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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T·S·艾略特的文化思想,风靡了20世纪上半叶英美文坛,而在艾略特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继而以反抗他为己任的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思想,引领了英美20世纪下半叶的文艺思潮发展方向。通过分析和对比二者的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可以发现,威廉斯对艾略特的继承和颠覆性创造,使得他们的文化思想造就20世纪一组对抗性的主流文艺思潮:艾氏的精英主义文学和文化观;威氏的文化唯物主义文学和文化观。
关键词:精英主义 文化唯物主义 T·S·艾略特 雷蒙德·威廉斯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英国文化研究之父雷蒙德·威廉斯1939年于剑桥大学求学时,在利维斯等老师和学者的教导和推崇下,对剑桥学派的文学和文化主张、T·S·艾略特的文学作品以及他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可谓是了如指掌。因而,利维斯和艾略特等的文学和文化理念,成为他文学和文化研究思考的起点。早在20世纪50年代,威廉斯就说,他写作《文化与社会》的动力来源于艾略特1948出版的《文化的定义札记》。1979年,在接受《新左派评论》采访时,他公开申明自己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艾略特、利维斯和围绕它们的所有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他们霸占了国家的文学和文化。
正因为威廉斯把艾略特等人作为自己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参照物,以至于他的文学和文化研究范畴以及所使用的一些文学和文化术语,与艾略特的相同或者相似。这正是威氏的聪明之处,他首先自觉进入艾氏的研究领域,借用艾氏的术语,然后从相反的角度切入,内爆艾氏文化思想体系,彰显他们之间的差异和对抗。
本文选择性地对比研究他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虽不能穷尽二者思想的关联性,但也能起到管中窥豹的作用。在文学批评层面上,主要对比二者的文学研究角度的选择和戏剧观。在文化批评层面上,对比二者对文化自身的解剖和分析。通过分析和对比二者的文化思想(本文主要指文学理念和文化理念),不难发现威廉斯对艾略特的有意继承与反抗,造就了新的文学和文化批评范式。
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成果,我们可以把艾略特的聚焦少数、推崇经典的普世性与导向作用的文学研究和文化批评模式定义为:精英主义范式的文学和文化观;而威廉斯的聚焦大众的能动性、推崇社会关系和社会体验的文本再现、文本的社会历史形成过程以及文学和文化的物质性的文学和文化研究模式为:文化唯物主义范式的文学和文化观。
二 文学批评
威廉斯对艾略特的继承和反抗,首先体现在对文学研究视角的选择之中。在此点上,艾略特继承和发展了西方文学研究的亚里士多德模式:探讨文学主体和文学客体“应该是什么样”;威廉斯则继承和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传统:探讨文学主体和文学客体“为什么是这样或者那样”。以文学客体研究为例,艾略特认为,值得研究的文本应是普世的经典,而这些经典应是文学文化永恒的评判标准和创作素材,是文学研究的唯一对象。以荷马和维吉尔等为代表的古希腊罗马文学就是这样的经典,是评判欧洲文学永远的唯一标准。
与艾略特不同的是,对于威廉斯来说,文学研究更多是一种关系论,即从社会历史语境以及意识形态的角度,研究文学经典是怎样形成的,文学“为什么这样或者那样”,着重分析文学与社会历史、政治等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因而,对威廉斯来说文学是时代的,普世经典之说只是现代社会主流群体建构的神话。无论是经典的形成,还是“文学是什么,不是什么”都由社会历史语境、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多层面的社会情感结构等因素共同决定。因此,文学的概念、文学文本的意义等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的变化不断地被创造、被选择;再创造、再选择,以致无限反复。所谓的文学经典,只不过是一些带有不同身份标签的社群共同选择的结果,因此,文本意义和文学经典流动不居。
