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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左传》行人辞令中的委婉语既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和心理现象，它们之所以在《左传》行人辞令中大量存在，是有着深刻的文化心理因由的。立足于春秋特定的时代背景，从文化和心理角度探究春秋行人之所以建构适切委婉语的深刻因由，有助于揭示春秋行人在外交上成功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左传》 行人辞令 委婉语 文化心理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熔铸于《左传》行人辞令中的委婉语充分适应了春秋时代特殊的表达需要，生动地再现了春秋行人在彬彬有礼的气氛中凭借高超的语言技巧进行惊心动魄的外交斗争的历史场景。这些委婉语既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和心理现象。它们之所以在《左传》行人辞令中大量存在，是有着深刻的文化心理因由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春秋时期尚礼思想的制约
春秋时期，各国外交频繁，“礼”是外交斗争的重要武器，是任何人都不愿撕破的“薄纱”，是任何诸侯国都必须遵守的正常外交准则。
哀公十五年，陈侯派公孙贞子去吴国慰问，入吴境而死，《仪礼·聘礼》云：“若宾死，未将命，则既敛于棺，造于朝，介将命。”依此“礼”，行人公孙贞子在出使途中死亡而尚未完成使命，则由副使芋尹盖抬其棺柩在出使之国的朝廷上举行仪式，吴国当为之殡殓，可是吴国却拒绝其柩入城。所以芋尹盖据“礼”力争，吴人自觉“礼”亏，只得依“礼”行事，接纳了他们。弱小陈国行人使强吴折服的这一番据“礼”力争的委婉辞令，所依据的便是各国所必须遵守的朝聘之礼的外交准则。
尚“礼”思想贯穿于整部《左传》，全书处处体现着“顺礼者昌，逆礼者亡”的思想，“礼”的作用被空前强调。昭公五年记载的晋国女叔齐说外交尚礼是“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的大事。以“礼”为思想武器，是春秋行人进行外交斗争的有力手段。春秋时代尚礼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着春秋行人修辞行为的构建，制约着其辞令中委婉语生成的首要因由，而第二大因由则是行人思想中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忠君卫国的责任感和恪尽职守的道德意识。
二 恪尽职守、忠君卫国的责任感和道德观念的影响
1 为人称道的忠君为国的责任感
随着斗争形势的日趋复杂，各诸侯国间的外交活动也日益复杂化。外交活动已不再是一种仪式要求，而发展为一种政治头脑、外交手腕、说辩技巧等各种因素的综合运用行为，行人的使命已不仅仅限于接待来宾和充当信使的范围了，更重要的是以言辞专对，解除己国的危难，维护国格和人格的尊严，其言辞往往会关系到国家的命运。正因为如此，决定了春秋行人强烈的恪尽职守、忠君卫国的责任感。他们大多都会舍生取义，以个人人格、国家利益为重，表现出一种自我奉献、不图名利的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无论是商人弦高还是将领知 ，或国佐宾媚人、老臣烛之武，他们身份不同，社会地位各异，所代表的国家或强或弱，但在自己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时，特别是敌强我弱的不利情况下，都能迸发出强烈的忠君卫国的激情，置个人利益安危于度外，用委婉语作为解危救难的有力武器，寓智勇于婉言，释战争以温语，充分发挥了委婉语的独特作用。
宣公十五年，楚庄王处心积虑向宋国挑衅，以“无假道于宋”而公然表示对宋国主权的蔑视，故意制造伐宋的借口，宋国果然中了圈套，轻率地杀掉了楚使申舟，楚庄王愤怒至极，立即兴师伐宋，围困宋都城商丘九个月之久。楚军久攻不下，想撤围而去，但申舟之子不答应，于是庄王采用“筑室反耕者”的计策，以示久围无去志。这使宋人十分恐慌，行人华元孤注一掷，受命深夜潜入楚营逼楚讲和，华元的一番言辞沉痛而坦诚，但也毅然表达了即使亡国也不为城下之盟、宁折不弯的骨气。虽是急切之说，但说得明白又不失委婉有礼。华元作为人质，双方订立了盟约。在国家危在旦夕之际，华元挺身而出，表现出为了国家尊严而不顾个人安危的精神，从他身上也折射出当时无数个“华元”的影子。正是他们这种为人称道的忠君卫国的责任感，使得其委婉辞令平添了一种折服对手心魄的凌然正气，有力地帮助他们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
