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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是目前中国的核心发展战略与意识形态，不但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传播科学发展观，使其深入人心，得到贯彻落实，是目前中国一项极为重要而迫切的任务。为此，我们对近五年来科学发展观在北京市的传播效果进行了调查分析。
一、传播效果
1 对科学发展观的认知程度
正确认知科学发展观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科学发展观概念的了解；二是对科学发展观内涵与精神实质的理解；三是对科学发展观对于党员和党组织作用的理解。这三个方面层层递进，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1)对科学发展观概念的了解程度。
在794份有效问卷中，有95.80％的人听说过“科学发展观”。就比例而言，这一比例是相当高的，但却仍有4.20％的党员没有听说过“科学发展观”。
(2)对科学发展观内涵与精神实质的理解程度。
对于科学发展观内涵与精神实质的认识的自我评价，我们从三个方面设计了题目询问受调查者。
一是询问受调查者对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自我评价。调查结果显示，表示对科学发展观理解得很好和基本理解的占到总人数的89.35％，不理解的仅占10.65％。
二是设计了有关科学发展观的六个方面的内容，即A 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B 以人为本、c 全面发展、D 协调发展、E 可持续发展、F 统筹兼顾，请受调查者进行自我评价。结果显示，自认为很了解和比较了解这些内容的党员占绝大多数。
三是询问受调查者对“五个统筹”的了解情况，有75.93％的人表示知道，24.07％的人表示不知道。
以上情况说明，北京市党员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认识的自我评价是比较高的。
为了测试受调查者对于科学发展观内涵与精神实质的客观理解程度，即在总体认知、价值认知和规则(战略)认知的层面，我们设计了相关的题目，包括对科学发展观内涵表述的了解、“五个统筹”的了解、对“以人为本”的理解、对科学发展战略的了解等方面。
在总体认知上，采取二维表的表格形式，对党员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表述进行了测试(见表1)，结果表明，党员对科学发展观内涵表述的认知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对于科学发展观内涵四个方面的表述，有59.20％的受调查者能够答对三个以上。这说明，多数受调查者对科学发展观的表述是比较了解的。
对于“五个统筹”的了解，我们请受调查者选出不属于“五个统筹”的选项，结果如表2所示：正确率为48.11％。“五个统筹”是对科学发展观实现方法的细化，是比科学发展观一般表述更深层次的阐释，随着了解层次的加深，了解的人数在减少。
在价值认知层面，多数受调查者对于以人为本的理解基本是正确的，其中大多数人认为提倡以人为本主要是关注社会公平问题，“以人为本”的目的是实现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但是，对于其强调“个人权利”方面，理解度并不好，只有34.97％的人认为“以人为本”强调个人权利。而强调“个人权利”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中最为重要的方面，只有对此有正确的理解，才能真正了解科学发展观价值层面的涵义。通过调查我们发现，随着科学发展观了解层次的深入，能够正确了解的人的比例在不断下降。
在对科学发展观的规则认知层面，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对科学发展战略与以往发展战略的不同之处的理解作为测试维度，让受调查者从四个方面回答这一问题：一是可持续发展方面；二是社会公平方面；三是经济发展效率方面；四是生态环境方面。在这四个方面中，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科学发展观比以往发展战略注重了社会公平，因此，是否选择“注重社会公平”是衡量受调查者理解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指标。调查结果显示，在受调查者中，“注重社会公平”并且答对两个以上者占51.51％。这说明，受调查者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规则认知是比较好的。
从总体上看，大多数受调查者能够基本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涵义，然而，能够彻底理解科学发展观涵义的人并不多。并且，对科学发展观认识的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的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对科学发展观认识的自我主观评价要优于客观评价，说明科学发展观的实际传播效果要比预料的传播效果差。
(3)对科学发展观对党员及党组织的指导作用的理解程度。
调查表明，认为科学发展观将促进党员权利实现的占81.9％；认为科学发展观将促进党内民主发展的占87.89％。这说明，受调查者对于科学发展观此方面的认知度是比较高的。
对于科学发展观认知的总体判断是，党员对于科学发展观的一般理解程度较高，但能够进行全面的深层
次理解的人还非常少，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解，随着理解层次的加深，呈现出理解程度梯次下降的趋势。
2 对科学发展观的认同程度
对科学发展观的认同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认同；二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认同；三是对科学发展观的规则认同。
(1)对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认同程度。
调查统计表明，认为科学发展观是非常重要或重要的占受调查者的91.98％，只有0.94％的受调查者认为科学发展观不重要。
(2)对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认同程度。
价值认同指主体对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价值的认同，主要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的哲学基础——人的平等性的认同。价值认同对于组织的团结是重要的。从调查的结果看，这一方面的认同程度比较高。这可以从以下的统计中得到体现：
其一，在认为科学发展观重要的受调查者中，对于科学发展观重要的原因，有54.93％的人认为这是因为它是统一全党思想的意识形态；49.39％的人认为这是由于科学发展观对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比如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其二，对弱势群体的认识可以反映人们对人的平等性的认同，因此，我们设计了此类题目以测试受调查
者对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认同。在受调查者中，有82.45％的人认为弱势群体是社会的一分子，政府应当救助他们；83.64％的人认为弱势人员也是人，应当受到起码的尊重。
(3)对科学发展观的规则认同程度。
对科学发展观的规则认同指主体对于科学发展观所指示的行为规范的认同，主要指对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战略的认同，包括对科学发展战略是重要性、紧迫性与可行性的认同等。
第一，在认为科学发展观重要的受调查者中，对于科学发展观重要的原因，认为由于科学发展观是国家核心的发展战略的占72.6％；认为因为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很多，必须抓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占74.63％。
第二，受调查者对于科学发展观关于经济与环境、资 源关系的认同度很高。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与资源代价太大了，中国应当转换经济发展方式，以保护环境与资源，但对于中国是否应当适当减缓经济发展速度，以保护环境与资源，只有55.76％的人认为应当如此，说明受调查者对于此问题的认同还有待于提高。
第三，受调查者对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具有较高的认同度，84.18％的受调查者相信科学发展观能得到贯彻落实。
以上三点表明，受调查者对于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紧迫性及可行性的认同程度是较高的，从而表明了受调查者对于科学发展战略的认同度是较高的，即受调查者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规则认同是较高的。
3 科学发展观对行为方式的影响程度