艾略特和威廉斯都偏爱戏剧,因为他们都认为,戏剧最能贴近社会,走向大众。然而,艾略特试图通过戏剧研究和戏剧创作实践阐明,戏剧能为广大观众提供从上至下不同等级的品位,寓教于乐。所以,他把自己的文学与文化理念编入戏剧作品之中,在英美剧院上演,以期为战后的西方社会自救提供参考;威廉斯对戏剧的偏爱则局限于学术研究,他的戏剧研究刚好印证了他自己曾说过的一句话“学院研究通常事实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与艾略特相比,威廉斯的戏剧研究更像一种学院意识形态的操演,缺乏艾氏的社会导向愿望和行动。
艾略特一如既往地认为,只有经典或者具有宗教信仰寓意的戏剧,才有可能从上至下的作用于读者和观者,指导他们的社会意识,从而维护等级社会秩序的和谐和稳定。所以,他的戏剧研究文本,无外乎于被奉为西方戏剧之圭臬的古希腊罗马悲剧、法国古典戏剧和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等。不论是贝克特大主教、哈里、西莉亚,还是爱德华夫妇、柯尔比、克拉弗顿勋爵,艾略特的戏剧主角均以承载形而上意义的古希腊神话人物为原型,而戏剧情节无一不遵循耶稣基督道成肉生的拯救模式。艾略特希望把自己为战后西方社会书写和建构的,并自认为最合宜的现当代社会拯救方式,通过剧院传达给社会大众,重振被战火摧毁的西方信仰和秩序。从这点上说,艾略特不仅仅是个理论家,更是一个身体力行的社会实践家。
相对于艾略特,威廉斯的戏剧研究,只是停留在文本分析和理论建构之上。通过梳理西方各历史时期的悲剧思想发展史,研究易卜生到布莱希特的现当代戏剧作品,以及分析从古至今的戏剧演出史,威廉斯总结道,戏剧反映社会的情感结构,即社会各层面和各发展阶段不一的体验结构,因而戏剧是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具体意识形态的产物。令古希腊罗马人民困惑不解的,是人与宇宙之间的形而上的问题,于是有了人与神之间的纠葛,所以埃斯库罗斯、索福克里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戏剧无不讲述着人与神的故事。
当历史进入文艺复兴时期时,人成为了焦点,马洛、莎士比亚、琼森等的作品探讨着人的命运以及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道德、政治、知识等。文艺复兴之后的剧作更是一步步沿着从上往下的模式演变。当戏剧发展到易卜生所生活的年代时,戏剧希望从“娜娜”那样的普通个体的生活体验中,探讨时代的最基本的社会问题。而在现当代,戏剧已渗透入日常生活节奏之中,往日的所谓高雅戏剧在大众传媒的作用下,已平常化,而社会和生活也已被媒体化,戏剧化。不过威廉斯关于日常生活的戏剧化,显然已不再属于文学范畴的戏剧研究,而是一种以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为己任的社会学研究行为。
总的说来,无论是文学研究视角的选择还是戏剧研究,艾略特试图抛开社会历史,力证少数文学与戏剧经典独立于社会历史之外,是永世的典范和价值向导;而威廉斯则通过分析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学与社群的关系,说明经典是人为的,是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的产物,因而是流动而不确定的,无所谓普世的标准。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洗礼之后的艾略特想以戏剧为载体,利用古希腊罗马等文学经典和上帝,修补因人类犯罪而碎裂的世界,重建信仰基督的等级社会秩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威廉斯显然不认同艾略特的戏剧观,因为他认为,戏剧重构具体社会历史时期的情感结构,为大众提供“一种观察我们自己和我们生活的世界的新方式”。显然,戏剧对于威廉斯是一种学术研究和理论建构;对于同时是创作者的艾略特戏剧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救世策略的宣传媒介。
三 文化批评
在文学批评层面上,威廉斯通过选择不同的研究视角,间接驳斥艾略特,而在文化批评层面(本文只谈论他们对文化本身的分析和研究),威廉斯则是有意直接颠覆艾略特的文化观。因为他自觉地套用艾略特讨论文化所用的概念术语和范畴,先用相反的观点把它们逐一解构,然后再建构一种文化面前人人参与,人人平等的文化唯物主义文化模式,对抗和颠覆艾略特的人人参与,等级森严的精英主义文化模式。需要指出的是,艾氏的人人参与,是指少数精英主义的自觉导向和大多数民众的无意识的继承式的参与而已,而非威氏的人人民主平等地参与文化建构。
在对文化进行共时分析时,艾略特创造性使用的概念和术语有“文化是一整套生活方式”、“共同文化”、“主流文化”等。而作为后生代的威廉斯首先全盘照搬这些概念和术语,然后从内容涵义上逐步演绎颠覆性的文化理念。首先,在对文化进行整体把握时,他们都从人类学的角度定义文化。艾略特认为,“宗教是一个民族的一整套生活方式……同时也是它的文化”;“文化包含一个民族所有的特色性的活动和兴趣爱好:赛马,赛艇……”威廉斯最早给文化下定义时,显然亦步亦趋地紧跟前辈,认为“文化不仅仅是知识和想象性作品组成,而且本质上也是一整套的生活方式。”只不过宗教在威氏的文化论述中始终是缺席的。