2 深入人心的道德观念的影响
“修辞交际的实际也说明，每一个修辞主体在其修辞行为的实施中，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其修辞行为进行道德价值判断，并把其道德观念渗透到修辞活动的各个层面。修辞主体对话语信息的选择、取舍，对语词的调整安排，对语气、姿态等辅助言语手段的定位，以及对语境的认知与判断，乃至于对自身和交际对象的话语角色、话语角色关系的认定与调整，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渗透了社会道德的价值判断，以促使其修辞行为与交际对象的道德观念、道德素养以及社会道德规范等价值体系相结合，提高其话语的可接受性，提高话语的修辞效果，完成交际任务。”修辞行为可以看作是修辞主体道德意识在言语行为方面的延伸，在客观上受制于社会道德观念。从《左传》中不难看出，行人辞令委婉语中处处渗透着社会道德观念的烙印，并在完成其交际任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讲求忠信为例，信，是德的重要内容之一，考之史实，委婉语中守信忠君之例俯拾皆是，“信其邻国，慎其官守，守其交礼”，即要求在外交活动中要以诚相待，讲求信用，保持外交的礼节。
宣公十五年，楚庄王围宋，宋人向晋人告急。晋景公听从伯宗的话，停止发兵，却又派解扬赶往宋国，告诉晋军的援军已经出发，让他们不要投降。在前去的路上被郑国抓获，郑人将他献给楚军。楚庄王用重金收买，让他把话反过来说劝宋人投降，解扬不答应。经过多次威逼，表示了同意，但当他登上楼车向宋国城内喊话时，却趁机将晋君的命令传达给了宋人，庄王大怒，准备立即将他处死，并责问他为何要背信弃义。解扬平和机智地回答说：“臣闻之，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寡君有信臣，下臣获考，死又何求？”解扬的回答紧扣“义”与“信”，宁可一死也不丢掉使命，表现得无私无畏，大义凛然，致使楚庄王对他讲求忠君守信的道德行为产生敬意，遂下令将他释放。可见，即使在战争中，人们也遵守着道德规范，道德观念也就成为行人委婉语中可以用来震慑对方、保全自己的有力武器。正因为这些恪尽职守、忠君卫国的责任感和道德观念对于委婉语的生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所以才成为它们之所以能昭示后人、给人以精神滋养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尚“礼”思想和忠君卫国的道德观念，其核心都是等级观念。“礼”反映等级、尊卑贵贱各有等分，不可逾越，没有等级便没有“礼”。而这种君王至上的等级观念和“礼”中所强调的个人要“礼以庇身”观念，也就是委婉语的接受者和表达者之间不同的心理反应。倘若委婉语的表达者只把这些观念当作自身的修养，而不考虑作为接受者——君王的心理反应，那么以等级观念为核心的社会规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以君王为首的权势者的心理反应，在一定意义上也成为影响行人辞令中委婉语生成的第三大因由。
三 君王作为特殊权势角色接受者的心理反应
1 非权势角色地位的心理认可
“作为交际活动的主体的人，他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就是他的心理机能。人们的交际活动正是人们的心理机能的运用。在交际活动中，交际双方的心理因素显然是制约着决定着交际活动的方式和效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所以全面地看待修辞学问题就必须注意和高度地重视心理世界在交际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一般来说，一个完整的交际过程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交际主体（表达者）的言语表达，即进行修辞活动的过程；一是交际客体（接受者）的言语理解以及基于理解之上的心理反应。