就党组织与党员个体而言，科学发展观对行为方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党和国家政策的影响；第二，对党员所在党组织日常决策的影响；第三，对党员个体行为方式的影响。本文所指的这三个方面的影响是指受调查者的主观评价。
(1)对党和国家政策的影响程度
一是影响程度。
绝大多数受调查者认为科学发展观对党和国家政策产生了影响，其中认为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占40.11％；认为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占43.85％；认为产生了一般影响的占10.43％。
二是影响范围。
调查统计显示，69.12％的受调查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实施对经济管理政策产生了影响；62.46％的受调查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实施对政治政策(如干部管理政策等)产生了影响；70.11％的受调查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实施对社会治理政策产生了影响；认为对经济管理政策、政治政策、社会治理政策均产生了影响的受调查者有43.75％。这说明，多数受调查者不仅观察到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发展领域所起到的作用，而且也观察到科学发展观对社会治理领域所起到的作用，即社会治理向公平性的转变，这对于国家的稳定与和谐具有重大意义。
(2)对党组织行为方式的影响分析。
科学发展观对党组织行为方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组织决策方式的改变，包括决策更加民主，决策注重社会公平，决策注重节约能源等；二是组织生活的改变，主要指组织生活的民主化。
一是影响程度。
调查显示，科学发展观对党组织行为方式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显著。只有49.80％的受调查者认为其所在党组织的组织生活更加民主了；只有44.43％的受调查者认为其所在单位的决策方式因为科学发展观而发生了改变。
二是对决策影响的具体方面。
在认为科学发展观对单位决策产生了影响的受调查者中，71.56％的人认为其所在单位的决策更加民主；59.33％的人认为单位决策更加注重社会公平；63.61％的人认为单位决策更加注重环境保护；68.50％的人认为单位决策更加注重节约能源。可以看出，多数党组织认为，民主决策和注重节约能源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诸多方面中比较重要的方面，而且在实践中已经得到了落实。
(3)对党员个体权利及行为方式的影响程度。
调查统计显示，科学发展观对党员个体权利及行为方式的影响还不是特别显著，只有44.31％的受调查者表示自身的党员权利因为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而增强了；只有41.18％的受调查者表示自己对他人的态度与行为因为科学发展观而发生了改变。党员权利的落实及党员个体行为方式的改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方面，是科学发展观在党员个体身上的具体体现，不但对于个体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因其可以建立起巩固的认同，对于整个党组织的团结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只有将科学发展观落实在每个个体身上，其作用的发挥才是完整长久的。而在这个重要的方面，调查显示，科学发展观的传播效果并不理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关于科学发展观对于行为方式影响的总体判断：科学发展观对于国家层面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但对于党组织及党员个体的影响并不明显。这说明，科学发展观在微观层面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
二、影响因素
根据“五w”模型，传播效果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受众等四个方面有关系。但就面向党员群体的科学发展观传播而言，虽然有些党员(如长期不参加组织生活的党员)也可能主要是通过非组织的途径获取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知识，但从整体上，它属于组织传播的范畴。对于科学发展观的传播而言，作为传播内容的科学发展观，对于传播效果而言，是给定的外在常量。因此，科学发展观的传播效果就主要和其他三个因素相关。我们将对这三个因素进行逐一的分析。
1 传播主体
为了分析传播主体，即各级党组织对于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的影响，我们将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我们将分析党组织所处的环境对于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将分析党组织的结构对于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的影响。
(1)组织环境对于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的影响：
组织环境之一：地域因素。
统计结果显示，北京城八区及郊区、县的党员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认知、认同和行为改变程度比较接近，但农村党员在这三个方面与前二者有较大的差距。
组织环境之二：职业因素。
统计结果显示，职业因素对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从事不同职业的党员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认知、认同、行为改变具有较大的差距。在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党员以及在校学生党员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认知、认同程度及因科学发展观而改变行为的程度要比在民营、私营企业工作及在农村工作的党员要高。
以上调查统计表明，组织环境对于科学发展观的传播效果具有较大的影响，在与个人利益相关度大的组织环境中，如城区及公务员组织系统内，科学发展观的传播效果会更好一些。
(2)组织结构对于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的影响。
我们将党组织的级别作为测试组织结构对于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影响的变量。统计结果显示，位于组织结构上层的地厅级党委的党员在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认知、认同与行为改变方面均优于位于组织结构末端的党支部的党员。而且，依据党组织在组织结构中的位置，由高到低均显示出类似的特性。这说明，组织结构对于科学发展观的传播具有较大的影响。
2 传播渠道
(1)组织传播与非组织传播对于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的影响。
面向党员群体的科学发展观传播，从整体上属于组织传播的范畴，而且属于组织体内的传播范畴。这种组织传播具有传播目的明确、针对性强、传播速度快等特点。从理论上讲，这种组织传播的效果要明显优于非组织传播。我们的调查结果支持了这一结论。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下岗失业党员的组织化水平很低，科学发展观在这部分人群中的传播可视为非组织传播；其次，离退休党员的组织化水平也比较低。调查统计显示，组织化程 度较高的在职工作的党员与在校的学生党员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认知、认同程度及因科学发展观而改变行为的程度比组织化程度低的离、退休及下岗失业的党员要高。这说明，组织化传播的效果要优于非组织化传播的效果。相关的统计数据也支持了这一结论，如表3所示，在“知道”科学发展观的766名受调查者中，有297名表示自己最主要的是通过党组织的集体活动了解科学发展观的，在科学发展观的传播渠道中名列第一。
(2)激励对于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的影响。
我们在调查中对表示单位有激励的受调查者与单位没有激励的受调查者学习科学发展观的效果作了一个对比。结果显示，单位有激励的受调查者的各项指标要优于单位没有激励的受调查者。另一项调查也显示，有61.74％的受调查者认为激励对于科学发展观的传播将起到良好的作用。而就激励方式而言，这些受调查者多数认为物质奖励是最有效的方式。
(3)组织传播的具体方式对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的影响。
