孔……然后是一个美丽儿童的面孔,然后又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之后捕捉到的瞬间意象时,便恍然大悟:这不是自屈原以降中国传统的“美人香草(花)”模式吗?
　　 一个诗歌流派,当然不能仅仅依赖于一两首诗的“翻译”与模仿。如果我们承认《在一个地铁车站》的原型意象,来源于中国的“人面桃花”,我们同样也要承认庞德在诗中表现出的对原型的突破与变异。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通常是一首完整诗歌中的一部分。意象在整首诗更多的体现为一种手段或手法,而不能构成一个自足完满的结构整体,如“人面桃花”就是一个完整故事中的一部分:中唐崔护,春去扫墓,遇一少女,讨水喝,一见钟情。然后第二年又去的时候,看见那户人家大门紧闭,就在门上题了这诗。用“去年今日此门中”交代时间、地点;用“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交代故事的结局并抒发自己的感怀。
　　 即使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以并置大量意象为特点的作品,仍然要依托“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来构架其结构。这种在诗歌中,部分地使用意象或意象迭加来描绘对象的方式,我们姑且称之为有条件的意象。那么,依靠单纯意象或意象迭加,作为一种整体性表现手段而能独立成章的,则为无条件的意象。
　　 《在一个地铁车站》就是无条件意象的一个例证。这是庞德自己设定的“按照我所见的事物来描绘”,“不用多余的词”,“不赞成抽象”,“不用妆饰,甚至不用好的妆饰”。整首诗不过是诗人在地铁车站瞬间捕捉到的两个意象,并借助心灵感应与视觉流变,使人面与花瓣两个意象迭合在一起,不需任何枝蔓就构成了一个自足完满的结构。
　　 有条件意象使意象自身具备内向性特征,无条件意象则将思维引向开放与自由。单是“一川烟草,满城风雨,梅子黄时雨”,不同的读者或许能读出种种的感受。若在此前添加上“若问闲愁都几许”,势必将读者的思维引向单一的“愁绪”体验。有条件的意象总是通过诗歌中的比喻、象征、陈述、描绘等连缀性语句,将读者的思维引向固定的方向,使思维走向封闭和单一,有“九九归一”的意味。
　　 相反,意象派诗歌坚持通过意象的创造,直接显现诗人的瞬间感受,坚信“意象本身就是语言,意象是超越公式化了的语言的道”,以情绪串接准确、凝练的意象,构成自足完满的诗歌结构,构建一个外向的开放性思维空间,并将读者真正引向阅读的自由天地,真正体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阅读境界,产生无穷意味。
　　 原型的根源既是社会心理的,又是历史文化的。同一原型可能细部或名称有些变化,但它的核心意义是基本相同的,符合人类的某种普通心理要求。因此,原型意象具有约定性的语义联想。花、花瓣,无论在世俗的世界里还是在宗教的天国里,都是美好、鲜艳、亲切、圣洁的,庞德却让她们开在“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由面孔转换出了美丽的花瓣,那面孔必定也是美丽的,但庞德却让她们像幽灵般显现。如此一来,整首诗就变得诡异、奇谲起来,完全不符合中国旧体诗“意”“象”和谐统一的美学原则。
　　 凡此种种,足见庞德对中国诗歌意象原型的突破,其原因大约有三。
　　 一是意象派诗歌的创作主张。意象派诗歌 启的直接动因是对浪漫主义的批判,目的是使诗歌摆脱感伤、颓废以致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弊病,力求使诗具有艺术的凝练和客观性,文字简洁,意象鲜明,坚实优美,并兼有油画般的浓郁色彩。他们主张诗歌直接处理“事物”,绝对不用任何无益于呈现的词,创造意象直观表达胸臆,要彻底解放格律对思想的束缚,强调诗歌要自由选择主题,创造自己的韵律。我们知道,秩序和制度是最能束缚人的自由意志的。格律就是诗歌创作的秩序与制度,意象派诗人不会在冲破一个牢笼的同时,再钻进另一个牢笼,给自己戴上新的精神枷锁。
　　 二是西方现代文学话语的“语言转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现代哲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语言转向”,在语言与事物、思想、意识的关系上,无论是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还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语言观,他们都把语言置于思想和认识的基础地位,认为语言有其独立自足的形式或结构,它既独立于思想和认识活动本身,同时也独立于认识或思想的对象。不是事物的存在决定了语言,而是语言构成了事物的存在。哲学领域的“语言转向”,其实质就是摆脱思想和认识的意指性,把符号或语言从与事物的关联中解放出来,从而使思想和认识在语言自身的结构中运转。
　　 三是异域的社会文化心理。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中国传统诗人,最崇尚的理想品性是忧患、和合、乐道、人本、笃行、进取等,因此在他们的诗歌中,意象多是明丽舒朗的,色彩多是亮丽柔和的,意境多是辩证和谐的,情感多是温婉闲适的。当然,也有悲苦愁伤、怨怒哀恨,但却少有阴郁之感,有孤魂野鬼却难见飘忽的幽灵。阅读中国旧体诗歌,常常能获得一种似曾相识的体验,总能从诗歌中捕捉到自己曾经萌发而又无力言说的某种情绪,总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
　　 《在一个地铁车站》让我们不知所措,因为它是庞德独一无二的个性化体验。我们不能直接从诗歌中获得体验,而只能感受到一种震撼和惊奇,引发一系列的追问与思考:作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体验和感受,他怎么能有这样奇异的臆想?为什么让鲜艳的花瓣绽放在复杂、阴险、沉闷的“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为什么美丽的面孔却如“幽灵般显现”?
　　 这样的设问只能从作者生活的异域社会文化背景中寻找答案。以追求自由、民主、人权和个人主义为至高价值的西方社会,其思维的出发点总是个体的、个性的和自我的;虔敬的宗教信仰和人性本恶的观念,使他们感受到自我的渺小和生存的痛苦;超速发展的物质文明对精神文化的挤压,让他们深切感受着被撕裂的痛苦。现实的人性是痛苦的矛盾的,他们自信又多疑,坚毅又彷徨,身处繁华而孤立无援,紧张繁忙却无所适从……所以,在庞德的诗歌里,我们能读到粗糙阴冷的物、孤独阴郁的心、焦虑痛苦的情、扭曲的灵魂、魔鬼般的生活以及奇崛诡异的艺术灵感。
　　
　　 参考文献:
　　 [1] 王耀辉:《文学解读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2] 牛宏宝:《西方现代美学话语转换的四个方面》,《文史哲》,2002年第1期。
　　
　　 作者简介:田瑞云,女,1962—,山东省鄄城县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当代诗歌,工作单位:泰山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