交际主体的言语活动是要被交际客体接受才能有效，交际活动才能完成，那么，“为了构建出适切的话语，完成交际任务，修辞主体需充分知觉自己的言语动机、目的，言语信息，需充分认知修辞手段的结构以及功能以及交际发生的社会文化语境，需对交际对象的社会角色、性格特点以及交际双方的角色关系等有充分的了解，同时还要对所构建的话语进行与修辞效果有关的各种价值判断”。这就要求作为交际主体的行人在交际过程中需充分认识到自己和所要面对的对象之间所充当的角色，需充分顾及到所要面对对象的心理反应。委婉语是交际双方地位尊卑距离的重要标记，因而交际双方地位尊卑的距离越大，使用委婉语的可能性就越大，“委婉”度也就越高，反之亦然。而权势则是影响这种距离的重要因素。春秋行人作为修辞主体，其内心显然存在一个潜在的社会角色关系序列：君王——权势角色，行人——非权势角色。在这种权势与非权势角色之间进行的修辞行为，势必会影响修辞主体话语建构的适切度，并波及修辞交际的有效度。
在外交斗争异常激烈的春秋时代，行人所面对的大多是君王、诸侯一类的权势角色，就使得处于非权势角色的行人不得不慎辞以对，采用迂回曲折的委婉语，来最有效地避免言辞的刺激性所带来的天降祸难，从而保护自己，保全国家。《左传》行人辞令中委婉语婉转谦恭、含蓄蕴藉的曲折表意形式以及所表现出的善体人情、潜心忖度的君子风度，正暗示了君王作为权势角色这个特殊的委婉言辞接受者在表达者行人心中至高无上的位置。表达者惟有选择符合君王这个权势角色特殊接受者的正确得体的言辞形式，才能得到其心理认可，才能达到交际目的。
僖公十五年，秦晋两国在韩交战，晋惠公被秦军所俘。晋国吕甥同秦穆公谈判，以客观转述的口吻，假借“君子”“小人”之口，虚拟出晋国上下同仇敌忾的强烈情绪，又抓住秦穆公企图称霸天下又不想弃德积怨于晋国的心理，向秦穆公陈述了晋国人的猜测，指出如果放回晋君，就可以在晋国德刑并立，一举称霸，把秦穆公置于受君子称道的厚道之君的地位；如果不放，只能得到“以德为怨”的后果。这样就抓住了秦穆公可能存在的矛盾心理，再通过委婉得体的言辞的层层诱导，句句击中秦穆公心怀，使得秦穆公不由自主地发出了“是吾心也”的感慨，并达到了使晋惠公体面归国的目的。这番绝妙的委婉辞令的成功之处不能不说是得利于迎合了秦穆公这个特殊权势角色者的心理反应。
2 充分顾及特殊权势者的心理反应
“在言语交际中，表达者为了顾及接受者的情感或心理感受，往往会换一种说法，将所要表达的意思说得委婉些，这样接受者自己通过对表达者建构的修辞文本的解读而自行了知表达者的真意所在，从而从心理乐意接受。”在组织言语的时候，作为言语“表达者”的行人，不仅要迎合“接受者”的心理因素，力争收到好的交际效果，还要善于巧妙地利用接受者的心理因素，用委婉语作为打开接受者心灵的突破口，洞悉其心理，击中其要害，才有可能在千钧一发、关系国家存亡之际成功地解除危机，这也是行人之所以要构建适切的委婉语的因由之一。
“烛之武退秦师”可谓是一个绝好的范例，堪称开后世辞令抓住心理陈说利害以破同盟关系之先河。烛之武牢牢抓住秦穆公争霸的矛盾心理，处处从秦的利害出发，通过“亡郑以陪邻”、“晋何厌之有”、“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等句至理而关乎秦之利害的层层分析，使秦穆公一直对晋国可能侵其领域的戒备心理越发强烈，对以往晋国忘恩负义之举幡然警醒，意识到“亡郑”不仅是“陪邻”，而简直是“阙秦以利晋”，“亡郑”这一举动的受益者实为晋，但而间接削弱的是秦的力量。这不能不使秦穆公不寒而栗，于是秦与郑立盟，反戈助郑。烛之武这番委婉说辞收到了最佳的交际效果，其成功之处就在于烛之武善于利用秦穆公的心理因素，层层诱导，句句击中了秦穆公的心怀。因此，充分顾及君王一类权势者的心理反应，也是春秋行人构建适切委婉语的又一大因由。
可见，对于生活在春秋特定时代背景之下的行人来说，他们的尚礼思想、自身强烈的责任感和道德观念，以及作为非权势角色接受者的心理反应都对他们外交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唐）陆德明注文，（晋）杜预注释：《春秋左传集解》（全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2] 陈汝东：《认知修辞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 何伟棠：《王希杰修辞学论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 吴礼权：《修辞心理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