调查统计表明，对于当前组织学习科学发展观的具体方式，集体学习讨论、邀请学者宣讲以及观看讲座或其他影视资料等三种方式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方式。集体学习讨论是一种交互式的学习方法，邀请学者宣讲以及观看讲座或其他影视资料其实是一种扁平化的组织学习方式，在这种方式之下，学习者不必经过漫长的组织体系而得到信息，而是直接从源头处获得了所要传播的信息。
在学习科学发展观方式的改进方面，调查统计显示，组织专门培训、发放通俗易懂的学习材料以及邀请权威学者宣讲被认为是最有效的三种方式。从理论上讲，这三种方式都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组织扁平化的学习方式。
(4)非组织化传播渠道对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的影响。
首先是电视与网络。除了组织化的传播方式，非组织化传播的作用也不能忽视。调查结果显示，在了解科学发展观最主要的传播渠道中，网络和电视仍占有很大的比例(见表3)。其中网络已经超过电视成为科学发展观最重要的非组织化传播渠道。另一项有关的指标统计也显示，电视和网络是人们获得他们所喜爱的新闻的主要途径(见表4)。就具体的电视传播载体而言，调查显示，《新闻联播》是最重要的电视传播载体之一，多数受调查者表示，他们经常观看《新闻联播》。所以，加强科学发展观传播的网络及电视阵地也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
其次是报纸与杂志。纸质媒体依然是重要的传播阵地。就具体的传播载体而言，《参考消息》、《半月谈》、《南方周末》、《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媒体是受调查者平时比较喜欢阅览的媒体，所以，可以加强在这些媒体上的宣传。
3 传播受众
面向党员群体的科学发展观传播的受众是固定的，传播有很强的针对性。就党员整体而言，它有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这对于科学发展观的传播有直接的影响；就党员个体而言，除了其鲜明的党性之外，还有相对稳定的个体特征。这些个体特征对于科学发展观的传播也是重要的。我们将分析以下特征对于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的影响：
(1)性别特征。
受调查的男性党员在科学发展观的认知与行为改变方面略优于女性党员，但女性党员在认同性方面却优于男性党员。这表明，性别因素对于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的影响是不明显的。
(2)年龄特征。
在受调查者中，25岁及以下的党员及46岁以上的党员在科学发展观的认知、认同、行为改变等指标上的得分均低于26—45岁的党员。在今后的传播策略上，应加强对这两个年龄阶段群体的传播。
(3)党龄特征。
在受调查者中，党龄在2年及以下的党员在科学发展观的认知、认同、行为改变等指标上的得分是最低的，党龄在6至9年的党员次之，党龄在10年以上的党员得分最高。在今后的传播策略上，应特别注重加强对党龄在2年及以下的党员的传播。
(4)学历特征。
从研究生、本科至专科及专科以下，各类学历的党员在各项指标上的得分基本上呈现出依次递减的特征。
(5)专业特征。
不同专业的党员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认知、认同与行为改变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其中，人文社科类的党员在对科学发展观的认知、认同与行为改变等方面均是最优的；而农林地矿类、理科类和医学类专业的党员在这些方面比较差一些。
另外一项有关的测试表明，就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对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程度的认识而言，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不佳的三类专业人员(理科类、农林地矿类、医学类)的正确认识程度低于平均水平。而社会科学对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是重要的，这种关联性的统计分析对于改进科学发展观的传播性策略是有益的，即加强社会科学对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重要性的宣传对于提升科学发展观的传播效果将起到良好的作用。
(6)行政级别特征。
行政级别对于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特别明显。普通办事人员于科学发展观的认知、认同与行为改变的综合指标要略逊于中、高级的管理人员。
(7)时政关心程度特征。
党员个体对时政的关心程度与科学发展观传播的效果之间存在极强的关联性。以对中共十七大的兴趣程度为例，对中共十七大非常感兴趣与比较感兴趣的党员在对科学发展观的认知、认同与行为改变等方面明显优于不感兴趣的党员。
另外几项测试说明：个人对中共十七大的关注程度、个人对国家发展基本政策的关注程度、个人认为关注国家基本政策的走向对自己有帮助的程度、党员所在组织及其直接领导人对于国家基本政策的关注程度四者之间具有极高的关联度。
以上分析说明，下述逻辑是成立的，即：如果个人认为及时关注国家基本政策的走向对于其学习和生活是有帮助的，或者其所在单位(党组织)及其直接领导人是关注国家发展的基本政策的，那么，他对国家发展的基本政策的关注程度就高，一个表现是其对中共十七大表示出较强的关注性(如下图所示)。
这一逻辑为科学发展观传播策略的改进将提供有益的帮助，加强科学发展观对个人的帮助及对各级党组织内领导者的宣传将提升科学发展观的传播效果。
三、原因分析
综合上面分析，科学发展观在北京市党员群体中的传播效果呈现出三个主要的特征：一是对科学发展观的认知程度随着科学发展观涵义层次的加深呈现出梯次下降的特点；二是党员对科学发展观的认同还没有达到普遍深层认同的程度，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规则认同度高于其价值认同度；三是在行为改变方面，科学发展观在宏观层次上的作用比较明显，而在微观层次上的作用并不明显。
科学发展观在北京市党员群体中的传播效果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呢?根据以上的理论与调查分析，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没有形成完整而良好的传播环境。就意识形态传播而言，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意识形态对于党组织 的影响力日益减少，从而在整体上对于党的意识形态的传播构成了不利的氛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对于国力的增强、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巩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相伴随的，是人们对于经济增长追求的极大渴望。某些党员领导干部甚至将经济增长作为唯一追求的目标，这一思想观念日益弥散并且因为党的领导干部的任免制度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强化。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GDP”政绩论。在“GDP”政绩论的指引下，经济增长几乎成为万能的法宝。与改革开放前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改革开放之后，意识形态的作用在经济增长极端重要的论调下被逐渐淡化，甚至被忽视。各种意识形态的学习往往成为形式，“走过场式的学习”成为一种潜在的规则。在这样的环境中，科学发展观的传播也有类似的现象。就组织环境而言，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党员数量的迅速增长，党组织的建设，特别是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从地域上讲，一方面，农村党组织建设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有的地方甚至出现组织涣散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城市，许多新生经济体内的党组织建设比较滞后，许多基层组织长期不过组织生活。这两种情况都对党的组织生活构成极大威胁，组织传播的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从党员个体上看，许多党员游离于党组织之外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在这样的组织环境中，基本谈不上组织传播。“不知道”科学发展观的党员基本上属于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对这一情况作一个简单的统计分析。
根据“不知道科学发展观的党员”的横向统计(见表5)，在不知道“科学发展观”的党员中，25岁以下的有12位，占42.86％；党龄在2年以下的占51.85％；学历在专科及专科以下的占60.72％等。
通过横向和纵向上的比较，我们发现几项与“不知道”科学发展观具有较高相关性的因素：
(1)党龄在2年及以下的党员；
(2)学历在专科及专科以下的党员；
(3)专业为农林地矿类和艺术体育类的党员；
(4)已离、退休及下岗失业的党员；
(5)在民营、私营企业工作的党员及个体工商户党员；
(6)在农村工作的党员。