当对文化作进一步分析时,他们又同时使用了“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一词,不过相同的术语阐释的却是迥然相异的文化理想,从其定义和指称主体,二者的分歧与对抗渐露端倪。在艾氏看来,基督教是欧洲应该拥有的“共同文化”,从前有过,但在现当代已经瓦解,必须重建。他认为,宗教应像润滑液一样,无形地分布在各具体文化之间,既减少文化间的摩擦,又有机地把各文化实体联系起来。当宗教信仰丧失,“共同文化”就会消亡,其他各级文化也将随之消亡,然后是人类的消亡。这既是艾氏对欧洲“共同文化”的思考,也是他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的诊断:共同文化崩溃的时代,信仰的重建已迫在眉睫。这说明为什么宗教信仰的追寻、阐释和重建会成为中后期艾略特所有文学作品的共同主题。
与艾氏不同的是,威廉斯认为“共同文化”是人人平等自由地参与选择和建构的文化实体。可见二者的“共同文化”内涵风马牛不相及,威氏的“文化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是与他的社会主义成长背景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追求密不可分的,既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目标的肯定,也是马克思平等理论在文化领域的实践运用。
当进入更具体的文化类型分析时,艾略特与威廉斯又共用了“主流文化(dominant Culture)”一词。正是“主流文化”一词使威氏对艾氏文化理念的反抗和颠覆暴露无疑。艾略特把各种文化实体等级化为“主流文化(main culture,从政治角度论述时,他使用‘dominant culture’)”、“次文化”和“次——次文化。“主流文化”是强劲文化,高等文化以及少数人文化(精英文化),是各种文化健康发展的向导;“次文化”和“次——次文化”是“主流文化”的“卫星文化”,是从属文化,低等文化和大量文化。
与艾氏不同的是,威廉斯使用伯明翰学派惯常的方法分析文化,即强调压迫和斗争的文化解读方式。他文化整体横切成残存的、主流的和新兴的(residual,dominant,emergent)三大块,认为三者在统治和反统治、霸权和反霸权、收编和反收编、颠覆以及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推进社会文化向前发展。因此,威廉斯的文化是斗争的场域,只有动态的孰强孰弱之分,没有孰优孰劣之说,从而彻底地颠覆了艾略特以经典和宗教为永恒标准的等级文化观。
还有,他们对文化历史秩序的形成、发展以及文化传播途径等不同的看法,同样彰显威廉斯对艾略特文化批评理论的继承与反抗。虽然他们都把文化历史秩序的形成和发展,比喻成植物的自然生长,但是艾略特说,“老文化是新文化之命脉”,文化的发展动力来源于高等文化的正确导向,和它与低等文化以及邻近文化之间的“生态平衡”。与艾氏的生长意象相比,威氏所说的文化的“自然生长”是对人类觉醒后,对民主共建的“共同文化”的精心呵护:在人民大众共同的“照顾下”,文化“自然地生长”。
从此意象可以看出,艾略特和威廉斯都认为,文化历史是一个生长的开放式过程。传统文化在文化的形成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二者的分歧在于,在艾氏的眼里,文化传统是少数经典的集合,是中性的历史意识,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除开少数人和少数文化为导向者外,在文化的自然进化过程中,绝大多数人和绝大多数文化应是无声的。而威廉斯认为,文化史是社会各个社群互动,不断地有意地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文化传统因人为的选择而改变,过去曾被遗弃而死亡的传统文化,可能被刻意重新激活;曾经边缘的,可能有意地被主流化,传统链接的任何环节都有被人为改变的可能。
关于文化的传播,家庭、学院教育和大众传媒是公认的三个主要的文化传播途径。艾略特认为,家庭是精英文化外各级文化的首席传播者,学院教育担当着精英文化的传播,而大众传媒是导致文化崩溃的罪魁祸首。然而,对启蒙其社会主义思想的家庭,威廉斯三缄其口,可他认为,学院教育和大众传媒共同担负着启蒙大众,协助大众建构共同文化的重责。在艾略特的眼里,家庭是无法超越的文化传播途径,任何其他的途径只是它的补充和继续——“当家庭失去文化传播作用时,我们的文化行将朽败”。而家庭的文化传播对象主要是本土文化,传播目的是通过有意无意(过多的情况下是无意)的“子承父业”的形式,保持各级文化特色,接受精英文化的向导作用,维护既有的等级文化平衡与和谐。
非常有趣的是,威廉斯对自己对手文化传播理论中的两个至关重要的观点保持沉默。一是作为文化存在基础的宗教,二是文化传统得以传承的中坚力量:家庭,因此家庭话题与宗教话题一样,在威氏的文化理论言说中是不在场的。