宋丽琴，女，1971—，河北保定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工作单位：河北金融学院。
王宏力，男，1979—，河北保定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保定学院。
关键词：《左传》 行人辞令 委婉语 文化心理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熔铸于《左传》行人辞令中的委婉语充分适应了春秋时代特殊的表达需要，生动地再现了春秋行人在彬彬有礼的气氛中凭借高超的语言技巧进行惊心动魄的外交斗争的历史场景。这些委婉语既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和心理现象。它们之所以在《左传》行人辞令中大量存在，是有着深刻的文化心理因由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春秋时期尚礼思想的制约
春秋时期，各国外交频繁，“礼”是外交斗争的重要武器，是任何人都不愿撕破的“薄纱”，是任何诸侯国都必须遵守的正常外交准则。
哀公十五年，陈侯派公孙贞子去吴国慰问，入吴境而死，《仪礼·聘礼》云：“若宾死，未将命，则既敛于棺，造于朝，介将命。”依此“礼”，行人公孙贞子在出使途中死亡而尚未完成使命，则由副使芋尹盖抬其棺柩在出使之国的朝廷上举行仪式，吴国当为之殡殓，可是吴国却拒绝其柩入城。所以芋尹盖据“礼”力争，吴人自觉“礼”亏，只得依“礼”行事，接纳了他们。弱小陈国行人使强吴折服的这一番据“礼”力争的委婉辞令，所依据的便是各国所必须遵守的朝聘之礼的外交准则。
尚“礼”思想贯穿于整部《左传》，全书处处体现着“顺礼者昌，逆礼者亡”的思想，“礼”的作用被空前强调。昭公五年记载的晋国女叔齐说外交尚礼是“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的大事。以“礼”为思想武器，是春秋行人进行外交斗争的有力手段。春秋时代尚礼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着春秋行人修辞行为的构建，制约着其辞令中委婉语生成的首要因由，而第二大因由则是行人思想中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忠君卫国的责任感和恪尽职守的道德意识。
二 恪尽职守、忠君卫国的责任感和道德观念的影响
1 为人称道的忠君为国的责任感
随着斗争形势的日趋复杂，各诸侯国间的外交活动也日益复杂化。外交活动已不再是一种仪式要求，而发展为一种政治头脑、外交手腕、说辩技巧等各种因素的综合运用行为，行人的使命已不仅仅限于接待来宾和充当信使的范围了，更重要的是以言辞专对，解除己国的危难，维护国格和人格的尊严，其言辞往往会关系到国家的命运。正因为如此，决定了春秋行人强烈的恪尽职守、忠君卫国的责任感。他们大多都会舍生取义，以个人人格、国家利益为重，表现出一种自我奉献、不图名利的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无论是商人弦高还是将领知 ，或国佐宾媚人、老臣烛之武，他们身份不同，社会地位各异，所代表的国家或强或弱，但在自己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时，特别是敌强我弱的不利情况下，都能迸发出强烈的忠君卫国的激情，置个人利益安危于度外，用委婉语作为解危救难的有力武器，寓智勇于婉言，释战争以温语，充分发挥了委婉语的独特作用。
宣公十五年，楚庄王处心积虑向宋国挑衅，以“无假道于宋”而公然表示对宋国主权的蔑视，故意制造伐宋的借口，宋国果然中了圈套，轻率地杀掉了楚使申舟，楚庄王愤怒至极，立即兴师伐宋，围困宋都城商丘九个月之久。楚军久攻不下，想撤围而去，但申舟之子不答应，于是庄王采用“筑室反耕者”的计策，以示久围无去志。这使宋人十分恐慌，行人华元孤注一掷，受命深夜潜入楚营逼楚讲和，华元的一番言辞沉痛而坦诚，但也毅然表达了即使亡国也不为城下之盟、宁折不弯的骨气。虽是急切之说，但说得明白又不失委婉有礼。华元作为人质，双方订立了盟约。在国家危在旦夕之际，华元挺身而出，表现出为了国家尊严而不顾个人安危的精神，从他身上也折射出当时无数个“华元”的影子。正是他们这种为人称道的忠君卫国的责任感，使得其委婉辞令平添了一种折服对手心魄的凌然正气，有力地帮助他们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
2 深入人心的道德观念的影响