以上除了与党员个体的某些因素有关外，主要是和党组织的环境有关，如离、退休及下岗失业的党员；处于农村或民营及私营企业等环境中的党员等。所以，没有健全的组织体系成为目前科学发展观传播的一大障碍。
2 科学发展观的传播片面，不够深入。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传播片面，不够深入。在传播内容上，一般表述传播的多，内涵及精神实质传播的少；规则(战略)层面的传播多，价值层面的传播少。一般传播单位在组织科学发展观学习时，往往只是停留在内容表述的层面，通过简单记忆的方式学习，对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及精神实质并不加深究。党员们只是通过学习记住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容，但是并不理解其深刻意义。这就可以解释我们调查所发现的现象，党员自认为理解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另外，提起科学发展观，党员们往往会立即想到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等规则层面的内容，但对于个人权利、党内民主等价值层面的内容却道之甚少，只有在启发下，才能道出一二。这说明，党员比较了解科学发展观规则层面的涵义，而对其价值层面的涵义知之不多、不深。进而，在认同方面呈现出与认知基本相同的情景。这主要是由于传播的片面性造成的，即注重了规则层面涵义的传播，而忽视了价值层面涵义的传播。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行为的改变上，宏观层次的改变远大于微观层次的改变了。因为在规则(战略)层面上，科学发展观主要涉及国家政策；而在价值层面上，科学发展观更关注个人的行为方式。在传播形式上，科学发展观的传播通常以集体阅读、学习报纸及读本等为主要形式，也可以说，这是以自我理论学习为主的学习形式。这种学习形式对于理论素养较高的党员是有效的，他们能够通过这样的学习掌握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而对于理论素养并不高的党员而言，并不能通过这样的学习形式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涵义，他们除了记住字面的表述之外，对其内涵并不理解。专家的讲解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许多受调查者都表示，权威专家的讲解对其学习科学发展观有帮助。但是，出于上述传播环境的作用，或是考虑经费支出等原因，能够这样做的组织很少，从而实际上使组织传播处于自我学习的状态。并且，权威专家的讲解也必须能够做到深入浅出，而不是就理论讲理论，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这样的专家数量还是比较少的。所以，传播的不深入必然造成对科学发展观的认知不够深入和全面。
3 传播层次多、无激励是造成传播效果不佳的两个主要原因。我们上面分析了组织结构与激励对于组织传播的重要性。在实践中，党的组织结构是复杂的，组织结构的多层次就从结构上决定了组织传播的多层次。层次繁复的组织结构将造成信息失真；而且，随着组织层次的向下延伸，党员的理论修养通常呈梯次下降状态。这一点在科学发展观在农村党员的传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理论上讲，有两条途径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一是提高各层级党员的理论修养，使信息通过漫长的链条而不致失真；二是采取制度化的途径，从事实上减少信息传达的层次。第一条途径需要长期的理论培训才能达到，而且需要党员具备良好的知识背景，虽然这样的工作必须要做，但这在中国显然难以在短时间内达到。第二条途径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具有较大的可行性，可以通过将农村党员集中起来学习、聘请权威学者宣讲等方式形成扁平化的传播结构。我们的调查也支持了这一结论，多数受调查者所认为的有效学习方式其实就是这样一种虚拟的组织扁平化的方式。然而，在实践中，这样的方式并没有得到普及，科学发展观的传播依然通过众多层次的组织结构进行，这就造成了传播效果的不佳，而且可能造成对科学发展观错误理解的放大。在对北京市党员群体的科学发展观传播调查中，我们发现，激励措施在传播中没有得到应用，有78.83％的受调查者表示，其所在的单位对于科学发展观的学习没有激励措施。在缺少外在刺激的自我学习方式之下，学习基本上是自己的兴趣或责任所在，与组织的关系不大。这种学习方式实际上割断了组织与自我之间的联系，自我的利益并不能从组织中得到实现，这就大大降低了自我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使学习停留在形式的层面上。这种激励措施的缺失不但反映在学习上，还反映在干部任免等制度上，即在现实中还没有真正形成一套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制度，特别是干部任免制度。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干部不会因为落实科学发展观而得到晋升，会有极大的受挫感。这一点在我们的调查中也得到了反映，那就是有些受调查者认为科学发展观只不过是一句政治口号而已，与自己没有多少关系，或是不认为科学发展观能够得到贯彻落实等。所以，没有激励是致使传播效果不佳的一个深层的重要 原因。
4 党员的个体差异性是造成科学发展观传播呈现梯次下降状态的原因。我们上面分析了个体差异对于科学发展观传播的影响，年龄、党龄、学历、专业、对时政的关心程度是影响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的几个重要因素。这几个因素实际上是限制对科学发展观理解与认同的几个重要方面。知识层次高、党性强的党员，有较高的理解力与清晰的组织边界，会将理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当作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将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内化于心，因而有较强的动力去学习、理解科学发展观。因而上述的自我学习模式对于这些党员而言，是有效的学习方式。而对另外一些党员而言，或是由于知识水平所限，虽然有很强的党性，但在自我学习的模式中并不能真正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涵义，更不能将其落实到行动中，他们对于浅层次的涵义能够心领神会，但对于深层次的涵义却只能一筹莫展了，或是不能理解，或是曲解；或对于党性不强的党员，态度决定了他们对于科学发展观不会认真学习领会，更莫谈贯彻落实了。认为科学发展观与己无关，只是政治口号的人里，多半是这些人的身影。所以，除了改变现有的自我学习模式、完善现有的传播方式外，在传播政策上，我们应该对传播的受众有所区别和侧重。
5 传统价值观念是造成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不佳的深层次观念原因。在我国传统上，对于集体的强调重于对于个人的强调，对于国家的强调重于对社会的强调。传统上的“民本”思想并不包含平等的“公民”含义。这种价值观念历经千年积淀而成，根深蒂固，已经深深地印在人们的心里。实际上，这种传统价值观念是以人的等级性为前提的，“民”的重要性是因为他“能载舟亦能覆舟”，是国家社稷不能不重视的，“民”是为国家服务的，而非相反。从个人到家庭、家族、到国家是一个单线的服从与服务的逻辑。而现在的“公民”思想，是以人的平等性为前提的，国家是为公民服务的，是为了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种“公民”思想就是“以人为本”的思想，它强调个人的权利。这对于传统的价值观念是一个根本性的颠覆，是一个以个人能力的发挥到国家强盛，再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环形逻辑。个人能力固然需要注重，但是人的平等性必须得到贯彻，人有平等的尊严，弱势群体有从社会和国家获得救助的权利。在党内，党员的权利是平等的，党内民主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但是，这一观念因与传统价值观念的巨大不同，其内化于人心的难度是相当巨大的。价值观念是最深层次的文化现象，需要非常长时期的积淀才能形成，而一经形成，则很难改变。它内化于心，形成习惯，成为人们自然的行为意识。所以，从时间上看，科学发展观的传播虽说有近五年的时间，但同价值观念的形成相比，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因此，一方面，人们对于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认同不如规则认同度高，人们比较容易理解并认同科学发展战略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但对于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认同却要难得多；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在宏观层次上的作用，即国家政策上的影响比较明显，而在微观层次上的作用，即人的行为方式上的影响并不明显。
注释：
1 http：／／www.nyconsulate.prchina.org/chn/xw/t3704465.htm.