虽然艾略特和威廉斯都重视文化的教育传播作用,但是二者的教育观截然相反。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艾氏主张“精英式教育”,威氏呼吁普及的“大众参与的民主式教育”。在艾氏看来,教育的主要目的应是传承少数“意识到的文化”,教育的对象应是能管理社会、保证文化质量和引导文化健康发展的少数智力发达的精英分子。因为过多的“有意识的文化”灌注将导致“有意识文化”和“无意识文化”的平衡,导致文化杂交,弱化文化特色,破坏文化秩序,甚至是形成极端文化(例如,纳粹主义),制造人类灾难。同时,他强调,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和毅力接受教育,超越自己能力之上的教育,反而害人害己。所谓的民主教育不但带给能力不够的人痛苦,而且将降低教育水平、使教育贬值、扰乱文化和社会秩序。
相反,威廉斯认为,广泛的大众教育是确保文化质量的有效途径。它能启蒙大众,使每个公民获得均等的认知、使用、建设和发展文化的能力和权力,从而提升文化,改造社会。而且人与人之间的智力水平通常相差并不大,差异更多是后天环境和教育造成的。选择性的等级教育人为地建构“能力阶梯”,形成文化封闭圈,不利于形成“真正的开放性文化”,不能真正做到在教育和文化面前人人平等。
有关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播作用,艾略特和威廉斯的观点完全相反,一个对大众传媒持悲观态度,一个持乐观态度;一个看“硬币”的反面,一个看正面。大众传媒在艾氏的文化层级中,是低等的。艾氏认为,它们降低文化水平,破坏既有文化等级秩序,乃至社会秩序。他以他生活的时代的美国的胶片电影为例,认为其导致了任何与它接触的文化对象的“分裂”。相反,威氏对大众传媒始终抱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研究高涨期特有的那种典型的英国式政治乐观主义态度。他认为,报刊杂志、无线电、电影和电视等大众传媒可以协同其它文化传播途径,帮助大众习得文化,形成文化批判和文化选择能力,共同参与,维护和提高民族文化质量和决定文化发展方向,建立有高素质民主和共同文化的社会。
四 结论
从以上的对比和分析中不难发现,无论是在文学批评还是文化批评过程中,艾略特始终强调的是,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对象一定得是如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般的普世经典;文学创作者像工匠,首先胸有西方伟大的传统和崇高的基督教,然后将它们揉合、创造进入文化传统的新的经典,从而像少数的能进入伟大传统的先辈们那样,创造和利用经典指导懵懂的芸芸众生,阻止格雷欣法则在文学和文化领域运行。因此,他的文学创作和他的文学和文化理论的互为实验作坊,无论是他的诗歌还是戏剧作品,总是以既有的经典为框架和素材,也总会有一个或很少的几个独醒的个体,自觉地思考着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前进的方向,最后由他们指明希望之路。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大众、大众文本的生产和生产关系才是威廉斯关注的对象,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文化批评,他的关注焦点是文学和文化产生和运行的社会历史语境,以及其中蕴含的权力政治关系,希望以此揭露艾略特等所鼓吹的精英主义文学和文化观,只不过是有那么一小撮人他们认定经典,并以此制定标准,确立价值导向,与资产阶级共谋,实施文学和文化霸权。
但是,以威廉斯为首的一批文化唯物主义文学和文化研究者是否想过,他们何尝又不像他们所反抗的精英主义者们那样,也只是在制定另一种标准,确立另一种价值导向。因为他们的颠覆活动同样发生在学院里,而参与者也只是一小撮学术专家而已,并不比那一小撮精英主义分子多多少。在20世纪下半叶,在反统治、反霸权的过程中,他们已成功地颠覆了精英主义文学和文化观,成为新一代文学和文化霸主,按照他们的动态逻辑,下一代的霸主应该正兴起,即将推动文学和文化研究走近另一个新的时代。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07YBB124)。
参考文献:
[1] Raymond Williams,Politics and Letters: Interviews with New Left Review [M]. London: Verso,1979.
[2] T·S·Eliot,What is a Classic [M]London: Faber and Faber,1945.
[3] Raymond Williams,Modern Tragedy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
[4] T·S·Eliot,The Use of Poetry and the Use of Criticism [M]. London: Faber and Faber,1933.