“修辞交际的实际也说明，每一个修辞主体在其修辞行为的实施中，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其修辞行为进行道德价值判断，并把其道德观念渗透到修辞活动的各个层面。修辞主体对话语信息的选择、取舍，对语词的调整安排，对语气、姿态等辅助言语手段的定位，以及对语境的认知与判断，乃至于对自身和交际对象的话语角色、话语角色关系的认定与调整，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渗透了社会道德的价值判断，以促使其修辞行为与交际对象的道德观念、道德素养以及社会道德规范等价值体系相结合，提高其话语的可接受性，提高话语的修辞效果，完成交际任务。”修辞行为可以看作是修辞主体道德意识在言语行为方面的延伸，在客观上受制于社会道德观念。从《左传》中不难看出，行人辞令委婉语中处处渗透着社会道德观念的烙印，并在完成其交际任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讲求忠信为例，信，是德的重要内容之一，考之史实，委婉语中守信忠君之例俯拾皆是，“信其邻国，慎其官守，守其交礼”，即要求在外交活动中要以诚相待，讲求信用，保持外交的礼节。
宣公十五年，楚庄王围宋，宋人向晋人告急。晋景公听从伯宗的话，停止发兵，却又派解扬赶往宋国，告诉晋军的援军已经出发，让他们不要投降。在前去的路上被郑国抓获，郑人将他献给楚军。楚庄王用重金收买，让他把话反过来说劝宋人投降，解扬不答应。经过多次威逼，表示了同意，但当他登上楼车向宋国城内喊话时，却趁机将晋君的命令传达给了宋人，庄王大怒，准备立即将他处死，并责问他为何要背信弃义。解扬平和机智地回答说：“臣闻之，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寡君有信臣，下臣获考，死又何求？”解扬的回答紧扣“义”与“信”，宁可一死也不丢掉使命，表现得无私无畏，大义凛然，致使楚庄王对他讲求忠君守信的道德行为产生敬意，遂下令将他释放。可见，即使在战争中，人们也遵守着道德规范，道德观念也就成为行人委婉语中可以用来震慑对方、保全自己的有力武器。正因为这些恪尽职守、忠君卫国的责任感和道德观念对于委婉语的生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所以才成为它们之所以能昭示后人、给人以精神滋养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尚“礼”思想和忠君卫国的道德观念，其核心都是等级观念。“礼”反映等级、尊卑贵贱各有等分，不可逾越，没有等级便没有“礼”。而这种君王至上的等级观念和“礼”中所强调的个人要“礼以庇身”观念，也就是委婉语的接受者和表达者之间不同的心理反应。倘若委婉语的表达者只把这些观念当作自身的修养，而不考虑作为接受者——君王的心理反应，那么以等级观念为核心的社会规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以君王为首的权势者的心理反应，在一定意义上也成为影响行人辞令中委婉语生成的第三大因由。
三 君王作为特殊权势角色接受者的心理反应
1 非权势角色地位的心理认可
“作为交际活动的主体的人，他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就是他的心理机能。人们的交际活动正是人们的心理机能的运用。在交际活动中，交际双方的心理因素显然是制约着决定着交际活动的方式和效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所以全面地看待修辞学问题就必须注意和高度地重视心理世界在交际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一般来说，一个完整的交际过程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交际主体（表达者）的言语表达，即进行修辞活动的过程；一是交际客体（接受者）的言语理解以及基于理解之上的心理反应。交际主体的言语活动是要被交际客体接受才能有效，交际活动才能完成，那么，“为了构建出适切的话语，完成交际任务，修辞主体需充分知觉自己的言语动机、目的，言语信息，需充分认知修辞手段的结构以及功能以及交际发生的社会文化语境，需对交际对象的社会角色、性格特点以及交际双方的角色关系等有充分的了解，同时还要对所构建的话语进行与修辞效果有关的各种价值判断”。这就要求作为交际主体的行人在交际过程中需充分认识到自己和所要面对的对象之间所充当的角色，需充分顾及到所要面对对象的心理反应。委婉语是交际双方地位尊卑距离的重要标记，因而交际双方地位尊卑的距离越大，使用委婉语的可能性就越大，“委婉”度也就越高，反之亦然。而权势则是影响这种距离的重要因素。春秋行人作为修辞主体，其内心显然存在一个潜在的社会角色关系序列：君王——权势角色，行人——非权势角色。在这种权势与非权势角色之间进行的修辞行为，势必会影响修辞主体话语建构的适切度，并波及修辞交际的有效度。