2 本部分所指“受调查者”的数量，不包含问卷中回答“没听说过科学发展观”的党员数量。
3 横向统计的比例指比例项在本栏所有项目中所占的比例。各比例项所占比例相加之和为100％。
4 纵向统计中的比例指统计项中的数据在本栏统计项全部数据中所占的比例。
一、传播效果
1 对科学发展观的认知程度
正确认知科学发展观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科学发展观概念的了解；二是对科学发展观内涵与精神实质的理解；三是对科学发展观对于党员和党组织作用的理解。这三个方面层层递进，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1)对科学发展观概念的了解程度。
在794份有效问卷中，有95.80％的人听说过“科学发展观”。就比例而言，这一比例是相当高的，但却仍有4.20％的党员没有听说过“科学发展观”。
(2)对科学发展观内涵与精神实质的理解程度。
对于科学发展观内涵与精神实质的认识的自我评价，我们从三个方面设计了题目询问受调查者。
一是询问受调查者对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自我评价。调查结果显示，表示对科学发展观理解得很好和基本理解的占到总人数的89.35％，不理解的仅占10.65％。
二是设计了有关科学发展观的六个方面的内容，即A 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B 以人为本、c 全面发展、D 协调发展、E 可持续发展、F 统筹兼顾，请受调查者进行自我评价。结果显示，自认为很了解和比较了解这些内容的党员占绝大多数。
三是询问受调查者对“五个统筹”的了解情况，有75.93％的人表示知道，24.07％的人表示不知道。
以上情况说明，北京市党员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认识的自我评价是比较高的。
为了测试受调查者对于科学发展观内涵与精神实质的客观理解程度，即在总体认知、价值认知和规则(战略)认知的层面，我们设计了相关的题目，包括对科学发展观内涵表述的了解、“五个统筹”的了解、对“以人为本”的理解、对科学发展战略的了解等方面。
在总体认知上，采取二维表的表格形式，对党员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表述进行了测试(见表1)，结果表明，党员对科学发展观内涵表述的认知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对于科学发展观内涵四个方面的表述，有59.20％的受调查者能够答对三个以上。这说明，多数受调查者对科学发展观的表述是比较了解的。
对于“五个统筹”的了解，我们请受调查者选出不属于“五个统筹”的选项，结果如表2所示：正确率为48.11％。“五个统筹”是对科学发展观实现方法的细化，是比科学发展观一般表述更深层次的阐释，随着了解层次的加深，了解的人数在减少。
在价值认知层面，多数受调查者对于以人为本的理解基本是正确的，其中大多数人认为提倡以人为本主要是关注社会公平问题，“以人为本”的目的是实现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但是，对于其强调“个人权利”方面，理解度并不好，只有34.97％的人认为“以人为本”强调个人权利。而强调“个人权利”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中最为重要的方面，只有对此有正确的理解，才能真正了解科学发展观价值层面的涵义。通过调查我们发现，随着科学发展观了解层次的深入，能够正确了解的人的比例在不断下降。
在对科学发展观的规则认知层面，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对科学发展战略与以往发展战略的不同之处的理解作为测试维度，让受调查者从四个方面回答这一问题：一是可持续发展方面；二是社会公平方面；三是经济发展效率方面；四是生态环境方面。在这四个方面中，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科学发展观比以往发展战略注重了社会公平，因此，是否选择“注重社会公平”是衡量受调查者理解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指标。调查结果显示，在受调查者中，“注重社会公平”并且答对两个以上者占51.51％。这说明，受调查者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规则认知是比较好的。
从总体上看，大多数受调查者能够基本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涵义，然而，能够彻底理解科学发展观涵义的人并不多。并且，对科学发展观认识的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的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对科学发展观认识的自我主观评价要优于客观评价，说明科学发展观的实际传播效果要比预料的传播效果差。
(3)对科学发展观对党员及党组织的指导作用的理解程度。
调查表明，认为科学发展观将促进党员权利实现的占81.9％；认为科学发展观将促进党内民主发展的占87.89％。这说明，受调查者对于科学发展观此方面的认知度是比较高的。
对于科学发展观认知的总体判断是，党员对于科学发展观的一般理解程度较高，但能够进行全面的深层
次理解的人还非常少，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解，随着理解层次的加深，呈现出理解程度梯次下降的趋势。
2 对科学发展观的认同程度
对科学发展观的认同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认同；二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认同；三是对科学发展观的规则认同。
(1)对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认同程度。
调查统计表明，认为科学发展观是非常重要或重要的占受调查者的91.98％，只有0.94％的受调查者认为科学发展观不重要。
(2)对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认同程度。
价值认同指主体对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价值的认同，主要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的哲学基础——人的平等性的认同。价值认同对于组织的团结是重要的。从调查的结果看，这一方面的认同程度比较高。这可以从以下的统计中得到体现：
其一，在认为科学发展观重要的受调查者中，对于科学发展观重要的原因，有54.93％的人认为这是因为它是统一全党思想的意识形态；49.39％的人认为这是由于科学发展观对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比如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其二，对弱势群体的认识可以反映人们对人的平等性的认同，因此，我们设计了此类题目以测试受调查
者对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认同。在受调查者中，有82.45％的人认为弱势群体是社会的一分子，政府应当救助他们；83.64％的人认为弱势人员也是人，应当受到起码的尊重。
(3)对科学发展观的规则认同程度。
对科学发展观的规则认同指主体对于科学发展观所指示的行为规范的认同，主要指对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战略的认同，包括对科学发展战略是重要性、紧迫性与可行性的认同等。
第一，在认为科学发展观重要的受调查者中，对于科学发展观重要的原因，认为由于科学发展观是国家核心的发展战略的占72.6％；认为因为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很多，必须抓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占74.63％。
第二，受调查者对于科学发展观关于经济与环境、资 源关系的认同度很高。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与资源代价太大了，中国应当转换经济发展方式，以保护环境与资源，但对于中国是否应当适当减缓经济发展速度，以保护环境与资源，只有55.76％的人认为应当如此，说明受调查者对于此问题的认同还有待于提高。
第三，受调查者对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具有较高的认同度，84.18％的受调查者相信科学发展观能得到贯彻落实。
以上三点表明，受调查者对于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紧迫性及可行性的认同程度是较高的，从而表明了受调查者对于科学发展战略的认同度是较高的，即受调查者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规则认同是较高的。
3 科学发展观对行为方式的影响程度
就党组织与党员个体而言，科学发展观对行为方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党和国家政策的影响；第二，对党员所在党组织日常决策的影响；第三，对党员个体行为方式的影响。本文所指的这三个方面的影响是指受调查者的主观评价。