[5] George Steiner,The Death of Tragedy [M]. London: Faber and Faber,1961.
[6] Raymond Williams,Drama from Ibsen and Brecht [M]. England: Penguin Books Ltd,1978.
[7] 曹玉涛:《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论马克思与平等》,《求索》,2008年第4期。
[8] 姜楠:《文化研究与亚文化》,《求索》,2006年第3期。
作者简介:李兆前,女,1970—,湖南长沙人,文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文化研究、英美文学,工作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精英主义 文化唯物主义 T·S·艾略特 雷蒙德·威廉斯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英国文化研究之父雷蒙德·威廉斯1939年于剑桥大学求学时,在利维斯等老师和学者的教导和推崇下,对剑桥学派的文学和文化主张、T·S·艾略特的文学作品以及他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可谓是了如指掌。因而,利维斯和艾略特等的文学和文化理念,成为他文学和文化研究思考的起点。早在20世纪50年代,威廉斯就说,他写作《文化与社会》的动力来源于艾略特1948出版的《文化的定义札记》。1979年,在接受《新左派评论》采访时,他公开申明自己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艾略特、利维斯和围绕它们的所有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他们霸占了国家的文学和文化。
正因为威廉斯把艾略特等人作为自己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参照物,以至于他的文学和文化研究范畴以及所使用的一些文学和文化术语,与艾略特的相同或者相似。这正是威氏的聪明之处,他首先自觉进入艾氏的研究领域,借用艾氏的术语,然后从相反的角度切入,内爆艾氏文化思想体系,彰显他们之间的差异和对抗。
本文选择性地对比研究他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虽不能穷尽二者思想的关联性,但也能起到管中窥豹的作用。在文学批评层面上,主要对比二者的文学研究角度的选择和戏剧观。在文化批评层面上,对比二者对文化自身的解剖和分析。通过分析和对比二者的文化思想(本文主要指文学理念和文化理念),不难发现威廉斯对艾略特的有意继承与反抗,造就了新的文学和文化批评范式。
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成果,我们可以把艾略特的聚焦少数、推崇经典的普世性与导向作用的文学研究和文化批评模式定义为:精英主义范式的文学和文化观;而威廉斯的聚焦大众的能动性、推崇社会关系和社会体验的文本再现、文本的社会历史形成过程以及文学和文化的物质性的文学和文化研究模式为:文化唯物主义范式的文学和文化观。
二 文学批评
威廉斯对艾略特的继承和反抗,首先体现在对文学研究视角的选择之中。在此点上,艾略特继承和发展了西方文学研究的亚里士多德模式:探讨文学主体和文学客体“应该是什么样”;威廉斯则继承和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传统:探讨文学主体和文学客体“为什么是这样或者那样”。以文学客体研究为例,艾略特认为,值得研究的文本应是普世的经典,而这些经典应是文学文化永恒的评判标准和创作素材,是文学研究的唯一对象。以荷马和维吉尔等为代表的古希腊罗马文学就是这样的经典,是评判欧洲文学永远的唯一标准。
与艾略特不同的是,对于威廉斯来说,文学研究更多是一种关系论,即从社会历史语境以及意识形态的角度,研究文学经典是怎样形成的,文学“为什么这样或者那样”,着重分析文学与社会历史、政治等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因而,对威廉斯来说文学是时代的,普世经典之说只是现代社会主流群体建构的神话。无论是经典的形成,还是“文学是什么,不是什么”都由社会历史语境、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多层面的社会情感结构等因素共同决定。因此,文学的概念、文学文本的意义等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的变化不断地被创造、被选择;再创造、再选择,以致无限反复。所谓的文学经典,只不过是一些带有不同身份标签的社群共同选择的结果,因此,文本意义和文学经典流动不居。