在外交斗争异常激烈的春秋时代，行人所面对的大多是君王、诸侯一类的权势角色，就使得处于非权势角色的行人不得不慎辞以对，采用迂回曲折的委婉语，来最有效地避免言辞的刺激性所带来的天降祸难，从而保护自己，保全国家。《左传》行人辞令中委婉语婉转谦恭、含蓄蕴藉的曲折表意形式以及所表现出的善体人情、潜心忖度的君子风度，正暗示了君王作为权势角色这个特殊的委婉言辞接受者在表达者行人心中至高无上的位置。表达者惟有选择符合君王这个权势角色特殊接受者的正确得体的言辞形式，才能得到其心理认可，才能达到交际目的。
僖公十五年，秦晋两国在韩交战，晋惠公被秦军所俘。晋国吕甥同秦穆公谈判，以客观转述的口吻，假借“君子”“小人”之口，虚拟出晋国上下同仇敌忾的强烈情绪，又抓住秦穆公企图称霸天下又不想弃德积怨于晋国的心理，向秦穆公陈述了晋国人的猜测，指出如果放回晋君，就可以在晋国德刑并立，一举称霸，把秦穆公置于受君子称道的厚道之君的地位；如果不放，只能得到“以德为怨”的后果。这样就抓住了秦穆公可能存在的矛盾心理，再通过委婉得体的言辞的层层诱导，句句击中秦穆公心怀，使得秦穆公不由自主地发出了“是吾心也”的感慨，并达到了使晋惠公体面归国的目的。这番绝妙的委婉辞令的成功之处不能不说是得利于迎合了秦穆公这个特殊权势角色者的心理反应。
2 充分顾及特殊权势者的心理反应
“在言语交际中，表达者为了顾及接受者的情感或心理感受，往往会换一种说法，将所要表达的意思说得委婉些，这样接受者自己通过对表达者建构的修辞文本的解读而自行了知表达者的真意所在，从而从心理乐意接受。”在组织言语的时候，作为言语“表达者”的行人，不仅要迎合“接受者”的心理因素，力争收到好的交际效果，还要善于巧妙地利用接受者的心理因素，用委婉语作为打开接受者心灵的突破口，洞悉其心理，击中其要害，才有可能在千钧一发、关系国家存亡之际成功地解除危机，这也是行人之所以要构建适切的委婉语的因由之一。
“烛之武退秦师”可谓是一个绝好的范例，堪称开后世辞令抓住心理陈说利害以破同盟关系之先河。烛之武牢牢抓住秦穆公争霸的矛盾心理，处处从秦的利害出发，通过“亡郑以陪邻”、“晋何厌之有”、“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等句至理而关乎秦之利害的层层分析，使秦穆公一直对晋国可能侵其领域的戒备心理越发强烈，对以往晋国忘恩负义之举幡然警醒，意识到“亡郑”不仅是“陪邻”，而简直是“阙秦以利晋”，“亡郑”这一举动的受益者实为晋，但而间接削弱的是秦的力量。这不能不使秦穆公不寒而栗，于是秦与郑立盟，反戈助郑。烛之武这番委婉说辞收到了最佳的交际效果，其成功之处就在于烛之武善于利用秦穆公的心理因素，层层诱导，句句击中了秦穆公的心怀。因此，充分顾及君王一类权势者的心理反应，也是春秋行人构建适切委婉语的又一大因由。
可见，对于生活在春秋特定时代背景之下的行人来说，他们的尚礼思想、自身强烈的责任感和道德观念，以及作为非权势角色接受者的心理反应都对他们外交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唐）陆德明注文，（晋）杜预注释：《春秋左传集解》（全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2] 陈汝东：《认知修辞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 何伟棠：《王希杰修辞学论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 吴礼权：《修辞心理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
宋丽琴，女，1971—，河北保定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工作单位：河北金融学院。
王宏力，男，1979—，河北保定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保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