(1)对党和国家政策的影响程度
一是影响程度。
绝大多数受调查者认为科学发展观对党和国家政策产生了影响，其中认为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占40.11％；认为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占43.85％；认为产生了一般影响的占10.43％。
二是影响范围。
调查统计显示，69.12％的受调查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实施对经济管理政策产生了影响；62.46％的受调查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实施对政治政策(如干部管理政策等)产生了影响；70.11％的受调查者认为科学发展观的实施对社会治理政策产生了影响；认为对经济管理政策、政治政策、社会治理政策均产生了影响的受调查者有43.75％。这说明，多数受调查者不仅观察到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发展领域所起到的作用，而且也观察到科学发展观对社会治理领域所起到的作用，即社会治理向公平性的转变，这对于国家的稳定与和谐具有重大意义。
(2)对党组织行为方式的影响分析。
科学发展观对党组织行为方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组织决策方式的改变，包括决策更加民主，决策注重社会公平，决策注重节约能源等；二是组织生活的改变，主要指组织生活的民主化。
一是影响程度。
调查显示，科学发展观对党组织行为方式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显著。只有49.80％的受调查者认为其所在党组织的组织生活更加民主了；只有44.43％的受调查者认为其所在单位的决策方式因为科学发展观而发生了改变。
二是对决策影响的具体方面。
在认为科学发展观对单位决策产生了影响的受调查者中，71.56％的人认为其所在单位的决策更加民主；59.33％的人认为单位决策更加注重社会公平；63.61％的人认为单位决策更加注重环境保护；68.50％的人认为单位决策更加注重节约能源。可以看出，多数党组织认为，民主决策和注重节约能源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诸多方面中比较重要的方面，而且在实践中已经得到了落实。
(3)对党员个体权利及行为方式的影响程度。
调查统计显示，科学发展观对党员个体权利及行为方式的影响还不是特别显著，只有44.31％的受调查者表示自身的党员权利因为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而增强了；只有41.18％的受调查者表示自己对他人的态度与行为因为科学发展观而发生了改变。党员权利的落实及党员个体行为方式的改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方面，是科学发展观在党员个体身上的具体体现，不但对于个体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因其可以建立起巩固的认同，对于整个党组织的团结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只有将科学发展观落实在每个个体身上，其作用的发挥才是完整长久的。而在这个重要的方面，调查显示，科学发展观的传播效果并不理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关于科学发展观对于行为方式影响的总体判断：科学发展观对于国家层面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但对于党组织及党员个体的影响并不明显。这说明，科学发展观在微观层面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
二、影响因素
根据“五w”模型，传播效果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受众等四个方面有关系。但就面向党员群体的科学发展观传播而言，虽然有些党员(如长期不参加组织生活的党员)也可能主要是通过非组织的途径获取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知识，但从整体上，它属于组织传播的范畴。对于科学发展观的传播而言，作为传播内容的科学发展观，对于传播效果而言，是给定的外在常量。因此，科学发展观的传播效果就主要和其他三个因素相关。我们将对这三个因素进行逐一的分析。
1 传播主体
为了分析传播主体，即各级党组织对于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的影响，我们将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我们将分析党组织所处的环境对于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将分析党组织的结构对于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的影响。
(1)组织环境对于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的影响：
组织环境之一：地域因素。
统计结果显示，北京城八区及郊区、县的党员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认知、认同和行为改变程度比较接近，但农村党员在这三个方面与前二者有较大的差距。
组织环境之二：职业因素。
统计结果显示，职业因素对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从事不同职业的党员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认知、认同、行为改变具有较大的差距。在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党员以及在校学生党员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认知、认同程度及因科学发展观而改变行为的程度要比在民营、私营企业工作及在农村工作的党员要高。
以上调查统计表明，组织环境对于科学发展观的传播效果具有较大的影响，在与个人利益相关度大的组织环境中，如城区及公务员组织系统内，科学发展观的传播效果会更好一些。
(2)组织结构对于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的影响。
我们将党组织的级别作为测试组织结构对于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影响的变量。统计结果显示，位于组织结构上层的地厅级党委的党员在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认知、认同与行为改变方面均优于位于组织结构末端的党支部的党员。而且，依据党组织在组织结构中的位置，由高到低均显示出类似的特性。这说明，组织结构对于科学发展观的传播具有较大的影响。
2 传播渠道
(1)组织传播与非组织传播对于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的影响。
面向党员群体的科学发展观传播，从整体上属于组织传播的范畴，而且属于组织体内的传播范畴。这种组织传播具有传播目的明确、针对性强、传播速度快等特点。从理论上讲，这种组织传播的效果要明显优于非组织传播。我们的调查结果支持了这一结论。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下岗失业党员的组织化水平很低，科学发展观在这部分人群中的传播可视为非组织传播；其次，离退休党员的组织化水平也比较低。调查统计显示，组织化程 度较高的在职工作的党员与在校的学生党员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认知、认同程度及因科学发展观而改变行为的程度比组织化程度低的离、退休及下岗失业的党员要高。这说明，组织化传播的效果要优于非组织化传播的效果。相关的统计数据也支持了这一结论，如表3所示，在“知道”科学发展观的766名受调查者中，有297名表示自己最主要的是通过党组织的集体活动了解科学发展观的，在科学发展观的传播渠道中名列第一。
(2)激励对于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的影响。
我们在调查中对表示单位有激励的受调查者与单位没有激励的受调查者学习科学发展观的效果作了一个对比。结果显示，单位有激励的受调查者的各项指标要优于单位没有激励的受调查者。另一项调查也显示，有61.74％的受调查者认为激励对于科学发展观的传播将起到良好的作用。而就激励方式而言，这些受调查者多数认为物质奖励是最有效的方式。
(3)组织传播的具体方式对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的影响。
调查统计表明，对于当前组织学习科学发展观的具体方式，集体学习讨论、邀请学者宣讲以及观看讲座或其他影视资料等三种方式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方式。集体学习讨论是一种交互式的学习方法，邀请学者宣讲以及观看讲座或其他影视资料其实是一种扁平化的组织学习方式，在这种方式之下，学习者不必经过漫长的组织体系而得到信息，而是直接从源头处获得了所要传播的信息。