艾略特和威廉斯都偏爱戏剧,因为他们都认为,戏剧最能贴近社会,走向大众。然而,艾略特试图通过戏剧研究和戏剧创作实践阐明,戏剧能为广大观众提供从上至下不同等级的品位,寓教于乐。所以,他把自己的文学与文化理念编入戏剧作品之中,在英美剧院上演,以期为战后的西方社会自救提供参考;威廉斯对戏剧的偏爱则局限于学术研究,他的戏剧研究刚好印证了他自己曾说过的一句话“学院研究通常事实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与艾略特相比,威廉斯的戏剧研究更像一种学院意识形态的操演,缺乏艾氏的社会导向愿望和行动。
艾略特一如既往地认为,只有经典或者具有宗教信仰寓意的戏剧,才有可能从上至下的作用于读者和观者,指导他们的社会意识,从而维护等级社会秩序的和谐和稳定。所以,他的戏剧研究文本,无外乎于被奉为西方戏剧之圭臬的古希腊罗马悲剧、法国古典戏剧和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等。不论是贝克特大主教、哈里、西莉亚,还是爱德华夫妇、柯尔比、克拉弗顿勋爵,艾略特的戏剧主角均以承载形而上意义的古希腊神话人物为原型,而戏剧情节无一不遵循耶稣基督道成肉生的拯救模式。艾略特希望把自己为战后西方社会书写和建构的,并自认为最合宜的现当代社会拯救方式,通过剧院传达给社会大众,重振被战火摧毁的西方信仰和秩序。从这点上说,艾略特不仅仅是个理论家,更是一个身体力行的社会实践家。
相对于艾略特,威廉斯的戏剧研究,只是停留在文本分析和理论建构之上。通过梳理西方各历史时期的悲剧思想发展史,研究易卜生到布莱希特的现当代戏剧作品,以及分析从古至今的戏剧演出史,威廉斯总结道,戏剧反映社会的情感结构,即社会各层面和各发展阶段不一的体验结构,因而戏剧是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具体意识形态的产物。令古希腊罗马人民困惑不解的,是人与宇宙之间的形而上的问题,于是有了人与神之间的纠葛,所以埃斯库罗斯、索福克里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戏剧无不讲述着人与神的故事。
当历史进入文艺复兴时期时,人成为了焦点,马洛、莎士比亚、琼森等的作品探讨着人的命运以及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道德、政治、知识等。文艺复兴之后的剧作更是一步步沿着从上往下的模式演变。当戏剧发展到易卜生所生活的年代时,戏剧希望从“娜娜”那样的普通个体的生活体验中,探讨时代的最基本的社会问题。而在现当代,戏剧已渗透入日常生活节奏之中,往日的所谓高雅戏剧在大众传媒的作用下,已平常化,而社会和生活也已被媒体化,戏剧化。不过威廉斯关于日常生活的戏剧化,显然已不再属于文学范畴的戏剧研究,而是一种以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为己任的社会学研究行为。
总的说来,无论是文学研究视角的选择还是戏剧研究,艾略特试图抛开社会历史,力证少数文学与戏剧经典独立于社会历史之外,是永世的典范和价值向导;而威廉斯则通过分析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学与社群的关系,说明经典是人为的,是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的产物,因而是流动而不确定的,无所谓普世的标准。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洗礼之后的艾略特想以戏剧为载体,利用古希腊罗马等文学经典和上帝,修补因人类犯罪而碎裂的世界,重建信仰基督的等级社会秩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威廉斯显然不认同艾略特的戏剧观,因为他认为,戏剧重构具体社会历史时期的情感结构,为大众提供“一种观察我们自己和我们生活的世界的新方式”。显然,戏剧对于威廉斯是一种学术研究和理论建构;对于同时是创作者的艾略特戏剧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救世策略的宣传媒介。
三 文化批评
在文学批评层面上,威廉斯通过选择不同的研究视角,间接驳斥艾略特,而在文化批评层面(本文只谈论他们对文化本身的分析和研究),威廉斯则是有意直接颠覆艾略特的文化观。因为他自觉地套用艾略特讨论文化所用的概念术语和范畴,先用相反的观点把它们逐一解构,然后再建构一种文化面前人人参与,人人平等的文化唯物主义文化模式,对抗和颠覆艾略特的人人参与,等级森严的精英主义文化模式。需要指出的是,艾氏的人人参与,是指少数精英主义的自觉导向和大多数民众的无意识的继承式的参与而已,而非威氏的人人民主平等地参与文化建构。
在对文化进行共时分析时,艾略特创造性使用的概念和术语有“文化是一整套生活方式”、“共同文化”、“主流文化”等。而作为后生代的威廉斯首先全盘照搬这些概念和术语,然后从内容涵义上逐步演绎颠覆性的文化理念。首先,在对文化进行整体把握时,他们都从人类学的角度定义文化。艾略特认为,“宗教是一个民族的一整套生活方式……同时也是它的文化”;“文化包含一个民族所有的特色性的活动和兴趣爱好:赛马,赛艇……”威廉斯最早给文化下定义时,显然亦步亦趋地紧跟前辈,认为“文化不仅仅是知识和想象性作品组成,而且本质上也是一整套的生活方式。”只不过宗教在威氏的文化论述中始终是缺席的。
当对文化作进一步分析时,他们又同时使用了“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一词,不过相同的术语阐释的却是迥然相异的文化理想,从其定义和指称主体,二者的分歧与对抗渐露端倪。在艾氏看来,基督教是欧洲应该拥有的“共同文化”,从前有过,但在现当代已经瓦解,必须重建。他认为,宗教应像润滑液一样,无形地分布在各具体文化之间,既减少文化间的摩擦,又有机地把各文化实体联系起来。当宗教信仰丧失,“共同文化”就会消亡,其他各级文化也将随之消亡,然后是人类的消亡。这既是艾氏对欧洲“共同文化”的思考,也是他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的诊断:共同文化崩溃的时代,信仰的重建已迫在眉睫。这说明为什么宗教信仰的追寻、阐释和重建会成为中后期艾略特所有文学作品的共同主题。
与艾氏不同的是,威廉斯认为“共同文化”是人人平等自由地参与选择和建构的文化实体。可见二者的“共同文化”内涵风马牛不相及,威氏的“文化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是与他的社会主义成长背景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追求密不可分的,既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目标的肯定,也是马克思平等理论在文化领域的实践运用。
当进入更具体的文化类型分析时,艾略特与威廉斯又共用了“主流文化(dominant Culture)”一词。正是“主流文化”一词使威氏对艾氏文化理念的反抗和颠覆暴露无疑。艾略特把各种文化实体等级化为“主流文化(main culture,从政治角度论述时,他使用‘dominant culture’)”、“次文化”和“次——次文化。“主流文化”是强劲文化,高等文化以及少数人文化(精英文化),是各种文化健康发展的向导;“次文化”和“次——次文化”是“主流文化”的“卫星文化”,是从属文化,低等文化和大量文化。
与艾氏不同的是,威廉斯使用伯明翰学派惯常的方法分析文化,即强调压迫和斗争的文化解读方式。他文化整体横切成残存的、主流的和新兴的(residual,dominant,emergent)三大块,认为三者在统治和反统治、霸权和反霸权、收编和反收编、颠覆以及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推进社会文化向前发展。因此,威廉斯的文化是斗争的场域,只有动态的孰强孰弱之分,没有孰优孰劣之说,从而彻底地颠覆了艾略特以经典和宗教为永恒标准的等级文化观。
还有,他们对文化历史秩序的形成、发展以及文化传播途径等不同的看法,同样彰显威廉斯对艾略特文化批评理论的继承与反抗。虽然他们都把文化历史秩序的形成和发展,比喻成植物的自然生长,但是艾略特说,“老文化是新文化之命脉”,文化的发展动力来源于高等文化的正确导向,和它与低等文化以及邻近文化之间的“生态平衡”。与艾氏的生长意象相比,威氏所说的文化的“自然生长”是对人类觉醒后,对民主共建的“共同文化”的精心呵护:在人民大众共同的“照顾下”,文化“自然地生长”。
从此意象可以看出,艾略特和威廉斯都认为,文化历史是一个生长的开放式过程。传统文化在文化的形成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二者的分歧在于,在艾氏的眼里,文化传统是少数经典的集合,是中性的历史意识,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除开少数人和少数文化为导向者外,在文化的自然进化过程中,绝大多数人和绝大多数文化应是无声的。而威廉斯认为,文化史是社会各个社群互动,不断地有意地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文化传统因人为的选择而改变,过去曾被遗弃而死亡的传统文化,可能被刻意重新激活;曾经边缘的,可能有意地被主流化,传统链接的任何环节都有被人为改变的可能。
关于文化的传播,家庭、学院教育和大众传媒是公认的三个主要的文化传播途径。艾略特认为,家庭是精英文化外各级文化的首席传播者,学院教育担当着精英文化的传播,而大众传媒是导致文化崩溃的罪魁祸首。然而,对启蒙其社会主义思想的家庭,威廉斯三缄其口,可他认为,学院教育和大众传媒共同担负着启蒙大众,协助大众建构共同文化的重责。在艾略特的眼里,家庭是无法超越的文化传播途径,任何其他的途径只是它的补充和继续——“当家庭失去文化传播作用时,我们的文化行将朽败”。而家庭的文化传播对象主要是本土文化,传播目的是通过有意无意(过多的情况下是无意)的“子承父业”的形式,保持各级文化特色,接受精英文化的向导作用,维护既有的等级文化平衡与和谐。
非常有趣的是,威廉斯对自己对手文化传播理论中的两个至关重要的观点保持沉默。一是作为文化存在基础的宗教,二是文化传统得以传承的中坚力量:家庭,因此家庭话题与宗教话题一样,在威氏的文化理论言说中是不在场的。