在学习科学发展观方式的改进方面，调查统计显示，组织专门培训、发放通俗易懂的学习材料以及邀请权威学者宣讲被认为是最有效的三种方式。从理论上讲，这三种方式都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组织扁平化的学习方式。
(4)非组织化传播渠道对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的影响。
首先是电视与网络。除了组织化的传播方式，非组织化传播的作用也不能忽视。调查结果显示，在了解科学发展观最主要的传播渠道中，网络和电视仍占有很大的比例(见表3)。其中网络已经超过电视成为科学发展观最重要的非组织化传播渠道。另一项有关的指标统计也显示，电视和网络是人们获得他们所喜爱的新闻的主要途径(见表4)。就具体的电视传播载体而言，调查显示，《新闻联播》是最重要的电视传播载体之一，多数受调查者表示，他们经常观看《新闻联播》。所以，加强科学发展观传播的网络及电视阵地也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
其次是报纸与杂志。纸质媒体依然是重要的传播阵地。就具体的传播载体而言，《参考消息》、《半月谈》、《南方周末》、《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媒体是受调查者平时比较喜欢阅览的媒体，所以，可以加强在这些媒体上的宣传。
3 传播受众
面向党员群体的科学发展观传播的受众是固定的，传播有很强的针对性。就党员整体而言，它有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这对于科学发展观的传播有直接的影响；就党员个体而言，除了其鲜明的党性之外，还有相对稳定的个体特征。这些个体特征对于科学发展观的传播也是重要的。我们将分析以下特征对于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的影响：
(1)性别特征。
受调查的男性党员在科学发展观的认知与行为改变方面略优于女性党员，但女性党员在认同性方面却优于男性党员。这表明，性别因素对于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的影响是不明显的。
(2)年龄特征。
在受调查者中，25岁及以下的党员及46岁以上的党员在科学发展观的认知、认同、行为改变等指标上的得分均低于26—45岁的党员。在今后的传播策略上，应加强对这两个年龄阶段群体的传播。
(3)党龄特征。
在受调查者中，党龄在2年及以下的党员在科学发展观的认知、认同、行为改变等指标上的得分是最低的，党龄在6至9年的党员次之，党龄在10年以上的党员得分最高。在今后的传播策略上，应特别注重加强对党龄在2年及以下的党员的传播。
(4)学历特征。
从研究生、本科至专科及专科以下，各类学历的党员在各项指标上的得分基本上呈现出依次递减的特征。
(5)专业特征。
不同专业的党员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认知、认同与行为改变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其中，人文社科类的党员在对科学发展观的认知、认同与行为改变等方面均是最优的；而农林地矿类、理科类和医学类专业的党员在这些方面比较差一些。
另外一项有关的测试表明，就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对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程度的认识而言，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不佳的三类专业人员(理科类、农林地矿类、医学类)的正确认识程度低于平均水平。而社会科学对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是重要的，这种关联性的统计分析对于改进科学发展观的传播性策略是有益的，即加强社会科学对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重要性的宣传对于提升科学发展观的传播效果将起到良好的作用。
(6)行政级别特征。
行政级别对于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特别明显。普通办事人员于科学发展观的认知、认同与行为改变的综合指标要略逊于中、高级的管理人员。
(7)时政关心程度特征。
党员个体对时政的关心程度与科学发展观传播的效果之间存在极强的关联性。以对中共十七大的兴趣程度为例，对中共十七大非常感兴趣与比较感兴趣的党员在对科学发展观的认知、认同与行为改变等方面明显优于不感兴趣的党员。
另外几项测试说明：个人对中共十七大的关注程度、个人对国家发展基本政策的关注程度、个人认为关注国家基本政策的走向对自己有帮助的程度、党员所在组织及其直接领导人对于国家基本政策的关注程度四者之间具有极高的关联度。
以上分析说明，下述逻辑是成立的，即：如果个人认为及时关注国家基本政策的走向对于其学习和生活是有帮助的，或者其所在单位(党组织)及其直接领导人是关注国家发展的基本政策的，那么，他对国家发展的基本政策的关注程度就高，一个表现是其对中共十七大表示出较强的关注性(如下图所示)。
这一逻辑为科学发展观传播策略的改进将提供有益的帮助，加强科学发展观对个人的帮助及对各级党组织内领导者的宣传将提升科学发展观的传播效果。
三、原因分析
综合上面分析，科学发展观在北京市党员群体中的传播效果呈现出三个主要的特征：一是对科学发展观的认知程度随着科学发展观涵义层次的加深呈现出梯次下降的特点；二是党员对科学发展观的认同还没有达到普遍深层认同的程度，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规则认同度高于其价值认同度；三是在行为改变方面，科学发展观在宏观层次上的作用比较明显，而在微观层次上的作用并不明显。
科学发展观在北京市党员群体中的传播效果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呢?根据以上的理论与调查分析，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没有形成完整而良好的传播环境。就意识形态传播而言，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意识形态对于党组织 的影响力日益减少，从而在整体上对于党的意识形态的传播构成了不利的氛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对于国力的增强、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巩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相伴随的，是人们对于经济增长追求的极大渴望。某些党员领导干部甚至将经济增长作为唯一追求的目标，这一思想观念日益弥散并且因为党的领导干部的任免制度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强化。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GDP”政绩论。在“GDP”政绩论的指引下，经济增长几乎成为万能的法宝。与改革开放前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改革开放之后，意识形态的作用在经济增长极端重要的论调下被逐渐淡化，甚至被忽视。各种意识形态的学习往往成为形式，“走过场式的学习”成为一种潜在的规则。在这样的环境中，科学发展观的传播也有类似的现象。就组织环境而言，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党员数量的迅速增长，党组织的建设，特别是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从地域上讲，一方面，农村党组织建设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有的地方甚至出现组织涣散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城市，许多新生经济体内的党组织建设比较滞后，许多基层组织长期不过组织生活。这两种情况都对党的组织生活构成极大威胁，组织传播的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从党员个体上看，许多党员游离于党组织之外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在这样的组织环境中，基本谈不上组织传播。“不知道”科学发展观的党员基本上属于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对这一情况作一个简单的统计分析。
根据“不知道科学发展观的党员”的横向统计(见表5)，在不知道“科学发展观”的党员中，25岁以下的有12位，占42.86％；党龄在2年以下的占51.85％；学历在专科及专科以下的占60.72％等。
通过横向和纵向上的比较，我们发现几项与“不知道”科学发展观具有较高相关性的因素：
(1)党龄在2年及以下的党员；
(2)学历在专科及专科以下的党员；
(3)专业为农林地矿类和艺术体育类的党员；
(4)已离、退休及下岗失业的党员；
(5)在民营、私营企业工作的党员及个体工商户党员；
(6)在农村工作的党员。
以上除了与党员个体的某些因素有关外，主要是和党组织的环境有关，如离、退休及下岗失业的党员；处于农村或民营及私营企业等环境中的党员等。所以，没有健全的组织体系成为目前科学发展观传播的一大障碍。
2 科学发展观的传播片面，不够深入。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传播片面，不够深入。在传播内容上，一般表述传播的多，内涵及精神实质传播的少；规则(战略)层面的传播多，价值层面的传播少。一般传播单位在组织科学发展观学习时，往往只是停留在内容表述的层面，通过简单记忆的方式学习，对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及精神实质并不加深究。党员们只是通过学习记住了科学发展观的内容，但是并不理解其深刻意义。这就可以解释我们调查所发现的现象，党员自认为理解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另外，提起科学发展观，党员们往往会立即想到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等规则层面的内容，但对于个人权利、党内民主等价值层面的内容却道之甚少，只有在启发下，才能道出一二。这说明，党员比较了解科学发展观规则层面的涵义，而对其价值层面的涵义知之不多、不深。进而，在认同方面呈现出与认知基本相同的情景。这主要是由于传播的片面性造成的，即注重了规则层面涵义的传播，而忽视了价值层面涵义的传播。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行为的改变上，宏观层次的改变远大于微观层次的改变了。因为在规则(战略)层面上，科学发展观主要涉及国家政策；而在价值层面上，科学发展观更关注个人的行为方式。在传播形式上，科学发展观的传播通常以集体阅读、学习报纸及读本等为主要形式，也可以说，这是以自我理论学习为主的学习形式。这种学习形式对于理论素养较高的党员是有效的，他们能够通过这样的学习掌握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而对于理论素养并不高的党员而言，并不能通过这样的学习形式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涵义，他们除了记住字面的表述之外，对其内涵并不理解。专家的讲解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许多受调查者都表示，权威专家的讲解对其学习科学发展观有帮助。但是，出于上述传播环境的作用，或是考虑经费支出等原因，能够这样做的组织很少，从而实际上使组织传播处于自我学习的状态。并且，权威专家的讲解也必须能够做到深入浅出，而不是就理论讲理论，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这样的专家数量还是比较少的。所以，传播的不深入必然造成对科学发展观的认知不够深入和全面。
3 传播层次多、无激励是造成传播效果不佳的两个主要原因。我们上面分析了组织结构与激励对于组织传播的重要性。在实践中，党的组织结构是复杂的，组织结构的多层次就从结构上决定了组织传播的多层次。层次繁复的组织结构将造成信息失真；而且，随着组织层次的向下延伸，党员的理论修养通常呈梯次下降状态。这一点在科学发展观在农村党员的传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理论上讲，有两条途径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一是提高各层级党员的理论修养，使信息通过漫长的链条而不致失真；二是采取制度化的途径，从事实上减少信息传达的层次。第一条途径需要长期的理论培训才能达到，而且需要党员具备良好的知识背景，虽然这样的工作必须要做，但这在中国显然难以在短时间内达到。第二条途径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具有较大的可行性，可以通过将农村党员集中起来学习、聘请权威学者宣讲等方式形成扁平化的传播结构。我们的调查也支持了这一结论，多数受调查者所认为的有效学习方式其实就是这样一种虚拟的组织扁平化的方式。然而，在实践中，这样的方式并没有得到普及，科学发展观的传播依然通过众多层次的组织结构进行，这就造成了传播效果的不佳，而且可能造成对科学发展观错误理解的放大。在对北京市党员群体的科学发展观传播调查中，我们发现，激励措施在传播中没有得到应用，有78.83％的受调查者表示，其所在的单位对于科学发展观的学习没有激励措施。在缺少外在刺激的自我学习方式之下，学习基本上是自己的兴趣或责任所在，与组织的关系不大。这种学习方式实际上割断了组织与自我之间的联系，自我的利益并不能从组织中得到实现，这就大大降低了自我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使学习停留在形式的层面上。这种激励措施的缺失不但反映在学习上，还反映在干部任免等制度上，即在现实中还没有真正形成一套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制度，特别是干部任免制度。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干部不会因为落实科学发展观而得到晋升，会有极大的受挫感。这一点在我们的调查中也得到了反映，那就是有些受调查者认为科学发展观只不过是一句政治口号而已，与自己没有多少关系，或是不认为科学发展观能够得到贯彻落实等。所以，没有激励是致使传播效果不佳的一个深层的重要 原因。
4 党员的个体差异性是造成科学发展观传播呈现梯次下降状态的原因。我们上面分析了个体差异对于科学发展观传播的影响，年龄、党龄、学历、专业、对时政的关心程度是影响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的几个重要因素。这几个因素实际上是限制对科学发展观理解与认同的几个重要方面。知识层次高、党性强的党员，有较高的理解力与清晰的组织边界，会将理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当作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将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内化于心，因而有较强的动力去学习、理解科学发展观。因而上述的自我学习模式对于这些党员而言，是有效的学习方式。而对另外一些党员而言，或是由于知识水平所限，虽然有很强的党性，但在自我学习的模式中并不能真正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涵义，更不能将其落实到行动中，他们对于浅层次的涵义能够心领神会，但对于深层次的涵义却只能一筹莫展了，或是不能理解，或是曲解；或对于党性不强的党员，态度决定了他们对于科学发展观不会认真学习领会，更莫谈贯彻落实了。认为科学发展观与己无关，只是政治口号的人里，多半是这些人的身影。所以，除了改变现有的自我学习模式、完善现有的传播方式外，在传播政策上，我们应该对传播的受众有所区别和侧重。
5 传统价值观念是造成科学发展观传播效果不佳的深层次观念原因。在我国传统上，对于集体的强调重于对于个人的强调，对于国家的强调重于对社会的强调。传统上的“民本”思想并不包含平等的“公民”含义。这种价值观念历经千年积淀而成，根深蒂固，已经深深地印在人们的心里。实际上，这种传统价值观念是以人的等级性为前提的，“民”的重要性是因为他“能载舟亦能覆舟”，是国家社稷不能不重视的，“民”是为国家服务的，而非相反。从个人到家庭、家族、到国家是一个单线的服从与服务的逻辑。而现在的“公民”思想，是以人的平等性为前提的，国家是为公民服务的，是为了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种“公民”思想就是“以人为本”的思想，它强调个人的权利。这对于传统的价值观念是一个根本性的颠覆，是一个以个人能力的发挥到国家强盛，再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环形逻辑。个人能力固然需要注重，但是人的平等性必须得到贯彻，人有平等的尊严，弱势群体有从社会和国家获得救助的权利。在党内，党员的权利是平等的，党内民主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但是，这一观念因与传统价值观念的巨大不同，其内化于人心的难度是相当巨大的。价值观念是最深层次的文化现象，需要非常长时期的积淀才能形成，而一经形成，则很难改变。它内化于心，形成习惯，成为人们自然的行为意识。所以，从时间上看，科学发展观的传播虽说有近五年的时间，但同价值观念的形成相比，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因此，一方面，人们对于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认同不如规则认同度高，人们比较容易理解并认同科学发展战略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但对于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认同却要难得多；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在宏观层次上的作用，即国家政策上的影响比较明显，而在微观层次上的作用，即人的行为方式上的影响并不明显。
注释：
1 http：／／www.nyconsulate.prchina.org/chn/xw/t3704465.htm.
2 本部分所指“受调查者”的数量，不包含问卷中回答“没听说过科学发展观”的党员数量。
3 横向统计的比例指比例项在本栏所有项目中所占的比例。各比例项所占比例相加之和为100％。
4 纵向统计中的比例指统计项中的数据在本栏统计项全部数据中所占的比例。