虽然艾略特和威廉斯都重视文化的教育传播作用,但是二者的教育观截然相反。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艾氏主张“精英式教育”,威氏呼吁普及的“大众参与的民主式教育”。在艾氏看来,教育的主要目的应是传承少数“意识到的文化”,教育的对象应是能管理社会、保证文化质量和引导文化健康发展的少数智力发达的精英分子。因为过多的“有意识的文化”灌注将导致“有意识文化”和“无意识文化”的平衡,导致文化杂交,弱化文化特色,破坏文化秩序,甚至是形成极端文化(例如,纳粹主义),制造人类灾难。同时,他强调,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和毅力接受教育,超越自己能力之上的教育,反而害人害己。所谓的民主教育不但带给能力不够的人痛苦,而且将降低教育水平、使教育贬值、扰乱文化和社会秩序。
相反,威廉斯认为,广泛的大众教育是确保文化质量的有效途径。它能启蒙大众,使每个公民获得均等的认知、使用、建设和发展文化的能力和权力,从而提升文化,改造社会。而且人与人之间的智力水平通常相差并不大,差异更多是后天环境和教育造成的。选择性的等级教育人为地建构“能力阶梯”,形成文化封闭圈,不利于形成“真正的开放性文化”,不能真正做到在教育和文化面前人人平等。
有关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播作用,艾略特和威廉斯的观点完全相反,一个对大众传媒持悲观态度,一个持乐观态度;一个看“硬币”的反面,一个看正面。大众传媒在艾氏的文化层级中,是低等的。艾氏认为,它们降低文化水平,破坏既有文化等级秩序,乃至社会秩序。他以他生活的时代的美国的胶片电影为例,认为其导致了任何与它接触的文化对象的“分裂”。相反,威氏对大众传媒始终抱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研究高涨期特有的那种典型的英国式政治乐观主义态度。他认为,报刊杂志、无线电、电影和电视等大众传媒可以协同其它文化传播途径,帮助大众习得文化,形成文化批判和文化选择能力,共同参与,维护和提高民族文化质量和决定文化发展方向,建立有高素质民主和共同文化的社会。
四 结论
从以上的对比和分析中不难发现,无论是在文学批评还是文化批评过程中,艾略特始终强调的是,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对象一定得是如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般的普世经典;文学创作者像工匠,首先胸有西方伟大的传统和崇高的基督教,然后将它们揉合、创造进入文化传统的新的经典,从而像少数的能进入伟大传统的先辈们那样,创造和利用经典指导懵懂的芸芸众生,阻止格雷欣法则在文学和文化领域运行。因此,他的文学创作和他的文学和文化理论的互为实验作坊,无论是他的诗歌还是戏剧作品,总是以既有的经典为框架和素材,也总会有一个或很少的几个独醒的个体,自觉地思考着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前进的方向,最后由他们指明希望之路。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大众、大众文本的生产和生产关系才是威廉斯关注的对象,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文化批评,他的关注焦点是文学和文化产生和运行的社会历史语境,以及其中蕴含的权力政治关系,希望以此揭露艾略特等所鼓吹的精英主义文学和文化观,只不过是有那么一小撮人他们认定经典,并以此制定标准,确立价值导向,与资产阶级共谋,实施文学和文化霸权。
但是,以威廉斯为首的一批文化唯物主义文学和文化研究者是否想过,他们何尝又不像他们所反抗的精英主义者们那样,也只是在制定另一种标准,确立另一种价值导向。因为他们的颠覆活动同样发生在学院里,而参与者也只是一小撮学术专家而已,并不比那一小撮精英主义分子多多少。在20世纪下半叶,在反统治、反霸权的过程中,他们已成功地颠覆了精英主义文学和文化观,成为新一代文学和文化霸主,按照他们的动态逻辑,下一代的霸主应该正兴起,即将推动文学和文化研究走近另一个新的时代。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07YBB12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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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曹玉涛:《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论马克思与平等》,《求索》,2008年第4期。
[8] 姜楠:《文化研究与亚文化》,《求索》,2006年第3期。
作者简介:李兆前,女,1970—,湖南长沙人,文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文化研究、英美文学,工作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